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剧曲，元代之极盛时期，所有人物、社会之多样性、多面性最可惊叹，英雄、少女、忠孝节义，无所不有，悲欢离合情节也丰富无比，却不以“情”字作为标目，而是在第一支曲子里作出了概括，昌言一切故事的感动人心，总在一个“情而已”。
这又是一个“突破”式的明言至理，影响了。
那么，和又有什么异同呢？
是受了的感召，这无疑问；但它更是“接过”了所有的“情”——从的“圣人之情见乎辞”直到宋玉、曹子建、王实甫、冯梦龙等所有的“情”字而加以再扩充再提升，最后写出了“大旨谈情”四个大字。
这个“大旨”是以前未曾有的，超越了洪公。这方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真内核——因为它比仁义道德的儒教更为高尚广大。
儒教不敢多谈“情”，把人的真情装裹在伦常、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服饰”箱框里，而曹雪芹则把这“情”从那箱框里“释放”出来，并且赋以更新、更高、更大的精神文化涵义和容量，比那更真、更善、更美。
的“情”，已不再仅仅是“人际关系”了。
真善美，这种口号式的理想标准早已盛行于世，但在乾隆时代，尚无此种提法。那么，说曹雪芹彼时就倡导“真善美”，这话“通”吗？又有何为证？
先说“证”，有了证自然“通”就不必再辩了。
《红楼》一书，开卷到第五回，提出了“真”的问题，在此以前就先提出善与美的标准。三者俱见于书内，不是向外搜求比附。
第五回写“太虚幻境”的对联，开口即道出“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妙理与感慨之言。他说人世常常是真假不分，以假混真，而人们偏偏甘愿崇假而弃真——于是真不如假，真的反而当成假的。脂砚一条批语云：
一日卖了三千假，三年卖不出一个真。
可见其感慨之深且重也！
所以，宝玉这个被误解的人，事实本乎真，憎恶假东西。流行说法，说他“反封建”，其实他对伦常礼法并未“反”过，他处处重礼，只是厌恨世俗假礼假应酬，其中并无真情，全是“演戏”——有的还不如戏之含“真”。
他祭晴雯特笔提出“达诚申信”之大义，何尝反对“封建道德”？他说，如是真情悼念，只供上一杯水，一片真诚感召，那受祭者是会来享的。
——哎呀，这不是“迷信”吗！
呜呼！人们怎么理解贾宝玉（或写出了他的那位曹雪芹）的心意？
他是说，世俗之讲道德，说仁义，多无实谛，只是变质弄成了一派假外表！他之崇真恶假，证据已明。
再讲善与美。
也是开卷不久，就提出了“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小才，或微善……”这是有意的谦词。善虽微，已是性情之本；才虽小，又即美好的材质。
什么样的善才是至善？曰以情待人，即以真情体贴他人的甘苦辛酸，悲愁喜怒，这才是最大的善心——不是仅仅救济贫寒、舍衣施米的慈善行为。因为，那种救济举措，也有真有假，有搏名，有取利。
贾宝玉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这方是出自深衷的真美。一念似微，功德至大。
至于美，那倒不必烦言而自明。这部伟大悲剧性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悲壮而哀艳之大美。书写一百零八位女儿，脂粉英雄，闺阃豪杰，美好的心田，才华的表现，精能的才干，高洁的品格……一一具备。她们“命定”在薄命一司之中，流逝于沁芳之闸，即悲即美，亦美亦壮。
能达斯境，真、善、美三者合而一体者，是谓中华文化之精华，民族审美之命脉，何其伟丽崇弘而难以数语尽也！
末后，附说一义：贾宝玉的至真至诚的“情”，由人及物，一视同仁。他的“平等”“博爱”观与西方的也并不相同。他视鱼儿燕子与己为同类，可以交感，体其悲音，谅其情愫。他说凡物皆有情、有理，与人无异。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本真，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化及草木，赖及万方”的精神境界。
中华文化是个至大至高的题目，岂是小文如本篇所能尽万一；只因是为了讲说名为小说而实具吾华夏文化的精义在内，故为之简言浅讲，略申大概。倘能有助于理解，则幸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