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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喻之二柄异边

作品:《谈艺录》读本 作者:周振甫冀勤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豫章黄先生文集》①卷十六《福州西禅暹老语录序》云:“盖亦如虫蚀木,宾主相当,偶成文尔。”惠洪喻本东坡《次韵吕梁仲屯田》②:“空虚岂敢酬琼玉,枯朽犹能出菌芝”;山谷喻本《大智度论?如是我闻总释论第三》③:“诸外道中,设有好语,如虫食木,偶得成字。”山谷此处以“虫蚀木”为褒词,而《山谷内集》卷八《次韵冕仲考进士试卷》:“少年迷翰墨,无异虫蠹木”,又以为贬词,一喻之两柄也④(吕居仁《东莱先生诗集》⑤卷十一《赠益谦兄弟》:“尔来所为文,宛转虫蛀木”,亦褒词)。

    (582—583页)

    (黄庭坚)《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第一首:“莲花生淤泥,可见嗔喜性。”

    天社注引《维摩经》⑥:“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花。”按是也。

    《次韵中玉水仙花》第二首:“淤泥解作白莲藕”,天社无注。《赣上食莲有感》:

    “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天社注亦引《维摩经》。盖前两诗谓花与泥即,后诗谓花与泥离;言各有当,同喻而异边之例也。(322页)①《豫章黄先生文集》:黄庭坚(号山谷道人)撰,三十卷。

    ②惠洪喻是指他的《和游谷山》:“我惭衰老亦作诗,譬如菌芝出朽木”(《石门文字禅》卷七),又《题珠上人所蓄诗卷》:“录于文字,未尝有意,遇事而作,多适然耳,譬如枯株,无故蒸出菌芝。”(同上卷二十六)等所用之“菌芝”喻。

    ③《大智度论》:龙树菩萨撰,秦罗什译,百卷。释《大品般若经》者。

    ④二柄:战国时哲学家慎到提出二柄是“威德”,韩非提出的二柄是“刑德”,这里所说二柄不是指此,而是借指同一比喻的或褒或贬。

    ⑤《东莱先生诗集》:宋吕本中(字居仁)撰,二十卷。

    ⑥《维摩经》:佛经《维摩诘所说经》之略称,三卷。

    作为一种修辞手法,无论明喻(直接比喻)、暗喻(隐喻)皆是只取两个事物的一端(一边)或一点相似作比,如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欲把西湖比西子”,是取西施之美直接比喻;孟郊《晓鹤》:“似开孤月口,能说落星心”,是取口形似月,星形类心的暗比;这两则就比喻这种修辞手法,又提出同喻异边和喻之二柄的说法,皆是前人所未道及者。

    一、喻之二柄说。钱先生在《管锥编》论《周易正义》的《归妹》节里,对此有详细论述:“同此事物,援为比喻,或以褒,或以贬,或示喜,或示恶,词气迥异;修辞之学,亟宜拈示。斯多噶派哲人尝曰:‘万物各有二柄’,合采慎到、韩非‘二柄’之称,聊明吾旨,命之‘比喻之二柄’可也。”二柄者,韩非谓刑德,杀戮之为刑,庆赏之为德,亦即赏罚或褒贬的意思。如黄庭坚《福州西禅暹老语录序》之“虫蚀木”喻,虽然句妙,却非独创,出自佛经《大智度论》的“设有好语,如虫食木”,这个“虫食木”是褒词,喻“偶得成字”,而黄庭坚学得此喻,一云“如虫蚀木,宾主相当,偶成文尔”,与佛经原是褒词同义,喻“偶成文尔”;一云“少年迷翰墨,无异虫蠹木”之“虫蠹木”则为贬词,同一个比喻,便有两种极端不同的意义,这就是喻之二柄。又如《管锥编》中举引两例,即王充《论衡?自纪》中的“如衡之平,如鉴之开”,与诸葛亮的《与人书》中的“吾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皆以秤喻人无私心,对人对事“公平允当”,属褒夸之词。而朱熹的:“这心之正,却如秤一般,未有物时,秤无不平,才把一物在上面,秤便不平了。”(《朱子语类》)与清人周亮工的:“佛氏有‘花友’‘秤友’之喻,花者因时为盛衰,秤者视物为低昂”(《因树屋书影》卷十),皆讥人的趋炎附势,心的不平失正,秤喻又成为贬辞。比喻的二柄,也有用来指同样的事物的,主要是写变化,例如屈原的《离骚》,先是“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其“辟芷”与“秋兰”都是以好的香的草为佩;后来“兰芷变而不芳兮”,便变异其体,失去本性了;再接下去“览察椒兰其若兹兮,又况揭车与江离”,椒兰香草都已变坏,何况揭车、江离这些香草;最后在香草均已变恶之时,“惟兹佩之可贵兮,委厥美而历兹”,惟有自己有琼佩之美了。同是兰蕙一个比喻,在一篇文中始为香草,后变丑恶,由褒至贬,亦为喻之二柄。

    二、同喻异边。即同一个比喻,可以比作多种意义,如月,可取其弯如眼、如眉、如弓,圆如面、如团、如饼,明如镜、如水、如目,等等。黄坚庭《次韵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有“莲花生淤泥”句,任渊注引佛经,说莲花本性喜欢淤泥,这是花与泥近;另一首《次韵中玉水仙花》有“淤泥解作白莲藕”,也是花与泥近;而《赣上食莲有感》云:“莲生淤泥中,不与泥同调”,则将莲与泥分离了。但是无论花近泥或是花离泥,都比喻得当,就是同喻异边。西方文学中同喻异边的例子不少,《谈艺录补订》中例举古希腊诗人称蜗牛为“戴屋者”,英国古小说将埃及妇女“足不出户”比作“蜗牛顶屋,不须臾离”,法、意诗人则用蜗牛讥讽比喻“墨守之自了汉”和“恋家鬼”,中国古时将蜗牛戴屋而行,看作是“曲谨庸懦之象”,如清陆世仪《五虫吟和陆鸿逵》之四《蜗以牛名》云:“引重原从利物称,如君只足戴家行”(《桴亭诗集》),“戴家”即蜗牛。英国十七世纪玄学诗派的宗祖约翰唐善于取譬,称颂“蜗牛戴壳之无往而不自适”。

    皆取蜗牛作比喻,其中有褒有贬,也有无所谓褒贬的,都是同喻异边的好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