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中行先生在沪报发表文章，谬奖我是“六朝人物”；他说明撰文意在论人而不敢论学，可是他接着就写道：对于我的红学观点，如主张程高续本是有政治来由的，却“总觉得能够摧毁反对意见的理由还太少些”。张先生行文之妙，在此一例中，也足供学写作的人作为范本，可谓笔法一绝。
把话讲得直白一些，就是他很不相信程伟元与高鹗等人之续书是有政治背景的。其实，何止张先生一人，不信的人还多得是。只不过能象张先生这样委婉词妙的不多罢了。
张先生所不信的那个“来由”，到底有与没有？应当切磋讨论，实在必要的很。今试一说拙意。至于“摧毁”力量如何？那又焉敢自封自信，还待方家斧正。这个“政治来由”并不是我捏造而生的。它是赵烈文亲聆大学者掌故家宋翔凤传述并记之于纸笔的。宋公说：是乾隆晚期，宠臣和珅“呈上”，乾隆“阅而然之”的。原文可检蒋瑞藻先生的《小说考证》。
什么叫“然之”？点头也，同意也，赞成也。乾隆会“欣赏”这部小说吗？一大奇谈也。再者，和珅何以忽然把这部书“呈上”——征求皇帝的意见？二大奇谈也。要知道，和珅是《四库全书》总裁，掌管删改抽毁书籍的献策人。还有，雪芹之书从一开始就是有避忌的禁书，传抄阅读，都不是公开的，而高鹗公然在《程本》卷端大书“此书久为名公巨卿鉴赏”，三大奇谈也！再次，所谓“萃文书屋”的木活字摆印(今曰排印了)版式，有人知道那“书屋”云云是烟幕，实乃皇家武英殿版是也——皇家刊书处，给印曹雪芹的抄本禁书？四大奇谈也！这些奇谈，都怎么解释？不知张先生该是疑我，还是疑赵烈文与宋翔凤？难道唯独对程、高、和珅、乾隆却不去疑他们一疑？
乾隆时陈镛，久居北京，著书记下他亲见芹书八十回，后四十回乃刊印时他人所加！原来，到了《四库》书后期，和珅就把注意力转移到小说戏本上来了，同样删改抽毁。至今还可看江西地方大吏奏报统查弋阳腔戏本结果的详细文件。和珅“呈上”，皇帝“然之”的，正是将芹书删改抽毁并加伪续的假全本。有人又不肯相信“萃文书屋”是假名，认为它在苏州；又有人说北京也有这“书屋”，两处是本店分店的关系……，总之，这是当时印书卖书的书商，云云。可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甲本”印出后，1794年就有俄国第十届教团团长卡缅斯基来到了北京。他是汉学家，俄国国家科学院通讯院士，极重视，在他指导下，俄人买得了两部抄本，带回本国。卡缅斯基又在一部《程甲本》上题记云：“道德批判小说。宫廷印刷馆出的。”(见俄学者孟勃夫、李福清两氏论文所引)
好了！卡氏是“程本”伪全本出笼后的第三年就到北京的，那时乾隆还在位。外国的使团、教团、商团，消息灵通，又不必象清朝文士百般忌讳，清文士且慢说不易得知政治内幕，就使得知了，也不敢见于纸笔之间，因此教团成员的报告、日记、回忆等文献，一向是治清史的必备之参考要资。卡缅斯基的这一记载，是其一例。当然，他落笔之际万万不会想到这将于二百年后成为红学史上的秘闻与“佳话”！
虽然如此，虽然我个人是相信卡氏的忠实记载的，但仍然不敢强加于张中行先生。张先生是否认为卡氏之言足以“摧毁”那些怀疑派的疑点，那就更非我所敢奢望了。
《程甲本》于1791年用武英殿刊书处木活字予以摆印后，一部禁书立即传遍了天下，二年后都传至日本长崎。没有一个“政治来由”，士大夫们焉敢“人人案头有一部”乎？去年为1991年，颇有一些红学家们为了纪念《程甲本》问世200周年，举行盛会，歌舞此本的价值与功绩。然而独独不见有人引用卡缅斯基的历史见证之任何迹象，则不知何故？因“纪念”已过，乃觉不妨撰此小文略为之补遗了。质之张先生，尚希有以教我。
199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