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船叫“野猫”号。栎木的船身长二十六米，超重量为七十吨，装有全套马可尼公司的船具和一台一百八十五马力的内燃机。它载运六百六十箱“菲立浦·莫力斯”、二百箱“切斯特菲尔德”和六十箱“骆驼”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船离丹吉尔，二十三号黄昏时分看到了卡斯特拉马雷湾西端的圣维托角，距离巴勒莫约五十公里。五十海里以内肯定没有任何意大利海关的巡逻小快艇。此外，舱单和提单都没问题，开列的货物也与所载相符，注明的终点港是希腊的科孚岛。
按照指示，德格罗特停机等待。十一点左右，岸上一盏黄灯亮了三次，表明这一带海岸没有障碍。“野猫”号向岸边驶去，在接到另一信号后又停下。不久，他们听到波浪的拍溅声，那是由十来条大渔船组成的一支驳运队正在靠近。渔民们开始移载，有两三个海关人员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可以赚每箱—千意大利里拉的外快。来回驳运几次就够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登上货轮时，带来了几桶希腊葡萄酒（如果你相信上面的商标的话）。—个西西里人把船单和提单撕毁烧掉，取出另外的舱单和提单证明“野猫”号在科孚港装了货正在返航途中。
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们进入巴勒莫港，要求自由停靠，即不装卸货物的停留。他们在海上差不多已有八天，并末遇上一点点麻烦。这趟买卖成功了。
“咱们的意大利客户对我们非常满意，特地请咱们全体去吃午饭，”铎夫·拉扎鲁斯宣布。
他以犀利的目光向雷伯看了一眼。当然，他的脸上笑容可掬。
他们从巴勒莫郊外的蒙德洛出发，沿着盘旋的公路驱车上佩莱格里诺山，在离观景楼还有一段距离时，他们折上一条道旁种着桉树的小路，那里有一座带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车共有两辆，都是美国货；铎夫·拉扎鲁斯、兰根和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美籍意大利人（本书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坐一辆，另一辆上则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德格罗特、“野猫”号的两名西西里水手以及司机。
汽车停在台阶脚下。司机留在车上，水手们落在后面交谈。其余的人登上敞廊，至今仍在那里的一棵高大的紫藤在夏天也许能遮蔽整个敞廊，从这里眺望巴勒莫湾景色绝佳。
兴许直到此时，那两个所谓的荷兰人方始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房子里根本没有午餐准备看，只有两个脸上毫无表情的男人，除白衬衫外全身黑服，既不戴硬领，也不系领结。他们每人手里执有—支“卢帕拉”——西西里人打狼用的猎枪。但他们并不介入；曼库萨同样如此，他在背后袖手旁观。
那支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时已经象变戏法一般出现在铎夫·拉扎鲁斯手中，他说：“你叫兰根？这个小伙子和我从丹吉尔开始就在为一件事纳闷儿：你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
兰根回答说，这正是他的真名，说他确实是荷兰人而不是其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拉扎鲁斯摇摇头。
“得啦，别来这一套……关于这个小伙子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各种数字或一本书。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兰根：一本书他只要读过一遍，只消读一遍，听着，确实如此：他就永远把它记在头脑里了。他记面孔的本领同样了不起。既然他说曾在特雷布林卡看见过你……”
“在贝乌泽茨，”雷伯纠正道，他的声音如发自空穴，眼睛朝下。
“对不起，小伙子，的确是在贝乌泽茨。兰根，既然这小伙子说他在贝乌泽茨集中营见过你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在你们杀害他的母亲和姐妹的时候，既然他这样说，他决不会弄错。那是错不了的，任何人都……”
“话不能这样说。我可能搞错，”雷伯悄声低语。
“任何人，甚至这小伙子本人，都无法使我相信他会搞错。跪下，兰根。跪下，否则我一枪准把你的纳粹Schlong（鸡巴）打飞。我问你：‘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依地语怎么说？兰根？莫非你在上西天之前真的想要吃足苦头不成？”
“Sara ser ，”兰根说。
“他的口音不是呱呱叫吗，小伙子？”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感叹。
他拔出另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与此同时想必注意到另一个所谓的荷兰人在他背后开始移动位置，所以他头也不回，心平气和地说：“德格罗特，只要再挪动一步，我就朝你的屁股开枪。”接着，他向雷伯笑道：
“你该把他干掉了。请立即动手，咱们不打算为这档子事花去半天工夫。这划不来。快把我这支玩意儿拿去，小伙子。拿去！”
手枪易了手。
“别对准他脑袋开枪。还是往嘴里打进去好。他可以看到你的手指扣动扳机，你懂吗？瞧，你得这样……”
他把着手儿教雷伯，枪管深深插入兰根口中。
忽然，他用依地语高声喊叫：“干吧，雷伯！他杀了你的母亲和姐妹！他是怎样对待她们的，雷伯？他是把她们活活烧死的，对吗？宰了他！宰了他，这狗娘养的！”
静默。
“0．K，小伙子，你走开，”拉扎鲁斯温和地说，这回用的是英语。“你只管走开，这儿的事你不用管。”接着，在几秒钟以后，他又说：“吮吮这玩意儿，兰根……吮吮这支枪，就当它是一只肥美的犹太Schlong……对，正是这样……好极了，兰根……”
最后那句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拿着的另一科尔特杀了德格罗特，一枪打在脑袋上，正中太阳穴。
铎夫·拉扎鲁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来到奥地利林茨蓝德街三十六号西蒙·威森塔尔家。亨利·阿尔特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事，后来由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他现在是“野猫”号的船长——告诉他，说他们跟那两个荷兰人吵了架，在意大利耽搁了一阵。
威森塔尔问克立姆罗德是否属于什么组织，雷伯回答说不属于任何组织，他是单独行动的。
“另一个呢？”威森塔尔问，“等在街上的那一个是谁？”
“朋友，”雷伯简单地回答。
雷伯要打听得两个人一个叫埃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另一个叫威廉·霍赫赖纳。
威森塔尔对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他的名单上—个也没有．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初，有关死亡营管理当局人员的情况或—九四五年五月后他们的下落了解得非常之少。威森塔尔刚刚在开列一份曾与阿道夫·艾克曼（注：阿道夫·艾克曼（1906—1962）——“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密切合作的附逆分子名单，他根本不知道艾克曼是否还活着。对于在一九四七年建立起来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那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敖得萨联络网”，他更是—无所知。“我这里有几个姓施泰尔的，不过没有一个名叫埃立希·约阿希姆，你说他出生在格拉茨，什么时候？……”
“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四日。”雷伯说，“他父亲叫约阿希姆·施泰尔，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格拉茨；母亲玛尔塔·西尔维纳格尔，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克拉根福。埃立希·施泰尔目前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二，金发碧服，非常漂亮，右手掌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战前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律师。他能说英语，也会讲一点法语。他对艺术很感兴趣，尤其是绘画。他喜爱的画家有……”
雷伯用缓慢、淡漠的语调背诵这些事实。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将有更多象这个神态迷离忧伤的高个儿青年一样同西蒙·威森塔尔索昧平生的人来向他述说。他们述说的情况往往会对他的搜索工作提供新的线索。姓名和事实会突然合在一起。因此他记下了埃立希·施泰尔和威廉·霍赫赖纳的名字。
“他们是战犯？”
“是的。”雷伯说。
“我需要事实。如果您同意提供证据并且……”
“如果我提供证据，会怎么样呢？”
“对这两个人将进行缉访。如果证据充分，而这两个人又能找到的话，他们将被逮掳、受审、判刑。”
那青年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也许将来我还会来找您。”
他起身告辞。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〇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关此人生活和所作所为的较完整资料。施泰尔在纳粹德国境内步步为营从事活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施泰尔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利用形势的发展，那种赤裸裸的实利手段实属罕见。他的目标是占有属于克立姆罗德一家的全部财产，同样还要占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经相当黑暗的岁月里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当事人委托这位虽然瘫痪但是诚实的律师照管的财产。施泰尔把汉娜·克立姆罗德也列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力促下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他获得汉娜·克立姆罗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滩上照的一张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一双淡得出奇的眼睛瞧着镜头，雷伯的眼睛就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美简直使人惊异，这是一种端庄、娴静而又光彩夺目的美。施泰尔站在大约两米以外，眼睛不看镜头而看着她。施泰尔未能占有这一宗比其余的一切更珍贵的财宝。他别有用心地把汉娜及其三个孩子送拄利沃夫，带着他为他们弄到的护照，带着他作为纳粹高级官员所能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保证……
……同时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们上一条可能由他本人设计的死路。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约翰·克立姆罗德被捕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步骤，以及他被送往哈尔特海姆城堡给未来的死亡营刽子手们当豚鼠使用，都是施泰尔的手笔。通过遣散克立姆罗德家过去的仆人和杀害老管家安东·欣特泽耶尔，施泰尔完成了他个人的Anschluss（注：德语：合并。作者用这个词把施泰尔的所作所为比作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所谓“德奥合并”）。
那么埃立希·施泰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后干了些什么呢？……最初他化名在美军管辖的一个战俘营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时机重新公开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现在他的危险性比两年前更大了，——施泰尔认识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下文将展开的死山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尔逃往南美的原因。
对于塞梯尼亚兹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施泰尔使用的是被称为“修道院路线”的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