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耶戈·哈斯无意中听见，雷伯与若热·索克拉特斯的谈话中提到安德拉德和他舅舅戈麦斯·多利维拉的名字。迪耶戈曾想亲眼看一下他所谓的对那两个人的“处决”（这是比喻的说法）。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使迪耶戈对之几乎一无所知而且，除了索克拉特斯外，倒是大卫·塞梯尼亚兹成了最了解全过程的人。
首先，大卫于抵达里约热内卢的第四天，在雷伯的桌子上看到一些照片。雷伯既然把照片留在案上，这意思已经自明，但他还是补了一句：“请看看这些照片，大卫。”
照片至少有六十张，尺寸是40CMx30CM。照的全是印第安人，男女老少都有，不是被置于死地，就是遭严重摧残，这种灭绝人性的野蛮，令人发指的残忍，使纽约人塞梯尼亚兹脸都变白了。
“这太可怕了。”
“还有呢。我知道，大卫，这不会使人愉快，但我还是想请你看看。”
相比之下，后面的一些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叫人难以忍受。有几张拍下了各种各样的死尸堆，每一堆有几十具尸体，也是死在一起的男女老少。当然，这些不是最惨不忍睹的。另外几张拍的也是死尸堆，但旁边围着许多人，有些人显得兴高采烈，从油罐里往外倒汽油……
……然后是扔火炬，一边摆好姿势等别人照相。
“还有第三组照片，”雷伯说。“在铁柜子里右边的架子上。大卫，请你也看一下，我不会无缘无故叫你看这些照片……”
第三组照片上的印第安人都被麻疯病折磨得面目全非，样子可怕极了。
“大卫！这使你联想起什么没有？”
“毛特豪森。”
“对，除了麻疯病外。大卫，这就是一九〇六年以来人们所谓的印第安人保护局。我不是说，所有过去或现在为SPI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狠心狼和虐待狂，就象干出你刚从照片上看到的勾当的那些人一样。我只是说，SPI里的狠心狼和虐待狂人数之多是异乎寻常的，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类团体中狠心狼和虐待狂所占的比例，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说哪种语言，信仰或不信仰哪种宗教，奉行或服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用‘狠心狼’和‘虐待狂’这两个词，实在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确切的词来表达我的愤怒之情，尽管我能说许多种语言……”
他的双目流露出那种迷离恍恼的眼神。
“我不爱说话，大卫。除非接触到具体的事情，比如我得叫别人买我的东西或卖东西给我的时候。说真的，我不爱说话……”
他停了下来。
“请原谅，我不想伤你的感情。你这个人正常得反常。就连杰思罗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我把一项工作交给了你以后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去年你又把我几乎所有公司的财政管理工作接了过去，从而使我更加感激你。不过我还想派你别的用场，大卫。我要用你……用你的正常作为一块共鸣板，来测定我的梦想，或我的蠢念头。
“我不讲大道理。这件事涉及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安德拉德。他居然企图对我们进行讹诈，手法拙劣得很。我本想跟过去处置别人一样按正常的方式处置他。但他施展了唯一能把我真正激怒的手段。他威胁若热·索克拉特斯，说要请他的一个舅舅干预此事。他舅舅就是那第二个人，名叫戈麦斯·多利维拉。戈麦斯是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我布置收集有关他的情报刚才已经收到了。”
“是杰思罗提供的。”
“也可以这么说。这些情报有一部分就在你面前，大卫。这些焚尸的人是觅宝者，专在丛林里寻觅黄金和钻石。若干年前，我跟他们有过一些旧账，但那时我没有设法进行报复，因为他们都是些穷鬼。这次并不是我个人被卷入纠纷。但我还是感到愤怒，非常愤怒，大卫……”
这些话与说话人轻柔的声音、和蔼的笑容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已查出照片上那些作恶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姓名、年龄、家乡，尤其是已经知道谁为他们提供了装备，给了他们从贝伦到塔帕若斯河的盘缠。我们甚至掌握了收据。这些收据是里约热内卢一家公司的职员找到的。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就是若奥·戈麦斯·多利维拉，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八个月前，他把八十七万五千美元转到了拿骚一家银行的账户上，我们已弄到了他的账号。同样，我们也掌握戈麦斯·多利维拉先生的所有底细。他可远远不如你那么清白，大卫。差得远了。”
“你打算拿他怎么样？”
“印第安人保护局是在本世纪初由一个名叫马里亚诺·达席尔瓦·隆东的人建立的，他是个单纯而慷慨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至今还后继有人，有些就在这个局里，他们的精神可嘉。但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至少不是那个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那些觅宝者共有三十八人，组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纵队。他们杀人计划的第一步是发放拌了毒药的面粉和食糖。然后由一个医疗队——你没听错，是医疗队，大卫，里面有两个医生——通过接种病苗的手法使九百个印第安人染上麻疯症。对幸存老则用机枪、凝固汽油弹和毒气搞大屠杀。这些我没有丝毫的虚构，每件事我都有证据，你可以核实。事实上，我正希望你能核实一下。我对你说过，你是我自己的感情的测量仪。”
“别让我来做这件事的法官。”
“我不要你做法官。我只是要你以一个没有偏见的证人身份注意即将发生的事情。”
若热·索克拉特斯把以后发生的事情称为“死之舞蹈”。大卫·塞梯尼亚兹注意了它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继一九六九的第一次巴西之行后，随后的几年里，他又去过多次，最多时一年去五次。
实际上，他把这出死之舞蹈一直看到结束。在十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台“登记机器”，把他收到的所有信报归档备案。每次与雷伯全面，在一起总呆不了多久。有时侯接连几个星期没有雷伯的一点消息，以致塞梯尼亚兹有好几次竟然以为雷伯有可能永远消失，或者因为他从此不愿再露面，或者因为他死了。
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会有兴趣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克立姆罗德死亡的消息。何况，首先得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谁会这么做呢？哈斯？除非他比雷伯晚死，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再说，要是王事先没有就这种可能性给他特别的指示，哈斯也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许多王臣都有这种忧虑。有一天，奈西姆·沙哈则路过纽约，也向塞梯尼亚兹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已有五个月没见到雷伯了。塞梯尼亚兹把自己上星期还见过雷伯的事告诉奈西姆，这才使他放心。其实，塞梯尼亚兹说的不是真话：他最近一次见到雷伯是在好几个星期之前……
只有乔治·塔拉斯一点也不为这些事情着急。他嘲笑塞梯尼亚兹忧心仲件。对塔拉斯来说，王是永生的……
从一九六七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塞梯尼亚兹的职能从他自称的“文牍”变成了全权总管。他要负责经营管理，有些事情还得作出决定。这就需要与雷伯保持更密切、更经常的联系。于是，一项新的程序制订出来了，一切都得通过“必由之路”，由迪耶戈·哈斯管这个口子。
说来相当奇怪，这段时期他们的私人关系反而不如从前那么好。也许是因为毛特豪森在他精神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伤痕，也许因为他的心灵长起了一层冷酷的、几乎是可恨的虱子。更主要的是，雷伯发誓说他无限热爱印第安人。在波哥大事件之后，他就是在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栖身之所。
“即使夏眠还活着，”塔拉斯说，“他也宁愿做个离群索居的人。”雷伯只有跟沙马塔里人生活在一起、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那些日子，才是他真正获得安宁的时刻。每当他觉得需要“沾点儿地气”的时候，他就回到他们那里去。塞梯尼亚兹仍然觉得感情上受到某种伤害。
“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没法一致，那就是印第安人。还有他对他们的态度。象其他数百人一样，我也受到王的迷惑、引诱和摆布，他经常惹我恼火，有时候，我几乎要恨他了，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的。他激起别人这种极端的情感，完全由于他自己处事失去了分寸。事实上，从一开始，在他想为印第安人做的事情和他实际为他们做的事情之间，就存在着可悲的矛盾，站且不说他对印第安人的热爱是否真诚，这一点尤其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戈麦斯·多利维拉如此心狠手辣。我倒不是对此人的遭遇感到什么遗憾，他是人类渣滓，这点毫无疑间……但毕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