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刘祁《归潜志》①卷十三始言：“唐以前诗在诗，至宋则多在长短句，今之诗在俗间俚曲。”明曹安《谰言长语》②卷上亦曰：“汉文、唐诗、宋性理、元词曲。”七子祖唐桃宋③，厥词尤放。如《李空同集》④卷四十八《方山精舍记》曰：“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何大复集》⑤卷三十八《杂言》曰：“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秦无经，汉无骚，唐无赋，宋无诗。”胡元瑞《诗薮》⑥内编卷一曰：
“宋人词胜而诗亡矣，元人曲胜而词亦亡矣”；又曰：“西京下无文矣，东京后无诗矣”；又曰：“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赋盛于汉，衰于魏，而亡于唐。”（27—28页）
夫文体递变，非必如物体之有新陈代谢，后继则须前仆。譬之六朝俪体大行⑦，取散体而代之⑧，至唐则古文复盛，大手笔多舍骈取散。然俪体曾未中绝，一线绵延，虽极衰于明，参观沈德符《野获编》钱枋分类本卷十《四六》条⑨。而忽盛于清；骈散并峙，各放光明，阳湖、扬州文家，至有倡奇偶错综者⑩。几见彼作则此亡耶。复如明人八股⑾，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于戏曲，岂得遂云制义作而四六院本乃失传耶⑿。诗词蜕化，何独不然。诗至于香山之铺张排比，词亦可谓尽矣，而理堂作许语，岂知音哉⒀。
即以含蓄不尽论诗，理堂未睹宋之姜白石《诗说》耶⒁。亦未闻王渔洋、朱竹坨、全谢山之推白石诗为参活句，有唐音耶⒂。按谢山语见《鲒埼亭文集》外编卷二十六《春凫集序》⒃，许增《榆园丛刻?白石道人诗词》评论未收。《白石诗说》独以含蓄许黄涪翁⒄，以为“清庙之瑟，一唱三叹”，其故可深长思也。“诗亡”之叹，几无代无之。
理堂盛推唐诗，而盛唐之李太白《古风》第一首即曰：“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正声何微芒，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⒅，开流荡无垠。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我志在删述，垂晖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⒆”盖亦深慨风雅沦夷，不甘以诗人自了，而欲修史配经，全篇本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立意⒇。岂识文章未坠，英绝领袖，初匪异人任乎。每见有人叹诗道之穷，伤己生之晚，以自解不能作诗之嘲。此譬之败军之将，必曰：“非战之罪”(21)，归咎于天；然亦有曰“人定可以胜天”者矣(22)。亡国之君，必曰“文武之道，及身而尽”(23)；然亦有曰“不有所废，君何以兴”
者矣(24)。若而人者，果生唐代，信能掎裳联袘，传觞授简，敦槃之会(25)，定霸文盟哉。恐只是少陵所谓“尔曹”，昌黎所谓“群儿”而已(26)。而当其致慨“诗亡”之时，并世或且有秉才雄骜者，勃尔复起，如锺记室所谓“踵武前王(27)，文章中兴”者，未可知也。谈艺者每蹈理堂复辙，先事武断：口沫未干，笑齿已冷。愚比杞忧(28)，事堪殷鉴(29)。理堂执着“诗余”二字，望文生义。不知“诗余”之名，可作两说：所余唯此，外别无诗，一说也；自有诗在，羡余为此，又一说也。诗文相乱云云，尤皮相之谈(30)。
文章之革故鼎新，道无它，曰以不文为文，以文为诗而已。向所谓不入文之事物，今则取为文料；向所谓不雅之字句，今则组织而斐然成章。谓为诗文境域之扩充，可也；谓为不入诗文名物之侵入，亦可也。《司空表圣集》(31)卷八《诗赋》曰：“知非诗诗，未为奇奇。”赵闲闲《滏水集》(32)卷十九《与李孟英书》曰：“少陵知诗之为诗，未知不诗之为诗，及昌黎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而古今之变尽。”盖皆深有识于文章演变之原，而世人忽焉。今之师宿，解道黄公度(33)，以为其诗能推陈出新；《人境庐诗草?自序》(34)不云乎：“用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宁非昌黎至巢经巢以文为诗之意耶(35)。推之西土，正尔同揆。理堂称少陵(35)，岂知杜诗之词，已较六朝为尽，而多乱于文乎。是以宗奉盛唐如何大复(36)，作《明月篇》序，已谓“子美词固沉着，调失流转”，实歌诗之变体。《瓯北诗集》(37)卷三十八《题陈东浦敦拙堂诗集》复云：
“呜呼浣花翁(38)，在唐本别调。时当六朝后，举世炫丽藻。青莲虽不群(39)，余习犹或蹈。惟公起扫除，天门一龙跳。”陈廷焯《白雨斋词话》(40)亦以太白为“复古”，少陵为“变古”。何待至晚唐两宋而败坏哉。渔洋《论诗绝句》尝云：“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堪以移评(41)。经生辈自诩实事求是，而谈艺动如梦人呓语。
理堂不足怪也。诗情诗体，本非一事。《西京杂记》载相如论赋所谓有“心”亦有“迹”
也(42)。
若论其心，则文亦往往绰有诗情，岂惟词曲。若论其迹，则词曲与诗，皆为抒情之体，并行不倍。《文中子?关朗》(43)篇曰：“诗者、民之情性也。情性能亡乎”；林艾轩《与赵子直书》以为孟子复出(44)，必从斯言。盖吟体百变，而吟情一贯。人之才力，各有攸宜，不能诗者，或试其技于词曲；宋元以来，诗体未亡，苟能作诗，而故靳其情，为词曲之用，宁有是理。王静安《宋元戏曲史》(45)序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之说。
谓某体至某朝而始盛，可也；若用意等于理堂，谓某体限于某朝，作者之多，即证作品之佳，则又买菜求益之见矣。元诗固不如元曲，汉赋遂能胜汉文，相如高出子长耶(46)。唐诗遂能胜唐文耶。宋词遂能胜宋诗若文耶。兼擅诸体如贾生、子云、陈思、靖节、太白、昌黎、柳州、庐陵、东坡、遗山辈之集固在(47)，盍取而按之。乃有作《诗史》者(48)，于宋元以来，只列词曲，引静安语为解。惜其不知《归潜志》、《雕菰集》，已先发此说也。顾亦幸未见《雕菰集》耳。集中卷十尚有《时文说》，议论略等尤西堂(49)，亦谓明之时文，比于宋词元曲。
然则斯人《诗史》中，将及制艺，以王、薛、唐、瞿、章、罗、陈、艾(50)，代高、杨、何、李、公安、竟陵乎(51)。且在国家功令、八股大行之世，人终薄为俳体(52)。
（28—31页）①刘祁《归潜志》：金未丧乱时，祁（字京叔）归隐乡间，居室名归潜，因以名集，十四卷，多记金事。
②曹安《谰言长语》：杂记，二卷，多据见闻，发明义理。
③七子祖唐祧宋：明前七子是弘治、正德年间的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以李、何为代表；后七子是嘉靖、隆庆年间的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以李、王为代表。他们相同的是提倡复古拟古，师唐废宋。
④《李空同集》：明李梦阳（自号空同子）撰，六十六卷。
⑤《何大复集》：明何景明（号大复）撰，三十八卷。
⑥胡元瑞《诗薮》：明胡应麟（字元瑞）撰，二十卷，分论古今诗体，主张“体以代变”、“格以代降”，提出神韵，对清代产生神韵说有影响。
⑦六朝俪体：指吴、东晋、宋、齐、梁、陈时代盛行的骈体，追求对偶是其特点，词采华美、内容贫乏、诗风柔靡是其弊端。
⑧散体：形式比较自由，不讲对偶，是偏重内容的文体。
⑨沈德符：明人，撰《野获编》三十卷。清钱枋编成分类本。《四六》条：“本朝既废词赋，此道亦置不讲。”指明朝用八股文考试，不用四六文。
⑩阳湖文家：指清代阳湖（今江苏武进）人钱伯坰、恽敬、张惠言等，他们研究骈文。李兆洛编《骈体文抄》三十卷，宣扬骈文，与桐城派古文相抗衡。扬州文家：指汪中，有《述学》内篇三卷，外篇一卷等著。他的骈文导源六朝，极著名。奇偶错综者：
李详《论桐城派》，称曾国藩之文“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可名为湘乡派”。
⑾八股：八股文，明清两代应举的一种文体。试官规定排偶体制，限定字数，代古圣人立言。行文必有破题、承题、起讲、提比、虚比、中比、后比、大结八个层次，死套这种模式写出的文章便是八股文。
⑿制义：亦称制艺，即八股。《明史?选举志》：“专取四子书及《易》、、《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仿宋经义，然代古代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排偶用排句来对偶，四六文是用四字句、六字句来讲对偶，八股文是从四六演变来的，所以八股兴，对偶体并没有失传。八股文代圣贤立言，院本即杂剧，杂剧代角色说话，犹八股代圣贤说话。八股兴，代人说话的体裁没有失传。
⒀香山：唐代诗人白居易，自号香山居十。白居易的诗能尽量通志达情，焦循却说：
“非弦诵不能通志达情”，怎么可以称为知音呢？即不知诗。
⒁姜白石：宋代词人姜夔，自号白石道人。有《诗说》一卷，论诗主含蓄，与焦循诗亡说不同。
⒂王渔洋：清王士禛，自号渔洋山人。朱竹垞：清朱彝尊号。全谢山：清全祖望字。
以上三人皆推姜夔诗有唐音，与焦循诗亡说不同。
⒃《鲒埼亭文集》外编：清全祖望撰，五十卷。卷二十六《春凫集序》：“次之则南渡姜白石，皆以其深情孤诣，拔出于风尘之表，而不失魏晋以来神韵，淡而弥永，清而能腴，真风人之遗也。”认为姜夔诗有魏晋以来神韵，是唐以后诗所没有的。
⒄《白石诗说》许黄涪翁：《白石诗说》：“语贵含蓄，……山谷尤谨于此。清庙之瑟，一唱三叹，远矣哉！”黄涪翁：宋黄庭坚号，又号山谷道人。
⒅杨马：杨雄、司马相如，都是汉代辞赋作家。
⒆绝笔于获麟：孔子作《春秋》，到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绝笔不再作。
⒇孟子：孟轲尊称。《孟子?离娄》章里说到“诗亡，然后《春秋》作。”
(21)“非战之罪”：《史记?顶羽本记》：项羽兵败到东城，说：“此天之亡我，非战之罪也。”
(22)“人定可以胜天”：刘祁《归潜志》卷十二：“人定亦能胜天。”按《周逸书?文传》作“人强胜天”。
(23)文武之道：卷一六五梁元帝下：“焚古今图书十四万卷，……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24)“不有所废”：《左传》僖公十年：“里克……对曰：‘不有废也，君何以兴。’”
(25)掎裳连袘：牵裙连袖，指人多。潘岳《藉田赋》：“蹑踵侧府，掎裳连袘。”
敦槃：诸侯盟会用的礼器，敦以盛食，槃以盛血，为槃血用。
(26)少陵所谓“尔曹”：杜甫《戏为六绝句》之二：“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晒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昌黎所谓“群儿”：韩愈《调张籍》：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杜韩之意相同，在于讥斥轻薄后生诋毁前辈的言论。
(27)锺记室：南朝诗论家锺嵘，两度任记室官，专掌文翰。他在《诗品?总论》说：
“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
(28)杞忧：《列子?天瑞》载，杞国有人忧天坠而废寝食。后人乃以此比喻无谓的忧虑或无事自扰。
(29)殷鉴：《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殷人灭夏，殷的子孙，应以夏之复亡为诫。
(30)诗文相乱：焦循说：“晚唐以后，始尽其词而情不足，于是诗文相乱。”即认为诗亡而遁于词。这是皮相之谈，只看表面，其实诗没有亡。
(31)《司空表圣集》：唐诗论家司空图（字表圣）撰文集，十卷。
(32)赵闲闲：金赵秉文自号闲闲道人，撰《滏水集》二十卷。
(33)黄公度：清黄遵宪，字公度，有《人境庐诗草》十一卷。
(34)昌黎至巢经巢：唐昌黎韩愈、清巢经巢、郑珍，皆以文为诗。
(35)理堂称少陵：焦循认为杜甫不背于诗乐合一之志，岂知杜诗已乱于文乎！
(36)何大复：明前七子重要作家何景明，字仲默，号大复山人。他认为杜诗是唐诗中的变体。
(37)《瓯北诗集》：清诗人赵翼（字云松，号瓯北）撰，五十三卷，好以议论入诗。
(38)浣花翁：指唐诗人杜甫，因居成都浣花里，故称。
(39)青莲：唐诗人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
(40)《白雨斋词话》：清陈廷焯（字亦峰）撰，八卷。多推崇常州词派。
(41)渔洋《论诗绝句》：清王士禛《精华录训纂》卷五下有《戏效元遗山论诗绝句》三十二首。其中说：“耳食纷纷说开宝，几人眼见宋元诗。”只讲开元天宝的盛唐诗，看不到宋元诗的变化。这里指对杜诗的变化也看不到。
(42)《西京杂记》：或谓梁吴均撰，六卷。记司马答盛览问赋：“合纂组以成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迹也。赋家之心，包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于内，不可得而诗。”
(43)《文中子》：亦称《中说》，十卷，隋王通之子福郊、福畤纂述，文体仿。
(44)林艾轩：宋林光朝（字谦之）有《艾轩集》九卷。
(45)王静安：近人王国维，字静安，号观堂。他的《宋元戏曲史?序》：“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继写者也。”
(46)子长：汉司马迁字。
(47)贾生：汉贾谊。子云：汉杨雄字。陈思：三国魏陈思王曹植（字子建）。靖节：
晋陶潜（字渊明），私谥靖节。柳州：唐柳宗元（字子厚），任柳州刺史，时号柳柳州。
庐陵：宋欧阳修，庐陵人。东坡：宋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遗山：金元好问（字裕之），号遗山。都是著名文学家。
(48)《诗史》：指陆侃如、冯沅君著《中国诗史》。
(49)《时文说》：“时文家能达不易达之理，能著不易传之神。……故极题之枯寂险阻虚仄不完而寡思渺虑，如飞东于蚕丛鸟道中，鬼乎脱命，争于纤毫，左右驰骋而未见有失。……实于六艺九流诗赋之外别具一格也。”即指八股在达理传神上比于宋元戏曲。尤西堂：清尤侗号。著有《西堂杂俎》等书。
(50)王、薛、唐、瞿、章、罗、陈、艾，代高、杨、何、李：《明史》卷二百三十一《薛敷歌传》称祖薛应旂，“应旂雅工场屋文字，与王鏊、唐顺之、瞿景浮齐名，其词文所品题，百不失一”。即指王、薛、唐、瞿。《明史》卷二百八十八《艾南应传》曰：“万历末，场屋文腐烂，南应深疾之，与同郡章世纯、罗万藻、陈际泰，以兴起斯文为任。”称为章、罗、陈、艾。高、杨：高启、杨维桢，为明初著名作家。何、李：
何景明、李梦阳，为明代前七子的领袖。
(51)公安：明后期，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号称三袁）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是公安人，称“公安派”。他们反对前后七子复古拟古的论调和表现，认为文学应因时因人而变，不能一味摹拟古人，提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以卓见真情为文，保也产生了浮而不沉之弊。竟陵：明后期，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文学流派，因同是选家、竟陵人，称“竟陵派”。他们倡导抒发性灵，反对公安派的粗率轻浮；反对七子复古拟古，又主张学习古人精神，走上了深幽孤峭之途。
(52)俳体：指八股文的排偶体。宋洪迈《容斋续笔》十二称《龙筋凤髓判》为俳体，即为对偶文，认为不庄重。
这两则说文体递变的道理，不像物体的演化，必须经过新陈代谢、前仆后继。中国各种文体，渊源于五经。历代文体的变化，有自身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王国维在云：“四言敞而有楚辞，楚辞敞而有五言，五言敝而有七言，古诗敝而有律绝，律绝敞而有词。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他说的只是文体自身发展的原因，鉴于已有文体出现弊端，才促成新文体的产生。“弊”就是毛病，当某位敏感的文学家发现已有的文体在内容或形式上有着某种毛病或束缚时，便要寻求出路，由的四言到形体较为自由的《楚辞》，然后古诗、五言、七言、律诗、绝句、词、曲，皆是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而产生的新的文体。
这里引金刘祁、明曹安的话，都在说明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一个时代的文学有一个时代的风格。到了明代前后七子李梦阳、何景明、李攀龙、王世贞辈，他们由于不满“台阁体”只追求典雅工丽的形式，不顾及格调的陈腐庸俗，而主张复古拟古，提出偏激之见。如李梦阳说：“宋无诗，唐无赋，汉无骚。”（《方山精舍记》）他所谓的“无”，就是“亡”的意思。何景明把这番意思明白地说出了：“经亡而骚作，骚亡而赋作，赋亡而诗作。”（《杂言》）他简单地把文学形体的递变，看作是绝对的新陈代谢或前仆后继。明胡应麟也在《诗薮》里发表相同的意见。明郎瑛《七修类稿》进一步提出贵古贱今的主张，认为“文章与时高下，后代自不及前”。如果说一个时代的文章有一个时代的标准是对的，但如果说后代的文学一定不如前代的文学，显然大误。
郎瑛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若照他的主张，文体无需变化，停留在先秦，仍然读四言诗，或许是他的最高境界。但是社会生活和人类语言都在不断发展、变化，表达情感和模写事物的要求自然是越来越丰富，文体也便随之越来越千变万化、多姿多采，整部文学发展的历史就是如此。
这里举出六朝骈体文盛行，取代了汉魏以来的散体文，开始时由于这种文体追求语言对偶、句式整炼、声韵和谐、辞采华美、使事用典诸多严格的追求而广为流行，发展到后来，更趋于形式的讲求，内容日益贫乏，风格日益柔靡。于是杨炯《王勃集序》，称王勃把“积年绮碎，一朝清廊，翰苑豁如，词林增峻，反诸宏博，君之力也。”王勃起来革除柔靡的文风，但写的还是骈文。诗也如此，陈子昂批评“齐梁间诗，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他提倡风雅兴寄，他所写的《咏怀》，还是五言古诗。直到韩愈提倡古文运动，以古文代替骈文，传奇兴起，变文出现，但当时骈文并未中绝，在传奇、变文中就有不少骈俪语。钱先生即指出“俪体未曾中绝”，又指出“忽盛于清”。即就明代说，由于统治者的提倡和应试科举的需要，八股文起，排偶句法的兴起，又重视讲究对偶，到了清代骈文大为盛行，又出现了“骈散并行，各放光明”的境况。这里例举骈体的盛衰发展便可以说明，文学体制的发展可以在同一体制中推陈出新，不是一种文体先亡，之后生出另一种文体，而是犹如调色，黑白呈灰，黑红呈紫，红黄蓝白黑五种原色，可随意随时调配，便会产生越来越多的异样色采，而原色是绝不能缺少的。钱先生以此比喻文学形体的发展，形象精辟，深入浅出，易于接受。这里还形象地批驳了“彼作则此亡”的立论之误，然而“诗亡”之叹，几乎每个时代都有。盛唐的大诗人李白，在《古风》的第一首便说：“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其实正是他自己成为伟大的诗人！
焦循在《雕菰集》讲到唐以后“诗文相乱，而诗之本失”，“乃分而为词，谓之诗余”，“诗亡于宋”云云，都不可靠。这里指出唐司空图、金赵秉文和清赵翼、黄遵宪等人就唐“以文为诗”，“以古文浑灏，溢而为诗”，“以古文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
等诗文相混的文体变化，发表了深有识见的议论，说明诗的体制本身可以有种种发展变化，但诗并没有亡。清人陈廷焯看到李杜在文体和内容上的变化，却没有说清是怎么回事。钱先生指出两点：（一）诗情和诗体“本非一事”，不能混为一谈。《文中子》云：
“诗者，民之性情也。性情能亡乎？”性情与人同在，性情不亡，诗也不能亡。非但不亡，诗情和诗体还都会有各自的发展和变化。（二）文分朝代，却不限于某朝。王国维于文体前冠以朝代，如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若是说赋至汉代始盛，诗至唐代始盛，词至宋代始盛，曲至元代始盛，是可以的；但如果像焦循所说，赋只限于汉代，诗只限于唐，词只限于宋，曲只限于元，便成了谬误。一部文学史证明，一代有一代盛行的文体，如元曲胜于元诗，不等于说元无诗；汉赋胜于汉文，也不能说汉赋胜于司马迁的《史记》；诗至唐始盛，词至宋始盛，也很难说唐诗胜于唐文，宋词胜于宋诗、宋文，具体到某位文学家也是如此，不能说司马相如的赋写得好，就说司马迁的文写得不好，实际上他们“各擅其绝”，“各放光明”，并峙文坛。但有的文体，它的高低有定，像八股文的排偶，称为俳体，正说明它体制的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