夏博海点了点头，道“从日本的立场来说，有这样的想法也不算错，都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最大化。不过要让日本的力量保持强于中国，就有点自相矛盾了，一个虚弱的中国，对日本提供的帮助有限，但如果日本真的打算帮助中国发展，以中国的体量、人口、资源，超过日本也只是时间问题。”
秦铮道“我们是穿越者，当然知道中国只要把自己的事情理顺了，超越日本的可能性极大，但在旧时空里，这个时代的中国基本还看不到超越日本的可能性，因此如果日本真得把中国绑上自己的战车，控制住中国的发展速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內，还是有很大的可能在实力上压制住中国的。”
夏博海想了一想，道“这到也对，谁让中国一直都没有消停过呢。”
这时徐济超道“秦政委，我在穿越之前看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种观点认为这个时候清廷的新政其实还是搞得不错的，如果能够给清廷足够的时间，继续把新政搞下去，最终是能够获得成功，使中国富强起来的。结果被辛亥革命这么一搅活，反而打断了清廷新政的进程，让中国错失了一次富强的机会。”
王云鹏道:“这叫什么话，清廷的新政不过是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弄出来欺骗人民的东西，如果新政真的能搞好，那么辛亥革命根本就没有机会爆发。”
徐济超道:“其实我也不认同这种说法，但不知道这种说法到底在那里不对，如果说清廷的新政是欺骗人民的，但我研究清廷新政的内容，应该说都还是能够说得过去的，起码比以前确实要强不少，确实有一些君主立宪制的味道，这到真不能说是欺骗人民。至于说是为了维持清廷的统治，我认为这个动机也不能算错啊，如果新政真能使国家富强起来，也确实可以维持清廷的统治，这并不矛盾。另外从旧时空历史的后来发展也能看出来，清廷虽然腐败无能，但在大体上还是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发生的战乱，即使是像庚子国变这样的大乱，也都控制在5、6个省的范围内，从整个国家的角度看，大体还是稳定的。而辛亥革命尽管推翻了清廷，建立了共和国，但整个国家很快就陷入了四分五裂的军阀割据混乱当中，无论是那方面，都表现得还不如清廷的统治时期，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彻底有了改观，但却耗去了近40年的时间。如果把这40年的时间给清廷，完全是能够让清廷充份的发展完善新政。老实说，我认为这样的说法还是有相当的道理的。秦政委是对历史有研究，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向秦政委请教一下。”
秦铮点了点头，道:“这些言论在穿越之前我也看过一些，但这种观点只是从表面上看很有道理，深入研究就应该清楚，清廷的新政是注定不可能取得成功的。如果不穿越，我会在我要出版的书里作说明，不过现在可以好好的说一说。”
徐济超道:“好啊，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清廷的新政不可能取得成功”
秦铮道:“我们估且不论新政的好坏，但从18941900年，在这连续6年的时间里，先后发生了甲午之战，戊戌变法、庚子国变等重大事件，可以说每一件事情对清廷都是沉重打击，基本透支了清廷的公信力，可以说在庚子国变之后，除了极少数死忠之外，国内的绝大多数政治势力都对清廷基本都失去了信任，清廷这种局面下推出新政，不能说完全没有成功的可能性，但能成功的机率也是极底的。”
徐济超道:“成功的机率底，并不表示完全就没有成功的机会啊。”
秦铮道:“但问题就出在清廷的新政内容上面。”
徐济超道:“我看清廷的新政内容没有什么大毛病啊。”
秦铮道:“单纯的从新政的内容看，确实没有大毛病，甚至可以说和以前相比，确实是有进步的，只可惜新政推出的时机不对，如果是在甲午战争之前，那怕是在戊戌变法之后推出这些新政，基本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而且还能得到广泛的支持，但在庚子国变之后，清廷的公信力基本清零，再推行这样的新政，各方的政治势力自然都接受不了，认为清廷的新政为自己保留了相当多的权力，改良的步伐还是太慢了，因此清廷无法用这样的新政来重新恢复自己的公信力。”
徐济超道:“难道就一点成功的机会都没有吗”
秦铮道:“当然不是完全没有，我认为清廷的新政要想成功，只有学英国搞虚君制，皇帝只是国家的像征，不在掌握实际的权力，而是将权力都交出来，只有这样清廷才能重新获得各方势力的信任，而尽管清廷失去了权力，但也能够保住皇帝的名号和国家像征的地位，反而能够超脱于各方势力之上。可惜这一点是清廷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因为从一开始清廷就没有想过要学英国，而是以日本、德国为参考对像，甴其是日本，后来清廷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基本就是照抄日本的明治宪法，而且明文规定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同时皇帝拥有颁行法律，总揽司法，召集并解散议院，任命官员，指挥军队等各种大权，老实说这样的权力和过去相比，几乎没有什么变化，要说进步，也就是把皇帝的权力用法律的形式明确下来了。在慈禧在世的时候，清廷还不敢搞得太过分了，但慈禧一死，载沣这群年轻权贵就急不可耐的抓权，但他们又沒有慈禧的政治手腕，最后弄出个皇族内阁来，所以我才说清廷的新政是根本不可能成功的。而暴力革命虽然会给国家、社会造成一定的动荡，甚至是流血牺牲，但在这个时代的中国，确实是唯一的一条出路。”
夏博海道:“打个比方说，现在的中国就好像一个得了肿瘤癌症的病人，如果采用保守治疗，也许可以维持很长的一段时间，甚致在一定的时间内，病人的精神面貌还不错，但病却始终是无法全愈，等癌细胞扩散以后，就只有等死；而如果选择动大手术的治疗方案，将肿瘤切除，在手术之后病人也许会元气大伤，身体十分虚弱，甚致半死不活，在一段时期內身体的状态还不如手术之前，但毕竟可以彻底根除病根，等熬过了手术后的虚弱期之后，病人就会彻底全愈，恢复健康。清廷就是这个肿瘤；新政就是保守疗法；而暴力革命就是动手术切除肿瘤。”
听完了秦铮的讲说和夏博海的比喻之后，徐济超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这道理，我总算明白了。”
这时肖建军道:“我们现在要讨论的可不是清廷的新政，而是怎么应对这些革命者，我们真的要和他们进行合作吗”
夏博海道:“当然，这个时代的革命者或许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有两点是值得肯定的，一是有爱国心，他们是真心希望中国能强大起来；二是有激情干劲，只要是他们认准了是对国家有益的事情，就会全力以赴的去干，甚致不怕牺牲，辛亥革命不就是由一帮年轻人发动的吗而且革命者基本都是有一定的文化知识的年轻人，正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材，因此只要我们给他们正确的引导，完全可以我们所用，当然前提是他们要完全认同我们的政府理念，只要达到这个要求，其他方面都不是问题了。”
秦铮道:“别的我到是不担心，主要就是担心我们的土地政策难以被他仞接受，这个时代的革命者，有不少是地主、仕绅家庭出身的，土地改革是动了他们的奶酪，在旧时空里不乏有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估计有人会向我们提出土地改革对他们网开一面的要求。”
夏博海道:“先谈谈再说吧，我们首先要把实行土地改革的意义、目地对他们讲清楚，这是使中国强大越来的唯一办法，不是为了我们的私利，在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借土地改革为自己占有一亩地，如果这样还是不能接受我们的土地改革，那么只能说是道不同不相为谋了。”
秦铮也点了点头，道:“只能这样了，土地改革是不可能牵就任何人的。”
肖建军道:“我们现在说的，只是普通的革命者，而对那些革命者中的领导者，知名人员，比如黄兴，还有孙中山又怎么安排呢。”
夏博海道“也是一样的，首先要认同我们的政策，只要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其他的事情就都好说，具体的合作方式可以再协商，也可以加入到我们内部，我们可以按材录用，但如果不能认同我们的政策，那么就只好分道扬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