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初北平解放后，我考入了由解放区刚刚进城的华北大学。在华大经过三个月的学习，因为全国解放形势的需要，上级就号召我们报名参军南下。我和许多同学报名参军了。然后就是乘火车一路南下追赶部队。一路上受到各级领导的欢迎。8月2日到达武汉第四野战军总部，8月5日总部举行欢迎大会，四野司令员林彪出席并发表讲话，号召我们要到基层去工作。8月26日经水路到达长沙12兵团总部，9月1日兵团举行欢迎大会，兵团司令员肖劲光、政治委员王首道出席并发表讲话，给予指示。9月20日我们被分配到这支英雄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
1949年9月20日，我们分配到这支部队时，全军正在湘南准备进行衡（阳）宝（庆）战役。当日，我们从长沙出发，先坐了两站火车，经株州到湘潭境内的板塘铺下车，从此，就完全靠徒步行军向湘南前进，直到一个月后衡宝战役结束，于10月21日终于到达湘南40军军部驻地祁阳。在祁阳，军政治部主任李伯秋接见欢迎我们并介绍了部队情况。随后又向各师分配。各师为我们这些学生兵在师政治部民运科下专门成立了民运队，一方面是让我们先学习做民运工作，另一方面实际上是储备干部待以后根据需要再分配到各种具体工作岗位。于是，我被分配到119师民运队，成为一名民运队员。10月29日，我们经过20多里的行军到达了119师师部所在地——观音滩。这里正在召开全师战斗英雄庆功大会，奖励表彰在衡宝战役中的英雄模范们。我们直接被夹道欢迎进了庆功大会会场。在这里，我们受到了师长徐国夫、政治委员刘光涛和许多机关干部、师宣传队以及参加大会的全体战斗英雄模范的热烈欢迎。庆功大会上，英雄事迹介绍和互相学习的精神，十分感人。会议开得非常热烈，高潮迭起，口号声、歌声，此起彼伏。这使我们第一次亲身感受到了英雄部队的气概。接着，我们就跟着这支部队进军两广，挺进十万大山，追歼国民党逃敌，最后直至南海之滨，以渡海登陆夺取海南岛一战结束了南下历程。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民运队跟随部队进军两广和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在检查部队的群众纪律、宣传群众方面，特别是解放海南岛战役中动员渔民船只和船工参战，协助部队渡海和往返运输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部队对我们这些学生兵不但给予了热烈地欢迎，而其在政治生活方面也给予了特殊的照顾。我们一正式编入部队就按照排级干部给予待遇。当时部队实行供给制，实际上在生活方面干部和战士的待遇差别很小或基本上没有差别（比如，发服装时，干部的上衣下部左右各有一个兜，仅此而已。）但这都体现了党对这些学生兵的关怀，也是党对知识分子政策的具体体现。这对当时有着不少虚荣心的我们这些学生兵们是一个很大的满足。它也成为后来大家自我改造的一种动力。
转瞬之间，快一年过去了。近一年的民运队生活给了我极大的锻炼。民运队虽然不是冲锋陷阵的战斗连队，但实际上过着普通战士的生活。每个队员都配备一支长枪、几颗手榴弹、一条能装超过10斤重的细长米袋子，而每个人的行李背包则限8斤以内，和战斗部队一样艰苦行军，逢山攀爬，遇河涉渡，有了敌情，同样也要准备战斗。在这种艰苦情况下，我处处以老战士为榜样，不怕苦，不怕累，争取吃苦在前，享乐在后，积极肯干。因此，我在两广战役中还立过一个小功、在解放海南岛战役中更立过两个小功呢！这给了我更大的教育，说明我只要做一点努力，做出一点成绩，领导和同志们都看得很清楚，都会给你记在功劳簿上。不仅如此，在解放海南岛后回撤，从雷州半岛向广州的行军途中，于7月1日在佛山，我还光荣地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那个时代部队工作雷厉风行，当天召开团员支部大会通过，当天师政治部直工科就批准了，于是我成为了一名青年团员。因而又更加鼓舞我，更加努力地奋斗。
部队到达丹东后，我的工作有了变动，调到师政治部做文书。那是部队到达丹东后的第10天即7月30日，民运队的领导找我谈话，说师政治部缺文书，前几天已从队里调去了一名同志，试用了几日不够满意，要求换一人去，经队领导研究，决定让我去换。我一点也不知道文书是做什么的，更不要说心中有数没数了。队领导若不说先前已调去的同志人家不满意而退换的事可能会好一些，他说了以后我的压力更大了，别人干不了，我能干得了吗？心中特别忐忑不安。但是，部队调人上级决定了就是命令，一般没有征求个人意见一说，我只好服从，并于当日到任。师政治部文书编制隶属于政治部总务科，归总务科长领导。科长首先向我介绍了师政治部的组织机构。他说：师政治部是全师政治工作的领导机关，它与师司令部同为全师的领导指挥机关，不分平时战时，这两个机关都是形影不离的；师政治部由政治部主任直接领导，政治部下设有组织科、宣传科、保卫科、青年科、民运科、直工科（负责师直属分队的政治工作部门）和总务科等，除总务科外，其他各科都由科长或正副科长及若干名干事组成。他没有具体说各科的职能，但顾名思义我也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然后他具体介绍总务科。他说总务科是政治部的行政管理部门，协助政治部主任组织管理政治部的军事活动、政治工作和后勤保障工作；总务科因有这些职能，所以编制设有政治协理员、行政管理员、会计、司务长等，下面就是文书、通信员、司号员、卫生员、理发员等几大员；司务长管理一个炊事班，保障政治部的伙食；此外，还有一个饲养排，饲养几十匹军马，这些马匹除有几匹是供主任和他的警卫员骑用及驮载文书、行李等物品外，其余大部分则是供政治部各科驮载文书、用品以及供各科科长和以下的营连级干部限量驮载行李物品等用。文书都干什么呢？科长说：主要是负责科内的各种文书事务，根据科长指示起草各种报告、总结等。例如，部队行军后要写行军报告、宿营要写宿营报告、发生任何事件或事故要写关于事件或事故的报告及总结等；还有是负责每月一次的军事（各类人员及武器装备增减情况等）、政治（各类人员及党团员增减情况等）实力统计，分别报送司令部军务科和政治部直工科；其余更大量的工作则是充当科长的秘书，做科长随时交代的工作。他的介绍使我对文书工作有了大概的了解。
科长黎同真是一位抗战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他已年届40岁左右，胃口还不太好，但同大家一样坚持吃苦耐劳，没有任何特殊；他基本上没有文化，不大识字，但脑子不错，在革命队伍中锻炼出了一定的领导能力，讲话头头是道，特别是在队伍面前讲话有条有理；他欠缺的就是不能动手写字，所以我这文书就派上了用处，要写一切总结、报告、请示等都由他口述，我来执笔，写完再读给他听，认为没有问题了就盖他的印章上报。经过一些日子的磨练，我也就适应了他的要求，他对我这文书也尚满意。因此，我一直忐忑不安的心情也就平静了很多。总务科领导除黎科长外，当时还有一位很年青的曹副科长。他人特别机灵，脑子反应快。有些领导同他开玩笑给它起了个外号叫“曹小鬼”。其实我也很敬佩他。但他很快就调走了，所以给我留下的印象不深。曹副科长调走后总务科就没有再调来副科长。此外，政治协理员也是总务科的主要领导之一。他负责整个政治部的政治工作。当时的政治协理员是刘景生。但他也很快就调走了。政治协理员本来是相当营级政治教导员职务，不过刘教导员调走后，可能是干部缺少的原因，上级没有再调来一位营级的政治协理员，而是调来了一位连级的政治指导员。新来的政治指导员是张秀峰同志。他工作非常勤奋，我觉得他很好。科内其余干部有行政管理员张文志、会计张守仁、司务长赵亨柱（朝鲜族）等，他们都是很有资历的老同志，其实也都是我的领导。他们对我都很热情，给我指导。总务科内除干部外，再下面就是文书和几大员了，今天我还能清楚的记起名字的有通信员王兴发、卢廷珍、司号员周玉海、理发员王金生，另外还有通信员小武、小宋、卫生员小赵三人怎么也回想不起他们的名字了。十分遗憾，这都是当年生死与共的战友啊！这几大员按部队编制的隶属关系还归文书领导管理呢，我是他们的当然班长。但是，他们多数参军的时间比我长，都是老兵，有的是从战斗连队调上来的，有战斗经验，因此，我也只是他们名义上的班长，开会主持一下，其它用不着管。他们的工作也都直接听科长、政治协理员、行政管理员指挥。这几大员人人积极肯干，不但非常尊重我，而且真心实意地帮助我。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和团结非常好。在他们的鼓舞下，我也就特别积极，所有的工作和他们抢着干。
在以后的工作中，我不但经常能接触到政治部各科的干事、科长等，还能接触到主任，我们的主任程克廉是一位身经百战的老红军，是一位非常平易近人的好领导，我还有机会接触到司令部各科的参谋、科长等，特别是还有机会接触到师长徐国夫、政委刘光涛、参谋长夏克等师首长，我觉得他们都是我可尊敬的人，都可亲可敬可学。
在这个队伍里，我真的感到很温暖，很舒畅。想到这是一支英雄的队伍，有这样多好领导、好同志、好战友，心里常常浮现出一种光荣感自豪感！因而我也就更加努力地投入到这场在鸭绿江边的厉兵秣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