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都会里休整了10多天，根据上级的命令于12月14日晚出发南下，向“三八线”挺进。1950年的冬季，朝鲜的气温不知为什么那样超低严寒，而且不光是气温超低严寒，雪也下的特别大、特别多。本来我们在都会里休整期间就已经下了很大的雪，但当我们出发南下的第二个夜晚（即12月15日晚），部队一出发，阴云密布的天空就又飞开了雪花，渐渐的变得越来越大，大雪漫天飞舞，几乎一夜没有停止。冰天雪地，部队夜间行军十分艰苦。大部队行军，前头的队伍踩过了，所有的路面就变成了冰雪路。人在冰雪路上踩，鞋底上沾的冰雪越来越厚，形成了尖尖的冰块，再踩在冰雪的路面上，一步一滑，歪歪斜斜，前仰后跌，不断地摔跤，一夜行军摔上几十个跤子是平常事。特别是朝鲜的山多，虽然多数不高，只有四、五百米，但爬了一座又一座，没完没了。我们很多时间走的就是山路，而且不是公路大道，都是山间羊肠小道，所以行军就更是难上加难了。大部队在这样的路上前行，无论上山下山都很难，所有的人几乎都借助路旁的树干数枝拉着扯着向上向下迈步。上山时，好不容易爬上去一段路，稍不留神就又摔倒滑了下去，前功尽弃，又得重爬。下山时，稍不留意就会连翻带滚地摔下山去很远。许多人上山或下山时都被摔伤，甚至摔的鼻青脸肿或腿部摔坏，走路时一瘸一拐。大雪夜行军，还有更难忍受的苦楚，那就是雪花时时落在棉衣上结成厚厚的冰层，体内发热冒汗，又将冰雪融化，使全身棉衣湿漉漉的，那真是透心热又透心凉，别有一番滋味。
部队行军最辛苦的要属炊事班和饲养排的同志们了。
先说炊事班吧。他们行军可跟别人不一样，别人只携带自己的武器、弹药、米袋子和8市斤重的行李。炊事班除了携带上自己所有的物品外，要挑上一切炊事用具，特别是那两三口大行军锅又大又重，加上其它瓢盆勺铲刀叉等，几乎每个人都有一个挑担，行起军来，负担特别重。在爬雪山走冰路时，他们摔的跤要比别人多的多，而且一摔跤就是叮啷当啷，锅碗瓢盆乱响，滚的满地都是。每一次摔跤，他们只能爬起来，把东西拣起来，再继续前进。他们还有最辛苦的事情，就是行军途中的用餐。部队行军途中用餐，虽无定时，但一般情况下也要一日三餐。根据敌情，有时部队会突然休息一、二个小时用餐。这时别人可以利用这一、二个小时呼呼睡一大觉，而炊事班必须立即紧张地投入工作，煮饭烧菜，饭菜做好，大家都吃完了，又立即出发，而他们总是吃在别人的后头，又要收拾锅碗瓢勺，一刻都不得休息，又挑上重担跟上部队出发了。
再说饲养排吧。饲养排的任务是饲养管理军马。饲养军马的战士的职务名称叫驭手，一名驭手饲养管理一匹军马。政治部因为办公用具用品多和干部多，许多办公用具用品，如印刷文件、小报、宣传品用的油印机、油墨、纸张等和连以上各级干部限量的行李等，行军时都需用军马驮运。所以就有二三十匹军马，而驭手也就编成了一个排，称为饲养排。部队行军饲养排也是最辛苦的。像上面所说的爬雪山、走冰雪路，他们的困难就非常大。虽然所有的马匹都钉上了防滑铁掌，但也无济于事，马蹄子上照样结成厚厚尖尖的冰块，一走一滑，不光是马失前蹄，而是四蹄均失。驭手们牵着马，马失四蹄，往往连人带马一起摔倒，闹得人仰马翻，甚至滚下山去。每遇到这种情况，驭手们只能爬起来，连拉带扯地把马匹拉扯起来，继续前进。一夜行军，不知道他们会这样摔倒多少次，又爬起来多少次，就这样反反复复地步履艰难地前进着。部队休息或宿营的时候，他们也不轻松。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喂马，要去弄马草，加马料，尽快让马恢复体力，好继续上路。他们自己则很难得到休息。
炊事班和饲养排的同志们一般都年龄较大了，三、四十岁的居多，有的甚至已五十多岁。他们都是来自全国各地农村，在旧社会，他们都受过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有的甚至自幼就给地主打长工，受尽了苦难和煎熬的折磨。他们特别仇恨封建地主阶级、仇恨旧社会，他们参加了人民军队后，在革命的队伍里，再也没有人剥削和压迫他们，而且人人平等，工作有了成绩就会受到表扬，还能立功受奖，第一次享受到了和别人一样的人的尊严。因此，他们就像熬过漫漫长夜，初见阳光一样，感到无比的光明和温暖，这是一个过去梦想都想不到的世界。特别是在毛主席和共产党的教育下，阶级觉悟大大提高，所以就一心一意地跟着毛主席、共产党闹革命，毛主席、共产党说什么就听什么，叫干什么就干什么，拼命地干好什么。他们具有我们的民族特别是农民自古承传下来的憨厚老实的性格、工作任劳任怨的品质和能吃苦耐劳的特性。我是文书，同他们的接触较多，深深地被他们的高尚品德和精神感染着、打动着，暗自下决心向他们学习。
炊事员大老刘，可以说是一个典型，我想应单独讲一下他的故事。大老刘可能是炊事班中年龄最大的一位老同志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他工作勤勤恳恳，是炊事班中只做不说的主力人物，用老黄牛来比喻他那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行军中，他挑着两个大行军锅，担子比谁都重，在爬雪山走冰路时，他摔的跤比谁都多，再严寒的天，他也经常满身大汗，那样苦那样累，但他从不叫苦叫累。他除了是炊事班的一名主力外，还自备了一套缝补鞋子的锥子、麻绳等工具和材料帮助大家修补鞋子。政治部很多人的鞋子坏了都求他帮忙修补。我多次请他帮助修鞋，他都是有求必应。我在感激之余，也想找一个机会帮助他做点事，于是，在一个夜晚的雪地行军中，看他挑着大行军锅摔的跤太多了，就抢过了他的担子想替他挑一段路，让他休息一下。这还是在比较平坦的路上，谁知道我那样不争气，挑着担子没走几步就重重的摔了一跤，下巴磕在硬硬的冰面上，头轰的一下，两眼冒出了金花，过了一两分钟才爬了起来。当时大老刘非常后悔让我挑他的担子，以后我再也抢不过来他的担子了。这就是大老刘的故事！
我因为有点文化，所以炊事班和饲养排的同志们对我又羡慕、又尊重、又爱护。这就使我更加感动了。因此，我对他们也是特别的尊重，虚心地向他们学习。其实，我自己知道，我当时那点文化水平是很可怜的。我参军前虽然进过高中一年级的大门，但实际上并未开课，虽然也进过华北大学的大门，但只有三个月，接受的是革命启蒙教育。所以我当时的真正文化水平也就是一个初中生，而且初中课程学的也很不正规很不系统，如果照现在的初中生相比，那会有天壤之别。我参加革命多年后具有的一点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实际上，都是在党的培养教育下，边工作边学习逐步得到提高而来的。那时我哪里有如他们心目中所想象的那样高的文化水平呢？
特别遗憾的是，现在我除了记住了管理伙食事务的司务长和饲养排的正副排长赵亨柱、郑兴财、郑松林、陈国泰等几个人外，其他人的名字，包括前面讲的大老刘全都记不起来了！他们现在都在何方？更是不知道了！
我们自12月14日晚从都会里出发，一直沿着朝鲜西部地区南下，经过11个夜晚的艰难行军，爬雪山走冰路，顽强地百折不挠地向前，途经慈山、江东、三登、新溪、市边里等各城市，并于12月17日晚跨过朝鲜著名的大同江，于12月25日兵临“三八线”的临津江北岸，与一江之隔的南岸的敌人对峙。临津江南岸几十公里处就是南朝鲜的首都汉城（现在改名叫“首尔”了）。我们在这里准备发动新的战役，给敌人以更大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