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厄医生想到这里，有人告诉他约瑟夫·格朗来了。这位市府职员虽然担任很多职务，们他经常定期被叫到统计部门，去管户口。因此他就有机会统计死亡数字，他为人殷勤，答应过里厄将统计报告的一份抄本亲自送来给他。
医生看见格朗和他的邻居科塔尔一同进来。格朗举起一张单子，告诉里厄说：“医生，数字在上升：两天里死去十一人。”
里厄向科塔尔打了个招呼，并问他近来觉得怎样。格朗解释说科塔尔定要前来向医生致谢并对给医生带来的麻烦表示歉意。但是里厄却注视着统计表。
里厄说：“看来，或许有必要下决心肯定这种疾病的名称了。直到目前，我们还犹豫不决，随我来吧，我要去化验室。”
“对，对，”格朗说着，跟随医生走下楼梯。“是什么东西，就该叫它什么东西。不过，这个叫什么？”
“我不能告诉您，反正这对您也没用。’”
“您瞧，”职员微笑着说，“这并不那么容易吧。”
他们向阅兵场走去。科塔尔一直不吭声。街道上的行人开始多了起来。这里短暂的黄昏已近尾声，夜幕即将来临，星星开始出现于昼光未尽的天际。街头的路灯不久就亮了起来，天色显得暗了下去，而谈话的声音倒好似提高了音调。
在阅兵场的角落里，格朗说：“对不起，我要去乘电车了。我晚上的时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正如我们家乡人所说的：‘今天该做的事绝不可以搁到明天……’”
里厄已经注意到出生在蒙特利马尔的格朗的癖好，他爱用那里的成语，再会加上几句没有出处的平庸的陈词滥调，诸如“梦幻的时刻”或“仙境般的灯火”等等。
科塔尔说：“啊，的确不错。晚饭以后可休想把他从家里拖出来。”
里厄问格朗他的活儿是否为市府做的。格朗回答说不，他是为自己做的。
“啊！”里厄随口问了一句，“那么进行得如何？”
“我在这上面花了好些年工夫，必然有些收获。但也可以说并无多大进展”
“大致上是关于哪一方面的事？”里厄停下来问道。
格朗整了整他两只大耳朵上的圆帽，不清不楚地说了一番。里厄模模糊糊地听出似乎是有关个性发展方面的事。这时格朗却已离开他们，迈着碎步在无花果树下顺着马恩大街走去了。他俩到了化验室门口，科塔尔对医生说很想找他谈谈，请教些问题。里厄正在摸弄口袋里的统计表，就叫他到诊所里谈，后来又改变了主意，说自己明天正好要到科塔尔的地区去，顺便在傍晚时分去看他。
医生离开科塔尔时却发现自己在想格朗，设想他遇上了一次鼠疫，这可并非是像这一次那样微不足道的鼠疫，而是一次历史性的大鼠疫。“这种人倒可幸免于难。”他记得在书本上读到过：鼠疫往往放过体质孱弱的人，而特别损害身强力壮的人。想着，想着，医生忽然发现这位公务员似乎有点神秘莫测。
初看上去，约瑟夫·格朗确实是个恰如其分的市府小职员，他的外貌和风度充分说明他的身份。他的身材又长又瘦，穿的衣服晃晃荡荡，他总是存心要尺寸特别宽大的，以为这样可以穿得长久些。他的下牙床还有着大部分牙齿，但是上面的牙齿却全掉光了。微笑起来，掀起的主要是上唇，因而口腔显得黑洞洞的。如果再加上修士般的走路姿态，贴着墙根悄悄进门的习惯，以及他身上的一股烟酒气味和毫无气派的神情，那么只能设想这是一个趴在办公桌上的人物，一心一意核对着城里浴室的收费标准，或为编制税收的年轻工作人员收集清除垃圾的新税率的参考资料。连一个一无成见的人也可看出，他好像生来就是当一名市府临时辅助工的人，每天收人六十二个法郎三十分，干着那些默默无闻而又必不可少的工作。
在他的就业登记表“擅长”栏里，就是这么填写的。他在二十二年前考上学士学位后，因为经济拈据，只能辍学，接受了这个工作。据说当时人们曾经给予他很快“转人正式录用”的希望。这当然要经过一段时间的考核，证明确有能力处理我们城里的一些行政上的棘手问题。随后人家又向他保证能获得一个生活可以过得比较宽裕的科员职位。当然，约瑟夫·格朗做事并非出于飞黄腾达的欲望，这在他的苦笑中可以得到证实。但是能够依靠正当手段，换取稳定的物质生活，从而问心无愧地从事自己心爱的工作，这样的远景非常使他向往。所以他接受这个差使，自有光明正大的动机，也可以说是出乎对自己理想的忠实不渝。
经过好多年，他这个临时性的工作一直没有改变，这期间生活开销却大幅度上涨。格朗的工资虽有几次一般性的增加，可是小得可怜。他在里厄面前也曾吐过怨言，但似乎谁也没理会这件事。格朗的古怪之处，或者至少可以说他的特点之一就在这里。他本来可以提出要求，即使不给他应享的权利——该享什么权利他也没有把握——至少也应履行过去许下的诺言。但是当初雇用他的领导已死了多年，而他本人却又回忆不起以前的诺言到底是怎样讲的，归根结底，还是约瑟夫·格朗缺乏适当的言词。
正是这最后的特点最能刻划出我们这位同胞的形象，这一点里厄也能看得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使他一直写不出一份他盘算已久的申请书，或伺机进行必要的活动。据他说，“应得的权利”一词特别难以出口，他对此也并不坚持；也不宜使用“许下的诺言”这个词，因为这就指明要许诺人承担义务，不兔显得太放肆，和自己低微的职务不太相称。另一方面，他又拒用诸如“照顾”、“请求”、“感激”等词，因为他感到这样用词有失个人尊严。正是因为没有找到恰当的字眼，我们这位同胞才继续把这个庸庸碌碌的差事干下去，直到如今上了年纪。再者，正如他经常对里厄医生说的，经历一段时间习惯以后，他发觉自己的物质生活总算有了保障，只须做到量人为出就行了。市长——我们城里的一位工业巨头——曾经有句名言，格朗认为说得很对，那就是：到头来（市长特别强调这个词，因为全部道理都在这个词上），到头来，从未见到过有人饿死。总之，格朗的生活虽然艰苦得近似苦行修士的生活，“到头来”倒也使他从这一方面的忧虑中解脱出来。他在继续推敲他的用词。
他的生活作风，从某种角度来说，可称值得人们学习。他一贯勇于坚持正确的思想，这样的人在我们城里或其他地方都是不多见的。从他吐露的有关自己的只言片语中就可看出他的善良和富于感情，在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是不敢承认有这些品质的。他毫无愧色地承认热爱他的外甥们和自己的姐姐，这是他仅有的亲人，他每隔两年要回法国去探望一次。他的父母早在他幼年时即已去世，一想起他们，他就觉得伤心，这个事实他也并不否认。他直言不讳最爱听每天下午五点传来的他那个区里的柔和动人的钟声。虽然感触是那么单纯，可是一个字眼得费多少力气！表达乏术，实是他最大的忧虑。每次碰到里厄，总是跟他说：“唉！医生，我还得好好学习如何才能表达我的衷情。”
那人晚上，医生目送这位公务员离去，突然想出了格朗要说的话来：原来他在写一本书或类似的东西。里厄边想边走，一直走到化验室，一路上这种想法使他感到放心。他明知这样的印象是愚蠢的，但他怎么也不会相信，有了那么简朴奉公、连癖好也是无可指责的公务员，这座城市竞会遭到鼠疫横祸。说实在话，他无法想象这样一些癖好竟然会出现在鼠疫横行的环境中，所以他认为鼠疫实际上不会在我们的居民中蔓延开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