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绥远形势十分微妙的时刻，傅作义本人也感到十分不安，深知自己责任重大。7月14日，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这封信末尾写道：
因情况已到了非仇即友的紧急阶段，反动派必出以破坏手段，并可能有少数分子受阎（按：指山西阎锡山的残余势力）利用，对董其武、王克俊等加以迫害，或生出其他变故。为免除问题拖延夜长梦多计，我的意见，绥远问题必须迅速彻底解决，俾能在最近时期内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之一部，把立场站过来，仍继续加紧思想教育，至适当时机即可配合解放军作战，为人民立功。因目前情况急迫，请主席再予以特别之支持，军事应如何？政治应如何？经费应如何？
指派人员拟定一具体方案，付诸实施，彻底执行，使绥远部队能有机会配合其他解放军向宁、青、甘进击，分担解放大西北之光荣任务。
在这封信之后，还附有王克俊从归绥发来的要求傅作义亲自去绥远的电报。
两天之后，毛泽东在聂荣臻、薄一波的陪同下，接见了傅作义和邓宝珊，肯定了傅的意见，明确表示要按傅的意见办。
8月初，毛泽东再次接见傅作义，要他和邓宝珊一同去绥远，和平解决绥远问题。毛泽东还告诉傅作义：“绥远起义后，用不着军管方式，可设军政委员会，由宜生先生任主席。”
在聂荣臻和薄一波的主持下，华北局和华北军区为傅作义和邓宝珊去绥远召开了专门会议，并邀请傅作义身边的周北峰和阎又文参加，对各方面问题进行了仔细研究，做了认真的准备。
首先是安全问题。为此，由傅作义部下原三十五军的师长冯梓秘密入绥，见到董其武部主力独立七师师长张世珍，选定了位于归绥和包头之间的美岱召（按：蒙古族把寺庙称为召）作为住所，那里原来是土默特部首领阿勒特汗在土默川修建的一座城堡式的寺庙，周围建有石面土心的城墙，四角建有角楼，背靠大青山，面临土默川大平原，南面就是黄河，风景优美，环境清幽。张世珍调独立七师的一个加强团前来担任警卫。在去归绥的路上，则准备了一列专用的铁甲列车。
其次是经费问题。由中国人民银行拨出现大洋15万元，傅作义又从他原来部队的“奋斗基金”中提出5万元，共携带现大洋20万元。同时还带去了一个车皮的布匹。
8月20日，傅作义和邓宝珊携带着毛泽东写的“不以武力解决绥远问题”的亲笔信，及其随员李世杰、王克俊、阎又文、袁庆荣等，在我驻绥联络处主任潘纪文的陪同下，离开北平去绥远。聂荣臻和薄一波亲到前门车站送行。华北军区派出一个营的警卫，随车前往。车到丰镇，受到我绥远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高克林、杨植霖等的热情接待。车到旗下营，又受到我绥远省军区领导人姚哲、裴周玉等的热烈欢迎。在旗下营，我军的警卫营将警卫任务移交给董其武派来的由卫景林率领的警卫营。当铁甲列车到达归绥时，全城戒严，董其武率所有高级文武官员到车站迎接，与傅作义已经不是一条心的刘万春等也不敢不到车站迎接。
傅作义到归绥之后，首先听取了董其武的详细汇报，然后就接见包括刘万春在内的主要官员。三天以后转移到美岱召，继续传见所有部队的军官、若干地方官员，一个一个地谈话，一个一个地做工作。他还到一些部队与全体官兵见面、讲话。同时，将带的现大洋作为慰问金，分发给各部队，士兵每人两元、军官每人五元。带来的布匹则交给被服厂赶制军衣。
也就在傅作义为和平解决绥远问题而辛勤工作、安定广大军政人员的情绪、劝说大家坚决跟着共产党走建设新中国的和平道路的时候，蒋介石却让国民党西部党务总督导、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给傅作义送去一封又一封电报，有蒋介石的，有代总统李宗仁的，有行政院长阎锡山的，电报中胡说什么“祝贺”傅作义从共产党的虎口中“脱险”，请他立即到广州共商大计。蒋介石在一封电报中，还以当年的西安事变为例，认为这次傅作义到绥远，有如他当年从西安回南京，希望傅作义能当机立断，即飞重庆。所有这些电报，都被傅作义扔掉了。可是，同时蒋介石又下令保密局局长毛人凤，要他安排特务对傅作义下毒手。毛人凤遂给潜伏在绥远的军统特务头子赵恩武发出这样的电报：“傅作义潜伏绥远，企图鼓动部队降匪，着速就地刺杀。任务完成，本局当有重赏。”赵恩武得到电令后，慑于独立七师的严密保卫，也慑于广大群众对于和平道路之热情，终于未敢冒险。
经过了多方努力，绥远的绝大多数军政要员都表示愿意跟着傅作义、邓宝珊、董其武走和平之路。
9月11日，傅作义给聂荣臻和薄一波发出了一封很长的电报，电报中，在详细汇报了绥远各方面情况之后，傅作义提出了他的具体办法：
……
处理原则：（一）坚持团结，耐心教育，使最大多数干部均可成全；（二）肃清特务，使不能散布反动宣传，发生破坏作用；（三）纪律不好的小单位，需慎妥安排，以免操之过急，流为地方土匪盗贼，影响治安及生产建设；（四）军队逐渐整编教育，最后转入工农业生产。
……
实施步骤：（一）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即彻底成为解放区、解放军，与反动政权完全断绝关系，并站在敌对立场；（二）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立即先恢复交通；（三）他们要求我保证他们，并要求我负责整编，故于董其武等通电发出后，成立军政委员会，拟再以几个月时间进行思想教育，并调整人事，逐渐将干部中进步的与落后的分开。因为他们对我还抱有信心，我处置坏分子，他们认为是应该的。如中共人员直接处理，其他干部即发生疑惧。所以军政委员会成立后，除高、杨、潘、姚（按：指我绥远省委书记高克林、绥远省人民政府主席杨植霖、驻绥联络处主任潘纪文、绥远省军区司令姚哲）各同志协同，设计决策外，请再派若干高级同志协助进行思想教育及检查工作。惟部队政治工作人员及省厅内部直接处理事务人员暂不插入。俟思想打通，疑惧心理消除，两个省府合并为一，部队政治制度建立，即水乳交融，合为一体。
毛主席对弟极其信任，两兄对弟亦充分了解。目前绥远干部又要求弟负责保证。弟体察实际情况，不做则已，既做就必须负责做好，才不辜负毛主席成全他们的厚意，亦可以作全国其他各地一个较好的影响。这是弟目前应尽的责任。以上各节系弟针对目前实况所拟议，而对整个方针，体会容有不同，但此确为处理此一复杂矛盾情形之所必需，故一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宁可丑话说在前边，不愿事后再求补救。两兄有何高见，请电示。
两天之后，傅作义就得到聂荣臻和薄一波的回电，同意他提出的处理绥远问题的四项原则和三项步骤。电报说，不论采取什么方法与步骤，只要能使绥远及其军队成为和全国一样的解放区和解放军，便都是好的，可以照办的。从北平跑回绥远的人发生一些不满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过去在处理这一问题时，许多人是多少带着一些敌对情绪下去处理的，因此处理得很不好，正在加以检讨。在电报中，还向傅作义传达了毛泽东的原话：“回到绥远的17000人，应全部收容起来，给以适当的安置与教育。”“由你去处理这些人，比较我们去处理为适当。”
傅作义读到这一封回电，对共产党人的严以自律精神和广阔的胸怀而感触万分。当然，他并不知道，这封电报是经毛泽东亲自修改之后，才到了他的手中的。
经过将近一个月的努力，绥远起义的各种困难逐步克服。在当时全国形势急速向革命人民十分有利的方向发展的大环境下，再加上傅作义和邓宝珊到绥远所造成的小环境，国民党在绥远的残余势力也不敢再有什么大的破坏行动。
9月16日，董其武让李忠孚（原绥远省办公厅主任）和阎又文共同起草了为绥远起义给毛泽东的通电稿，经傅作义审定之后，即发往北平，呈党中央阅示。毛泽东在当天就看了，而且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9月18日，傅作义和董其武在做好了各种准备工作之后，决定在全国政治协商会议9月21日开幕前两天的9月19日正式通电，宣布绥远起义。
就在这节骨眼上，蒋介石又派人来捣乱来了。
这时的蒋介石已经逃到了重庆，他又派来了徐永昌。蒋介石知道傅作义以及绥远将领过去和徐永昌都有一些关系，让徐永昌这时到绥远来，不会有什么危险。所以徐永昌就在9月17日直飞包头，要见傅作义。傅作义鉴于过去的老关系，不能不见。徐永昌给傅作义带来了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一定要他去广州。傅作义当然加以拒绝。在徐永昌到来的同时，蒋介石和阎锡山又都给孙兰峰发了电报，阎锡山还给董其武发了电报，都是力劝傅作义去广州，李宗仁还表示愿意亲自到绥远来当面谈，但所有这些都没有起到任何效果。这时，老奸巨猾的徐永昌竟然想出了这样一个馊主意：他已经知道了9月19日在归绥将有大的动作，而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北平开幕，傅作义和邓宝珊甚至包括董其武至晚必须在20日回北平开会。为了破坏9月19日的行动，徐永昌在18日这天就装病要求入院治疗。他想，傅作义和邓宝珊碍于过去的情面，总不能将他从医院中驱逐出归绥城。只要他还在绥远，绥远就不可能举行和平起义。
面对徐永昌这个无赖，傅作义和邓宝珊商议之后，采取了李世杰的主意，使用了一个比徐永昌更高明的办法。
邓宝珊来到徐永昌的住处，先是热情地问寒问暖，然后说：董其武已经为你安排好了医院，很快就接你入院治疗。傅作义和我，以及董其武都不希望你离开包头，都希望你就在这里养病，别回广州。因为绥远马上就要举行和平起义，你也是晋绥出身，有名望，有资历，大家公推你就在这里领衔起义，起义之后，大家一道去北平见毛泽东。
徐永昌一听此言，脸色大变，生怕把自己列为起义的领衔者，连忙说：“我对共产党还没有认识，明早我就动身，不妨碍你们的事情。”19日一早，徐永昌就急忙带着张庆恩等一帮特务头子坐飞机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