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查尔斯的伴随下绕大厅一周,向众人问好,他在一边提醒我来人的名字。如此亲切的重聚,心情是多么愉快啊!我再一次与十五年前去世的杰克逊的儿女们、孙辈们和重孙们相识。其实,他们这对双胞胎还在这个房间一起住过呢。利昂也干得不错,先后结了四次婚,全身心地抚养孩子。我们的年龄跨度很大,小的才三个月,老的已有八十九岁。大厅里一片喧闹,嘶哑声和尖叫声不绝于耳,服务员巡回为宾客添加香槟和柠檬。远房表兄的子女已经上了年纪,他们像久违的朋友一样向我问好,几乎每个人都对我写的书褒嘉了一番。一群非常可爱的十多岁的孩子告诉我,他们在学校里十分用功地在读我写的书。我答应了一位客人阅读他儿子写的小说的打印稿,他的儿子那天没有来。条子和名片塞满了我的双手,角落里的桌子上堆满了礼物。几位孩子要我在他们睡觉前而不是等他们睡觉后必须打开礼物。我满口答应了,与他们一一握手,吻了吻他们的脸颊和嘴唇;我端详着婴儿们,逗他们发笑。我正想找个地方坐下,突然发现椅子都朝一面排列好了。查尔斯拍了拍手,在喧闹声中大声宣布,晚宴前要为我举行一场表演会。请大家各就各位。
我被领到前排的一把扶手椅上就坐。老皮埃罗坐在我身旁,他正和左边的一位表兄交谈。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房间里几乎一片寂静。突然从某个角落传来孩子们的焦躁的嘀咕声。我想这个时候最好就当没听见。就在这等待中,我可以说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几秒钟。趁这当儿,我环视一下四周,这时我才注意到藏书室所有的书和架子都不见了。难怪这房间比我记忆中的大多了。惟一的读物就是壁炉旁架子里的乡村杂志。在一阵“嘘”声和椅子的摩擦声中,一位肩披黑斗篷的男孩站在我的面前。他脸色苍白,长着雀斑,头发呈深棕色——决不会错,他是昆西传人。我估摸他大约九岁或十岁,身体单薄,头显得特大,看上去纤弱缥缈。可他环视整个房间时,显得信心十足。最后他抬起精灵般的下巴,憋足气势,用清脆、高亢的童音放声朗诵。我以为他要表演魔术呢,可谁知传入我耳畔的故事却有神奇的格调。
这是一个关于率性的阿拉贝拉的故事,
她与一位外来的小伙子出走私奔。
未经同意就擅自离家去了伊斯特本,
贫病交加,她口袋里只剩下最后的六便士。
看到自己的长女如此潦倒终生,
她父母的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悲愤。
转瞬间她站在了我的前方,那是个好管闲事、自命不凡、沾沾自喜的小姑娘,而且她也没有死。当朗诵到“擅自离家”时,人们会意地吃吃窃笑,而我那脆弱的心微微地一颤——这是多么的虚夸,简直是啼笑皆非!男孩用清晰而又扣人心弦的声音背诵着台词,他的咬文吐字中略带一丝不和谐的声韵——我们这一代人称之为伦敦土腔,尽管如今我不知道“t”这一喉音有何意义。我知道他朗诵的是我写的台词,可我几乎已把它们遗忘了。因为此时那么多的问题涌入我的脑海,那么多的情感在心中汹涌,我很难集中自己的注意力。他们是在哪里找到剧本的呢?这一非凡的自信难道是不同时代的一种征兆?我看了一眼坐在我身边的皮埃罗,他掏出手帕在轻轻地擦着眼睛。我认为这不仅仅让他感到曾祖父般的骄傲。我还怀疑这可能全是他的主意。故事开场白自然而然地向高潮推进。
那位幸运的姑娘迎来甜美的一天,
她嫁给了风度翩翩的王子,但且听,
坠入爱河前,必须三思而后行,
因为阿拉贝拉差一点悔之已晚。
我们噼里啪啦地热烈鼓掌,甚至还传出几声俗不可耐的口哨声。那本词典,那本《牛津简明辞典》上哪儿去了?在苏格兰西北部吗?我得要回来。男孩鞠了一躬,后退了几步,与另外四个孩子一起走上前,我没察觉到他们,此刻他们正在舞台的侧面等候。
就这样,《阿拉贝拉的磨难》拉开了序幕,她与焦急而悲伤的父母道别。我马上认出女主角是利昂的曾孙女克罗怡扮演的。她厚重的低音和她母亲的西班牙血统让她看上去多么可爱而又庄重啊!我记得去参加过她的第一个生日宴会,那仿佛就在一个月前。我凝望着女主角,她在遭邪恶的伯爵抛弃后一下子就陷入了穷困潦倒、走投无路的境地。这位伯爵就是刚才肩披黑斗篷的报幕员。不到十分钟,演出就结束了。在记忆中,用一个孩子的理解,这场演出似乎总有莎士比亚戏剧那么长。我已经彻底忘了婚礼后阿拉贝拉和医生王子手挽着手,跨步向前,齐声向观众道出最后的对句。
我们磨难过后,爱情开始滋生。
再见了,亲爱的朋友,我们扬帆在黄昏中!
我认为不太完美,但整个房间的人——除了我、利昂和皮埃罗之外——起身鼓掌,直至幕谢。这些孩子多么训练有素。他们手拉着手,并排站立,在克罗怡的暗示下向后退了两步,然后再走向前去,又一次鞠躬。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没有人发现可怜的皮埃罗双手捂住脸已不能自已。他是否触景生情,想起父母离婚后那段孤独而又可怕的时光了呢?想当初,那天晚上,在藏书室里,他们,这对双胞胎,多么想演这出戏啊。六十四年后的今天,这出戏终于上演了,而他的兄弟却早已作古了。
他们把我从舒服的椅子上扶起来,我略表谢意。房间后面,一位婴儿啼哭了起来,这使我追忆起了1935年。在那年炎热的夏天,表弟表姐从北方南下。我转身面对演员。我说即使我们当初把这部戏搬上了舞台,我们的演出也根本无法与他们的相匹敌。皮埃罗连连点头。我解释说,那时排练半途而废,全都是我的错,因为我中途改变了主意,立志要成为一名小说家。人们开怀大笑,掌声更加热烈。查尔斯趁势宣布,晚宴开始。就这样,愉快的夜晚粉墨登场——晚餐很热闹,我也破天荒喝了点酒,人们互赠礼品,小孩子们睡觉去了,大哥哥、大姐姐们则去看电视了。然后,我们边喝咖啡边聊天,大伙儿呵呵地直笑。将近十点时,我开始想我楼上那间妙不可言的房间。这倒不是因为我累了,而是因为我已厌倦了在稠人广众之间成为众人注意的焦点,尽管他们对我深怀善意。最后大家互致晚安,相互道别,半个小时又这样过去了。随后,查尔斯和他妻子安妮护送我到了我房间。
现在是凌晨五点,我还在书桌前追思这异乎寻常的两天。老人真的不需要睡眠——至少不用在夜晚入眠。我还有这么多的事情需要思考。在不远的将来,也许在这一年内,我将没有心境率性而为。我一直构思我的最后一部小说,这本应该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最早一稿完成于1940年1月,最后一稿完成于1999年3月,期间有六部不同的手稿。第二稿作于1947年6月,第三稿……谁又想知道呢?我五十九年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们都有罪——我、罗拉和马歇尔都难辞其咎——从第二稿开始,我就着手把它形诸于笔端。我始终认为,毫不隐瞒真相——(人名、地点、确切的环境)——是我的职责——我把这一切当成历史纪录存档。然而,这些年来,许许多多的编辑告诉我,从法理上说,只要我的同案犯依然在世,那么我那法庭回忆录就决不能出版。如果出版了,那你只能是抹黑了你自己,诽谤了死者。马歇尔夫妇从四十年代后期以来就一直活跃在法庭上。他们不惜血本,坚决捍卫自己良好的声誉。他们用活期存款就能轻而易举地使出版社身败名裂。人们不禁起疑心:难道他们有不可告人的勾当?是的,你尽管想好了,但千万别提笔写下来。取代、嬗变、掩盖——显而易见,这就是启迪。拨去想象的迷雾吧!小说家何为?走到极限之处,在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安营扎寨,打法律的擦边球,然而在判下来之前,谁也不知道确切的距离。为稳妥起见,最好还是不动声色,暗昧难明。我知道,只有等到他们过世了我才能出版。直至今天凌晨,我相信,只要我在,它就不会公开。他们中只有一个走了,那也没用。就算最后马歇尔勋爵清癯瘦瘠的脸出现在讣告栏上,我北方的表兄弟也容忍不了同谋的控告。
这儿有罪恶,但也有钟情相恋的人。我整宿整夜地都在想着有情人和他们幸福的结局。是的,我们正驶入黄昏。我们颠来倒去,抑郁寡欢。我突然想到,自从我写了这部小剧本以来,其实并没有远行,确切地说,我大大地偏离了正道,如今又折回到了起点。只有在这最后的一稿中,我的有情人才终成眷属。我走开时,他们并肩站在伦敦南部的林阴道上。以前的几部稿子都是那么的无情。可是现在我真的不再觉得,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方式,竭力说服读者以下的事实到底有何意义。罗比 · 特纳于1940年6月1日在布雷敦斯死于败血症,塞西莉娅于同年的9月在贝尔罕姆地铁车站爆炸中丧生。那年我从未见过他们。我徒步横穿伦敦,最后在克拉珀姆公地上的教堂门口驻足,然后,怯弱的布里奥妮瘸着腿走回医院,无法面对刚刚痛失了亲人的姐姐。恋人间的鱼书鸿雁如今收藏在战争博物馆内。这一切怎么能够算是故事的结尾呢?读者能从这一狗尾续貂的叙述中获得什么样的意义、希望或欣慰呢?谁会相信他们再也没见过面,永远没有两情缱绻呢?除了服务于严酷的真实性之外,谁会相信呢?我无论如何不能那样对待他们。我垂垂老矣,我噤若寒蝉,而且太眷恋自己的余生。我面对的是汹涌的忘却浪潮,然后是永久的遗忘。我不再拥有战胜悲观的勇气。当我离开人世,当马歇尔夫妇离开人世,当小说最后出版了,我们只会以作品的形式存在于世。正如那对恋人一样——他们在贝尔罕姆同床共榻,令女房东勃然大怒——布里奥妮只不过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没人会关心小说中哪些事是失实的,哪些人被歪曲了。我知道总有一类读者会身不由己地问:“可是到底发生什么了?”回答很简单:“有情人生生不息。只要我最后一稿的打印孤本留存于世,那么我那纯洁率性而有奇缘的姐妹和他的医生王子定会相亲相爱,直到地老天荒。”
这五十九年来,有一个问题一直萦绕我心:一位拥有绝对权力,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上帝般的女小说家,怎么样才能获得赎罪呢?这世上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实体或更高的形式是她能吁求的,是可以与之和解的,或者是会宽恕她的。在她身外,什么也不存在。在她的想象中,她已经划定了界线,规定了条件。上帝也好,小说家也罢,是没有赎罪可言的,即便他们是无神论者亦然。这永远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这正是要害之所在。奋力尝试是一切的一切。
我伫立在窗口,感到一阵阵疲惫的浪汐向我袭来,将我全身的余力卷走。脚下的地板仿佛在波浪起伏。我目不转睛地凝视着第一缕灰朦朦的晨光映照出公园和干涸湖上的桥梁,还有那条伸向远方雪白处的狭长车道。警察就是驱车沿着这条车道,载着罗比将他带走的。我深深觉得,让我小说中的有情人最终团团圆圆,生生不息,决不是怯弱或逃避,而是最后的一大善行,是对遗忘和绝望的抗衡。我给了他们幸福,但我不是私心作祟,要让他们宽恕我。不是这样的,还不至于如此呢。假如我能在生日宴会上对他们施以魔法……罗比和塞西莉娅依然活着,依然相爱,依然肩并肩地坐在藏书室里,对着《阿拉贝拉的磨难》微笑吗?——这不是不可能的。
但现在我必须睡了。
(续完)
摘自：《外国文艺》2004年05期作者：伊恩 麦克尤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