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菌武器是违反人道主义、违反国际公法，大规模残害人类的禁用武器。但是，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就利用日本一批细菌战犯秘密研制这种武器。美军侵入朝鲜大地以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为达到其险恶目的，大规模地实施了细菌战。
从1952年初起，美国在朝鲜战场秘密实施了大规模的细菌战。据知道一些美国细菌战内幕情况的两名美国空军上校军官——瓦克·麦·马胡林和小安德烈。杰·爱文斯在被俘以后供述，早在1950年12月，美军在从清川江向“三八线”败退时，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即希望使用细菌武器来挽救战场上的败局。该会议主席布莱德雷、空军参谋长范登堡、陆军参谋长柯林斯、海军作战部长谢尔曼等都认为细菌武器有效而便宜，应加以发展，并批准了在朝鲜使用细菌武器的准备工作计划，限令1951年底以前完成准备。1951年冬，参谋长联席会议决定在朝鲜实施细菌战，企图在中朝军队后方造成疫区，使整个后方瘫痪，窒息前方作战力量，以增加对朝中方面的压力，影响停战谈判，并试验其细菌武器在朝鲜各种气候及地形条件下的性能。
侵朝美军细菌战所使用的病菌、病毒有鼠疫杆菌、霍乱弧菌、伤寒和副伤寒杆菌、痢疾杆菌、产气炭膜杆菌、脑膜炎双球菌、脑炎滤过性病毒等10余种。对这些菌毒经过特殊培殖后，附在苍蝇、蚊子、跳蚤、蜘蛛等昆虫与鼠、雀等其他小动物以及食品、棉花、传单等杂品上，制成细菌弹由飞机投掷，美国侵朝空军第5航空队，远东轰炸机指挥部的所有作战联队，海军陆战队第1航空联队，均执行过布撒细菌的任务。为了保密，布撒细菌一般都在夜间或阴天进行，或夹杂在其他轰炸任务中同时进行，对其执行细菌战任务的飞行员则把细菌弹称为“宣传弹”或“不爆炸的炸弹”等。其布撒的范围包括整个朝鲜北方，主要是朝鲜西北部平壤以北几条铁路干线的沿线重要城镇、水源、军民集中地区，以及中朝接壤的沿海地带。在我国东北地区也投撤了细菌。
1952年1月28日，我志愿军在伊川东南的金谷里、外远地、龙沼洞、龙水洞等地，首次发现了美军飞机布撒的大量带菌昆虫，紧接着又在伊川、铁元、金化等地多次发现布撒大量的带病菌的鼠、鸟、虫等动物。1月28日至3月31日，60几天时间，即在朝鲜北方70个郡市发现美机布撒带有病菌病毒的昆虫、杂物等达804次之多。2月29日至3月5日，美军飞机68批448架次侵入我国东北领空，在抚顺、新宾、安东、宽甸、临江等地布撒大量带菌昆虫。
朝鲜多年没有鼠疫流行，美国海军部印发的关于朝鲜流行病史的报告中也肯定了这一点。1947年以来，朝鲜北方也没有发生过霍乱。然而，在美国实施细菌战后，这些烈性传染病在朝鲜北方又发，朝鲜北方的军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均有人受到病菌病毒的感染而患病或死亡。仅朝鲜安州郡一个600多人的村庄，不到半个月因被鼠疫病菌传染而死亡36人。3月，志愿军受病菌感染死亡36人。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接到关于美国在朝鲜战场上布撒带菌昆虫的报告后，对此极为重视，处理也非常慎重，指示志愿军继续收集有关情况以查明敌人的企图，采集带有病菌的昆虫标本以培养化验，并迅速扑灭敌布撒的带菌昆虫、杂物等，以防扩散。总参谋部当即派出专家前往调查，了解具体情况。从1月29日至2月17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又多次发现美机布撒的带菌昆虫等。发现带菌昆虫地区，1952年1月下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5～6.7℃，2月上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7.2～9.2℃，2月中旬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3.9～8.2℃，2月份的日平均气温是零下4.4～7.6℃，而2月份的日平均最低气温则达零下19～22.5℃。这种气温完全不适宜昆虫的生存，并且这些昆虫都是在美机过后被我军发现的，经初步化验查明，带有鼠疫和霍乱、斑疹伤寒等病菌。
据此，中央军委判断“敌人最近在朝鲜所散放的各种昆虫显系进行细菌战的行动”。2月18日，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向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副主席报告了美军投撒带菌昆虫和我军化验情况。2月19日，毛主席指定周副主席具体负责处理此事。20日，周副主席拟定了反细菌战要办的几项工作呈报了毛泽东主席。从此，我国政府和志愿军在政治外交和战场防疫两个方面同时展开了坚决有力的反细菌战的斗争。
面对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施的细菌战，朝中两国政府和广大人民及时地在政治、外交上展开了坚决的斗争。1952年2月22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相代表本国政府发表声明，揭露和抗议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呼吁全世界人民起来制止这种暴行，追究使用此武器的国际责任。24日中国外交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正义主张，并郑重表示：“中国人民将和全世界人民一道，为制止美国政府这一疯狂罪行而坚决斗争到底”。
25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主席郭沫若致电世界和平理事会主席约里奥·居里，呼吁维护世界和平大会禁止使用大规模杀人武器的决议。同时，中国各民主党派纷纷对美国侵略者使用细菌武器提出抗议，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知名人士，以及科学组织分别向全世界人民和有关组织提出控诉。我国各地人民掀起了控诉、声讨美国细菌战罪行的活动。3月13日，沈阳市16万人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全国的新闻舆论工具紧密配合，发表了许多揭露美国细菌战的文章。3月8日，约里奥·居里在声明中明确指出：“这是继用原子弹在几秒钟之内毁灭广岛和长畸的几十万人民那种同样穷凶极恶的罪行之后的又一罪行。”3月29日，中国代表郭沫若在世界和平理事会执行局会议上对美国进行的细菌战作了详细的报告。4月1日，会议通过了《反对细菌战告世界男女书》，号召全世界人民“采取强有力的行动，把那些使用最卑鄙龌龊、最骇人听闻的武器的罪犯归案法办”。许多国际和平、民主团体和人民民主国家，以及不少国家（包括美国国内）的民主组织或人民也都举行群众集会或发表声明，或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坚决抗议和严正谴责美国进行细菌战的罪行。
美国沉默了十几天，直到3月4日才作出反应，由国务卿艾奇逊发表声明，抵赖说：“我愿意明白地、毫不含糊地声明：这些指责是完全不真实的；联合国军过去没有进行过现在也没有进行任何种类的细菌战。”他还企图通过当时由美国操纵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世界卫生组织”到朝鲜进行所谓“调查”，以掩人耳目和为其进行情报侦察活动。这理所当然的遭到了朝中方面的拒绝。不久，当苏联代表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号召各国参加批准1925年签订的禁止使用细菌武器的日内瓦议定书”这一议案时，美国又无理予以否决。
为了向世人彻底揭露美国细菌战罪行真相，以事实戳穿艾奇逊等人的抵赖与狡辩，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决议发起，组成了由中国红十字总会、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以及基督教界的代表与有关科学专家70余人组成的“美帝国主义细菌战罪行调查团”，在团长李德全、副团长廖承志、陈其瑗带领下，于3月中旬至4日上旬，分别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实地调查。同年3月至8月，中朝两国政府并先后接受了由奥、意、英、法、中、比、巴西、波兰8个国家的著名法学家组成的“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由瑞典、法、英、意、巴西、苏、中等国的著名科学家组成的“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到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对美国细菌战罪行进行调查。这3个调查团通过深入现地调查，占有许多第一手资料与证据，先后发表了调查报告，以大量事实揭露了美国在朝鲜和我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罪行真相，并进行了科学的论证，得出结论：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是完全没有疑问的，因此，美国政府对其进行细菌战的罪行是无可抵赖的。1952年9月16日，《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调查报告书》中指出：“朝鲜及中国东北的人民，确已成为细菌武器的攻击目标；美国军队以许多不同的方法使用了这些细菌武器，其中有一些方法，看起来是把日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进行细菌战所使用的方法加以发展而成的。委员会是经过逻辑的步骤而后达到这些结论的。这种遭各国人民一致谴责的灭绝人性的手段，竟见诸施用，此为本委员会的委员们过去所不易置信；现在本委员会迫于事实，必须下这些结论。”
为了进一步揭穿美国的狡辩，使国内外人民进一步了解事实真相，在此期间，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反对美国侵略委员会，还在首都北京和沈阳等地举办了美军实施细菌战的实物、图片展览，更引起了广大群众对侵略者的愤恨。
1952年5月上旬至1953年11月下旬，中国新华社又陆续公布了亲自执行过细菌战任务的凯尼斯·伊纳克等25名被俘美国飞行员关于美军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进行细菌战的供词和公开信。②他们都供述了执行细菌战任务的一些详细情节和官方的保密规定。其中小安德烈·杰·爱文斯上校、瓦克·麦·马胡林上校和费兰克。赫·许威布尔上校3人职务较高，有的在美国空军部长或空军参谋长办公室任过职，了解一些美国军事当局关于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情况，他们除供述了本人执行细菌战任务的细节情况外，还分别供述了情节大致相同的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关于在朝鲜实施细菌战的决策情况。
上述这些事实和措施，有力地揭穿了美国的抵赖，更触到其痛处，使美国政府更被动不堪。因此，美国故伎重演，又抵赖、否认。1952年6月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授意“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发表声明，否认其飞行员关于细菌战的供词。他在声明中说，美国飞行员的“口供”是“虚假”的，是共产党“捏造”的。次年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在联合国又污蔑共产党对其飞行员采取了“逼供”手段。美国反而把中国对其细菌战真相的揭露称为细菌“宣传战”。
然而，事实胜于雄辩。美国也不得不承认，其细菌战真相的被揭露，已经造成了破坏性的效果。美国《华盛顿邮报》1952年4月19日发表社论指出：“有若干理由使得这种宣传得到容易受欺的人们的轻信：（一）细菌战的进攻是现代战争中一个真实而可怕的可能性；（二）对于这种进攻的恐惧，恰恰产生了宣传能够最有效地予以利用的那种焦虑；（三）美国已经长期研究了以细菌作武器的可能性，而且最近已加速了这一方面的研究和发展活动，这是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
美国侵略者实施细菌战，是中朝两国政府未所料及的。怎样粉碎这一新的罪恶行径，虽然中朝军民没有经验，但是在中朝两国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及时采取了坚决而有效的措施，取得了反细菌战的胜利。
中朝两国发现美军在朝鲜进行细菌战后，立即在政治、外交上揭露和控诉美国侵略者的罪行，同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军事委员会数次发出对付细菌战的决定和命令，迅即作了部署，建立了国家紧急防疫委员会及各地防疫委员会。在病菌沾染区及时进行药物消毒，扫除毒虫等，并为军民防疫注射，尽力控制疫病的蔓延。
在美军将细菌撒布到中国领土时，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采取广泛的防疫措施，在全国掀起爱国防疫卫生运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大力进行防疫工作，开展广泛的卫生清洁运动，实行灭蝇、灭蚊、灭虱、灭蚤，清秽等，以城市及交通要道为重点。不仅迅速派有关专家和科技人员赴现场检验，及时为反细菌战提供可靠的科学根据，同时在北京、天津、青岛等地建立了科研机构，加强反细菌战的研究。为了加强对全国防疫工作的领导，将原有的中央防疫委员会予以扩充和加强，由周恩来和郭沫若、聂荣臻分别兼任主任、副主任。各大行政区和沿海省、市也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到了3月底，全国已由两万余人组成129个防疫大队，并在国内交通线和国境、海港设立66个检疫站。并加紧研制和发放大批疫苗和消毒杀虫剂。3月上旬将各种疫苗580多万份赶运到朝鲜，以满足志愿军的急需和支援朝鲜军民。4月10日前给东北地区485万余人打了鼠疫预防针。
中央军委和志愿军总部更果断地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疫措施，积极展开了反细菌战的战场防疫工作。中央军委于2月21日和25日，两次致电志愿军总部，对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做出具体指示。要求各级领导干部和机关必须把防疫工作当作目前部队和居民工作的首要任务。不管美军的细菌战进行到何种程度，都必须迅速而坚决地进行防疫工作，不容许犹豫和动摇。
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志愿军于3月1日成立了以邓华为主任，韩先楚、吴之理（志愿军卫生部长）为副主任的总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军反细菌战斗争。接着从军到团各级也相继成立了防疫委员会，营、连成立了防疫小组，领导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实行专业队伍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贯彻以预防为主的方针，由国内派来的4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会同志愿军卫生部防疫人员组成防疫检验队，分别派往前线各兵团和留置志愿军卫生部，担负防疫和检验工作；各军及后勤分部卫生人员组成中型防治队，各师与后勤兵站组成一批小型防治队负责本单位的防治工作。志愿军后勤部还组建7个传染病医院，军以下单位也分别建立了专门的传染病医院、医疗收治组或临时隔离室，以收治、隔离被美国细菌战传染的疫病患者；至4月上旬，志愿军指战员普遍注射了鼠疫疫苗和五联疫苗，注射率达92%以上，对部队驻区附近及铁路、公路沿线两侧各3华里内的朝鲜居民130多万人也注射了疫苗，并支援朝鲜政府大批防疫药材；在部队中广泛深入地进行了反细菌战的思想教育和防疫卫生知识的教育，划分了防疫责任区，建立了疫情侦察勤务，组织对细菌媒介物的扑灭和对沾染区消毒，全军还大力开展了清理驻区卫生的运动，积极捕鼠、灭蝇、灭蚊、灭蚤、灭虱、消灭细菌媒介物，保护水源，改善个人和环境卫生等等。
采取上述这些有效措施，很快控制了疫情的发展，志愿军的卫生面貌随之改善。大规模反细菌战防疫工作，进行到1952年冬告一段落。我军共发生与细菌战有关的患者384人，治愈者258人。美国实施细菌战不但在政治上、道义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而且在军事上也没有达到预期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