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70年，桂军闪亮登场。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将桂军的起家部队钢七军锤炼成了当时中国战场上最强悍的一支部队。他们特别擅长山地作战。很多抗战老兵提起桂军，都交口称赞，他们说桂军不怕死，即使面对日军的坦克，也敢端着刺刀光着膀子扑上去；他们还说桂军能吃苦，饿着肚子急行军一天一夜也浑然不觉。
抗日战场上，每逢两军胶着，胜负难料时，钢七军就组织敢死队，乘着夜色，用冷兵器抢占敌人的阵地。日本人号称用武士道精神武装起来，勇猛顽强，而钢七军的敢死队更胜过日本人。我们来看看钢七军的敢死队队歌，就知道这支军队有多勇敢。钢七军敢死队的军歌是这样的：
男儿胆大可包天，参加敢死队！
沙场血战拼头颅，视死也如归！
仅仅看看钢七军军歌的歌词，就让人热血沸腾。战士们上战场拼的不是装备，不是技术，而是头颅。这样的一支军队谁能不畏惧？这是我收集到的最让人震撼的一首军歌，它的每一句歌词都与死亡相关，唱着这首歌曲的一支军队，怎能不令人撼动！
据资料显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在广西征兵和杂役达100万，是全国出兵第二大省，仅次于四川。广西为抗战胜利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1944年冬天，日军攻打桂林，遇到桂军，注定了这是一场恶战。
很小的时候，我看到过贺敬之的《桂林山水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让我至今还能背诵下来：“漓江的水真静啊，静得让你感觉不到它在流动；漓江的水真清啊，清得可以看见江底的沙石；漓江的水真绿啊，绿得仿佛那是一块无瑕的翡翠……桂林的山真奇啊，一座座拔地而起，各不相连，像老人，像巨象，像骆驼，奇峰罗列，形态万千；桂林的山真秀啊，像翠绿的屏障，像新生的竹笋，色彩明丽，倒映水中；桂林的山真险啊，危峰兀立，怪石嶙峋，好像一不小心就会栽倒下来……”贺敬之这首散文诗，让我对桂林心驰神往，然而，我怎么也想不到，如此美丽甲天下的桂林，在几十年前，竟有一场惊天地，泣鬼神的厮杀。
我第一次来到桂林是在一个夏天，我坐在漓江边的小饭店里，吃着桂林米粉，店老板无意中的一句话，将我的思绪拉到了几十年前的战争中。店老板的皮肤带着亚热带人特有的黝黑，须发皆白，他说：“那一年，这漓江的江面上漂浮的都是尸体，江水都染红了，桂林的所有人，不管是军人还是平民，都拿起武器打日本人，那时候的桂林人家家户户都有土枪，是真正的全民皆兵。”
我听后悚然动容，自以为对二战很了解的我，竟然不知道抗战历史上还有这样一场惨烈的战争。
与石牌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不同的是，在桂林保卫战中，桂林的所有民众都参加到了这场战争中，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当时攻打桂林的日军有十万人，而守城的中国军人还不到二万人，然而，日军在桂林城外和城里，步履维艰，每走一步都要付出死亡的代价。听说，参与守城和阻击日军的还有桂林三万百姓。小饭店的老板还告诉我，在这场太不对等的战争中日军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才占领了桂林，然而桂林已是一座空城，守城的将士全部牺牲了，守城的师长也拔枪自尽了，后来，日军继续南侵。留守在城里的日军胆战心惊，诚惶诚恐，一直不敢走出城外，因为迎接他们的就是当地百姓的土枪土炮。
与石牌保卫战、常德保卫战、衡阳保卫战还不同的是，在桂林保卫战中，日军的对手是他们从来就看不上眼武器装备极差的杂牌军，一群像叫花子一样吃不饱穿不暖的军人。而这群叫花子一样的军人，偏偏依靠山地丛林，给了日军做梦也想不到的杀伤。
广西人是山地丛林战的祖师爷。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于民国初期，在广西苦心经营，励精图治，让桂军成为了一支可以与中央军分庭抗礼的武装力量。中央军的将领们大多数都毕业于黄埔军校，而桂军的将领们大多数都毕业于保定军校。保定军校，这是一座比黄埔军校资格更老的军校，而黄埔军校的校长和所有教官，也都从保定军校毕业。从保定军校走出的毕业生，改变了中华民国早期的历史走向，随便拉出一个都是响当当的名字：吴佩孚、孙传芳、李济深、叶挺、蒋光鼐、张治中、傅作义、顾祝同、陈诚、白崇禧、刘峙、薛岳、蔡廷锴……保定军校停办后，才有黄埔军校的崛起。黄埔军校的校长是蒋介石，而保定军校的校长则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军事家蒋百里。
桂系三巨头对练兵很有一套，他们主张把全部的广西人组织起来，平时就加强训练，战事一起，就全民皆兵，“个个都能上战场，执干戈以卫社稷。”桂系三巨头还要求在学校里开设军事课程，这些课程包括枪械的使用养护法、战地救护法、射击、投弹技术、测绘、筑营、步兵操典、步兵野外勤务等等，想想看，当那时候别的省份的人被强拉壮丁，上了战场还不知道怎么瞄准的时候，而广西的所有学生都是一名合格的，甚至可以说是优秀的士兵了。所以，桂系军队的战斗力想不强，都难。
民国时期，广西的适龄学生入学率，走在全国的前列。那时候的广西教育是完全免费的，所以，我相信当时广西应该有相当多的少年青年都走进了学堂，都接受了这种军事训练。
后来，有学者对三巨头的措施起了一个言简意赅的名字：武化广西。
桂系三巨头多年的苦心经营，让广西全民皆兵。桂林上了年纪的老人回忆说，那些年，广西人人会打枪，又齐心，外省的军阀土匪都不敢进犯，只要听到什么地方打枪了，家家户户的男人提着土枪就赶过去帮忙，没有枪的，就操起砍刀。那时候的广西人打架不要命，打仗更不要命，民风太剽悍了，任何一股外来势力进入广西都害怕。
广西民间多藏枪自卫。而且，广西民间能人很多，这些能工巧匠能够仿造出各种手枪、步枪，甚至有的铁匠拿着别人的枪支，拆开再装上，第二天自己就能打造一杆。中国民间从来就不缺少智谋之士。
三巨头经营的广西，无疑是近代历史上的独特景观。
老人们说，1931年，日本人一打进中国，广西就制定了《广西民团条例》。广西有正规军，也就是桂军20个团，20个团也就是有两三万人，两三万人不足以对中央军和其他比较强大的军阀构成威胁，更不足于与日军抗争，但是桂军有百万民团，百万民团中，每个人的战斗力都不弱于任何一支部队的士兵。这才是桂军最可怕的。
《广西民团条例》规定：所有年龄在18周岁到45周岁之间的男子，都有作战的义务。也就是说，所有的青壮年男子，都要加入民团，抗击日军，保护家园。民团每年农闲的时候，都要进行几个月的军事训练。他们拿起枪支，就是中国最优秀的士兵；放下枪支，就是中国最勤劳的农民。而且这些人身体强壮，吃苦耐劳，机智勇敢，不计报酬，没有怨言。
不仅仅成年男子，就连未成年男子也被培养成了打仗的好苗子，当别的省份的学校在体育课上教学生练习拔河跑步丢沙包的时候，广西的学校里体育课上老师教学生们怎么打枪怎么投弹怎么劈杀，这样的一群学生放在战场上，战斗力能不强吗？
1937年，全面抗战一爆发，广西政府就组织民众订立《抗战公约》，公约的内容有：一、不卖粮食及一切物品与敌人；二、不为敌人带路；三、不为敌人做侦探；四、不为敌人筑路；五、不为敌人挑担；六、不买敌人货物；七、不用敌人货币；八、不做敌人官兵；九、不做敌人顺民。这份详尽的《抗战公约》实际上表达了广西人与日军不共戴天，势不两立的决心和信心，与日军断绝一切来往，不给日军提供任何服务，让日军陷入孤立无援的沼泽中。抗战期间，我不知道是否还有别的地方也有这样一份慷慨激昂的《抗战公约》。
老人们说，当时，《抗战公约》发放到每家每户，每家每户的户主都要在公约上签字画押，表示全家人坚决执行。然后，各家的户主聚集在村公所，也就是现在的村委会办公室，对着孙中山先生的遗像和关羽的画像齐声宣誓：“我等各本良心，在总理遗像，关圣帝位前，代表全家发誓，遵守《抗战公约》，精忠救国，不做汉奸，如有违背，天诛地灭，甘受政府枪毙，谨誓。宣誓人：×××，中华民国二十八年×月×日”。
宣誓完毕后，每个人都把这份《抗战公约》拿回家，贴在厅堂上，抬头就能看到，要求全家每个人都要照做。
几千年来，中国人都相信誓言，头上三尺有神明，人在做，天在看，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发过誓言后就不能更改，不能反悔，否则会死无葬身之地，会遗臭万年。中国人历来很重视名节，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抗战开始后，日军一路长驱直入，他们曾经疯狂叫嚣“三个月灭亡中国”，而事实上他们打了八年也没有让中国屈服，而且日本的侵华战车陷入了中国辽阔无垠的淤泥中难以自拔，最终只好夹着尾巴逃走了。
日本当初之所以能够那样疯狂叫嚣，一方面是他们强大的军事力量，一方面是他们精细的情报网络。
日本为了侵略中国，可谓处心积虑。而日本针对中国的间谍活动，也由来已久。
远在倭寇叩边的时候，就出现了日本浪人来到中国，刺探明朝的军事情报，提供给倭寇。甲午战争前夕，日军为了侵占中国，更是组织了庞大而严密的间谍网，当时日军中一个叫荒尾精的中尉来到了上海和汉口，建立会馆，将散落在中国各地的日本浪人组织起来，搜罗情报，后来，这些情报被编成了三大册2000多页的《清国通商综览》，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地理、交通等诸多方面，是一部有关中国的百科全书。而这时候腐败的清政府还蒙在鼓里，这部书为日本军政当局侵华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甲午战争开始的时候，荒尾精的情报人员开赴山东、辽宁，清军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的掌握之中，甚至李鸿章的侄儿也被他们拉下水，日军比清军各舰舰长更先知道清军下一步的动向。日军的情报精细到了这种程度，这仗还怎么打？
二战前夕，日军的间谍更是无孔不入。据日本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本派往中国的间谍有上万人，而且日本间谍的足迹遍及中国所有省份。
这上万名间谍为日本侵华立下了奇功。抗战爆发后，日军总是能够从意想不到的小路上穿插突击，将还没有来得及抵抗的正面战场上的中国军队分割包围。后来，中国军队从缴获日军的战利品中发现，日军的军用地图比中国的军用地图精确详细得多，重要地段上的一棵树、一间房屋、一个水坑，都标得清清楚楚。而每条大小道路的宽窄，每座山峰甚至土坡的高度，更是精确到了厘米。这些，无疑都是这些间谍的功劳。
这些间谍当时有一个名字叫做“中国通”。比如，当时侵略中国的“三大急先锋”板垣征四郎、矶谷廉介、土肥原贤二都是“中国通”，都在中国从事过无耻的间谍活动。
二战前夕，日本间谍的身份是游客和商贩。
我在广西听到了这样两件事情。
日军进入广西后，有一名佐官带领着一队鬼子占领了一座村庄，他对院子里一个老头问：“你还记得我吗？”老头摇摇头。鬼子佐官说：“我可记得你啊，我们十年前就见过，我还在你们家住过。”老头仔细一看，突然想起来了，眼前这个挎着洋刀的老鬼子，10年前确实来到过这里，那次是来旅游的，他在老头家住了一晚上，老头和老伴还把家中的老母鸡杀了，让这个人吃，广西人很厚道，对待客人很实在。老头没有想到10年前的那名游客，居然就是眼前这个得意扬扬的老鬼子。老头一言不发，走进房间里，四处寻摸着趁手的武器，找来找去，找到一块石头，就把石头揣在身后，悄悄走出来，一个小鬼子背对着老头站立，老头一石头下去，小鬼子脑袋迸裂，鬼子慌乱间一起开枪，老头倒了下去。
还有一件事情是这样的。一队日军占领了一座山寨后，一名鬼子首领走进一户人家里，看到房间里有一口吊锅，而这个吊锅就是十年前自己卖给这户人家的，这户人家一直使用着。广西很多村寨里，房间垒着火塘，火塘上吊着吊锅。鬼子首领得意地问这户主人：“我这口吊锅好用吗？”这户主人也看出来了，眼前这个鬼子就是十年前走村串巷叫卖吊锅的小商贩。这户主人二话不说，从房梁上摘下吊锅，一下子摔在鬼子面前，“把你这吊锅拿走，再好用我也不稀罕。”
十年前，全面侵华战争还没有开始，而日军已经派遣了大量间谍来到了与东北相隔几千公里的西南边陲，他们的爪牙伸到了广西最偏远的山寨，想起来就让人惊悸。
广西人性格很倔犟，很执拗，天不怕，地不怕，用蛮力，效死命。当时日军有这样一份报告形容广西人：“广西的土匪最蛮强，不可理喻，打不怕，吓不走，骗不行，哄亦不信，他们宁愿躲入山中，不肯投降，更不肯参加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并且时时袭击皇军，窃取皇军的枪弹。”日军这份报告中的“土匪”，就是指广西的百姓。
广西民间多义士，多奇人。
日军进犯广西的时候，广西出了一个当时全国闻名的女英雄，叫莫花棉，而人们都叫她韦老太太，因为她的丈夫姓韦，“韦老太太”被人叫得多了，她的真实姓名反而很少有人知道。直到今天，如果你问上了年纪的广西人，他们还能记得韦老太太打鬼子的事情。
韦老太太出生在今天的广西河池，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会武功，力气大，挑上两百斤重的担子翻山越岭，大气不喘。她曾经和人比武，五六个小伙也不是她的对手。
日军在河池烧杀抢掠时，韦老太太决心奋起反抗，她把家中两头黄牛卖了，买了一挺机关枪，拉起了一支队伍，与日军作战。
韦老太太的抗日队伍有50多人，他们最初的武器是那挺机关枪和土枪土炮，后来又在一辆废弃的军火列车上找到一挺机关枪和两杆三八大盖，几百发子弹。
韦老太太的这支抗日武装后来加入了县上的抗日自卫队，她任分队长。她常常走村串巷号召妇女参加抗日组织，“男人能打仗，我们女人有两只手，两只脚，照样能够杀鬼子。”
韦老太太作战异常勇敢，常常身先士卒，勇不可挡，如果放在宋代，她就是杨七郎的母亲佘太君。有一次，日军100多人来到一座村庄劫掠财物，韦老太太闻讯后，就带着自己小分队的50多个人在日军返回的路上埋伏。熟读兵书的人都知道，打埋伏都是以多打少，才能稳操胜券，然而不识字的韦老太太偏偏要以少打多，在别人眼中凶残成性的日本鬼子，韦老太太却视若无物。
100多名鬼子一出现，小分队一通乱枪打下去，鬼子就倒下了一片。抗战后期的鬼子战斗力很差，无法与抗战初期训练精良的鬼子相提并论。鬼子一遭到伏击，就惊慌逃窜，韦老太太带着50多个人就追上去，韦老太太跑在最前面，一连追击了十余里，日军气喘如牛，脚下编起了麻花，而小分队气韵悠长，脚步仍弹性十足。
追到了日军屁股后面，日本人慌神了，对着跑在后面的韦老太太扔出一颗手榴弹。一般人看到冒着烟的随时就会爆炸的手榴弹，第一反应就是趴在地上，或者抱头逃跑，可是韦老太太没有这样做，她捡起还在地上打转的手榴弹，又回掷给鬼子，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了，鬼子倒下了几个。
韦老太太这样神勇，小分队无不人人奋勇，小鬼子无不人人胆颤，又追出了一程，快到碉堡了，小部分日军才捡回一条性命，而大部分日军都做了异乡孤魂。
韦老太太还是一个智勇双全的人。
她经常化装成卖菜的农村老太，挑着担子去县城村寨，借机侦察敌情。鬼子看着这个步履蹒跚的老太太，怎么也不会想到，这就是让他们闻风丧胆的抗日女英雄。
如果看到鬼子人数稀少，韦老太太就会带着她手下那支武装，攻打日军；如果看到敌人人数众多，就会通知桂军，带着桂军的正规军去围攻日军。
鬼子对这个传奇老太太怕死了，打又打不过，躲又躲不开，就派人去劝降。那个人把日本人的原话转告了韦老太太，韦老太太说：“我是绝对不会过河投敌的，菜峒就是我的坟坑！你告诉日本鬼子，我活着是中国人，死了是中国鬼！”菜峒，就是菜峒屯，是韦老太太的家乡。
当时，前敌指挥官孙元良将军听到韦老太太的事迹，很受鼓舞，就上报给军政部，军政部颁发给韦老太太一张奖状，上面写着：“韦老太太慈母和儿子韦健生，协助军队抗战有功。”韦老太太的事迹还被登载在当时的《中央日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