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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英勇善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作品:抗美援朝的凯歌 作者:刘培一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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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经过长期武装斗争,推翻了美国扶持的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使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殖民政策破了产。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冲破了美国的东方战线,打乱了它在远东的战略部署,改变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政治军事力量的格局。然而美国不甘心失败,继续推行其称霸世界的战略。作为它全球战略计划的一部分,在太平洋地区建立了200多个军事基地,部署了占其陆军三分之一的部队和近百艘军舰,千余架飞机;策划单独缔结对日和约,以保持其驻日占领军,把日本变成它在亚洲的主要战争基地,并企图使台湾成为它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不沉的航空母舰”,还图谋把整个朝鲜纳入它的势力范围,以作为它对付中国和苏联的“跳板”。

    朝鲜半岛,是当时社会主义阵营的东方前哨,战略地位突出。由子历史的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以北纬38度线(简称“三八线”)为界,使朝鲜半岛形成了南北两部分。美国蓄意制造朝鲜民族分裂,驻军南朝鲜,1948年8月15日,扶植成立了李承晚为总统的“大韩民国政府”,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形势下,朝鲜北方人民于1948年9月9日,成立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朝鲜政府坚决主张,在没有任何外国势力干涉的条件下,举行全朝鲜的民主普选,建立统一的中央政府,实现自主和平统一。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则在美国的支持和纵恿下,坚持武力统一的政策。1949年12月,李承晚声称,在新的一年中“必须统一南韩和北韩”。接着,在美国的支持下加紧了战争准备,在“三八线”地区加速军事部署,并频繁地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武装挑衅活动。朝鲜政府面临着李承晚集团的战争威协,在军事上也作了必要的准备,加强了人民军的建设,并同南朝鲜“北进统一”的反动政策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从1950年初起,朝鲜半岛南北两种势力的斗争日趋尖锐,双方在“三八线”上不断发生武装冲突,局势日益严重。

    1950年6月25日,朝鲜全面内战终于爆发。按照联合国宪章规定,任何国家的内部事务别国都无权干涉。但是,美国却从称霸世界的全球战略出发,迅即出兵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寻找入侵中国领土台湾的借口。6月2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要美国驻远东的空军、海军支援南朝鲜军作战。同时,指使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国代表操纵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两个常任理事国代表不能行使否决权的情况下,通过诬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并要予以武力制裁的决议,还通过了为美国搜罗侵朝军队的非法决议。30日,杜鲁门又命令美国陆军参加侵朝战争,并授予美国驻远东部队总司令麦克阿瑟使用其所有地面部队的全权。7月2日,驻日本的美军第24师作为先头部队,在南朝鲜釜山突然登陆,投入前线作战。7日,杜鲁门下令要扩大美国的战斗部队,使其陆、海、空三军总数达到200万,准备以更大的力量投入侵朝战争。这一天,美国又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授权由美国组成统一的侵朝军队司令部,统一指挥参加侵朝的各国军队,由美国指派司令官,统一司令部可使用联合国的旗帜。这样,就给以美国为首的参战国的军队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并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从此,朝鲜人民为争取独立统一而进行的国内战争,由于美国的直接武装干涉,变成了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金日成首相号召全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官兵,动员起来为朝鲜的自由独立和统一进行坚决的斗争。英雄的朝鲜人民军立即投入战斗,以破竹之势向“三八线”以南挺进,给美国侵略军以有力回击。6月28日解放汉城,7月20日攻占大田,并生俘美第24师师长迪安。至8月中旬,朝鲜人民军解放了南朝鲜90%的土地,把美军和由美国武装的南朝鲜军压缩到洛江以东1万平方公里的狭小地区。美国侵略军在负隅顽抗的同时,利用釜山港继续增兵,准备反扑,战争一时形成胶着状态。美国军事当局为挽回败局,开始酝酿扩大侵略战争的新步骤。

    美国侵略朝鲜,严重威胁中国安全,借机霸占中国领土台湾是对中国人民的直接挑战。6月28日,毛泽东主席严正指出,中国人民既不受帝国主义的利诱,也不怕帝国主义的威胁,号召“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同日,周恩来总理兼外交部长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海军的行动,乃是对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我国全体人民,必将万众一心,为从美国侵略者手中解放台湾而奋斗到底”。7月6日,周恩来又发表声明指出,美国操纵下的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是非法的,中国人民坚决反对。接着,周恩来通过外交途径,对美国的侵略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力的斗争。

    鉴于朝鲜战争已趋于复杂化,并有扩大规模和转入持久的可能,经毛泽东主席提议,在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的主持下,于7月7日和10日,中央军委召开两次国防军事会议,讨论美国侵略朝鲜的形势和保卫中国国防问题。7月13日,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根据这一决定,中央军委调担任全国战略预备队任务的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所辖之第38、第39、第40军和第42军共12个步兵师和炮兵第1、第2、第8师以及1个高射炮兵团、1个工兵团,共计25万人,组成东北边防军,担任保卫中国东北地区边防的安全和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的任务。要求上述部队于8月中旬集结于安东(今丹东,下同)、凤城、辑安(今集安)、通化、辽阳、海城、本溪、铁岭,开原等地,开始整训。同时,中央军委调整和加强了第13兵团的领导班子,任邓华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第13兵团领导机关遂行东北边防军领导机关的职能,归东北军区领导。8月18日,毛泽东主席令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督促边防军务必于9月30日前完成战前训练和一切作战准备工作,待命执行作战任务。8月下旬,中央军委又决定将第9兵团和第19兵团调到津浦铁路和陇海铁路沿线地区集结,以策应东北边防军的行动。9月6日,中央军委又将第50军由湖北调到东北地区,加入边防军序列。与此同时,中央军委还决定加速特种兵建设,立即增编空军4个飞行团,陆军3个战车旅、18个高射炮兵团和10个步兵军的队属炮兵。为预防美国空军对我国大城市和工业基地的轰炸,中央军委制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将3个航空兵师、15个高射炮团和1个探照灯团分别部署在沈阳、鞍山、本溪、北京、天津、南京、上海、杭州、广州等地;还决定将东北地区南部的部分工业设备及战略物资向北转移。

    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所采取的上述富有远见的战略措施,对于巩固国防、应付事变、援助朝鲜人民反侵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美国当局为扭转朝鲜的不利战局,于9月15日,由麦克阿瑟指挥美国陆军7万余人,在舰艇260余艘、飞机500余架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港登陆,突袭朝鲜人民军后方。与此同时,洛东江战线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共10个师大举反攻,与仁川登陆部队南北呼应。朝鲜人民军在处于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不利态势下,被迫转入战略退却。29日,敌人正面部队进抵“三八线”。10月1日、7日,南朝鲜军和美军先后越过“三八线”,并猖狂地向中朝边境进犯。这时,美国空军也加剧了对中国东北边境地区的侦察、扫射和轰炸等。

    9月30日,周恩来总理严正警告美国当局,“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国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0月3日,周恩来又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如果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我们主张朝鲜事件应该和平解决。朝鲜战事必须即刻停止,侵朝军队必须撤退”。

    美国当局对中国政府的一再严正警告,视为“虚声恫吓”,继续执行越过“三八线”北进的侵略计划,并通过外交途径对中国施加影响,不要中国干预朝鲜战争。杜鲁门于10月15日专程从华盛顿飞往太平洋中部的威克岛,同麦克阿瑟会谈。会谈结果,他们认为中国出兵参战的可能性很小,中国人“在鸭绿江边,只有5万到6万人能够渡江作战”,“不足为患”,并断言:“在南北朝鲜,抵抗都会在感恩节前结束”。随后,侵朝美军加速了向中朝边境的进攻。朝鲜战局急剧逆转,朝鲜人民处境危机。这时,中国东北地区边境的辑安、安东、长甸河口、拉古哨等城镇和乡村,遭到美国空军的频繁轰炸和扫射,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在此严重的形势下,朝鲜劳动党和政府,代表朝鲜人民,请求中国出兵援助。中国人民群情激愤,要求同朝鲜人民一道抗击美国侵略者。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也纷纷抗议和谴责美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

    1950年10月上旬,中共中央致治局在毛泽东主席主持下,多次召开会议,全面分析研究了朝鲜战争形势和我国的处境,从挽救朝鲜危机,保卫我国安全和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促进人类进步事业的根本立场出发,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决定派志愿军入朝参战。毛泽东主席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出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当时,中国革命胜利刚刚一年,战争创伤尚未康复,百业待兴,国民经济十分困难;广大新解放区尚未或正进行土地改革,一些地区盘踞和流窜的国民党军残余和土匪急待清剿;人民解放军尚未得到很好的休整和训练,武器装备也相当落后,在此情况下,我们要和物资实力雄厚、技术装备精良、堪称世界第一流的美国军队作战,其困难程度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举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旗帜,从支援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从保卫中国革命成果,从维护亚洲与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毅然作出了具有无产阶级革命胆略和政治远见的英明决策,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历史责任感。

    中央军委在决定派出志愿军入朝参战以后,又部署了7个军共24个师作为第二批和第三批入朝参战的后备兵力,以应付朝鲜战争可能的发展局面。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为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发布命令如下:

    一、为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二、中国人民志愿军辖13兵团所属之38军、39军、40军、42军及边防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1师、2师、8师。上述各部须立即准备完毕待命出动。

    三、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四、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以及有关援助朝鲜同志的事务,统由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同志为调度指挥并负责保证之。

    五、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六、必须深刻地估计到各种可能遇到和必然会遇到的困难情况,并准备用高度的热情、勇气、细心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去克服这些困难。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志愿军组成以后,各部队在已经进行战备训练的基础上,根据入朝作战的任务和方针,进行了紧张的临战准备工作。经过临战准备,特别是深入的思想政治动员工作,广大指战员斗志高昂,纷纷订立杀敌立功计划。各部队都举行了誓师大会。全军上下,决心克服任何艰难险阻,英勇作战,协同朝鲜人民军打败美国侵略者,完成祖国人民赋予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任务。

    中国人民志愿军于出国前夕,向祖国人民庄严宣誓:

    “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残暴侵略,援助朝鲜兄弟民族的解放斗争,保卫中国人民、朝鲜人民和亚洲人民的利益,我们志愿开赴朝鲜战场,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为消灭共同的敌人,争取共同的胜利而奋斗。为了完成这一光荣、伟大的战斗任务,我们誓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坚决服从命令,听从指挥,上级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决不畏惧,决不动摇,发扬刻苦耐劳的坚诚精神,克服一切困难,发扬革命的英雄主义,在战斗中创建奇功。我们要尊重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将军的领导,学习朝鲜人民军英勇善战的战斗作风,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和朝鲜人民、朝鲜军队团结一致,将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队全部、干净、彻底消灭。”

    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入朝时,敌人的总兵力已达42万余人,拥有飞机1100多架,各种军舰300多艘。其地面部队有5个军共15个师另两个旅、1个空降团,其中美军3个军共6个师和1个空降团约12万人,南朝鲜军2个军团(相当军)共9个师约9万人,另有英国、土耳其、澳大利亚、泰国、菲律宾等国军队共1200余人。敌人除以部分兵力在后方对付朝鲜人民军北撤部队和游击队外,集中了4个军共10个师另1个旅、1个空降团共13万余人,向“三八线”以北中朝边境疯狂冒进。10月19日,敌人已经占领元山、咸兴、阳德、成川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首都平壤。这时,朝鲜人民军主力尚被隔阻在朝鲜南部,正向“三八线”以北转移。朝鲜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及“三八线”以北之人民军部队,正向中朝边境之新义州、江界方向实施战略退却。

    志愿军不畏强敌,仓促应战,边打边建。从10月19日黄昏开始,志愿军第39军、第40军、第38军和炮兵第8师、高射炮兵第1团,分别从安东、长甸河口、辑安等地,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入了抗美援朝战争。23日,炮兵第1师、第2师之第29团和工程兵第4、第6团开始入朝。25日,中共中央下达命令:第13兵团领导机关和志愿军前方指挥所合并,组成志愿军司令部、政治部,并任命邓华为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洪学智、韩先楚为副司令员,解方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同时,决定成立中共志愿军党委会,由彭德怀任书记,邓华为副书记。同日,志愿军炮兵司令部在政治委员邱创成、副司令员匡裕民率领下入朝。26日、27日,已确定为志愿军战役预备队的第50军、第66军入朝。至此,志愿军首批同美国侵略军交战的共有6个步兵军、3个炮兵师和1个高射炮兵团、2个工兵团。

    志愿军入朝之前,曾估计敌人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元山一线以后,继续北进尚需一定时间。因此,志愿军首长根据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决定先利用易守难攻的有利地形,组织防御,稳定战局,待站稳脚跟,再组织反攻。志愿军渡江以后,敌人正分兵冒进。20日,敌主力、西线部队已进至距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70至100公里处,其东线部队先头师已占领了志愿军预定防御地区。此时,志愿军已渡江的5个师仅进至鸭绿江南岸义州以东和朔州、满浦镇以南地区,距离预定防御地区尚有120至270公里。中央军委、毛泽东主席当即决定放弃志愿军原定计划,改取以运动中歼敌的方针,指示志愿军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并指出: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而不是先部署防御,然后再谈进攻的问题。这样,志愿军就在边开进、边部署的情况下,仓促地投入战斗。

    随着战争的发展,志愿军又陆续增调了步兵和各技术军、兵种,并相继组建各军兵种的指挥机构,逐步增强作战部队,逐步加强各军兵种协同作战的组织指挥机构。为了坚持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又决定了志愿军轮番作战的方针,使志愿军的战斗力量得到不断的补充。至1951年6月中旬,又陆续入朝参战的各军兵种部队有:

    步兵,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宋时轮率领的第9兵团下辖第20、第26、第27军,由司令员杨得志、政治委员李志民率领的第19兵团下辖第63、第64、第65军,由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率领的第3兵团下辖第12、第15、第60军,以及第47军。先期入朝参战的第66、第50军奉令回国休整。

    炮兵,因炮兵司令部奉命回国而新组建的,以匡裕民为主任的炮兵指挥所,高射炮兵第67、第62、第63、第64师,地面炮兵第7师辖第20、第11团,火箭炮兵第21师辖第201、第203团,战防炮兵第31师辖第401、第402团及第32师之第404团。

    工程兵,以陈正蜂为主任的志愿军工程兵指挥所,工程兵第15、第17、第3、第7、第10、第18、第22团。

    铁道兵,第1师辖桥梁第1、第11团和线路第21团,铁道兵直属桥梁团和独立团,以李寿轩为主任的铁道兵前方指挥所,第3师辖桥梁第3、第13团和线路第23团,第2师辖桥梁第2、第12团和线路第22团。

    装甲兵,以坦克第1师师部为基础组成的装甲兵指挥所,黄鹄显为主任,率坦克第1师及第2师第3团。

    后勤部队,由张明远、杜者蘅负责的东北军区后勤前方指挥所,以后将前方指挥所改为前方指挥部,周纯全为部长,张明远为副部长,杜者为政治委员。1951年5月19日成立的志愿军后方勤务司令部,洪学智兼任司令员,周纯全任政治委员。先后入朝的有第1、第2、第3、第4、第5、第6、第7后勤分部。这期间,第6分部并入第4分部,取消了第6分部的番号。

    公安军,第18师入朝担任战场后方的剿匪、警卫、押运、装卸和防空监视哨等任务。

    空军,航空兵第4师之第28、第29、第30大队,以聂凤智任司令员的志愿军空军司令部。

    至1951年6月中旬,志愿军战斗序列中有,步兵3个兵团辖9个军和直属的6个军共15个军;炮兵指挥所辖地面炮兵7个师,高射炮兵4个师;工程兵指挥所辖9个工兵团;铁道兵指挥所辖3个师另2个直属团;后勤司令部辖6个分部;空军司令部辖航空兵第4师。

    志愿军参战初期,虽然在兵员数量上占有优势,但武器装备却处于明显的劣势。敌人除有强大的空军和炮兵、坦克兵支援步兵作战外,美国步兵师建制内的火炮数量就超过我军3个师属炮兵数,还编有坦克154辆、各种车3976辆。而我军步兵的机动主要靠徒步,部队的行军,作战常常是在敌人飞机威胁之下;后勤保障,由于战前准备仓促,战事发展迅速,加之敌飞机轰炸破坏严重,使战地居民点几乎成为废墟,作战物资的补给十分困难。但是,英雄的志愿军,不畏强敌,奋勇迎战,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投入打击美国侵略军的战斗。

    为了粉碎敌人迅速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志愿军入朝部队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指挥下,对猖狂进攻的敌人展开了战略反攻作战。从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10日,连续进行五次战役,把敌人赶回到“三八线”。

    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志愿军在对敌情、地理都很不熟悉,部队武器装备落后,物资供应相当困难的情况下,仓促应战。参战指战员,不怕困难,奋勇杀敌,经过艰苦作战,首战告捷,歼灭美军和南朝鲜军共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退到清川江以南,粉碎了敌人“感恩节”(11月23日)前占领全朝鲜的企图,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第二次战役(1950年11月6日至12月24日),志愿军为粉碎敌人圣诞节结束朝鲜战争的“总攻势”,抓住敌恃强轻敌的弱点,冒着严寒,在粮食、弹药、被服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进行了反攻作战。朝中部队解放了平壤,歼灭敌人3.6万余人(其中美军2.4万余人),把敌人打到“三八线”以南,有力地打击了美国的侵略气焰,扭转了朝鲜战局。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8日),是为粉碎敌人据守“三八线”既设阵地,整军再犯的企图,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并肩战斗,在冰天雪地、供应困难的情况下,对敌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进攻作战。朝中部队前进了80至110公里,歼敌1.9万余人,把敌人赶到37度线南北地区,占领了汉城。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5日至4月21日),是为了打退敌人发动的进攻而进行的防御作战。志愿军和人民军在作战条件更加艰苦的情况下,奋战87天,经过汉江南岸的坚守防御、横城地区的反击和宽大正面的机动防御作战,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使敌人每天付出900人伤亡的代价,只前进1.3公里,胜利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并掩护了志愿军战略预备队的集结,为下一次战役创造了有利条件。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是为了粉碎敌人妄图在我侧后登陆,配合正面进攻,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防线的阴谋,而先敌发起的反击战役。志愿军和人民军共投入15个军,连续奋战50天,共歼敌8.2万余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迫使敌人转入战略防御,并接受了停战谈判。

    志愿军在入朝作战初期的7个多月里,大展军威,也大振了国威,使敌人感到很难战胜中国人民志愿军。

    志愿军发扬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和优良战斗作风,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优势,创造性的运用我军传统战法,扬我之长,击敌之短,以劣势装备战胜了现代化装备之敌。

    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是克敌制胜的法宝。志愿军在作战中,充分发挥了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根据出国作战的实际情况,在出国前,首先经过多种多样、深入细致地以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中心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提高了广大指战员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性质、意义的认识,激发了仇恨美帝国主义侵略,热爱祖国、热爱朝鲜,保卫亚洲与世界和平的自觉性;使广大指战员在思想上把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个人利益、祖国命运和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结合了起来,提高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使命感。战士们用快板诗朴实地表达入朝参战的心愿:“美帝好比一把火,烧了朝鲜烧中国,中国邻居快救火,救朝鲜就是救中国。”在提高觉悟的基础上,经过深入动员,指战员们纷纷请战、宣誓,不惜生命为援助朝鲜兄弟,保卫祖国而战。入朝以后,志愿军结合战场实际,继续深入进行政治思想工作。各部队用美军的残暴罪行和朝鲜人民惨遭涂炭的大量事实,开展仇恨美帝、热爱朝鲜人民的教育,激发打击美国侵略军的战斗积极性。与此同时,在全军广泛开展了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立功运动,激发指战员的革命荣誉感。在朝鲜战场杀敌立功,为祖国人民增光的立功运动热潮,激励着广大指战员不畏强敌,不怕困难,奋不顾身地英勇杀敌。在志愿军官兵中,革命英雄主义的大发扬,形成了战胜敌人、克服困难的巨大精神力量,并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

    志愿军入朝参战的第一仗时,在温井地区战斗中,第40军第120师第360团首次与南朝鲜军交锋,指战员依托赶修的简易工事,与敌人展开激烈战斗。第3连班长石宝山在子弹打光,阵地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毅然抱起两根爆破筒,高喊“为了袒国守阵地”的口号,冲向敌群,与20多个敌人同归于尽。在他的英雄行动鼓舞下,战士们端起刺刀,手举石头,与敌拼杀,终于打退了敌人。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第112师第335团第3连奉命堵击逃跑的美军,在全连打退有飞机、坦克和大炮掩护的敌人4次集团冲锋以后,只剩下20余人,在已成一片火海的阵地上继续战斗,最后只剩下副指导员和6名轻伤战士,仍坚守阵地,直至主力部队赶到。在打扫战场时,发现不少与敌同归于尽的志愿军战士,有的手里握紧敌人的机枪,有的手里紧紧抓住沾着敌人脑浆的手榴弹,有的用身体压着敌尸,有的牙齿和指甲嵌进敌人的皮肉里,情景的壮烈,感人肺腑,激起指战员们更加坚强的斗志,誓死为中朝人民报仇雪恨。后来,随队的著名作家魏巍,以第3连的英雄事绩为基础写了激动人心的战地通讯:《谁是最可爱的人》。在东线长津湖地区作战中,第20军第58师第172团第3连连长杨根思,率领该连第3排坚守阵地,卡住了敌人的退路。敌人向第3排阵地上倾泻了大量的炸弹、炮弹和燃烧弹。在硝烟弥漫、烈火熊熊的阵地上,杨根思率领战士们在4小时内,打退了敌人8次成连成营的冲锋;在弹药耗尽的情况下,他们用刺刀、枪托、铁锹、石块与敌人搏斗,最后只剩下2名伤员,仍然坚守阵地。当敌人发起第9次冲锋时,已负伤的杨根思,毅然抱起仅有的5公斤的炸药包,拉燃导火索,从山头上纵身冲向敌群,与敌人同归于尽。美国第8集团军的发言人不得不公开承认:“共军蔑视联合国军集中的炮火和巨大的空军力量,我们有非常多的战斗轰炸机与喷气式飞机和猛烈的炮火,轰击急急前进的敌人,但是,带着冲锋枪和手榴弹的训练很好的共军,仍然无穷无尽地向前涌进……就是火山爆发也不能阻止他们。”

    广大指战员以无比坚强的革命毅力,刻苦耐劳,艰苦奋斗,战胜一个又一个困难。

    志愿军入朝作战初期,由于仓促应战,时值隆冬,在人地两生的异国他乡同美国侵略军作战,除了自然条件和武器装备给作战带来的困难外,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物资供应极其困难。虽然东北军区和志愿军的后勤部门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由于战争发展迅速,战况变化急剧,连续作战,加之敌人对战地城乡和交通运输线的轰炸破坏,不能就地补给,战场后勤供应远远不能适应作战的需要,致使部队弹药供应不足,粮食被服严重短缺。第一、第二、第三次战役中,部队粮食只能供应需要量的25%左右,弹药只能重点补给。第9兵团指战员在东线长津湖地区作战时,冒着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严寒,战地积雪数尺,携带的粮食要么无法煮熟,要么送到阵地上已成冰团,部队普遍出现饥饿现象,指战员的冬装也不适于严寒的朝鲜,连绵的雪天又使棉衣湿透,无法烤干,出现严重的冻伤,致使部队冻饿减员大于战斗减员。在第四次战役中,大军深入敌后,后勤供应跟不上去,有的部队一天只能吃一两餐稀粥,有的部队几天补不上粮食;许多战士衣衫破烂,有的甚至赤脚走路。在第五次战役中,不少部队断粮断炊,有的部队断粮3天,只得采集树叶、野草充饥。

    但是,在富有艰苦奋斗光荣传统的志愿军面前,没有向困难屈服。各部队通过强有力的政治思想工作,有效地提高了指战员忍受艰苦、战胜困难的自觉性,“忍受艰苦就是光荣”、“克服困难就是胜利”的口号深入人心。在艰难困苦的战地上,全军上下在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下,同甘共苦。党员和干部身先士卒,“见困难就上,见享受就让”,干部战士同心协力向困难作斗争。战士们说:为了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的幸福,牺牲了也心甘情愿,还怕什么艰苦困难!各部队发动群众,开展“想办法运动”。从实际出发,千方百计地战胜困难。在作战中,弹药短缺时,就组织打扫战场,搜集敌人遗弃的弹药、武器;弹药打光了,就用刺刀白刃格斗,用石块、铁锹等同敌人拼杀。在缺粮断炊时,就节食、分食,就地采集可充饥的野生草果,甚至勒紧裤带,忍饿坚持战斗。被服供应不上,特别是战士的手脚无法御寒,有些部队就拆旧被子、旧毯子,自己动手做棉袜,缝手套,没有针就用电话线的铁丝代替,没有线就用拆破袜子的线。有的部队还发明了“两用手套”,行动时套在手上,驻止时套在脚上。

    英雄的志愿军指战员在以坚韧不拔的毅力与困难作斗争的同时,运用有效的传统战法,扬我之长,击敌之短,英勇奋战,克敌制胜,把具有高度现代化技术装备的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

    志愿军入朝参战之前,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根据敌人有强大的空军和陆军高度现代化的情况,为志愿军制定了扬长避短的作战原则,指示志愿军要广泛地实施夜间作战和寻机同敌人打运动战,并把敌人飞机对我军活动的妨碍程度和我军利用夜间行动作战的熟练程度,作为争取转变朝鲜战局的决定条件之一。我军在反对国内外敌人的长期革命战争中,经常采用运动战、夜战、近战以及实施包围迂回等战法,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这是我军之长。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又较为具体地摸到了敌人的短处。这就是;它怕夜战、近战,因为夜战和近战大大限制了敌人飞机大炮的作用,并造成其各军兵种联络指挥的困难。敌人害怕运动战,因为在运动中敌人的兵器不易全部展开,也不易发挥其强大火力。敌人怕迂回分割包围,因为敌军的机械化程度虽高,但对道路和补给依赖性大,最怕切断后路,被分割包围以后其部署即被打乱,各部队各兵种无法配合会遭各个歼灭。根据上述情况,为贯彻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志愿军在参战初期,确定了以运动战为主,与部分阵地战、敌后游击战相结合的作战指导方针。在战术上,抓住运动中的有利时机,猛打猛冲,大胆渗透,分割包围;实施夜战、近战、速决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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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志愿军在入朝作战初期的7个月中,创造性的运用我军传统战法,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第一次战役中,第40军第118师在温井战斗时,就是乘敌立足未稳,采取运动、速决的战法,取得了全歼敌人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中队的胜利。第二次战役中,第38军第113师奉命实施战役迂回,断敌退路。该师坚决勇敢,吃大苦耐大劳,跋涉高山险路,不顾敌飞机轰炸扫射,昼夜兼程,14小时前进70公里,突然插到三所里,切断敌人一条退路,接着,又机动地占领另一条路上的要点龙源里,从而切断了美第9军的退路,打乱了敌人的部署,使敌人全线动摇,为战役的胜利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第三次战役,志愿军采取正面多路突破,尔后迅速投入第二梯队昼夜不停地向敌人纵深渗透迂回,配合正面突击,对敌形成战术分割包围,各个围歼敌人。战斗中,第42军第124师不顾敌飞机威胁,白天战斗前进,沿途打破敌人10次阻击,插到了指定地点,切断了敌人的退路,协同正面进攻的第66军,取得了歼灭南朝鲜军2个团和1个团大部以及1个炮兵营的胜利。志愿军在实施战略反攻作战中,广泛采取运动战,得心应手地运用了迂回分割包围的战术,取得了大量歼敌的战果,连美军号称“王牌”的骑兵第1师(机械化师)也难免厄运。该师一个被俘军官找到志愿军翻译,翘起拇指说:“你们包围迂回战术运用得好,前面拦住,后尾截住,这样作战,历史上从未见过。”

    志愿军结合朝鲜战场的作战实际,继承和发扬了我军传统战法,不但经受了现代战争的严峻考验,而且取得了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新鲜作战经验。7个月的战争实践证明,志愿军不但敢于斗争,而且善于斗争。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侵朝战争中损失惨重,一年来伤亡10万余人,耗资100亿美元,尽管付出如此高昂代价,但仍看不到战争胜利的希望。对此,美国人民强烈不满,反战情绪日益高涨。美国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加尖锐。美国当局也为把主要人力、物力长期陷入朝鲜战场,同其全球战略发生矛盾,而焦虑不安。同时,也被迫承认单纯依靠军事手段,已不能解决朝鲜问题。于是,美国决策机关不得不重新考虑解决朝鲜问题的途径,重新制定解决朝鲜问题的政策。1951年5月16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经过反复研究以后,提出了结束朝鲜战争问题的改策建议。这就是,在恢复战前状态的“三八线”上通过停火谈判,结束敌对行动。这一建议得到杜鲁门的批准。于是美国政府被迫放弃武力占领全朝鲜的政策,转变为采取军事、政治并用的两手政策,即一面加强军事实力,在不扩大战争规模的情况下,保持军事上的主动,对朝中方面施加军事压力;一面通过外交途径向中国试探进行停战谈判的可能性,企图以军事压力配合停战谈判,寻求所谓“光荣的停战”。

    在这一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审时度势,决定转变战略方针,即由以军事打击为主,转为以军事打击与停战谈判相配合,以打促谈的斗争方针,以争取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朝鲜问题。同时,考虑到要使美国侵略军知难而退,必须大量消耗它的兵员,而我军由于装备的劣势,尚难以歼灭敌人重兵集团,因此,战争需作长期准备。1951年6月中旬,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的指导方针,要志愿军“持久作战,积极防御”。

    6月25日,中共志愿军党委会召开会议,讨论战略方针,分析战争形势,并总结作战经验。会上,统一了对“持久作战,积极防御”战略方针的认识,确定了志愿军作战指导原则。会后,志愿军进行了一系列的战略性的工作部署,包括在全军进行政治思想教育,防御阵地的构筑,部队部署的调整,兵员的补充,特种兵的建设,技术装备的改善,以及后勤运输补给等方面的问题。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经过交战双方多次磋商、会晤,定于1951年7月10日在“三八线”上的开城举行。对停战谈判进展的前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早有所料,并作了充分的准备,指示志愿军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战备,严阵以待,积极注意作战,防止敌人乘机发动军事进攻。并指出:要充分认识美帝国主义的本质,真正懂得只有依靠军事上的伟大胜利,才能赢得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和朝鲜战争的早日结束。

    从此,朝鲜战争转入了战略相持,开始了一场军事与外交相结合、长期的、更为尖锐复杂的斗争。朝鲜战场形成了边打边谈、打谈结合的持久战的局面。

    志愿军边作战边发展,不断提高作战能力。战争转入相持阶段以后,为了使志愿军坚持持久作战,保持和提高作战能力,中央军委根据轮番作战的方针,不断从国内增调经过改装、整训的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入朝。同时轮换一部分部队回国整训与改装(有的执行新的任务)。这期间,为加强志愿军的领导力量,增调和轮换了总部和兵团的领导成员。至朝鲜停战前,志愿军领导坚强,部队战力充沛。此间志愿军的发展壮大的情况是:

    步兵,先后入朝的有,以司令员杨成武、政治委员张南生率领的第20兵团辖第67军、第68军、第23军、第26军、第46军、第16军、第1军、第21军以及第33师和第54军之第130师,第二次入朝的第50军,还有以司令员董其武、政治委员高克林率领第23兵团辖第36军、第37军入朝担任修建飞机场任务。这期间回国的有第26军、第27军、第20军、第42军、第39军、第38军。战争后期,在朝步兵最多时达19个军。至1953年7月,志愿军步兵共有25个军另1个师轮番入朝参战,另有2个军担负修建飞机场任务。

    炮兵,至1951年7月共有榴弹炮10个团、反坦克炮3个团、火箭炮3个团、高射炮4个师又3个城防高射炮团以及50个独立高射炮营(独立营大部配属步兵军、师)。1952年11月22日,中央军委决定炮兵部队实行轮换作战。以后,火箭炮第22师辖第205团、第207团、第208团,榴弹炮第3师辖第12团、第13团以及榴弹炮第33团、第39团、第46团,反坦克炮第33师辖第407团、第409团,高射炮第65师辖第613团、第614团、第615团等,先后入朝参战。1953年4月,将曾一度精简成为炮兵主任办公室进行充实调整,成立了炮兵指挥所,高存信任司令员,刘何任政治委员。战争后期,地面炮兵增加到10个师另18个独立团,高射炮兵增加到5个师另27个独立团又6个独立营。

    工程兵,至1951年7月共有工兵11个团。以后又陆续增调工兵第1团、第4团、第6团、第9团、第12团,(首批入朝之第4团、第6团已改编为第14团、第16团),到战争后期共有工程兵14个团另2个营。此间,工程兵指挥所改组为工程兵指挥部,谭善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铁道兵,至1951年6月,入朝铁道兵共4个师另1个团及1个铁路工程队。为加强铁道兵的领导和协调朝鲜战地铁路运输和铁路修建工作,先后成立中朝联合铁道运输司令部、中朝联合新建铁路指挥局,并组建志愿军铁道工程第5师、第6师、第7师、第9师、第10师、第11师。至战争后期,铁道兵增加到10个师。此间,根据朝中两国有关朝鲜铁路战时军事管制协议,成立了中朝联合铁路运输司令部,贺晋年任司令员,张明远任政治委员,另由中朝双方派任副司令员。

    装甲兵,坦克第3师率第5团、第6团及第4团入朝,轮换坦克第1师,同时志愿军装甲兵指挥所也由第3师司令部兼,由赵杰任主任。坦克独立第1团、第2团先后入朝并互相轮换。1952年12月,坦克第1师再次入朝。战争后期坦克兵增至2个师。

    后勤部队,至1951年7月,志愿军后勤部队共有6个分部、24个大站,11个汽车团,另配属公安第18师。9月,志愿军后勤统一各大站的番号,分别为1至28大站;10月统一各汽车团番号,分别为1至13团。后勤机关和部队经过整编以后,按5个分部的布局,划分为5个供应区。

    公安部队,1952年11月,公安第11师入朝,接替第18师的任务。

    空军,至1951年8月,在国内组建并经过近1年的准备,能够参战的部队已有歼击航空兵第4师、第3师、第2师、第14师、第6师、第15师、第12师、第17师、第18师和轰炸航空兵第8师、第10师。9月下旬至12月底,先后主动参战的有第4师、第3师、第2师、第14师、第6师。至1953年7月,空军先后出动参战的有歼击航空兵10个师、轰炸航空兵2个师。

    为适应新的尖锐复杂的斗争,坚持长期作战,中央军委增调和轮换、调整了志愿军总部和兵团的领导成员。这期间先后增任志愿军副司令员职务的有陈赓、宋时轮、杨得志;任副政治委员职务的有甘泗淇;任参谋长职务的有张文舟(代)、李达;任政治部主任职务的有甘泗淇(兼)、李志民。1952年4月,彭德怀回国休养(后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其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职务由陈赓代理,陈赓回国后由邓华代理。担任过兵团领导职务的有:韩先楚任第19兵团司令员,郑维山代理第20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任第9兵团司令员,许世友任第3兵团司令员,黄永胜任第19兵团司令员,杨勇任第20兵团司令员。朝鲜停战以后.彭德怀于1954年9月宣布辞职,由邓华接替其职务。之后,至1958年10月,志愿军司令员职务又先后由杨得志、杨勇担任;志愿军政治委员职务又先后由李志民、王平担任;梁必业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王蕴瑞任参谋长。志愿军配合停战谈判,进行攻防作战,狠狠打击美国侵略军。

    朝鲜停战谈判开始以后,朝鲜战场上的斗争,即依军事服从于政治这一规律,围绕着停战谈判的进行而发展着。出于美国要维护其世界霸主地位,并迷信其武力,在停战谈判中,妄图以军事实力作筹码,进行政治讹诈,以军事压力迫朝中方面结城下之盟,以谋求其所谓的“光荣停战”。因而朝鲜战争出现了边打边谈,以打促谈的局面。美国根本不愿公平合理地解决朝鲜问题。当他们的蛮横无理的要求遭到拒绝时,就动用武力,发动军事攻势,以至穷兵黩武,使出种种解数,妄图惨害朝中部队和人民,迫使朝中方面退让,致使朝鲜战场上的斗争愈加尖锐复杂。

    中朝部队为配合停战谈判斗争,奋勇作战,不断地粉碎敌人发动的各种攻势,并主动地向敌人发动攻势作战,以迫使敌人认真谈判,直到签订停战协定。从1951年8月至1953年7月,志愿军在人民军的协同下,进行的主要作战有:

    1951年夏秋防御作战。此战是为粉碎敌人企图迫朝中方面在停战谈判中就范而发动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中朝部队在转入防御不久,阵地工事尚不坚固,时值朝鲜洪水泛滥,后方供应极为困难的情况下,艰苦奋战3个多月,粉碎了敌人的攻势,还胜利地进行了小的局部反击作战,共歼敌16.8万余人;迫使敌人放弃原来的无理要求,回到谈判桌上继续谈判。

    反“绞杀战”。敌人发动夏季攻势时,于1952年8月,以其远东空军的80%;发动以分割中朝部队前方与后方,切断后方交通运输线为目的的“空中封锁战役”。敌人疯狂地轰炸以铁路、桥梁为重点的交通运输线。志愿军空军、高射炮兵、铁道兵、工程兵和后勤部队等,密切协同,艰苦奋战,同敌人斗争了10个月,给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绞杀战”阴谋,并建成了“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

    反细菌战。美国侵略军在1952年,以制造疫区,削弱中朝部队战斗力为目的,秘密进行了大规模的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志愿军在祖国人民大力支援下,与朝鲜军民共同努力,经过一年的斗争,粉碎了敌人细菌战阴谋,并使美国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可耻失败。

    1952年秋季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志愿军在经过巩固阵地斗争以后,为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进攻,配合停战谈判,在全线依托坚固阵地实施战术性反击。为时44天,共对敌人营以下防御据点57个,进攻74次,共歼敌2.5万余人;击落敌飞机183架,击伤241架,击毁敌坦克60余辆、各种炮50余门、汽车70余辆;缴获各种炮30余门、各种枪2300余支,志愿军全线战术反击,使敌人越来越处于被动的境地。

    上甘岭防御战役。1952年10月14日至11月25日,美国侵略军为了摆脱被动局面,配合停战谈判斗争,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金化攻势”,对志愿军防守的上甘岭地区的两高地发动强烈进攻。敌人为攻占志愿军的总面积不足4平方公里的两高地阵地,先后出动步兵11个团又2个营,动用大口径火炮300余门、坦克170辆,飞机3000余架次,总兵力约6万余人。共发射炮弹190余万发,投炸弹5000余枚,把两个山头炸成一片焦土。我军防守部队依托坑道阵地,顽强抗击敌人的进攻,共歼敌2.5万余人,击落击伤敌飞机270余架,击毁击伤大炮60余门、坦克14辆,最终守住了阵地。敌人无可奈何地败退了,宣告了它对志愿军正面进攻的最后失败。

    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这年上半年,志愿军针对美国新上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妄图对朝中部队侧后实施两栖登陆作战的阴谋,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反登陆的作战准备,迫使敌人放弃了疯狂的登陆作战计划。这时我军作战能力空前提高。为配合停战谈判,志愿军于5月13日开始,以4个军对敌人20个连以下目标进行了反击作战,共歼敌4100余人。6月10日,针对李承晚集团破坏停战谈判的情况,又重点对南朝鲜军2个团的防御阵地发起进攻,至6月23日,志愿军又先后对敌人51个团以下目标进攻65次,共歼敌4.1万余人。经过朝中方面不懈的努力,特别是对敌人的军事打击,朝鲜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终于达成协议。在即将准备进行停战协定签字之际,李承晚公然破坏达成的协定。为促进停战的实现,志愿军于7月13日,对南朝鲜军4个师的防御正面。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即金城战役)。我军5个军在各种火炮1100余门、坦克20余辆的配合下,向敌人发起猛烈进攻。经13天的激战,共歼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79辆、飞机1架,各种炮423门、各种枪740余支,并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经此战,迫使美方代表在谈判桌上向中朝方面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全面保证,并于7月27日在签署了停战协定。至此,朝鲜战争结束。

    志愿军从战争中学习战争,越战越强。朝鲜战争在长达两年多的战略相持阶段中,美军不仅继续增加其陆、海、空军的实力,而且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它所拥有的一切武器,赌注越来越大,手段也越加残忍,战场上的斗争也更加复杂、残酷。志愿军在持久防御作战中,边作战边学习,学会了自己不熟悉的作战方式方法,经受了战争的锻炼和考验,越战越强,并把自己的军事斗争艺术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战争转入战略防御以后,志愿军首先遇到的新问题,便是两军对垒,如何打好阵地战,以战胜敌人。在战争实践中,全军上下,群策群力,以最大的聪明才智和顽强的革命毅力,创造性的解决了这个关系战争胜负的重大课题。

    在防御作战的初期,敌人恃其强大的炮兵和航空兵,实行所谓“钢铁战术”,不分昼夜的把大量炮弹和炸弹倾泻到志愿军的阵地上,掩护其步兵和坦克猛烈进攻。志愿军依托野战工事,英勇顽强的坚持战斗,虽然粉碎了敌人的攻势,但所付出的伤亡代价是很大的、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志愿军战士们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在战斗实践中创造了加深的防炮洞,即猫耳洞,并逐渐地发展成为马蹄形小坑道。这一坑道工事雏形的出现,立即受到志愿军领导机关的充分肯定,并迅速组织推广。于是,志愿军在全线掀起了大规模的构筑坑道工事的热潮。在构筑坑道中,领导与群众结合,不断总结经验,不断提高、完善,从而使坑道工事能防空、防炮、防毒、防雨、防潮、防火、防寒,既适应战术要求,能打、能防、能机动,又适应生活需要,形成了完整的地下工事体系。广大指战员在天寒地冻、工具缺乏、材料不足的困难条件下,艰苦奋斗,连续奋战,至1952年8月底,第一线6个军即完成坑道总长190公里,还挖堑壕交通壕总长650公里,各种枪炮掩体12180个。在横贯朝鲜半岛200多公里长的战线上,构筑了具有20至30公里纵深的、以坑道为骨干的支撑点式的防御体系。在1953年春,反登陆作战准备的20个月中,在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又构筑了总长达720公里的8090条坑道工事,还构筑了永备水泥工事600多个,又挖了堑壕交通壕总长3100公里,使东、西海岸和正面战线形成了绵亘的一道钢铁般的“地下长城”。

    志愿军的坑道阵地和防守部队创造的一套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坑道战术,在整个防御作战中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上甘岭防御战役的胜利就是突出的一例。美军在不到4平方公里的两个山头阵地上,使用的炮火密度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倾泻的炮弹和炸弹把两个山头的石土炸松了一两米。敌人采取各种手段围攻两山头的坑道部队近10天。志愿军利用坑道阵地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敌人只好两手空空地败下阵去。

    志愿军为实现大量消耗敌人的战略目的,在持久防御作战中,贯彻了“零敲牛皮糖”、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方针。前线各部队,组织优秀射手,以单枪、单炮、单辆坦克,采取伪装、游动、伏击等手段,开展冷枪、冷炮活动,狙击敌人前沿阵地上暴露的点及线近纵深的小群目标,大量杀伤了敌人,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从1952年8月至1953年7月,志愿军开展的冷枪冷炮狙击活动就毙伤敌3.9万余人。

    志愿军一线部队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对敌人前沿目标的战术反击,取得了杀伤消耗敌人、置敌于被动的重大战果。这种战术反击,贯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原则,对敌人连以下目标主动进攻,并在反复争夺阵地中大量杀伤敌人。1952年秋季,由志愿军司令部统一组织,在全线同时进行的战术反击作战,不仅收到不亚于进攻战役的战果,而且使敌人全线被动挨打。这种战法曾得到毛泽东主席的高度赞扬。1953年夏季,志愿军的阵地空前巩固,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又把战术性进攻发展成为战役进攻,一举突破了敌人4个师的防御。战争实践使志愿军不仅长于运动战,而且也能成功的实施阵地战,能打退敌人任何进攻,还可以依托坚固阵地对敌人实施阵地进攻。事实表明,志愿军的陆军已在战争中锻炼成为一支“攻必克”、“守必固”、攻防自如的强大陆军。

    志愿军空军和陆军的各特种兵边打边提高,愈战愈强,战绩辉煌。

    空军,从1951年9月开始,就投入“反绞杀战”斗争,同强大的美国空军交战。年轻的志愿军飞行员,在喷气式飞机上平均只训练了15至22小时,即勇敢机智地同美国空军飞行了2000多小时的老飞行员对阵,而且打下了号称“王牌”的飞行员。志愿军航空兵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提高技术战术,由不会打到会打,由打双方几架、十几架飞机的小型空战,发展到打双方各投入百架以上飞机的大空战;由一个机种作战,发展到几个机种联合作战;由昼间简单气象条件下作战,发展到昼间复杂气象和夜间作战。志愿军空军在整个参战期间,共战斗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其中336批4872架次是与美国空军进行空战,共击落敌机330架,击伤95架,给美国空军以沉重打击,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交通运输、保卫重要目标和直接与间接的支援陆军作战的任务,并在战斗中不断地锻炼成长。

    炮兵,在转入防御作战以后,随着装备的改进,技术战术水平有了很大长进,炮兵的战斗力大为提高,战斗中的火力骨干作用越来越大。在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平均以1个炮兵连支援2个步兵连作战,到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时,则平均以8个炮兵连支援1个步兵连作战。在1953年夏季战役中,最高时达到平均以27个炮兵连支援1个步兵连作战。在阵地攻防作战中,有力地支援了步兵的作战。美国陆军官兵哀叹;在志愿军炮兵的猛烈轰击下,我们既不能巩固阵地,也难以抗拒猛烈的反攻,“中国的大炮发挥了惊人的作用”。志愿军地面炮兵在参战期间,共毙伤敌15.8万余人,击毁击伤敌各种火炮575门、坦克940辆,汽车883辆。

    高射炮兵,在与美国空军斗争中,特别是在反“绞杀战”中,与志愿军空军密切配合,给了美国空军以有力打击。高射炮兵在战斗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战术技术水平,取得了丰富的作战经验。整个参战期间,高射炮兵共击落敌机2300余架、击伤7500余架。

    工程兵,转入防御作战以后,其任务由抢修工事与交通干线转变为主要是全面修建战地工程。这个时期,工程兵各专业部队逐步改善了装备,边作战边训练,不断提高技术水平。广大指战员艰苦奋战,群策群力,出色地完成了各种艰巨复杂的战场工程保障任务。与此同时,协同并指导前线步兵等兵种构筑坑道工事;在防空哨等兄弟部队的配合下,保障了汽车运输的畅通;配合铁道兵等兵种粉碎了敌人的“绞杀战”。整个参战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工程兵共新建各种道路2200多公里,加修和维修公路9600余公里;新建桥梁1600座、总长6300余米,修复桥梁3237座,总长107700余米;构筑指挥所、观察所、掩体、隐蔽部16401个,永备坑道285立方公里;排除地雷和各种炸弹63000余个。还修造大量仓库、病房、营房,以及漕渡武器和人员、物资,筹集供应全军的工程器材等,有力地配合步兵等兵种完成了作战任务。

    铁道兵,转入战略防御作战不久,即投入了反“绞杀战”斗争。英雄的铁道兵各部队,在战斗中边战边练,不断创造新的工作方法,改换新战术,在空军、高射炮兵、工程兵等兄弟兵种和铁路运输部门配合下,建成了“炸不烂、打不断的钢铁运输线”,保证了战地运输大动脉的畅通。3年来,铁道兵部队共抢修、抢建、复旧正桥2294座次,延长128公里,修便线、便桥127公里;抢修、抢建铁路线路14691处次,延长1003公里,隧道122座次,车站3648处次,通信线路2万余公里,新建铁路212公里,使朝鲜北部铁路通车由1950年底的107公里,到1953年7月延长为1382公里。以不怕苦累而著名的工程兵部队,在兄弟部队配合与朝鲜人民支持下,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装甲兵,转入防御作战以后,将坦克分队配属步兵,参加阵地防御和反击作战。年轻的坦克兵执行“利用一切战机,锻炼部队,积极作战”的方针,边作战,边训练,不断总结经验,提高技术战术水平。参战两年多,共击毁敌坦克40辆,击伤34辆,毁伤敌火炮20门,摧毁敌地堡工事864个,使自己得到锻炼,积累了作战经验。

    志愿军愈战愈勇,最终战胜了以美国为首的侵略军。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战争趋向长期、持久,斗争越加尖锐复杂。志愿军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确定的“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在部队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进一步使广大指战员在实践中深刻地认识到持久作战的必要性和侵略者必败的必然性,树立了长期作战思想和必胜信心。

    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内广泛深入地开展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给志愿军以极大鼓舞,增添了无穷的力量。祖国人民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全力支援志愿军,以“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的实际行动为志愿军做后盾;广大青年踊跃参加志愿军和积极报考军事干部学校;大批职工、农民组织运输、担架等等后方支援队;各界人民踊跃捐献飞机、大炮;祖国人民3次派代表团赴朝慰问,给志愿军带来了母亲般的温暖;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带回来祖国各条战线取得巨大成就中受到很大鼓舞;祖国父老兄弟姐妹运来大批情意如山、关怀倍至的慰问袋、慰问信,特别是祖国人民为表彰志愿军而颁发的抗美援朝纪念章,称颂志愿军是“最可爱人的”,如此等等,使志愿军广大指战员深深感受“祖国就是力量”,极大的激发了广大指战员为夺取抗美援朝战争最后胜利而英勇作战的献身精神。

    全军各部队继续深入地开展发扬革命英雄主义的立功运动,大力宣传英雄模范事迹。广大指战员学英雄,当英雄,为祖国增光,为人民立功,已成为战胜困难、英勇杀敌的强大动力。在整个防御作战中,志愿军愈战愈勇,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层出不穷。在1951年秋季防御作战中,第68军第204师第612团战士胡连,勇敢机智地一天用无后座力炮击毁敌人坦克6辆。第612团第1连连长高成山在率领全连坚守938.2高地战斗中,与敌约2个团兵力激战5天4夜,连续打退敌人80余次冲锋,歼敌1800余人,最后壮烈牺牲。在收复敌占岛屿战斗中,空军第2师副大队长王天保驾驶活塞式飞机,击落击伤美国空军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4架。在反“绞杀战”斗争中,志愿军空军首次与美国空军大机群作战。英雄的飞行员面对强敌,大显身手,空军第3师的飞行员们在86天中进行大小空战23次,共击落击伤敌机64架。其中大队长赵宝桐击落击伤8架,大队长刘玉堤击落击伤7架,大队长王海击落击伤5架,飞行员焦景文击落击伤5架。空军第4师大队长张积慧击落美国空军号称“最了不起的喷气式王牌驾驶员”乔治·A·戴维斯,在美国引起了很大震惊。铁道兵第1师第1团副连长杨连第这位解放战争时期的“登高英雄”再立新功,在抢修清川江大桥中,他带领1个排12次搭设浮桥,保证几次中断的大桥顺利通车,后来为架设清川江大桥光荣献身。铁道兵工程队职工郭金升以忘我的牺牲精神,在1952年1年中拆卸定时炸弹和普通炸弹603枚。

    在1952年秋季战术反击作战中,第12军第34师第100团副排长黄家富,在反击官岱里西山战斗中,只身连续完成15次爆破任务,歼敌200余人,数次为部队扫除前进障碍,主动坚守制高点,打退敌人7次反扑,自己3处负伤不下火线。第15军第29师第87团战士邱少云,在反击391高地战斗中,为保证战斗发起的突然性,在敌前潜伏中敌炮引起烈火烧身的情况下,为了潜伏部队的安全,自己忍受极大痛苦,严守潜伏纪律,直至壮烈牺牲,以自己的生命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发起。黄继光为打开冲锋道路的关键时刻,毅然以自己的胸膛堵住了敌之机枪发射孔,保证了战斗的获胜。第12军第31师第91团新战士胡修道在坚守阵地战斗中,在全班战友调离和伤亡的情况下,他一人孤胆奋战,打退了敌人40多次冲锋,歼敌280余人,守住了阵地。在1953年夏季金城战役中,第68军第203师的渗透迂回支队副排长杨育才,率领先头侦察班,化装成南朝鲜军,一路冒雨涉险,机智巧妙、出敌不意地插到敌后15华里的二青洞,英勇果敢地袭击了南朝鲜军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正在开会的团部,歼敌70余人,击毙敌机甲团团长、俘敌军事科长、榴弹炮营副营长等人,打乱敌人的指挥系统,为志愿军西集团进攻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大作用。第67军第199师第595团战士李家发,第23军第67师第200团战士许家朋又谱写了黄继光式的英雄篇章。还有一些祖国的英雄儿女,为保住阵地,弹尽时主动拿起爆炸武器,与敌同归于尽。

    无数英雄人物的光荣业绩,充分说明广大志愿军指战员在持久防御作战中,始终保持了多么可贵的战斗意志和非凡的忘我牺牲精神。尽管美国侵略军不惜血本,倾泻了那么多钢铁,搞什么“坦克劈入战”,和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曾得手的“绞杀战”,甚至公然违反国际公约,冒天下之大不韪,使用毒气、细菌武器,可算招数用尽,最终还是败在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手下。

    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充分发挥了政治优势,广大指战员高度地发扬了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战斗中表现了非凡的创造性和巨大的战斗力。全军涌现出荣立三等功以上人员30万余名,其中特等功臣217名,一等功臣154名,获战斗英雄、战斗模范荣誉称号的有494名。集体立功单位有14个团、51个营、618个连,849个排、4391个班。这些战争中的英雄、模范和英雄单位,遍布志愿军的各个部队和各种岗位。他们在历次战斗中,以自己的献身精神和模范行动,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股巨大的力量是任何强大的敌人所无法阻挡的。他们的光辉业绩将万古留芳。

    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在两年零九个月的作战中,共毙、伤、俘敌71.8万余人,其中美军为29.7万余人。缴获敌人坦克245辆、各种炮4037门、汽车5256辆、飞机11架,击落击伤敌飞机10629架、击毁敌坦克2000余辆、各种炮580余门。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将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回到“三八线”,并将其遏制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而保卫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保卫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为保卫世界和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志愿军不仅圆满完成了祖国人民交给的光荣使命,而且锻炼了自己,取得了在劣势装备条件下战胜现代化优势装备之敌的极为宝贵的经验,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把自己的军事斗争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这对加速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和进行反侵略战争准备,都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意义。毛泽东主席1953年9月12日讲话时指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去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

    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发扬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优良传统,不仅支援了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而且象爱护自己的亲人一样,爱护朝鲜人民,维护朝鲜人民利益,帮助朝鲜人民克服困难,博得了朝鲜人民的热情爱戴和支持,从而增进了中国人民同朝鲜人民的传统厚谊和战斗深情。

    志愿军入朝前夕,毛泽东主席就指示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爱护和尊重朝鲜的党、政、军、民及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要严格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1951年1月19日,毛主席又要求志愿军,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为此,志愿军全军上下广泛深入地进行宣传教育。广大指战员认识到,爱护朝鲜人民,维护朝鲜人民利益,是和抗美援朝的宗旨一致的,也是团结朝鲜人民争取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各部队纷纷订立具体的爱护朝鲜人民的守则和公约,并把它作为入朝参战宣誓词的内容,成为行动准则。部队入朝以后,广大指战员亲眼目睹朝鲜人民遭到的战争灾难,看到朝鲜人民为民族解放而战的斗争精神,并亲身感受到朝鲜人民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厚望和关怀,进一步提高了遵守群众纪律,爱护朝鲜人民的自觉性。战争期间,志愿军热爱朝鲜人民如亲人,朝鲜人民把志愿军看成子弟兵,军民一家,团结战斗,共同对敌。志愿军各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行军、宿营和作战中,以及同朝鲜人民接触时,都注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敬老爱幼,尊重妇女,借物送还,损失赔偿,秋毫不犯。我军有时粮食供应不上,宁肯挨饿,也决不随便动用朝鲜群众的粮食。志愿军有的战役即将开始,但缺乏口粮,则经部队领导机关向朝鲜当地政府筹借,用后如数偿还。汽车部队在苹果园隐蔽时,注意不伤树木,口渴难熬也不吃群众的苹果,尽量减少朝鲜人民群众负担。对个别违纪的战士则及时处理。同时,还尽力帮助朝鲜人民群众解决各种困难。据不完全统计,三年来,志愿军指战员利用作战空隙时间,主动帮助驻地附近居民开荒、耕地、播种、插秧、除草、收割等共约400万亩。植树500余万棵,搬运肥料45万担,掘井1167眼,修桥7565座,修盖房屋11900多间,修水渠330多公里,修水坝40多条;救济朝鲜灾民粮食1400余万斤,捐助衣服33万余件,鞋11万余双,使朝鲜人民深受感动。金化郡灾民朴忠达,把志愿军救济的米特意保存5斤,叫子孙后代永留纪念。朝鲜群众有的把志愿军助民生产劳动的情景绘成图画,寄给毛泽东主席,写成“感谢状”寄到北京。志愿军医务人员专门组织医疗队、组,经常为朝鲜居民免费治病。战争期间,共免费治疗64万余人,还给72万余人注射了防疫疫苗。许多医务人员为抢救朝鲜兄弟,用自己的鲜血为重伤员输血。志愿军战士不惜自己的生命抢救遇难的人民群众和物资。战争期间,据不完全统计,志愿军在战火中和危难中,抢救朝鲜群众3753人,抢救房屋1426间,抢救粮食97万余斤,抢救衣物1.3万余件,不少志愿军战士为抢救朝鲜人民生命财产而壮烈牺牲。第47军第141师侦察队文书罗盛教,在成川郡石田里,不畏严寒,跳进冰窟,抢救落水的朝鲜儿童崔莹,献出自己的生命。朝鲜人民为纪念光荣牺牲的国际主义战士,把村庄、山岗、江河以烈士的姓名命名。如把罗盛教抢救崔莹的沸流江改名为罗盛教江,并为他树立了纪念碑。

    朝鲜人民大力支援志愿军,主动帮助志愿军运送弹药等物资和伤病员,腾房、送柴、送水,节日时组织联欢慰问。有的还及时为志愿军带路,反映敌情动态等。

    志愿军在处理同朝鲜人民间的重大问题时,都通过朝鲜政府,尊重朝鲜政府。部队每到一地,都主动和当地朝鲜政府取得密切联系,遇到战区居民的转移、支前工作的组织、筑城材料的筹集以及防奸肃特等问题时,都邀请驻地朝鲜政府代表共同协商,制定计划,再通过朝鲜政府付诸实施。

    志愿军在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中,互相支援,密切协同,结成了亲密的战斗友谊。作战前共同商定作战方案;战斗打响后,都严守既定作战方案,发现困难时即主动支援对方;战后,互相请功,竞相把胜利和荣誉让给对方。平时,志愿军给人民军赠送副食品、日用品、文娱器材等;人民军也给志愿军送蔬菜、烟叶等,互相礼尚往来。每逢纪念日、节假日,则互相祝贺和慰问,组织联欢活动。

    朝鲜停战以后,在朝的志愿军又大力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家园。在接近战区的村镇,志愿军指战员帮助回乡的朝鲜人民群众盖房子、修学校,建礼堂,填平炸弹坑,起出埋在地下的地雷和炸弹,帮助群众尽快安居和恢复生产。至1957年底,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送肥施肥327万余担,植树1558万余棵,运输粮食物资等4.6万余吨。志愿军铁道兵,在停战后立即帮助朝鲜恢复铁路。3个月内即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余米;修铁路7000多米,车站37处,帮助朝鲜铁路员工迅速地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的铁路运输。志愿军工程兵,和驻地部队分别投入了平壤、咸兴、元山等朝鲜英雄城市的重建工作,以及驻地的水利、土木建筑劳动等。朝鲜人民还把志愿军帮助修建的一些工程,以“志愿军”、“中朝友谊”等命名,以作永久纪念。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出的人民军队本色,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朝鲜党、政府的普遍赞扬。他们誉志愿军是“模范军队”、“仁义之师”,是“毛主席的好战士”,“天下少有的好军队”。金日成首相说:“我们朝鲜人民从参加朝鲜战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指战员身上,看到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光荣的人民中国的新儿女,看到了把朝鲜人民的艰难困苦当成自己的艰难困苦并为克服这种艰难困苦而奋斗努力的崇高丙纯洁的新型人物的真面貌。”“这种高贵的道德品质,不能不为中朝两国人民和所有尊重人类尊严的人们引为骄傲。”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为了维护朝鲜停战协定的严肃性,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进一步缓和朝鲜及远东的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4年9月至1955年10月,先后分三批主动从朝鲜撤出19个师的部队。到1955年10月26日止,这19个师均已撤返祖国。这一重大行动,得到了朝中两国人民的一致拥护和国际舆论的普遍赞赏。

    1958年2月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就朝鲜的和平统一问题发表声明,提出:“为了缓和朝鲜的紧张局势以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美军和包括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内的一切外国军队应当同时撤出南北朝鲜。为此,在朝鲜派有军队的国家应当迅速采取相应措施,把本国的军队立刻撤出朝鲜。”2月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政府这一重大的和平倡议,郑重表示,中国政府认为一切外国军队应该定期撤出朝鲜,中国政府准备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民主政府进行磋商。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到达朝鲜访问,同朝鲜政府代表团进行了会谈。2月19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联合声明,指出:“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积极促进朝鲜问题和平解决的立场”,“现在经过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建议,并决定在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次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完全赞同我国政府的建议,决定于1958年底以前分批全部撤出朝鲜”。同时指出:“如果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追随者胆敢破坏朝鲜停战协定的尊严,再一次发动侵朝战争,那时只要朝鲜人民和朝鲜政府认为需要,中国人民将毫不迟疑地派出自己的优秀儿女,再一次跨过鸭绿江来,同朝鲜人民军一起为粉碎敌人的侵略而共同战斗。”

    志愿军以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援助朝鲜人民的独立解放事业所创建的丰功伟绩,得到了朝鲜人民、朝鲜劳动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的热情赞颂和最高奖赏。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于1951年10月23日,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以国家最高荣誉勋章一级国旗勋章,同时分别授予志愿军在战争中立下特殊功勋的许多指战员以一级、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三级国旗勋章,一级、二级战士荣誉勋章以及军功奖章。1952年6月24日,又给志愿军9353名英雄、模范和功臣授予各种勋章和奖章。1953年6月25日,又将一级国旗勋章赠予彭德怀、邓华、杨得志、李志民,同时还授予杨根思、黄继光、孙占元、杨连第、邱少云、伍先华、胡修道一级国旗勋章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并将一级国旗勋章追授给志愿军一级爱民模范罗盛教。同年7月31日,又授予彭德怀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10月27日,再次分别授予志愿军领导人和165名英雄、模范、功臣代表以各种勋章和奖章。另又授予杨春增、杨育才、李家发、许家朋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3年来,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共授予志愿军各种勋章、奖章共526354枚,授予12位同志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在志愿军归国前夕,朝鲜政府内阁作出《关于永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他们从共和国北半部撤出的决定》。决定中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参战,使中朝两国人民之间结下的传统友谊通过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共同斗争得到了进一步加深,树立了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好团结的新榜样。英雄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激烈的祖国解放战争中和战后在我国所建树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铭刻在朝鲜人民心中,与我国的繁荣发展共放光辉。”朝鲜政府内阁决定:向中国人民和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在平壤市建立“中国人民志愿军友谊塔”,彻底整修各地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墓;将黄海道沙里院市中央大街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街”;向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制作以颂扬中国人民志愿军建树的高尚业绩为内容的电影故事片和纪录片;将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八周年的1958年10月定为朝中友好月,等等。金日成首相在欢送志愿军的讲话中,称赞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同朝鲜美丽的山河一齐万古长存”,“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的军队,是真正的国际主义的军队”。

    志愿军的撤离,受到朝鲜人民的热烈欢送。朝鲜人民群众男女老幼盛装夹道,载歌载舞,纷纷赠给纪念礼品。朝鲜各级政府和首都平壤举行盛大的欢送会,在欢送的路上,到处是鲜花、彩旗,无数的感人肺腑、催人潜下的激动人心的动人场面,使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久久不能忘怀。

    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的决定宣布以后,全中国人民热切盼望优秀儿女的凯旋归来。

    1958年3月16日至4月25日,志愿军第一批归国的6个师8万人回到祖国。接着,7月11日至8月14日第2批的6个师及其他特种兵部队共10万人陆续回到祖国。9月26日至10月26日第3批(也是最后一批)包括志愿军总部、3个师和后勤保障部队等7万人先后回到祖国。为了欢迎凯旋归来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组织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的代表团,前往中朝边境的安东市欢迎志愿军归国部队。从鸭绿江桥上的凯旋门进入安东市主要街道的志愿军归国部队,尔后分别转赴各地,都受到了极为隆重、热烈的欢迎。

    最后一批归国部队,组成了以司令员杨勇、政治委员王平为首的,包括志愿军各方面的150名优秀人物的志愿军代表团,1958年10月28日到达北京,准备向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常委会汇报志愿军出国8年来执行抗美援朝战争任务的情况。代表团到达北京车站时,受到周恩来等党政军各部门以及民主党派、人民团体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道路两旁有20多万人夹道欢迎“最可爱的人”的代表。10月28日,首都各界人民一万余人举行盛大集会,欢迎志愿军凯旋归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毅等领导人出席欢迎大会。29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当晚,全国人大、政协、抗美总援朝会和北京市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欢宴志愿军代表团全体成员。周恩来在宴会上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去朝鲜已经整整八年了,你们胜利地完成了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交给你们的任务。我代表全国人民、我们的党、政府和毛主席,感谢你们,我们在今天的宴会上所以如此高兴,如此欢欣鼓舞,这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抗美援朝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今天一千多人的宴会,代表着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心情。我们要永远学习志愿军的榜样。”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建的丰功伟绩,将作为光辉的篇章载入史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精神,将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