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道明突然失宠，陈诚带病受命，一个女人大骂：真是个老混蛋！美国人对陈诚说：蒋介石如来台湾，只能以避难者身份相待。茫茫九州无处藏身，蒋介石作了最坏的打算。阻止“祸水”来台，美国人一厢情愿。败有所悟，蒋介石不再玩花架子。朝鲜战争爆发，蒋介石兴奋异常。美国出兵台湾海峡，攻台计划被迫搁浅。
海南岛和舟山群岛解放以后，对于人民解放军来说，下一个目标便是台湾了。
而这正是蒋介石最最心忧的，蒋介石对台湾寄予了太多希望。
早在1946年10月，蒋介石就萌发了把美国人喻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台湾作为自己的退路和反共基地的想法。其时，蒋介石正偕夫人宋美龄巡视台湾岛。由于台湾人视之为收复宝岛的“领袖”，对他们颇为热情，因而这次巡行给蒋介石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巡视台湾之收获，较巡视东北之收获尤大，得知全国民心之所向。”接着，蒋介石又说：“台湾尚未被共党分子所渗透，可视为一片净土，今后应积极加以建设，使之成为一模范省，则俄、共虽狡诈百出，必欲亡我国家而甘心者，其将无奈我何乎？”
当时蒋介石还远没料到他会被赶到台湾，但是他却已看到了台湾的重要性及有利条件，初步形成了经营台湾以作为内战后盾的设想。
随着内战局势的逐渐逆转，蒋介石的想法越来越明确，越来越成熟。
当1949年初面临第三次下野的唯一选择时，蒋介石更加坚定了另起炉灶，把台湾建成反共基地的想法，并付诸实施。
事后，蒋介石讲到他为什么第三次下野时，曾对亲信们这样解释：“我之所以下野，还有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台湾地位的重要。在俄帝集团的侵略下，宁可失了整个大陆，而台湾是不能不保的。如果我不下野，死守南京，那台湾就不能兼顾，亦就不能成为‘反共抗俄’的堡垒。”
后来，蒋介石在国民党七大上作政治报告时称：“就算是整个大陆被共产党拿去了，只要保持着台湾，我就可以用来恢复大陆。因此，我就不顾一切毅然决然地下野。”
当然，蒋介石的这番言辞难免有粉饰自己被迫下野窘境的成分，但经营台湾，把它作为反共基地的想法却是真实无疑的。直至即将逃离大陆的最后关头，蒋介石仍然在强调：“在台湾要做最坏的打算。”
蒋介石之所以选中台湾作为“偏安求存”的基地，是因为台湾有以下几个便利条件：
（一）便于避居困守。台湾是中国第一大岛，位于距大陆100多公里的海面上，东北隔着琉球群岛与日本遥遥相对；东面是浩翰无际的太平洋；西面和西南面隔台湾海峡与大陆福建省和广东省相望；南临巴士海峡，与菲律宾群岛相邻。台湾处于西太平洋交通要道，具有极高的军事战略价值。台湾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蒋介石认定、从最坏处考虑，万一大陆完全丢失，凭他手中现有的海、空军力量，跟几乎谈不上有这两方面力量的共产党军队隔海周旋、对峙，或许可以苟延残喘，香火续存；从好处着想，台湾有海路与舟山、厦门、上海相通，又便于由空中对这些地方策应，坚守东南沿海城市，既可以台湾为后援，稍缓后顾之忧，又便于调集转移兵力，把台湾作为最后的退路。一旦在东南与共产党军队形成较长时间的对峙，则可等待国际形势的变化，卷土重来。果真如此，从长远看，国共双方的这场角逐，最后究竟鹿死谁手，亦未可知也！
（二）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先进的工业。台湾省面积3.6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本岛、澎湖列岛等80余个大小岛屿。岛上有被誉为“台湾三宝”的米、糖、茶三大物产；有四季不断品种繁多的水果；有相当于江苏、浙江、安徽三省森林面积总和的“森林宝库”；有200多种已探明的“地下矿藏”；还有丰富的水产资源。与丰富的自然资源相适应，台湾又是较早兴办洋务、修铁路、开矿山、办工厂的地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台湾以后，在50年的时间内，为了榨取台湾人民的血汗与掠夺台湾资源，进行了广泛的投资，使发电、钢铁、机械、化学、金属等工业逐渐增长。交通、金融事业也很发达，农业亦有一定基础。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权接管了台湾的一切设施与行政权。丰富的自然资源与较先进的工业、交通基础成为国民党败军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
（三）便于同美国进一步勾结，获取美国援助。蒋介石一向重视东南沿海地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这些地区靠近海岸，便于直接得到盟国的支援。对于腰杆子一向不硬，总是祈求别国施舍过日子的蒋介石来说，此点十分重要。尽管美国已厌弃了蒋介石，总是想与他拉开距离，但从美国对华政策的一贯立场与全球战略考虑，美国不会轻易放弃对国民党的支持。这一点蒋介石比别人都看得清楚。他有足够的耐心和信心等待美国笑脸重现。只要美国反苏反共，总有一天，美国仍会需要他，给他大量援助的。
正是出于上述种种考虑，蒋介石在1949年初第三次下野前匆忙宣布：“发表陈诚为台湾省主席的任命。”
蒋介石的此举过于突兀。原台湾省主席魏道明事前对此竟完全不知，以至气得他老婆郑毓秀破口大骂：“我们做得这样好，换人他也不告一声，真是个老混蛋！老混蛋！”
她哪里知道，这是蒋介石下野前的一着“妙”棋。他在为后路着想。
对于蒋介石的这一“最后任命”，连当时“倒蒋”的副总统李宗仁也觉得突然，颇感意外。多年后他在《李宗仁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此次新职突然发表，前主席魏道明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过入台北。38年1月5日便在台湾就职视事。行动之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接着李宗仁又写道：“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前，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的政策，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便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形势必日益恶化，第三次世界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演接收政权的美梦。”
李宗仁的分析可以说是透彻入里。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任命陈诚兼任台湾省警备总司令。
1949年3月，蒋介石又以中国国民党总裁的身份任命陈诚为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
在蒋的操纵下，国民党行政院授权陈诚指挥监督中央驻台各机构。至此，陈诚总揽了台湾的党政军大权。
陈诚能受此重任，与他对蒋介石的忠诚和他同蒋关系密切不无关系。
陈诚，蒋介石的嫡系亲信，三爱将之一。1894年出生于浙江青田县高市乡外村。字辞修，取自《周易。乾》里“修辞立其诚”之意。别号石臾。1913年，陈诚瞒着父母离开家乡来到丽水，考上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 1917年毕业后又入省立体育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年轻的陈诚志不在教，离开体校后，又以总分前三名的成绩考入保定军官学校，成为该校第八期炮科学员。同期同学有刘翰东、罗卓英等人。1920年因直皖战争军校停办，陈南下粤军第一师第三团供职，其间加入国民党。次年军校复课，又北上完成学业。1922年6月军仅毕业后被分到浙江陆军第二师第六团第三连任见习军官。不久，陈诚南下任第一师中尉军官、上尉连长。1924年黄埔军校创建，陈诚离开第一师来到黄埔军校，先是在校部机关服务，任过上尉教育副官、特别官佐。正是在黄埔军校期间，陈诚得到了蒋介石的赏识。据台湾出版的《陈诚传》记载：某夜蒋介石巡视营房，发现陈诚天未亮就起床阅读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陈诚此举深得蒋介石的嘉许。
后来在第一、第二次东征中，陈诚的炮兵连屡立战功。当时任教导团一团团长的何应钦说：他们对有限的炮弹，加以充分的利用，弹无虚发。“陈连长三炮定江山，就此闻名。”两仗打完，“陈诚”二字深深嵌入了蒋介石的脑中，渐渐地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重视并视为心腹。从此，陈开始摆脱壮途上停滞不前的处境，直线上升。陈诚当官有两个特点：一个是任过的官职多。蒋介石有什么要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都先让陈诚担任，以解燃眉之急，有的要职只任数天，几个星期；第二是升官快，不几年就高职集身。
十年内战期间，陈诚更上升为蒋介石的亲信。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进行新军阀混战、举行对红军的三、四、五次“围剿”时，陈诚总是一马当先，充当替蒋卖命的急先锋。与此同时，陈诚也建立起了自己的以“土木工程系”（十一师、十八军）为核心的势力的集团，在蒋的嫡系部队中，举足轻重。
为了笼络陈诚，在他任十八军军长时，蒋介石派宋美龄出面，收谭延闿的三女儿谭祥为干女儿，并由蒋、宋二人出面作媒介绍给陈诚。陈诚为此与结发妻子吴舜连离婚。陈、谭联姻后身价倍增，在他与蒋的关系中除了同乡关系、黄埔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更得蒋的宠信。
西安事变时，陈诚与蒋一起“蒙难”，且表现得“忠贞不二”。抗日战争期间，陈诚的官职不断上升，到1944年出任军政部长，次年一月兼任后方勤务总司令，负责国民党军队整编，以应付抗战结束后国共斗争的新局面。
抗战结束后，陈诚出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和海军司令，成为蒋介石身边红得发紫的人物。1947年8月，东北战场危机四伏，陈诚被任命为东北行辕主任兼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陈诚到了东北之后，颇想力挽狂澜，无奈国民党在东北战场败局已定。此时的陈诚可谓一败涂地，偏偏身体又不争气，胃出血大发作，还是夫人谭祥走了干妈宋美龄的内线，蒋介石才准许他离开沈阳，赴沪就医。尽管陈诚溜出了东北，辽沈战役后，国民党内响起一片要求蒋介石“杀陈诚以谢国人”、“挥泪斩马谡”的呼声。听到这些消息，正在上海一幢陈旧公寓里养病的陈诚不禁百感交集，悲从中来。国民党败局已定，自己不过是扮演了一个可悲的替罪羊的角色。想当初，自己对这场内战心中何尝没有过矛盾，他曾暗暗自叹：“还得作恶几年才能了事！”但蒋介石发动内战决心已定，跟随蒋介石几十年的陈诚，自知政治生命已与蒋介石紧密地绞在一起，没有蒋介石，便没有了陈诚。所以，他觉得唯一的选择是辅助蒋介石尽快打赢这场战争。现在看来，这条路是选错了，但已无法更改。好在蒋介石对陈诚仍宠爱如旧，一再为陈诚开脱，并亲自出面承担责任：“辽沈战役，责任在我，与辞修无关。”
1948年10月，陈诚带病受命，以无职之身搭专机飞往台湾草山。名义上，陈诚是在台湾赋闲养病，实际上是为国民党败退台湾做开路先锋。这之后，蒋介石更是为陈诚安排妥当，委他以党政军大权，让他在台湾充分施展。
陈诚也不想辜负蒋介石的厚望，想方设法治理好台湾，以便为蒋介石留下一条退路。所以陈诚一上台，就着手收买台湾人心。他宣称：“台湾不是日本人遗留给我们的，更不是战利品，是台湾同胞50余年血汗所积累，是全国400万军民先烈血肉的牺牲从日本人手中夺取回来的。我们若不把台湾弄好，非但给日本人讥笑，更何以对先烈对台湾后代子孙！”
看来，陈诚是很想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在台湾作为一番。
蒋介石十分关注陈诚的“基地建设”。
1949年1月11日，蒋介石致电陈诚，提出了所谓的“治台新方针”：
“一、多方引用台箱学识较优，资望素孚人士参加政府。
“二，特别培植台湾有为之青年与组训。
“三、收揽人心，安定地方。
“四、处事稳重，对下和蔼，切不可躁急，亦不可操切，毋求速功速效，亦不可多订计划，总以踏脚实地，实心实力实地做事，而不多发议论。
“五、每日特别注意各种制度之建立，注意治事方法与检点用人标准，不可专凭热情与个人主观。
“六、勤求己过，用人自辅，此为补救吾人过去躁急骄矜，以至今日失败之大过，望共勉之。”
蒋介石的电报使陈诚颇受感动，他细心揣摩，深觉此电不仅仅是指示守台方针，更是蒋先生对他个人修养的诸多告诫，委婉地提醒自己注意以往执事中的毛病，字里行间，蒋先生对他寄予了深切厚望。
除了作指示，蒋介石更给陈诚以实际的援助。不久蒋介石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蒋介石此举可谓一石一鸟，一方面使刚刚上台的李宗仁无法维持统治，另一方面为败退台湾奠定经济基础。据代总统李宗仁后来回忆说：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时，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称：国库所存金钞共值3.35亿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价格计算，若以海外比值论，尚不止此数。与此同时，国民党还抢运了大量的珠宝、文物等。仅北平、南京的文物就被盗走5000多箱。
之后，当国民党节节败退之时，蒋介石更是精心地将其嫡系部队收缩到东南沿海一带，为日后退台作长远打算。
事后证明，蒋介石的这些长远打算对残留其反动政权来说，确有“先见之明”。
尽管蒋介石为自己的后路作了精心安排，但他的去台之路并不一帆风顺。这主要是因为美国主子千方百计的阻挠。
自1948年下半年，美国经过对中国内战形势的分析，认为中共在大陆的胜利已不可避免，进而考虑从中国内战中“脱身”后，台湾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军事地位突出起来。美国担心，一旦腐败的国民党政权退到台湾，则台湾很可能遭到和大陆同样的命运：落入共产党之手。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结局。为此，美国政府作出决“当中国的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台湾和什么样的统治集团打交道时，美国应该设法加强一个非共产党地方政府并给予支持。……我们应该运用影响，阻止大陆的中国人进一步流向台湾。”
这样，美国必须先阻止蒋介石退台，使蒋介石王朝不能在台湾开张，以免把祸水引向台湾。
早在1948年秋，美国驻台湾总领事克伦茨就与台湾省主席魏道明进行了秘密接触。魏道明表示，只要美国给予1000万美元贷款，作为美国对台“心理上”的支持，他就可以实现台湾的“自治”，劝阻蒋介石不进入台湾。但又因蒋介石有所觉察，换掉了魏道明，这一计划没能实现。
魏道明卸职后，没敢回大陆，他携带家小远走高飞，到巴西做寓公去了。
陈诚入主台湾后，尽管知道他是蒋介石的心腹，美国人仍不甘心丢掉台湾，转而千方百计地拉拢陈诚。
1949年2月14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莫成德秘密飞往台湾，他此行带有特殊的使命，即游说陈诚“自立”。这一行动是背着蒋介石进行的。莫成德向陈诚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台湾应在政治上与国民党政府分离，在经济贸易上与中共绝缘。由台湾省主席独立办理台政，美国每年拨给台湾经济援助2500万美元。
二、形式上联络菲律宾、澳洲、印度、巴基斯坦、锡兰各国，各出一些象征性兵力，会同盟军占领台湾。希望在两周内，在台召开政权转移会议。
三、会议决定后，美国即对台湾海峡之海上及空中担任巡逻与联系之活动，以免外来军队之袭击，同时遣送不受欢迎之大陆在台分子。
四、通知蒋介石，如他愿来台湾，当以政治避难者身份相待。
五、邀请美国所欣赏的人如孙立人参加台湾新政权。
此次秘谈双方只是亮明态度，但没有取得任何实际性进展。后来，双方又多次接触，陈诚对美国的经济援助颇感兴趣，对“自立”尤其是背叛蒋介石没有兴趣，美国的算盘又落空了。
莫成德拉拢陈诚无效后，美国为了阻止蒋介石去台，又在国际上散布“台湾地位未定论”，企图由联合国委托托管台湾。对于这一点，蒋介石认为“此一问题，最足顾虑”。他表示：“余必死守台湾，确保领土，……决不能文归盟国；如彼愿助我力量共同防卫，则不拒绝。”6月20日，蒋介石在接到驻日使团报告“盟总对于台湾军事颇为忧虑，并有将台湾交由盟国或耿合国暂管之拟议”后，立即回电指示：“共管不合开罗会议原则和中国民心。”
之后，蒋介石还让前外交部长王世杰在台公开发表讲话：“台湾是收复的失地，不是军事占领区。中国对该岛拥有绝对的主权。”
由于所有的中国人，包括蒋介石、李宗仁、陈诚，还有中国共产党等各个实力派别，都不赞成，美国想托管台湾这一阴谋没能得逞。
美国的掣时虽然未能最终阻止蒋介石去台湾，但还是使蒋介石费了不少周折。
美国拉魏拉陈，使蒋颇起疑心。联系到大陆许多国民党要人纷纷倒戈投共，在此难世之秋，实在难保陈诚不在美国优厚条件下动心从而投靠美国。因此，在大陆战事连连失败后，蒋介石曾作过最坏的打算，一旦去不成台湾，就流亡菲律宾。
事实上，在美国的高压和利诱之下，在大陆兵败如山倒的冲击下，陈诚对待蒋介石这位“故主”，内心是有过矛盾和冲突的。他曾设想蒋介石从此归隐林泉，颐养天年，不再出山。
由于对陈诚态度把握不定，蒋介石在上海失守后没有直接飞往台湾，而是走一站停一站，5月17日下午1 时，蒋自定海机场起飞，下午4时50分到达马公岛；28日又飞冈山，再转高雄寿山；6月20日下午飞抵桃园机场，旋即转至大溪，逶迤至6月24日才到达台北草山。短短的路程，蒋介石竟用了月余时间，足以证明蒋介石十分小心谨慎。
对陈诚的态度和蒋介石去台湾时的犹豫，吴国桢有一段回忆文字：“1949年5月，蒋先生自舟山致电陈诚，告有赴台之行，陈在24小时未行复电，蒋只好改从高雄登岸，因高雄市非陈势力范围。孙立人、彭孟缉等往迎，蒋劈头第一句话：‘我在此地安全吗？’孙立人回答：‘由我们保护，有什么不安全？’”
6月24日，陈诚亲自从大溪前来欢迎蒋介石到台北。蒋介石看中了台北市北13公里外的草山。因觉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于是改名为阳明山，以纪念他一生崇拜的明代哲学家王阳明。
7月初，蒋介石在阳明山设总裁办公室，下设党务、经济、军事、宣传、国际问题研究、秘书、情报、警卫、总务9个小组及一个设计委员会。8月1日开始办公。
经过一波三折，蒋介石终于在台北安顿下来。但此时蒋介石的心仍没放在台湾，他只是以台湾作为最后的栖身之地，他还想“以在野之身”指挥大陆的残兵败将作困兽之斗。直到这年12月西南战役败局已定，12月10日蒋介石才由成都凤凰山机场逃向台湾。从此，中国国民党蒋氏集团开始了偏安台湾的时期。
刚到台湾时的蒋介石，心情极为沉郁。
一年一度的圣诞节就要到了，为了调节蒋介石的情绪，蒋经国鼓励父亲带全家外出过节。
12月24日，蒋介石带着全家自台北往游日月潭，住涵碧楼。在游船上，蒋竟钓到一条5尺长的大鱼，以后日月潭将此大鱼的照片陈列展览。很迷信的蒋介石见钓到大鱼非常高兴，不断地说：“好！好！”冰冷的面孔也露出了很久没有出现过的笑意。这件小事使蒋氏父子认定新的一年必然顺利。
圣诞节晚，蒋介石在涵碧楼写下这样的文字：“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日种种，譬如今日生。过去一年间，党务、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已彻底失败而绝望矣。如余仍能持志养气，贯彻到底，则应彻悟新事业，新历史，皆从今日做起。
“近日独思党政军改革方针与着手之点甚切，此时若不能将现在的党彻底改造，决无法担负革命工作之效能也。其次为整军队，以求内部转纯，团结一致。”
但没过几天，共产党的元旦对台广播又使蒋介石的心情悒郁起来。
“伟大的人民解放军，绝不放弃向全国进军的立场。我们绝不能容忍国民党反动派把台湾作为最后挣扎的根据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斗争的任务，就是解放全中国，直到解放台湾、海南岛和属于中国的最后一寸土地为止。我们特别强调，中国人民包括台湾人民，也绝不容许美帝国主义对台湾或任何其它中国领土的非法占领。”
蒋介石不禁自问：“台湾真的无法自守了吗？”
1950年，就在蒋介石忐忑不安中来临了。
要解放台湾，是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早就定下来了的。
早在1949年5月上海战役结束之后，蒋介石把大本营偷偷撤往台湾，中央军委就已开始策划台湾战役了。
当时，中央军委责成第三野战军副司令员粟裕组织三野部队进行攻台准备。
因华东地区许多地方还未解放，又需要分兵进行剿匪，于是粟裕只能抽出三野主力兵团第九兵团的4个军进行攻台训练，同时第九兵团还要兼任上海地区的警备。后因三野第七、第十兵团在进行扫清台湾外围屏障的浙东和福建沿海作战中，在金门、登步两次受挫，中央军委和第三野战军领导人意识到渡海攻台的艰巨性，以4个军进攻台湾的计划被迫进行修改。
随着三野首长对渡海作战艰巨性的认识不断提高，台湾战役计划一再修改。
1949年秋天，三野制定的台湾战役计划投入兵力是8个军，其中以第九兵团的第二十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六军和第二十七军共4个军为第一梯队。
1949年末，第三野战军再次修改计划，决定攻台兵力增加到12个军。
中央军委马上同意了这个意见。
另外，此时攻台还有一个有利条件，即美国公开表现出与国民党当局拉开距离的政策，一般估计攻台时美军不会介入。
粟裕在《华东军区1950年政治工作指示》中，对此这样解释：“直接参战在政策上、军事上都是对美帝不利的，所以美帝只能间接参战，如动员日本的‘志愿兵’去帮助蒋匪。”
基于这种估计，第三野战军在研究台湾战役时，曾设想同日本援蒋军人作战的可能性。
其实，当时日本尚未从战败中恢复过来，经济千疮百孔，愿意替蒋卖命的人很少。
鉴于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央军委认为应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台湾战役的准备，早日完成解放全中国的任务，以实现祖国的统一。
为了更细致地筹划台湾战役的具体事宜，1950年3月11日，新任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同粟裕会商了攻台的准备工作。中央军委同意第三野战军与海军的意见，设想投入50万部队用于渡海攻台，分两次运送。
当时作出这一设想，是对东南沿海国共双方军事力量对比进行了分析后作出的估算。
当时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共还有50万军队，其中在舟山、金门和海南岛的部队又随时有撤回台湾集中力量防御的可能，再加上少量日本“志愿”人员的协战，按照一般的登陆作战规律，第一梯队登陆部队要有能突破防线并向纵深发展的充裕力量，而最忌“添油”式的逐次增兵。所以预定的第一梯队必须有足够的兵力，再待第二梯队上岸后，总兵力至少应和台湾守军大致相当。当时人民解放军各部队的战斗力明显高于同等数量的国民党军。有50万人登陆就可以确保在短期内不间断地发展胜利，以占领全岛。
根据以上设想，第三野战军准备在舟山战役结束以后，以第七、第九兵团担任攻台的第一梯队，第十兵团和入闽的另外3个军担任第二梯队。
这样，第三野战军的12个军部队连同后勤支援人员，投入台湾战役的总兵力将达50万人。在大陆内地，第四野战军以第十三兵团（辖第三十八、第三十九、第四十军）担任全军的战略预备队，西北野战军抽出第十九兵团（原华北第二兵团，辖第六十三、第六十四、第六十五军）作为中央军委可以随时调动的机动兵力。
然而，要实现这一登陆作战的设想，第三野战军面临两个最大的困难：一是缺乏渡海船只；二是海空军掩护问题还没有解决。
解决渡海船只问题，在当时的条件下确是一大难题。要运送50万部队渡海，连同装备、粮弹、饮水、燃料、马匹、车辆等，所需的船只甚多。因此，中央军委估计需要筹集几十万吨位的船只。台湾海峡海宽浪大，渔民的小帆船难以航渡，需要用轮船或者较大的机帆船。近代中国海运一直不发达，沿海地区机器动力的船只很少，加上国民党从大陆撤退时，又将大多数轮船带走或加以破坏，所以要靠以沿海现有船只中筹集几十万吨位的机动船是办不到的。
解决海空掩护问题，也是保证渡海攻台成功不可缺少的前提条件。而我人民解放军当时所薄弱的就是这两方面。台湾距大陆最近距离也在80海里以上；平均距离则有100 多海里。而解放军当时拥有的船只航速每小时只有六七海里，向台湾航渡需要一天一夜的时间，庞大的船队一旦没有夜幕遮蔽，在完全暴露的海面上必然会遭到国民党海空军的全力拦截攻击，没有海空军所掩护的船队必会遭到极其惨重的损失，根本不可能达到登陆成功的目的。
因此，有了渡海船只后，还必须建成一支能够较敌方具有优势的海空军，才能保证台湾战役这种规模的渡海作战的胜利。
对于这两个主要困难，中央军委和毛主席早就深谋远虑了。1949年7月，毛泽东提出，要攻打台湾，除陆军外，主要靠海军及空军。之后，中央军委积极解决这两大问题。在当时中国工业基础极其薄弱，技术设备极其落后，人才极端缺乏的条件下，中共创建海空军可以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到了1950年5、6月间，中共的海空军已初具雏形，并可以从事一些小规模作战活动。
鉴于海空军具有一定作战能力，华东军区根据攻台作战的需要，于1950年6月间确定了新的训练大纲，决定从同年7月至次年3月各军兵种分别进行训练，翌年4月和5月进行三军两栖作战的合练，然后准备以三军配合的两栖登陆作战最后解决台湾问题。
1950年6月6日至9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毛泽东代表中央提出了“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总任务，同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解放台湾、西藏，跟帝国主义斗争到底。”全会上，解放军代总参谋长聂荣臻作了关于军事工作的报告，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粟裕汇报了解放台湾各项准备工作情况。粟相认为，解放台湾是件大事，希望中央军委直接组织指挥台湾战役。毛泽东则表态，这一战役仍由粟裕指挥。
中央军委、毛泽东之所以选定粟裕指挥台湾战役，是与粟裕在解放战争期间表现出卓越的指挥才能分不开的。在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粟裕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负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场上粟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台湾战役由粟裕担任指挥员，可以说是当时最合适的人选了。
正当中共忙于调兵遣将，积极准备攻打台湾之际，国际局势发生了变化，美国军队介入了台湾海峡。中共决定暂停台湾战役。
1949年，蒋介石的处境十分不妙。他只觉得自己处身于狂风暴雨中的一只小船上，随时都有倾覆的可能。对此，他的儿子蒋经国曾作过如下描述：“民国38年，可以说是中华民族的危急存亡之秋。父亲所处的地位和环境，乃是空前未有的恶劣和复杂。国运正如黑夜孤舟，在汪洋大海的狂风暴雨和惊涛骇浪中飘摇旌荡；存续沦亡，决于俄顷。我们身历其境，当时也懵懵惚惚，不知不觉，恍如浮光掠影，随波而逝。可是到了今天追忆起来，闭目沉思，始觉得当时国脉民命系于一发，真令人动魄惊心，不寒而栗了。”
进入1950年，蒋介石原指望命运会出现一些转机，可是事态仍令人失望。退台之初的国民党内部人心惶惶，到处弥漫着失败主义的气氛。身为党政要员的张道藩后来描述从广州逃台后的心情时说：“我现在觉得一切事情都没有希望。既不能为党国力挽狂澜，也只有暂求苟全性命。希望能有一两个月的安定静养，使精神身体略为恢复或还能再鼓起勇气，为党国作最后的奋斗。如果老是这么拖下去，我真有自杀的可能。”
一部分国民党要员对“坚守”台岛失去信心，纷纷竞相逃往海外，“自己放逐自己”。蒋介石在大陆的两个最有力的经济支柱都弃他而去：孔祥熙去南美洲经营橡胶园；宋子文去美国经营房地产。在国民党位居第二、曾任国民党代总统的李宗仁到了美国以后，便称病不归了。政学系重要人员熊式辉和后来任驻美大使的沈剑虹未敢随蒋赴台，而是滞留香港，以待时局变化，再做进一步打算。非嫡系的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龙云等害怕去台凶多吉少，故而举家迁港。更有许多要员逃得无影无踪。其中特别“有趣”的是，原徐州“剿总”司令刘峙竟不顾上将之尊，跑到印度尼西亚当了个华侨中学的教员。此时的国民党，真可谓树倒猢狲散。
国民党内部的分崩离析进一步加剧了台湾的军事危机。国民党残兵败将自大陆撤至台湾、海南、金门、大陆、舟山诸岛约60万人，尽管人数不少，但都是些没有多少战斗力的乌合之众。《陈诚传》的作者认为：“由大陆撤来的军队，不但不能增加防御力量，甚至还有内部的危机。”蒋介石也哀叹道：“所有北洋军阀的毛病，我们的军队都已习染，不论在精神上、行动上，都渐次趋于腐化堕落。”
这些未经整补训练的乌合之众，根本无法抵抗人民解政军对台岛的凌厉攻势。许多军事机构官多兵少，或有官无兵。更有甚者，官兵成分极端复杂，在职业军人中，混杂着从大陆裹胁来台的农民、渔民及流亡学生。正规野战师团海军总司令桂永清指挥的海上军队仅有3.5万人，舰艇也不过50多艘，且缺乏维修零件。空军方面为蒋介石嫡系周至柔所控制，约有官兵8.5万人，各型飞机400架，实际能作战的飞机仅占总数的一半左右，但汽油储存量也只够用2个月。
上述海、陆、空三军的兵力，分散在南起海南岛、北至舟山群岛的万里海疆之上，战线太长，兵力分散，装备训练欠佳，供给也十分困难。而此时的人民解放军在占领了大部分大陆之后，集结重兵，随时准备渡海作战。
“外交”方面，蒋介石的处境更加艰难，可以说已到孤立无援的绝境。
世界一般舆论认为，蒋介石集团在台湾苟延残喘的时日已屈指可数。“撤退来台的外国使节，寥若晨星。举世没有一个同情台湾的人。”乃至蒋介石最重要的外交盟友美国，也准备对蒋介石采取抛弃政策。
南京政府垮台之后，白宫数度集会，讨论对华新政策。当时白宫会议分为三派意见：
一派以塔兰托。诺兰等人为代表的共和党反对派，力主出兵武力保台。1949年12月，史密斯同诺兰联袂飞东京，会晤驻扎在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要求他用军事行动，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另一派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反对武力保台。他们认为台湾的确有很重要的战略价植，失去台湾，菲律宾和日本都将受到威胁。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为重要。战后美国总兵力因复员已减至不足120 万人，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足取。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停泊在台湾港口表示姿态，或给国民党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持台湾的地位。
第三派意见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他认为国民党政权无可救药，主张不再给蒋介石以支持。艾奇逊告诉军方，应当承认共产党在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由于他自身腐败无能。他认为援助蒋介石国民党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有损于美国的利益。
在防务上，美国已不那么真正需要台湾了。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眼光要放远一点，要记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影响的教训。
三派意见争论不休，各不相让。在一段时间内，美国政府对华政策表现出举棋不定的局面。一方面，美国在外交上继续承认国民党政府，并给予少量的军事经济援助以巩固台湾；一方面，又故意同蒋介石拉开距离，表示要从中国内战中摆脱出去，并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外交接触。
早在国民党政府“南迁”广州后，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就留在南京不走，并同中国共产党方面进行试探性接触。这时中共也希望司徒雷登能访问北平，并表示如美国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中美之间可以建交。然而，美国却提出建交的主要条件是新中国“愿意履行其国际义务”，即承认旧中国的卖国条约并继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理所当然遭到中共拒绝。双方的试探性接触无果而终。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美国政府为防止新中国倒向苏联，又表示了一些“不干涉”台湾的姿态。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总统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宣称：“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利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1月12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全国新闻俱乐部发表了被称为“美国基本立场”的讲话，承认在中国发生的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蒋介石不是为军事优势所击败，而是为中国人民所抛弃。艾奇逊还声称，美国西太平洋的安全防线是从阿留申群岛，经日本到菲律宾。在这条防线，他既未提到台湾，也未提到南朝鲜。
美国政府抛弃台湾的宣言，传遍了世界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美国还宣布自台撤侨。国民党“外交部长”叶公超后来回忆说：“政府迁台之初，美国只有一个总领事馆在台北。”最高级的武官不过是位中校，而且，美国官员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上，等候随时撤退的命令。看来，杜鲁门是存心坐视蒋介石“自生自灭”。
在美国对台政策影响下，英国率先正式与国民党政权绝交，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英国此举影响了许多中小国家的对台立场。《蒋总统的一生》的作者吴一舟哀叹：“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
到了1950年5、6月份，国民党台湾当局更为惊恐。江南在《蒋经国传》一书中曾这佯写道：“用‘山雨欲来风满楼’来形容1950年的台湾6月，其真实性无可非议。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尘，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漆黑，除了向神祈祷，或许会出现扭转命运的奇迹”。
自海南岛、舟山群岛失守以后，许多人预感到下一个目标就是台湾。当时，许多人对“坚守”台湾没有信心。一些国民党要员试探着提出到菲律宾建立流亡政府。
5月26日，美国代理国务卿韦布向菲律宾政府提出蒋介石及其军政要员是否可以去“避难”。6月2日，美驻菲大使科恩电复国务院称：“总统季里诺持不欢迎态度”，外长罗慕洛说：如果蒋介石来菲律宾，他将下令要蒋于24小时内离境。
这时的蒋介石为了防守台湾，可以说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其中包括求助于参加过侵华战争的日本旧军人。蒋介石特别派遣他在日本军校的同学张群赴日招募从中国被遣返的旧日本军人到台湾当“志愿兵”。蒋介石此举实在有失中华民族的体统。不过蒋介石的这一企图因日本刚刚战败，百业萧条，广大人民包括旧军人在内都极度厌战，愿意应募者寥寥无几。
之后，蒋介石又企图纠集南朝鲜、菲律宾政府一起组织“亚洲反共联盟”，结果因美不赞成，这一计划又告泡汤。
在此情况下，蒋介石无奈只好求助于美国“老友”，尽管美国已多次公开表示不支持他。为了讨得美的回心转意，5月8日，蒋介石公开向美国记者团宣布：“可以考虑将台湾交麦克阿瑟管理。”对于蒋介石来说，这可是一个重大让步。在抗日战争期间，蒋介石从不肯将自己的军队交给美国人指挥。为求庇于美国武力，蒋介石已不顾任何民族尊严了。
在台岛，蒋介石大搞“哀兵战术”。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军人魂》演讲，重弹“不成功，便成仁”的老调，鼓励军民要与台湾共存亡。他宣称：“我所以不在大陆牺牲，就因为我要保持台湾，如果台湾失掉了，台湾就是我最后牺牲的地方。”
台湾的“中央党部”于此时举行“宣誓式”，宣布：“宣誓效死确保台湾。”从美国飞回不久的宋美龄也亲自出马，前往基隆“慰问”海南、舟山撤退来台的军队。
5月19日，蒋经国秉承蒋介石意旨，在《中央日报》以复函形式，公开答复明丰先生。为舟山撤退辩护和斥责“失败主义者”。他说：“你还提到舟山的撤退，使得抱失败主义的人更加倾向于失败，动摇分子，更加动摇。……最可耻的是，就是那些拿不定主张，为了苟且偷安而出卖灵魂的人。他们将来的结局，恐怕将是最可惨的。”
接着他又强调，要坚持到底，争取最后胜利！他说：“有一天，我们的战争将要胜利地结束，那时候一切都会水落石出。总而言之，事在人为，今天的日子虽穷，生活虽苦，环境虽然险恶，人心虽然浮动，但是只要是有志气有骨气的人，大家肯咬紧牙关，真正能够觉悟，并且体会到环境的危险和困难，一心一意来从事于反共抗俄的大业，我相信，不远的将来，台湾会有新的胜利环境产生出来……我们所争的不是一时的成败利纯，我们所争的是国家千秋万世的大业。”
5月27日，蒋介石宣布“台湾进入战时状态”。在蒋氏父子的导演下，这时的台湾到处充满一种“效命”的气氛。由蒋经国主持的总政治部，发动各部纷纷举行“敌血联盟”、“誓死效忠领袖”的活动，并成立“反共敢死队”，以“成功成仁，誓力国死”为口号。《中央日报》于同一日发表《发扬同舟共济的精神》一文，号召台岛上的每个人，忘掉个人私利，追求保卫台湾的共同目标。文章说：“我们国家实在已处空前未有的危险时期，每个处在这个孤岛上的人已没有什么可以撤退和逃避的地方。每个人私人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再也没有一个时候能比现在更加一致。”又说：“在这个目标下，我们首先要求每个人，把所有的私人利益完全克服下去。”
6月初，台湾又成立“战时生活运动促进会”，其宗旨是“向奢侈者挑战，向腐化者开刀……人人生产，戒除浪费，个个动员，参加战斗。”随后又杀害吴石、陈仪，公布“检举肃谍条例”。条例中强制于机关、部队、学校实行连坐法，迫令密告检举，更加重了台岛的恐怖气氛。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没有朝鲜战争的爆发与美国对台政策的改变，蒋介石的上述备战，完全是难于保住台湾的。恰在此时，朝鲜战争爆发。
这个消息传到台北，蒋介石正在用早餐，当时的蒋氏不禁为之一振，但情况仍不清楚。直到6月25日深夜10时才接到驻南朝鲜大使邵毓麟的首次报告，才了解大致战况。
令蒋介石望眼欲穿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似乎终现端倪，蒋介石分外地欢喜。他对朝鲜战争的反应，大致与邵毓麟的分析不谋而合。邵说：“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共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遣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中韩休戚与共，今后韩战发展如果有利于南韩，亦必有利于我国，如韩战演成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以由鸭绿江，由东北，重返中国大陆。如果韩战进展不顺而不利南韩，也势必因此而提高美国及自由国家的警戒，加紧援韩决不致令国际共党渡海进攻台湾了。”
朝鲜战争的爆发，的确如邵氏所说于台湾“只有百利而无一弊”。危殆中的台湾，由于这场战事的爆发，降临了转机：它使美国对台政策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的当天清晨，麦克阿瑟在东京就得到了布朗（驻南朝鲜军事顾问团团长）和穆西奥（驻南朝鲜大使）的战况报告。随即中午和下午又陆续得到朝鲜战况的进一步报告：“南朝鲜第一师在瓮津、开城被歼，第七师被击溃，春川被围，江陵失守，共军主力指向汉城。”
麦克阿瑟立即在东京盟军总部召开紧急会议。会上，麦克阿瑟提出了《在亚洲遏制共产党的战略计划》。该计划由国防部长约翰逊转达杜鲁门总统，内容为：
“一、立即援助朝鲜，并建议由台湾调一个军驰援南朝鲜。二、认为台湾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应以海空军保卫该岛。并给予蒋介石以广泛的军事援助。三、加强菲律宾和印度支那的军事力量。四、保卫日本的安全。”
当夜麦克阿瑟在征得美国国防部长约翰逊和布菜雷德同意后，派“驻台军事联络组”进驻台北。同时电告蒋介石南朝鲜战况和对台派驻军联络组的决定，并询问了蒋介石关于台湾安全防卫情况以及台湾所急需的援助，并请蒋介石严密监视大陆中共的动态，对大陆沿海采取积极的行动，以探测中共对台湾进攻的紧迫性。
杜鲁门接到麦克阿瑟的“计划”后，立即与艾奇逊商议，决定以朝鲜战争的爆发为借口出兵台湾。6月27日，杜鲁门宣布，为了保卫太平洋地区安全和美国在该地区活动的部队，必须确保台湾；为此，“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两天以后，第七舰队已进抵台湾海峡，这个舰队共有6艘驱逐舰、2艘巡洋舰，1艘运输舰。舰队司令为史枢波。7月31日，贾德纳少将派驻台湾。接着麦克阿瑟访台，和蒋讨论了台湾的具体防务和美蒋合作问题。
美国宣布出兵台湾海峡，使绝望中的蒋介石及其左右感到喜从天降，一时台湾军政人员奔走呼跳，认为从此便可得救。
正是美国的武力干涉，使已濒临灭亡境地的蒋介石集团能够在台湾偏安一隅，从此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几十年的分裂局面。对于美国挽救台湾政权的作用，直到40年后，台湾《传记文学》杂志的社论也承认说：“民国39年，是国民党政府失去整个大陆而固守台湾一岛，风雨飘摇危疑震撼的时刻。中共政权建立未久而正酝酿渡海攻打台湾。岛内情形更为紊乱，军队是败兵之众，政府是流亡组合，共产思想像挡不住的洪流，大学生在校园内‘扭秧歌’，事业单位在‘护产待变’，撤退来台的人员打算再度开溜，中共地下党员无所不在，准备起义接收。韩战一发生，美国立即派第七舰队协防台湾，台湾因此而喘一口气。”
美国出兵台湾海峡，使新中国面临的军事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6月30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向海军司令员萧劲光传达了中央新的战略方针：“形势的变化给我们打台湾增添了麻烦，因为有美国在台湾挡着”，“现在我国的态度是，谴责美帝侵略台湾，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军队的打算是：陆军继续复员，加强海、空军建设，打台湾时间往后拖延。”
8月11日，中共中央军委致电华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同意陈毅的意见并指示：台湾决定1951年不打，待1952年看情况再作决定。金门可决定1951年4月以前不打，4月以后待命再打。随后，人民解放军停止了攻击金门和其他沿海岛屿。当时，美国拥有世界上力量最强的海空军，麦克阿瑟又预料人民解放军会对台湾海峡进攻，在那里已作了充分准备。只等着“共军”来钻他的“圈套”。据美国军方后来公布的材料说，“麦克阿瑟特别关心福摩萨问题。他发誓说，如果赤色中国愚蠢地进攻那个岛屿，他将火速赶去指挥。”
麦克阿瑟甚至说：“我每个夜晚都祈祷赤色中国能这样做——我常常是跪下来在那里祈祷。”在这种情况下，人民解放军推迟实行渡海作战攻打台湾的计划，可以说是明智之举。
1950年5月，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第三野战军及所属兵团番号撤销。
8月11日，中共中央批准撤销第三野战军前委，组成新的华东军区党委，陈毅担任第一爷记，粟裕担任第二书记，唐亮为第三书记。第三野战军所属各军并入华东军区序列。
在4年解放战争期间，第三野战军担负的任务最重：面临的敌人最多，全军指战员在陈粟率领下，英勇作战，不怕牺牲，共歼灭有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245万余人，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战争过程中，第三野战军有43.5万余人流血负伤，115959人光荣献身（其中包括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司令员谢祥军，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张元寿等195 名团以上干部）。全军涌现出“济南第一团”“济南第二团”、“洛阳营”等一大批先进集体和“军政兼优的英雄周文江”、“英勇顽强的刘奎基”、“优秀的青年指挥员张明”、“射击英雄魏来国”、“反坦克英雄沈许”、“工兵英雄邢全礼”、“侦察英雄齐进虎”、“爆破英雄赵守福”、“女医疗队长李兰丁”等1163名战斗英雄，以及先进模范人物2.7万余人，立功者达56万人次。第三野战军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