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夏季的最后两个星期开始，我再次学习读写，我的新妈妈露丝?戴陪着我。她下定决心要把我关在家里，或者放在她耳目所及的范围内，我也很高兴听她的话。阅读，当然不过就是把字形和读音联系起来，牢记搭配、语法规则和语义效果，更要紧的是，记住单词之间的停顿。更难的是写作，这主要难在面对一张白纸，总得想出话来说。而抄写字母表也是桩无趣的事。下午我一般总在用粉笔和擦子在石板上练习书写，一遍遍地写满我的新名字。母亲越来越担心我的强迫性行为，所以我后来就不写了，但之前我还用印刷体尽可能工整地写过“我爱我妈”。后来她发现了很高兴，这种表达使我得到了一整块桃肉馅饼的奖励，而别人只能得到一小块，爸爸也不例外。
当二年级小学生的新鲜感很快就蜕变成一种沉闷的苦痛。学校的作业对我来说不难，但我在另一种象征逻辑学——数学——方面的理解力就落后于同学。我仍然和数字们纠缠不清，它们抽象的外形比加减乘除的基础运算更为繁难。初级自然科学和历史显露的是思考这个世界的方式，这和我在换生灵中的生活经历不一样。举例来说，打个比方，乔治?华盛顿是我国之父，但我不知道他是谁，我也不知道食物链是生物圈中有机物的组织形式，它的准则就是掠夺，每一种生物都把下一种序列更低的生物作为食物来源。这种对自然法则的解释起初让我感觉很不自然。森林里的事情远远比这更实在。生存依靠的是敏锐的本能，而不是对事实的记忆。自从最后的几只狼被慷慨的猎人杀死或赶走后，敌人只剩下了人类。只要我们躲藏起来，就能活下去。
我们努力寻找合适的孩子来交换。这不能随意选择，换生灵找到的孩子必须与他自己被绑架时的年龄一致。我被他们带走时是七岁，离开时也是七岁，虽然我在森林里已经待了将近一个世纪。那个世界的苦难不仅仅是要在野外求生存，还有那漫长而不堪忍受的等待，等待再次回到这个世界。
我刚回来时，之前练出的耐心成了一种美德。我的同学每天下午都盯着时间爬行，等着那等不来的三点铃响。我们二年级生坐在同一个让人变蠢的教室里，从九月到次年六月中旬，除开周末和快乐假日的自由，我们必须八点到校，在接下来的七个小时内规规矩矩。如果老天作美，每天两次和午餐时间，我们被放到操场上短暂休息。回想起来，在那里一起消磨的工夫和我们各自的时光相比微不足道，但有些事情是以质量而非数量来衡量的。我的同学们把过日子变成了苦差。我期待的是文明，但他们比换生灵更糟糕。戴着肮脏的海军领、穿着蓝色校服的男生无一例外地令人恐惧——挖鼻子、吮手指、打鼾、不干好事、放屁、打嗝，穿衣服不洗，邋邋遢遢。一个叫贺思的男生恃强凌弱，以折磨他人为乐事，偷午餐，在队伍里推推搡搡，在鞋子上尿撒，在操场上打架。其他人要么对他拍马逢迎，怂恿他作恶，要么成为潜在的受害者。有几个男生永远都受压迫，他们很没骨气，有的畏畏缩缩，闷声不响，有的更懦弱，一受欺负就哭叫起来。小小年纪，他们就已被打上生活的烙印，以后无疑会成为职员、经营商、系统分析员或是咨询人员。他们休息回来时带着受虐的痕迹——乌青的眼睛、充血的鼻子、撕划的红痕——但我熟视无睹，不想去拯救他们，虽然也许这是我应该做的。如果我使出真正的力量，只需到位的一拳，就能把这帮坏家伙打发了。
女生们越发没有自尊，她们有自己的方式。她们也表现出许多令人失望的个人习惯，不讲卫生。不是笑起来太大声，就是根本不笑。要么彼此恶意竞争，和男生争锋，要么像老鼠一样躲在柜子里。其中最坏的一个叫海妮丝，三天两头嘲弄、奚落最胆小的女生，让她们抬不起头。她会毫不留情地羞辱她的受害者，比方说，当她们在课堂上尿裤子时。上学第一天的休息时间前，这件事就发生在毫无准备的泰思?伍德郝斯身上，她脸红得像着了火。生平头一遭，我对他人的不幸有了点近似同情的感觉。这个可怜的人因此一直被取笑到情人节。女生们穿格子花呢套衫和白裙，她们靠的是语言而不是肢体来打赢战争。这方面，她们与女妖怪相形见绌，后者狡猾似乌鸦，凶猛如山猫。
这些人类的孩子都是差劲的。有时候在晚上，我盼望自己能回到森林中漫游，吓唬睡在窝里的鸟儿，从晾衣绳上偷衣服，找乐子，而不是一页一页地做家庭作业，为我的同学们烦心。尽管有着种种不是，真实的世界仍然闪闪发光，我决心要忘记过去，再次成为一个真正的男孩。学校生活让我忍无可忍，但我在家中却得到了大大的补偿。妈妈每天下午都等我回家，我意气风发地跨入大门时，她会假装在除尘或烹饪。
“我儿子回来了，”她会这么说，并催我去厨房吃一块果酱面包，喝一杯阿华田，“今天过得怎么样，亨利？”
为她着想，我会撒一两个好听的谎。
“你学了新东西吗？”
我会把在回家路上练习过的东西背诵一遍。她看上去异常地好奇、欢喜，但最后还是会叫我去做讨厌的作业，我通常在晚饭前做完。父亲下班回家前的一段时间，她会准备好我们的晚餐，把我的同伴叫到餐桌旁。作为背景音乐，收录音里放着她最爱听的民歌，我听一遍就学会了，每当磁带分毫无差地重复播放时，我就能和着唱起来。不知是凑巧还是无心而成，我完美地模仿了民谣歌手的唱腔，而且唱得活灵活现，唱一段像一段，唱一句像一句，仿佛同宾?克罗斯贝、弗兰克?辛纳屈、罗丝玛莉?克鲁妮，或乔?斯塔夫再现 。妈妈把我的音乐才能看作是情理中事，就好比她眼中的我是那样出色、迷人，又天生聪慧。她喜欢听我唱歌，常常关掉收录机，央求我再唱一遍。
“给我们再唱一首《开往梦乡的火车》，就是好孩子。”
父亲第一次听到我的表演，评价不佳，“你从哪里学来的？现在你唱得像百灵鸟，迟早有一天连调子都不会哼。”
“我不晓得。可能我以前没在听。”
“开玩笑吗？她白天黑夜都开着那个吵吵嚷嚷的东西，放你的纳特?金?科尔 和爵士乐，还有《何时你能带我跳舞？》，真好像你妈生了一对双胞胎……你说你没在听，是什么意思？”
“专心听，我是说。”
“你应该专心到你的家庭作业上去，专心帮你妈妈做家务。”
“如果你专心听，而不是只听歌词，很快就会学会调子了。”
他摇摇头，点起一支骆驼香烟，“要听长辈的话，卡鲁索 ，如果你愿意的话。”
于是我留神不在爸爸身边做完美的模仿。
玛丽和伊丽莎白则相反，她们年纪尚小不懂事，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我初露头角的模仿才能。事实上，她们一直要我唱歌，特别是还在摇篮里的时候，那时我就炫耀所有的新歌，如《麦瑞兹?多斯》和《三条小鱼》。但屡试不爽的是，每当我唱起《飞越彩虹》，她们就像被敲昏似的睡了过去。朱迪?加兰我唱不好 。
我和戴家相处的日子很快就变得融洽安闲，只要我待在屋里或教室里，就一切顺利。天气突然转凉，转眼间，树叶变成一片绚丽的红黄色，色调如此鲜丽，以致我看到树木就觉得眼睛刺痛。我厌恨这些提醒丛林生活的明快的东西。十月使我的感官紊乱，万圣节前几周，这种晕眩达到高潮。我知道有一伙一伙的孩子讨要坚果和糖果，在广场点篝火，和镇民们玩弄恶作剧。相信我，我们妖怪也有恶作剧的份儿——把门拉开，把南瓜砸碎，用肥皂在图书馆窗玻璃上画卡通魔鬼。我没有经历过的是孩子们的胡闹，这甚至连学校也参与进去。离这个大日子还有两周的时候，修女们开始筹划班级派对，到处布置、装修。她们在黑板上沿挂上橙色和黑色的绉纸，在墙上贴纸裁的南瓜和黑猫。我们认真地用硬板纸裁出吓人的东西，把自己的艺术作品用胶水粘合起来，虽然它们着实不怎么样。母亲们赞助烘制饼干和坚果巧克力蛋糕，做爆米花和冰糖苹果。化装是允许的——实际上，是被期待的。我清楚地记得我和母亲谈到过这个话题。
“我们在学校有个万圣节派对，老师要我们穿‘捣蛋还是给糖’的装扮，不要穿校服。我想化装成换生灵。”
“那是什么？”
“你知道的，妖怪。”
“我不太清楚那是什么。是和魔鬼一样的东西吗？”
“不是。”
“是鬼怪？还是盗尸鬼？”
“都不是。”
“大概是个小吸血鬼？”
“我不吸血，妈妈。”
“也许是个仙灵？”
我号啕大哭。近两个月来，我第一次发脾气，用我本来的野性声音尖叫。这个声音吓倒了她。
“看在上帝的分上，亨利。你把我吓疯了，把死人都叫醒了，叫得跟女妖似的。不给你过万圣节了。”
我想告诉她，女妖天性敏感，她们会流泪哭泣，但从不嚎叫。但我没说，而是打开了泪闸，哭得像双胞胎妹妹一样。她把我拉过去，拥在怀里。
“好了，我只不过开个玩笑。”她抬起我的下巴，看着我的眼睛，“我只是不知道妖怪是什么。听着，去当个海盗怎么样？你会喜欢的，是吗？”
最后，我穿起了马裤和蓬袖衬衫，头上绑了条围巾，戴了一对埃尔罗?弗林 似的耳环。万圣节当天，整个教室里都是鬼怪、巫婆和流浪人，我是学校里惟一的海盗，说不定在全国也是独一无二的。老师打着拍子，让我唱《特迪熊的野餐》，这是我们派对的恐怖游戏之一。我正常的说话声是和亨利?戴一样的尖声尖气，但当我唱起“如果你今晚进入森林”，唱腔和录音带里弗兰克?德佛尔的低音一模一样。这种模仿使每个人为之震惊。整首歌中，卡塞琳娜?海妮丝躲在黑暗的角落里惊慌地抽泣。大多数孩子张口结舌，在面具和化妆下大口喘息，不知道该相信什么才好。我记得泰思?伍德郝斯坐在那里，两眼一眨不眨，好似意识到一个大骗局，但没法揭穿谜底。但修女们知道得更清楚。一曲终了，她们像企鹅一样交头接耳，然后一致点头，当胸划十字。
“捣蛋还是给糖”的活动还有许多值得期待的。傍晚，父亲开车把我送到镇上，他等着我，我则顺着大街走过一排排房屋，到处寻找其他穿着难看化装服的孩子。没有妖怪出现，只有一只黑猫企图横穿马路。我用十足的猫声嘶叫起来，它吓得掉转尾巴躲进一丛忍冬树里。邪恶的笑容闪过我的脸庞。我还没有失去所有的本事，这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