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关下的较量。无法实现的“辽西决战”。关东大地上的“七无”与“一多”。林彪倡言“等、忍、狠”。四平，苦撑一个月后还要向后转。
东北有广表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和便利的交通。“八.一五”之后，捷足先登的共产党武装对迟来的国民党军队，自山海关始，展开了一场节节抵抗的防御战。
1945年9、10月间，国共两党都将目光投向辽西走廊。
辽西走廊，亦称榆关走廊。位于辽宁省西部的锦州市与河北省东部的山海关之间，东临辽东湾，西依松岭山，西南一东北走向，长约185公里，宽8至15公里。由东北至西南，锦州、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座落其间，成为扼守这一走廊的军事要地。走廊的西南端紧连着华北重要港口秦皇岛。
辽西走廊背山面海，丘陵起伏，形势险要，是沟通华北至东北的重要通道，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鉴于此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给东北局发去了一系列指示。10月4日，中央军委在给东北局书记彭真及陈云的电报中指出：“据锦州地委电称，美军在秦皇岛登陆，并传有中央军200 人，请速令曾克林部扩大之新部队，以三个团控制山海关，集结整训。”10月16日，毛泽东致电彭真。电文说，苏军已拒绝国民党军在大连、旅顺登陆，蒋军从秦皇岛登陆，向山海关、锦州进军东北已成必然，“除令在途各部兼程急进，胶东方面星夜海运，并令林彪急至沈阳助你指挥作战外，望你就现有力量加强训练，并动员民众坚决阻击登陆，争取时间。”
同日，军委致电陈毅、罗荣桓、黎玉，请他们速令山东军区杨国夫师“星夜兼程，向山海关、锦州前进。”
中共中央军委分别向东北、华北、山东频繁发电，调兵遣将，把主力部署于山海关、锦州、营口、沈阳一线，准备阻止国民党军的海上登陆与陆上进攻。
成立后的东北人民自治军在沿辽东半岛经辽西走廊至长城古北口的绵长战线上，组建了五个前线司令部，组织对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其中，李运昌指挥的第三前线司令部，负责封闭辽西走廊和扼守山海关的任务。
山海关位于河北省东北部，为长城东部起点，踞辽西走廊西端，北宁铁路和公路横贯东西，为华北通往东北的交通要冲。它西距北平（北京）350公里，东距沈阳400公里，被古人誉为“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此关北依燕山，南濒渤海，雄视四野。早在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中央政府在此筑关，称为榆关。明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大将徐达在此筑城设卫，因其背山面海，故称为山海关。
千百年来，伴随着王朝兴衰，围绕着这一险关隘道，发生过一次次激烈的征战。
明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4月21日，大顺政权皇帝李自成率军20万亲征山海关，一路冲杀，直抵关城西门。明山海关总兵吴三桂降清，开关跪迎清军统帅多尔衮，薙发称臣。清八旗劲旅15万，兵不血刃，进踞关城。
次日，在争夺山海关的战斗中，面临着实力倍增的对手，农民起义军淬不及防，伤亡惨重，全线溃退，清兵长驱入京。明清之际的山海关之战，不仅为大顺政权兴衰的转折，而且也是满族入主中原的标志。
清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山海关。10月2日，沙皇俄国的军队与英帝国舰队会师老龙头，清军守将弃城而逃，山海关沦陷，帝国主义列强的炮火，打开了北京的东大门。次年9 月，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从此，大清帝国步入了临终前的风雨飘摇之中。
……
公元1945年10月，在这古老的征战之地，又在酝酿着一场战争。
10月中旬，隶属冀热辽军区第十九旅的四十六、四十七团和第二十二旅六十四团，3700人，在第十九旅旅长张鹤鸣的率领下，进驻山海关。
张鹤鸣旅长带着作战参谋沿防区视察了一周。
山海关，作为一个横亘于辽西走廊西口的防御体系，南从长城入海处老龙头起，中经山海关城，向东北逶迤至九门口，全长26公里。正面依次排列着南海口关、南水关、山海关城、北水关，旱门关、角山关、三道关、寺儿峪关、滥水关、一片石关（九门口）十大关隘。其中，南海口关，濒临渤海，拱卫着整个防御体系的倚海侧翼；南北水关，紧傍山海关城；角山关、寺儿峪关和滥水关，高踞角山之巅，为整个防御体系的制高点；三道关，则是堵塞双峰对峙峡谷深沟中的关隘，有“一夫当关，万人莫开”之势；一片石关，为山海关防御体系的临山侧翼要塞，号称“京东首关”，此处的长城建在九江河上，两岸高山对峙，长城跨河而过，城下六座券门泻水，连同一片石关城三座门，故称九门口。
对于负有守卫山海关任务的张鹤鸣来说，这散布在50余华里的十个雄关险隘，处处需守，然而兵员及装备都将处于劣势。
在作战会议上张鹤鸣宣布了防御部署：
“第一，根据山海关的地形和我旅的兵力，无法实行宽大正面的一线防御，否则，不仅守不住阵地，还会暴露我们兵力匮乏的弱点。
“第二，山海关城西之大石河，为屏障关城的天然障碍，第一线防御部队须充分运用之。
“第三，山海关城北部山地的石门寨、九门口是扼守山海关的关键，而角山又是防守山海关阵地的支撑点，因此，全旅防御的重点是石门寨、角山、九门口一线。”
根据旅的统一部署，第四十六、四十七、六十四团分别将部队配置在南起山海关城，北至九门口，西达石门寨的三角地域内，凭借互为犄角之势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
这场保卫山海关的战斗首先在龙水文率领的四十六团防御阵地打响。
10月25日，先期抵达秦皇岛的国民党军队，在美军的配合下，以一个团的兵力向山海关扑来。
走在前面的，是一辆美式吉普车，上面坐着两个美国军人和三个国民党官兵。吉普军开至四十六团防御前沿50余米处停下，车上的国民党军官向我方阵地喊话，声称奉命进城同八路军谈判，联系接收山海关事宜。负责前沿指挥的八路军营长宋春垠向对方说：驻防此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已经被人民自治军解放，我们负责守卫山海关，请你方迅速撤离……宋春垠的话还未说完，国民党军便发起进攻。国共在关外的战争由此拉开了序幕。
当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和炮火掩护下，向四十六团防御的首山、角山至二郎庙阵地发动了轮番攻击。26日双方又激战了5 个多小时，结果，国民党军伤亡300多人，退回秦皇岛。
从10月25日到11月3日，是山海关保卫战的第一阶段。此时国民党军主力部队还未到达，但我方已付出了沉重代价，牺牲营长以下官兵400 多人。
11月2日晚，山东军区第七师师长杨国夫率部抵达山海关。第七师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二三个团，共7000余人。10月中旬。第七师收到火速增援山海关的电报。于是，部队星夜兼程，由承德绕道九门口，迂回抵达山海关。几天后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任命杨国夫任山海关守军总指挥，张鹤鸣任副总指挥。
10月30日至11月1日，国民党第十三军由九龙抵达秦皇岛，接踵而来的是从越南运抵的第五十二军。第十三军是国民党装备最好的部队，五十二军也算半美械装备。11月6日这两支部队已推进到山海关以西的沙河，同东北人民自治军呈对峙态势。8日杜聿明在他的专列上召开作战会议。会上，十三军军长石觉谎称共军火力强大，建议重新考虑是否攻打山海关。杜聿明亲上前线了解情况，遂令石觉部立即发起攻击。
国民党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在飞机和大炮掩护下一度占领二郎庙和角山，但伤亡惨重。杜聿明见正面进攻屡屡受挫，又命：十三军正面主攻，加强攻击力度，同时五十二军之二十五师从山海关北部山地经义院口、城子峪出长城，占领山海关东面的前所，切断山海关防御部队的退路。
15日张鹤鸣得知国民党军已偷越城子峪关口到达大毛山，正向山海关侧后迂回。防守九门口的七师第二十团也打来电话说：九门口关隘的东北侧发现国民党军的主力部队在活动。守卫山海关的第七师（张鹤鸣部已编入七师）召开了紧急会议。师长杨国夫知道，此时再坚持下去怕就走不了了。于是命令：“由于敌人已经迂回到我后方，坚守山海关已经失去了意义。部队应逐次撤退，脱离山海关战场。以后上级追查擅自撤退的责任，由我负责。”
16日天亮时，国民党军再次发动猛烈进攻。这时第七师的各路人马正逐次向山海关以东的绥中方向退去。
山海关保卫战，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共两党在东北大门口的首次交锋。
冀热辽军区十九旅和山东军区第七师的部队，在力量悬殊、时间仓促、建制及指挥混乱的情况下，坚守山海关达20余天，迟滞了国民党军向关外进军的速度，掩护了中共进军东北的战略行动和东北人民自治军的战略展开。
山海关防御战失利后，杨国夫与张鹤鸣率领着疲惫的部队，沿绥中、兴城方向撤退。
杜聿明则传下命令，荡平东北“匪”患，直指沈阳。石觉亦壮起胆色，紧紧咬住我军，衔尾追击。
东北人民自治军此时处于混乱之中。林彪是10月中旬到沈阳的，身边既无部队，也无全套的指挥机构。彭真是10月18日到的沈阳，但大量政务使他不可能分心军事工作。罗荣桓11月13日才辗转抵达沈阳。罗荣桓带来了山东军区的指挥机构和精干机关人员，像作战处长李作鹏、情报处长苏静和管理处长何敬之等，但统帅战局的军事机构仍难以运作：健制混乱，指挥程序不顺，指挥员分散各处，加之通讯落后，仗自然很难打。
11月下旬，黄克诚率新四军三师到达锦州地区，准备在辽西阻击国民党军队的长驱直进。
11月29日，中央军委致电黄克诚：“关于你部编制、干部配备与活动地区和作战意见等，你均可与林彪坦白商谈，并由你与林向中央提出意见解决。”黄克诚接到电报后，便主动与东北局和东北人民自治军联络，发出了一封封电报，却始终得不到回音，弄得黄克诚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数天后才因一个偶然的机会与林彪接上了关系，他这才知道中共中央已命令林彪组织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而林彪的司令部就驻在离黄克诚部不到30华里的地方。第七师撤出山海关的消息中央、东北局都十分关注，纷纷询问情况。林彪答得很干脆：“杨国夫师与我无密本联络，情况不明。”
林彪面临着困境，与自己指挥的部队联系不上，手中也没有军队，他无法执行中央关于要东北人民自治军在辽西与国民党军决战的指示。
林彪为执行中央的命令于11月19日从沈阳赶到锦州。
11月15日，中央军委电示彭真、林彪：“为谨慎使用主力，求于将来决战时，一战解决问题，应令季运昌、杨国夫两部坚守山海关、绥中之线，节节抗击，消耗疲惫敌人，而令黄（克诚）梁（兴初）两部从冷口、界岭口分路隐蔽开至锦州，锦西、兴城三角地区，处于内线，休整部队；俟（国民党军）进至绥中地区，或兴城地区业已疲劳消耗至相当程度，我则可集中最大兵力，计黄克诚3.5万人，梁兴初7000人，杨国夫7000人，李运昌、沙克在盘山、锦州至山海关一带者至少2万人，共约7万人，于最有利之时机、地点，由林彪或罗荣桓亲去指挥，举行反攻，分作几次战斗，每次歼灭其二至三个师，最后全部歼灭三个军，则能从战略上解决问题。”
林彪到达锦州的当天，杜聿明的第十三军便占领了绥中，向兴城推进。
而此时林彪准备在辽西三角地带与杜聿明决战的主力部队在哪里呢？
梁兴初率领的山东军区一师，正由冷口出关，11月21日到达锦西。
黄克诚的新四军三师，因山海关被敌占领，正由承德绕道关外，11月26日到达锦州以西。
杨国夫的七师撤出山海关后，就让敌人粘住了甩都甩不掉。七师的第二十团，担任殿后任务。为了摆脱国民党军的追击，他们避开公路，沿山里的大道走。然而每当部队进驻一个村镇，不久敌人便会光临，还常常利用拂晓或黄昏进行偷袭，搞得部队不得安宁。后来才知道辽西的一些大村镇，都有电话通往铁路沿线车站或城市，凡有军队过往或发生任何情况，当地的伪政府人员就向上面报告。
11月22日，国民党军进占兴城、锦西。同日，中央军委电示东北局：国民党第十三、五十二军向锦州急进，希望东北人民自治军集中营口、沈阳主力到锦州方面，协同黄克诚、梁兴初部全力歼敌。处境十分艰难的东北人民自治军无法调营口、沈阳的部队，就连走得快一点的梁兴初部也没有赶上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的长驱直入。
22日是林彪进入东北以来最难熬的一天。一份份失利的电报——兴城失守，锦西失守，锦州告急，他经过长时间的踌躇和缜密思考，终于定下决心，唤来机要秘书，字斟句酌地口授了致中央军委及东北局彭真、罗荣桓的电报：“连日我在兴城锦州一带所见所闻，我部队已参加作战者疲惫涣散，战斗力甚弱。新兵甚多，缺乏训练。梁（兴初）师刚到，黄（克诚）师尚未到，远落敌后。各部皆疲劳，武器弹药不足而未得补充，衣鞋缺乏，吃不惯高粱，缺少用费。此外，自总部起各级缺乏地图，对地理形势常不了解；通讯联络至今混乱，未能畅通；地方群众则未发动，上匪甚多。故迂回（指敌人）包围时，无从知道。敌人利用我以上弱点，向我推进，并采取包围迂回。依据以上情况，我有一个根本意见，即：目前我军应避免被敌各个击破，应避免仓促应战，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因此在沈阳、营口各地之我军，不必赶来增援，应就地进行装备与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日后之作战。目前黄梁两师皆我亲自指挥，如能求得有利作战时，即进行极力寻求战机。侧面的歼灭战，此可能性仍很大，但亦不拟轻易投入战斗……”
发出这份与中央方针背道而驰的电报是需要勇气的。后来的形势发展也证明，避免锦州决战是一个完全正确的决策。1947年5月，陈云曾指出：避免锦州决战和成功地指挥四平撤退，是中国共产党武装进入东北前七个月中的两件大事。如果在这两件事情的决策上发生错误，那么，东北就难有以后的好形势。
11月23日，中央军委复电林彪、罗荣桓、彭真：“同意林彪22日电报的基本意见，但黄（克诚）、梁（兴初）两部应力求在敌侧后消灭敌之一两个师，迟滞敌之前进，以便争取时间进行各种准备，寻找机会消灭敌人。”
林彪当日决定在锦西、高桥以西地区进行一次歼灭战。他命令梁兴初的第一师、黄克诚的第三师火速赶到江家屯集结；沙克部第二十七旅在高桥、锦西附近正面抗击；杨国夫的第七师以一个团为诱饵，逼近与吸引敌人；主力则隐蔽集结于杨家仗子、毛家屯一带，准备对进入这一地区的国民党军进行一次歼灭性打击。
然而，当担任诱敌任务的杨部将敌诱到预定地点后，主力部队尚未到达。
唯一按时到达的梁兴初部已是疲惫不堪。这场由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策划的歼灭战，就这样不战而罢。
11月24日杜聿明下达了攻打锦州的命令。担任迂回任务的国民党第五十二军兵分两路，渡过小凌河，向锦州侧后进击。担任正面攻击的国民党十二军，倚仗优势兵力和强大炮火于26日发起攻击。东北人民自治军于锦州、锦县、二郎山等地同国民党军展开激战。
当天，我军即撤出锦县，放弃锦州。
锦州失守，辽西走廊东门洞开。东北人民自治军失去了遏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最后一道屏障；中共控制全东北的条件亦不复存在。
杜聿明部从突破山海关到攻占辽西重镇锦州仅仅用了十天。蒋介石发来电报，嘉奖杜聿明部全体官兵，并严令杜聿明，没有他的手谕不准继续向东北腹地前进。
撤出锦州后，林彪将黄克诚部、梁兴初部、杨国夫部和山东军区第二师罗华生部，集结于锦州以西、以南、以北的外围地带，伺机歼敌一部。28日，集结于锦州西南大小虹螺山地区的梁兴初和黄克诚部，向行进于高桥附近之国民党军后续部队进行侧击，但未达到预期战果。11月底至12月初，在北宁铁路锦西至锦州段俟机歼敌，又没能奏效。
1945年11月中下旬，东北人民自治军被迫放弃辽西走廊，退向东北腹地。
国民党“接收”东北，是有关协定与条约确定的，苏联红军完成《雅尔塔协定》所规定的义务后，必须将东北行政权交还国民党政府。蒋介石一面令杜聿明部停止推进，一面与美国磋商，希望利用美国军舰继续运兵北上，同时还利用外交手段疏通苏联，要求苏暂缓撤军，以便更多的国民党军开赴东北。
利用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蒋介石将新六军、新一军，第七十一军源源不断地运至关外。蒋介石的意图是，待后续部队到达后，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进攻，与共产党争夺中长路及其沿线的大城市。
面临着国民党军队即将开始的大规模进攻，作为处在第一线的东北局领导人，深感形势严峻。锦州失守后，“独占东北”的战略目标已无法实现。
下一步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方针？
林彪是最先发言的。11月22日，他在那个“我有一个根本意见”的电报中，已向中央建议：“应准备放弃锦州以及以北二三百里，让敌拉长分散后，再选弱点突击。……应就地进行准备与充分训练，养精蓄锐，特别加强炮兵的建设，以待以后之作战。”林彪在电报中至少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放弃辽西决战的企图，撤往辽宁腹地；其二，部队必须进行准备与训练，才能“待以后之作战”。三天后，也就是东北人民自治军撤出锦州的前一天，东北局的重要领导成员陈云、高岗、张闻天经过认真研究，最后由陈云主持起草了致东北局和中共中央的《对满洲工作几点意见》。指出：“我们必须承认，首先独占三大城市及长春铁路干线以独占满洲，这种可能性现在是没有的。因此，当前在满洲工作的基本方针，应该不是把我们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装力量，在锦州、沈阳前线给国民党部队以可能的打击，争取时间。同时，将其他武装力量及干部，有计划地主动地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满、东满、西满，包括广大乡村、中小城市及铁路支线的战略地区，以扫荡反动武装和土匪，肃清汉奸力量，放手发动群众，扩大部队，改造政权，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围及长春铁路干线两旁的广大的巩固根据地。”
由于内容比较多，《建议》分两次发往中央。中央在收到《建议》一半时，即刻回电说：看了你们未完的电报，中央完全同意。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兼北满分局书记陈云起草的这份《建议》，对中央调整和转变关于东北工作的方针以及作战部署，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一时期，黄克诚、李富春、罗荣桓等，也向中央发出过类似的电报。
12月28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诣示中，对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工作方针和军事部署作了明确而具体的决定。毛泽东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对东北人民自治军的部署，毛泽东也作了明确规定：“将正规军队的相当部分，分散到各军分区去，从事发动群众，消灭土匪，建立政权，组织游击队、民兵和自卫军，以便稳固地方，配合野战军，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长期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都离不开根据地。毛泽东的“工农武装割据”、“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著名论断，都是根据地沃土上发育出来的理论硕果。凭借着根据地熟悉的地形，良好的群众基础和给养供应，共产党的武装在劣势的条件下以弱胜强，演出了一幕幕战争舞台上精彩绝伦的活剧……
而眼下，10余万部队在开进东北后，饱尝了无后方作战的苦楚。
黄克诚率领的新四军三师，经过长途跋涉到达东北。出关以后，一系列预想不到的困难便向部队袭来。该师自苏北开拔之前，中央曾转发了先期出关的曾克林的报告，说：“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物资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可是，当部队到达东北后，情况却发生了很大变化。原来，苏联红军由于受到苏联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约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进入大城市，也不准东北人民自治军接收苏军缴获的日伪军用物资，造成了后续入关部队物资补给的极大困难。
鉴于此，黄克诚于辽西阻击战失败后向中央发去一个电报，直陈部队所面临的困难——“七无”情况，即“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等。部队士气受到极大影响，锦州、山海关以西地区土匪极多，少数人不能通行，战场极坏。而敌人已占领锦州，将直达长春。我提议我军暂不作战，进行短期休整，恢复体力，并以一部主力去占领中小城市，建立乡村根据地，作长期斗争之准备。”
12月17日，三师又给军委去电报：“部队武器仅补充步枪1200支，轻重机枪44挺，山炮10门，野炮4 门，尚不能补足。沿途留下之武器，且多破缺不全，为新部队丢下不用者。杨师，梁师稍多一点，干部战士对新部队装备完善，老部队破破烂烂，极不满意。”
电文中讲的“新部队”是指先期出关部队扩编组建的部队。因当时苏军还未限制东北人民自治军的行动，所以还算顺利。后续出关的部队则遇上“老大哥”的翻脸，什么也没拣着。
除了无武器之外，还缺少群众的支持和部队的给养，林彪在给“吕正操、李运昌、东北局、并报中央”的电报中反映：“老百姓说：八路军和中央军都是为老百姓的，彼此不打好了，并认为国民党是中央，旧政权，旧武装人员，皆盼望找国民党接头。”
老百姓对共产党及其军队不相信，不理解，使部队处于被动状态。给养也成了大问题。部队驻在辽西一些城镇时，当地的商会、绅士或若干头面人物也组织一些“慰问”活动，可送来的“慰问品”尽是一些雪花膏、头油、手绢之类小百货，根本没有能够果腹的食品。新组建的部队兵员成份也有严重不纯的问题。“八。一五”后，先期出关的部队，根据中央的指示和控制东北的实际需要，扩编了大量的兵员，使部队迅速膨胀起来。当时参军入伍的，一是工人、学生；二是一些溃散的散兵游勇；三是成建制的伪满军队；四是打着八路军旗号、由国民党先遣军组织的武装。许多武装游杂，本是要配合与迎接国民党军接收东北的，那知共产党的队伍腿长，先于国军一步进了东北，他们不得不随机应变，也扯起了“共”字的旗号。准备时机一到，再掉转枪口。
即使是那些真正的工人、学生也有在关键时刻丢下枪不干的。因为，日本人在东北统治了14年，真正的东北老百姓当了14年亡国奴，不但经济上受剥削、压榨，而且，在政治上与人格上亦受到极大压抑。东北解放后，许多血气方刚的年轻工人、学生积极要求参军，有的想通过当兵混个一官半职。
可是，当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人受到欺骗宣传，以为国民党军才是真正的“中国政府军队”，而八路军不是“正牌”，加之，“国军”装备的是飞机、大炮等崭新的美式武器，身着整齐的美制军装，足登皮鞋，肩章耀眼，而共军这边则破衣烂枪。于是乎，在战火迫近之时，弃枪逃跑、甚至反水的人渐渐多起来。
辽西阻击战失利后，林彪在发给“东北局、李、吕”的一封电报中说：“在东北新成立之十多个旅，成分皆极坏，皆缺乏政治认识，流氓、土匪、宪兵、伪军甚多，真正的工农成份，亦被带坏。这些部队所见之李运昌部（三个旅），亦元战斗力，对群众纪律极坏，不但不能发动群众，反而使群众对我不满；不但不能消灭敌人，反而助长敌人士气；不但不能打土匪，且受土匪勾引。”
从1945年12月底至1946年1月初，东北人民自治军（后改称东北民主联军）统计，仅10天左右，“先后叛变者有：吉林1.2万人。合江5000人，龙江约3000人，牡丹江3000人，松江1万人，辽北3000人，嫩江3000人，李运昌部亦叛变不少，先后叛变共约4万余人。”
1945年12月底，东北人民自治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改变战略部署，决定：除将四分之三的主力部队集结于阜新、黑山地区之外，其他部队以师（旅）为单位，开始有重点地分兵于西满、北满、东满的广大地区进行剿匪及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其中，由林彪直接指挥的新四军第三师，山东军区第七师和第一师，作为机动作战部队，活动于法库、康平等地。
黄克诚带着新四军三师一部，由阜新北上，分散于西满的洮南、通辽、彰武、库伦；杨国夫的第七师一部及刘其人渤海军区新编师，分散于北满的肇州、肇源、肇东等；罗华生的第二师，冀鲁豫军区第二十一团扩编之第二十五旅，分散于盘石、双阳、海龙、敦化等地。由山东军区第三师和第六师及第五师一部组成的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第三纵队分散于南满各处。由抚顺抽调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第三五九旅，则开往哈尔滨、牡丹江和佳木斯之间广大地区，执行剿匪、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等巩固战略后方的任务。
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当时黑土地上冒出了很多号称“自治军”“救国军”的武装。这些武装打着“救国”的旗号，干的是土匪的勾当。共产党开进东北的部队也以“自治军”自谓，造成鱼龙混杂，良莠难分，在老百姓眼里，共产党的武装就是“胡子”（土匪）中的一股大“胡子”。所以才改旗易帜以示区别。
新改称谓的东北民主联军，仍以林彪为总司令，彭真任政治委员，周保中、吕正操、萧劲光为副司令员，罗荣桓、陈云任副政治委员，萧劲光兼参谋长，陈正人为政治部主任。为了前线作战和后方建设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分为“前总”和“后总”，林彪带“前总”在辽西前线指挥作战，罗荣桓主持“后总”的工作。
为了适应军事、政治斗争的需要，东北民主联军对各部队和各军区组织机构进行了调整：将陆续成立的锦热、辽宁、辽东、辽西、吉林、辽北、松江、三江、嫩江、北安十个军区，重新调整划分为北满、南满、东满、西满四大军区，并下属若干省军区和军分区。此时，整个东北民主联军的部队，除了山东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仍归“前总”直接指挥外，其余主力部队均划归各军区指挥。其中：
东满军区所属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二师为基础扩编的第二十二旅、二十三旅；山东滨海支队为基础扩编的第七纵队，下辖第十九、二十旅；原第二十五旅改编为警备第二旅；以及第二十四旅和吉黑纵队等。
西满军区则以原新四军第三师的部队为基础，进行扩编和整训，另外还辖有由晋绥部队第三十二团和冀热辽部队第十五团扩编而成的保安第一旅。
南满军区的部队有：以八路军山东军区第三师、警备第三旅及冀热辽第二十一、二十三旅合编而成的第三纵队；以山东军区第六师、第五师及胶东地方武装各部合编的第四纵队；另以原晋绥第三十二团一部为基础扩编的保安第三旅。
北满军区则以原冀热辽第十九旅及松江军区一部编入山东第七师，下辖第十九、二十、二十一旅；原陕甘宁三五九旅扩大为六个步兵团和一个骑兵团；此外，新成立的有嫩江警备第一、二旅，北安警备第一、二、三旅。
如何组织、协调、指挥这支新组建的军队，这副沉重的工作重担，压在了罗荣桓的身上。改称为东北民主联军后，罗荣桓的职务虽然从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政治委员改任副政治委员，可实际上的东北民主联军政治工作，仍然由他负责。
自罗荣桓受命后就经常考虑着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只要见到自己的部属，不管是老部下或新部下，罗荣桓总要告诫他们注意各部队之间、各地区干部之间、新老部队之间、先后到达东北的部队之间、以及总部指挥机关与各部队、各地区干部之间的团结问题。
12月下旬，在罗荣桓的建议下，总部发出了以彭真、罗荣桓署名的电报，要求各部队一定要加强团结，互相支持。在电报指示中，还特别强调指出：“先到东北的部队应照顾全局，竭力帮助后到的部队；主力部队应以最谦虚的态度去团结扶助新编成的部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又发出了《关于目前部队政治工作的指示》，进一步强调了各部队之间的团结问题。
当然，要求下面部队领导做到的，他这个东北民主联军的政治委员首先应该做到。对于罗荣桓来说，严于律己，不仅是参加革命后长期从事政治工作所形成的工作作风，而且也是数千年中国传统对他的熏陶与染濡。罗荣桓自幼饱读诗书。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说：领导者或统治者“治国”“平天下”的“王道”之术，应该从自身做起，强调以“德行”、“操守”立威，以个人的人格力量去影响驾驭部下。在调整、组编民主联军的工作中，罗荣桓十分注意自己的言行。
一次，他的老部下，山东军区第一师副师长李梓彬来看望病中的罗荣桓。
在汇报工作的谈话中，李梓彬谈到了部队所面临的许多困难：缺少装备、新枪都被别的部队拿走，没有经费、给养严重不足等等。
罗荣桓沉思了片刻，缓缓他说道：“你们是山东来的老部队，是主力，一定要做出好样子，发扬老传统，同兄弟部队搞好团结。不管是对老部队或新扩编的部队，不管谁指挥，都要主动搞好团结，听从调遣。内部团结搞好了，才能打胜仗，打好了仗，什么都有了。关于这个问题，我要给梁兴初和梁必业同志写封信。”
梁兴初、梁必业分别任一师的师长和政委，是部队的主要领导。罗荣桓写信给他们二人，并不是不相信李粹彬，而是要让下级有个准确的文字依据，完整准确地理解上级的意图。红军时期，罗荣桓在红一军团当政治部主任时，梁必业还当通信员。一次，梁必业送一份文件给罗荣桓，罗荣桓收下文件后，梁必业非要罗主任打一个亲笔签名的收条不可。可当时战斗正激烈，手头连张纸都没有，于是，只好让梁必业伸出手来，在他的手心上签了个名才算完事。
今天，罗荣桓在亲笔信的末尾，端端正正地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好让自己那位十分认真的下级一丝不苟地遵命办理。
正当处在后方的罗荣桓大做部队间团结工作的同时，在前线的总司令林彪，却正为辽西的战事绞尽脑汁。
部队撤出锦州后，在锦州至义县间的小镇——上下齐台，林彪又部署了一次作战。结果，伤亡大不说，还打成了击溃战。
在节节退却的路上，林彪冥思苦想着对付国民党军的良策。
自进入东北始，作战对象与作战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部队由过去那种依托根据地打游击战转变为打没有根据地条件下的运动战。过去打日本鬼子，老百姓全力支持，游击战打得得心应手。如今作战对象是代表国民党政府“接收”东北的美械部队，不但火力强，情报也准确。在此形势下，部队在作战方针、战术指导和部队编组等各个方面，都必须与当前的情况相适应，才能打败敌人，扭转不利的战局。
12月下旬，为了进一步总结山海关防御战失利以来作战的经验教训，明确下一步军事斗争的方针，林彪在辽宁阜新召开了一次营以上干部会议。会上，林彪首次提出了“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和三条战术原则，即：“一点两面”、“三三制”、“不打主观主义的仗”。
什么是“等、忍、狠”的作战指导方针呢？林彪解释说：“‘等、忍、狠’的方针，是指在目前形势下，军事行动要等待一下，等待土匪的肃清、群众的发动和根据地的建立；对于敌人暂时的猖狂进攻，要忍耐对付，避免过早地使用主力进行决战，让敌人占去一些地方，以分散敌人；一俟条件具备，则坚决大举反攻，狠狠地打击和消灭敌人，恢复与扩大解放区。”
三条战术原则的内容是：“三三制”战术，是指在一个班内，将全班战士编成三个小组，每组3人，由正副班长和军政素质较好的战士担任组长，目的在于加强班的领导和指挥。这种编组，平时便于训练管理，战时利于指挥，且机动灵活，能够避免因队形拥挤所造成的伤亡。
“一点两面”战术，主要是针对辽西作战中各级指挥员不善于集中兵力对敌进行包围迂回攻击的情况而制定的。林彪还专门分析了近期进行的上下齐台战斗，其弊端在于队形密集、一面平推，不敢对敌军分割包围，结果，以较大的代价打了一场击溃战。在“一点两面”这种力求分割包围全歼敌人的战术中，“一点”，指的是应当集中优势兵力于主要的攻击点——当然这一点是敌人的要害和弱点，保证打垮敌人，反对在各个攻击点上平分兵力的做法：“两面”，是指必须大胆地采取至少两面——兵力多时可以三面、四面——的攻击部署，并力求将主攻方向选择在敌人侧面或后面，使其不敢顽强抵抗和不致突围逃跑，避免击溃战的结果。为了保证“一点两面”战术的正确运用，各级指挥员亲自侦察敌情与地形就显得十分重要，特别是地形的选择，对主攻方向的确定具有决定性意义。因此，林彪又提出了“不打主观主义的仗”的原则。
鉴于眼前的对手——国民党军第十三军等部队炮兵、自动武器多、火力强的特点，林彪及其“前指”参谋人员提出：“必须以熟练的夜战、近战和发挥手榴弹与炸药的作用，作为战胜敌军的手段。”阜新会议所确定的这些战术思想和军事方针，对东北战场军事斗争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1946年1月10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与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签署了《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同时，国共两党各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
但国民党政府在东北的军事发展顺利，不愿就此罢手，便单方面宣布：“国共停战，东北除外”，拒绝和中共谈判东北问题，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在东北的任何地位。
就在国共两党代表签署停战协定的当天，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密电，称：停战令将于10日下达，于1月13日午夜生效，着令各将领督率所部星夜攻击前进，务于停战令下达生效前占领平泉等重要城市。
平泉，属热河，位于东北与华北结合部，拿下了平泉也就解除了进攻东北的侧翼隐患。1946年2月初，东北国民党军队在得到了新六军、新一军等精锐部队增援后，分兵三路向东北民主联军控制的地区大举进攻。
南路，为新六军第二十二师，沿沟帮子、大虎山一线进攻。此路为新近调入东北的国民党精锐部队，自恃武器精良火力强大，一路快速推进。10日占领盘山、台安，14日进抵辽中。
中路，为第五十二军，从黑山、北镇出发，占领新民后，以其第二十五师继续推进至沈阳市郊。
北路，是第十三军的八十九师，自山海关开始就一直尾随东北民主联军，特别是打过几次胜仗后，各级军官的胆子也大起来。分别由阜新、彰武出动，向阜新东北的骛欢池和彰武、法库间的秀水河子开进。
2月11日，八十九师的一个加强团一路疾进，到达秀水河子时。已远离其主力部队，闯入了东北民主联军设下的罗网。秀水河子，位于彰武到法库的公路上，是一个有几百户人家的小镇。北南流向的秀水河子从镇边淌过，小镇因此得名。林彪在此精心部署了一场战斗。
当东北民主联军“前总”发现国民党军一个团孤军深入后，林彪当即决定：集中位于秀水河子以北、以南的山东第一师、新四军三师七旅和保安第一旅第一团，共七个团的兵力，歼灭秀水河子的国民党军。
山东军区第一师和新四军三师第七旅，都是原八路军一一五师的老班底，尤其是七旅，同林彪的渊源更深一些，早在红军时林彪就在这个部队当过连长。
2月12日，东北民主联军第一师和第七旅神速地将国民党军的这个加强团包围在秀水河子，因地形开阔、敌装备精良，未能实现分割、压缩歼敌的目的。
13日，林彪从法库到达秀水河子，调整了部署，由七旅十九团和一师二团，担任主攻；七旅二十一团和一师一团做辅助攻击；一师三团为预备队，兼打可能西窜之敌；七旅二十团和一个保安团负责打援。
是日黄昏，东北民主联军再次发起攻击，在秀水河子北及西北高地与敌反复争夺。入夜后，国民党军被压缩于村镇中，逐街逐房负隅顽抗。次日凌晨2 时敌一部企图突围，一部退向后街西北角死守，拂晓前我军解决了战斗。
秀水河子战斗共毙伤俘国民党军160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装备，是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以来对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林彪也在此战中实践了他的“等、忍、狠”的军事方针，并检验了他在阜新会议上提出的战术原则的有效性。
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利用政治协商会议和国共停战谈判所创造的时机，将6个军18个师的正规部队调至辽宁沈阳及其周围地区，使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手下的兵力达到31万人，基本完成了在关外放手大干的军事部署。
3月22日，苏联政府照会国民党政府，通知进入东北的苏联红军将于4月底全部撤回（大连除外），届时，东北的行政权将全部移交给中国政府。
尽管苏联政府曾多次表示，中国东北的行政主权交给国民党政府，但国民党政府不敢相信这一承诺。于是，在苏联撤军之际，国民党特务机构频繁组织反苏反共示威游行。在重庆的闹市区和苏联驻华使馆周围雇佣一些人喊反苏口号。
3月下旬，蒋介石密电在北平医院刚动完肾脏切除手术的杜聿明，“望速指挥部队收复东北领土主权”。同时，国民党国防部下达作战训令，命部队以沈阳为基地，分路向南满和北满发动进攻，以期控制中长路两侧和辽东半岛。
此时中共也在东北运筹部署，3月中旬，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将领在抚顺研究下一步作战行动与斗争方针。
按中央估计，苏军撤出东北后，东北国民党军必然要向中共控制区发动进攻，俟停战前控制战略要地，取得优势地位。中央指示东北局及民主联军总部，一定要在停战前打几个胜仗，争取停战前东北处于一个较为有利的态势。
由于当时战局变化不定，与会领导人在抚顺会议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多数人主张坚持中长路沿线，并认为在四平堵住敌人在战略上具有很大意义。
然而，林彪却有自己的看法。他在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之后认为，东北斗争要作长期打算，工作的重点应该放在农村和发动群众上，作战应以运动战为主。
为了更进一步表明自己对东北战局的看法，林彪于3月15日致电中共中央，认为“在国共谈判中，中共必须坚持如国民党在东北不停战则华北、华中也不停战的原则。否则，如关内停战东北不停战，任国民党自由进攻东北，其后果不利，华北暂安局面也不会持久。”
与此同时，在大连治病的罗荣桓也致信东北局和林彪，就东北未来战局及军事方针发表自己的意见：东北战争要作较长时间的准备，不要把和平估计过急，而应发展全面工作，要全力支持这一长期战争。应很好地接受最近与内战时的教训。部队作战须要保持有生力量，就是和平，也须要有本钱，不要发生拼命主义情绪。东北局要努力加强主力，以保持元气。应巩固地方武装，发展游击队，以造成主力进行运动战的更有利条件。
3月24日，中共中央在给东北局的电报中说：“苏军4月份撤退完毕，国民党必由沈阳出兵向北争夺长春和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就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而以南满、西满为辅助方向。应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消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3月26日，东北局制定了《东北大会战部署》，提出：“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并将决战地点选在了四平。
四平，地处松辽平原中部，是贯通中长、四（平）洮（南）、四（平）梅（河口）铁路交通的枢纽，在军事上有着重要战略地位。该城东北山丘绵延，城西沟壑纵横，地形险要，同时，它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
1945年8月苏军进入东北时，兵不血刃解放了四平。国民党利用其“接收”东北的“合法”身份，向四平派去了接收大员，收编了当地的伪满武装。
东北民主联军于1946年3月18日攻克了四平，一鼓荡平国民党这个“敌后据点”。蒋介石则逢人便说，四平乃是“党国命运所系”，“没有四平就没有东北”。国民党新一军在3 月22日攻占铁岭后，蒋介石令该军在东北停战协定生效前拿下四平。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参政会上发誓，不夺下四平，不停止战争；不打到长春，不商谈和平。他命令杜聿明，“迅速率部向北推进，尽快拿下四平、长春”。
此时，杜聿明己将部队集中于两个方向，南攻本溪，北犯四平，四平是用兵重点。
东北民主联军也拉开架式，本溪方向由辽东军区统一指挥三纵、四纵，阻敌南下四平方向。以钟伟率第三师第十旅，在铁岭以北，四平以南地区，进行阻击，掩护主力部队向四平地区集结，同时，抽调一部分兵力，准备夺取长春、哈尔滨和齐齐哈尔。4月初的辽北地区，正值化雪解冻时节，道路泥泞，国民党新一军和七十一军开不走车，拉不动炮，进展十分迟缓。加之东北民主联军第十旅利用铁岭以南有利地形，节节抗击，弄得新一军军长梁盛华心急如焚。蒋介石令其4月2日收复四平，而此时已过了一个星期，新一军还在距四平数十公里外的昌图。
在新一军进展受阻之时，国民党七十一军的八十七师，从法库出发，沿公路经通江口北进，企图绕八面城迂回四平。然而，这一路部队，却钻进了东北民主联军备下的“口袋”里。
4月15日，八十七师一个先头团途经大洼。这里是一个非常热闹的集市，街面上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团长怕其中有诈，不敢贸然进镇，先抓了几个老百姓查问，结果，回答都是一样，“没有共军！”于是全团人马开进镇内。
忽遇如此繁华集市，全团像散了伙一样，官兵们四处散开各自寻求快活去了。
突然，镇内外枪声大作，预先埋伏的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打了国民党军一个措手不及，整整一个团都被缴了械。前卫团遭伏击的同时，八十七师后续部队也遭到了东北民主联军的打击，全师被截成几段，溃不成军，师长黄炎落荒而逃。此役，东北民主联军歼敌4500余人，缴获汽车30辆。
蒋介石大发雷霆，责令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第八十七师受此意外损失，据报陈明仁并未随军前进，着即查办具报。”杜聿明思前虑后，认为不妥，于是，一面回电蒋介石，谎称在战斗发生前就已派车将陈送到前方，一面通知郑洞国，督促陈明仁速回七十一军，整理残部，继续向八面城攻击。
在杜聿明的督促下，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郑洞国终于率部队进抵四平城下。
4月18日阴雨连绵，杜聿明将新一军分成三路向四平城发动攻击。
其实，林彪并不想在此与杜聿明打这一仗。4月11日林彪就曾致电中央和东北局，就防守四平问题谈了自己的意见：“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
同一时期，黄克诚也致电中央，认为在敌我力量悬殊太大的情况下，坚守四平有“极大困难”。
然而，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在国民党军大举进攻四平的当天，林彪报告东北局及中央：“敌已开始直接攻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
一场东北民主联军成立以来的最大规模的城市防卫战在四平展开。此役，从4月18日开始，至5月18日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历时31天，经历了三个阶段：从4月18日至26日，民主联军与新一军的战斗主要在城郊进行。国民党军兵分三路，从南、东南和西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未果。双方都付出了惨重代价。
4月27日起，杜聿明暂时将进攻重点转向本溪，四平方向攻势减弱，战线呈胶着状态。为了防御敌人的合围，民主联军建立了从东到西蜿蜒百里的防线。
5月初，国民党军在本溪攻击得手，杜聿明将用于南线的兵力全部调往北线，使攻击四平的总兵力达到十个整师。14日，国民党军再次向四平发起攻击。
敌军在宽阔的正面发起进攻，民主联军则在漫长的战线上设防，主动态势逐渐丧失。5月18日，国民党军在飞机、坦克和大炮的支援下，攻陷了四平以东的咽喉要地塔子山，使民主联军的整个防御转入被动态势。
塔子山阵地丢失，四平防御的一翼洞开，防守四平的民主联军部队面临被合围的危险，且伤亡人数已达8000人。 为此，林彪将危急情况报告东北局和中央后，命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5月19日，中共中央电示林彪、彭真：“四平我军坚守一个月，抗击敌军十个师，表现了人民军队高度顽强英勇精神，这一斗争是有历史意义的”。同时，电报也明示：“如果你觉得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主动放弃四平……准备由阵地战变为运动战。”5月23日，中央再次电示林彪：“望坚守公主岭”，“如公主岭不能守，应坚守长春，以利谈判”。
但是，东北民主联军撤出四平后，已经很难再组织有效的防御了。国民党军夺占四平后，采取快速急进方式，分三路继续攻击北进。民主联军以钟伟第十旅殿后，分别向北、东撤退。在公主岭附近的范家屯，从大连返回的罗荣桓和彭真，赶到了东北民主联军“前总”，与林彪、周保中讨论下一步的行动和作战方针。
林彪主张撤退，撤出长春，撤到松花江以北。
另一种意见主张坚守长春。
在这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时，罗荣桓发表了意见。他分析道：“长春、吉林都是大城市，不利于防守，防线又宽，现在部队打得很疲劳，如果守长春，敌人从梅河口沿奉吉线插到吉林，就会把我们的后方打个稀烂，不但长春守不住，非退到西满蒙古大沙漠不可。”“我赞成撤出长春，一直退到松花江以北。”
东北局最后决定：向松花江北岸撤退，退到哈尔滨。
5月27日，林彪电告中央，陈述了不守长春的理由：“长春人口近90万，防线百余里，需要大量的守军，敌如先围城，同时集中飞机、大炮、坦克掩护步兵进攻，我则可能既不能守住城市，又丧失运动战的机会，故今后主力以打运动战为好。”
5月下旬至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分别撤至松花江以北。华中新四军三师十旅集结于大责，八旅位于郑家屯以北。山东八路军七师，新四军三师七旅、陕甘宁晋绥联防军三五九旅则集中在松花江以北之双城、哈尔滨地区。部队一面进行补充、训练，一面沿江设防。
在攻占了长春、吉林及松花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后，杜聿明也觉察到虽然表面上是胜利了，但是，战线延长，兵力分散，机动作战部队锐减。5 月30日驻海城、营口的国民党军第一八四师在师长率领下起义，也给国民党在军事上的胜利蒙上了一层阴影。
国共双方都暂时无力在东北决斗了，于是6月7日两党代表达成了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