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说：“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这就是中华文化中一项重要理论与原则，凡属著作，书与人是不可分的。何况本是带有浓郁的“自叙”“自况”成分的一部个性独特的小说乎。是以欲懂《红楼》，宜先知雪芹之为人以及他所生活的历史环境。
诗曰：
都云作者痴，作者究何似？
世上有此人，迥异寻常士。
知之与不知，胸襟各怀异。
譬如牛与马，岂容混一指。
《红楼》乃自况，人书切一致。
宝玉何从来？问之曰娲制——
智者不待言，昧者怒目视。
“自况说”
自传文学，自传小说，从古至今，无分中外，都是存在着的，例子很多，大家也常列举，应属于文学常识的范围。谁也没说过这不是文学或“坏”文学或“低级”文学，正如谁也不认为艺苑中只许有写生和肖像画（画别人）而不许有自画像，自画像就活该是坏的或低级的作品，没听说过会有这么一番大道理或艺术理论。当然我也无意由此作出推论，说天下画家都该来画自己。这种纠缠除了无聊别无意义可言。“文学应为大众而作，应写大众，而不要老是想着自己这一渺小的个人”——这其实是另一个意义，也不必拉来此处多作葛藤。其实，一味强调写大众的理论家也没有任何理由否认：写大众的“写”，还是得“通过”这个特定的作家个体的人才能实现的。艺术离了个体创造将是一堆空洞的概念，毫无个性特色的“书画”，就连经过长期积累的群众性创造的以及民间故事等，到它们以普遍形式定型面世之时，那最后一道“工序”仍然是一种个体作家的具体创造在决定这部小说的品格和魅力，把这一“工序”只说成是“加工”，其实也是不合实际的、非科学的认识。所以写大众也不是与写个人“势不两立”。曹雪芹为金陵十二钗（以及很多副钗、再副等）写“列传”，难道不含有一种“写大众”的意义吗？可是这也不会得出“必须排斥自传”的结论来。难道不可以有一种自传，貌似为写一个“自我”，而实亦为写大众吗？曹雪芹写了那一大群不幸的妇女，又为了什么呢？难道是为了“珠围翠绕，艳福不浅”？所以，如果我们只因为要提高（或者说是害怕贬低）的意义而硬是否认“自叙传”这个事实，岂不是太短见、太自限了乎？
说是“自叙传”，是否以胡适为始呢？如果就五四以来而言，可以说是的。但其实乾隆时人本就明白这部小说的实质是写作者自家的，因此鲁迅才说“自传说”之出现实际最早（而肯定确立反在最后）。他当时只是见到袁枚的《随园诗话》，就作出这一论断，目光极犀利。而后来其所引原诗全部二十首都已发现，为富察明义之作，自序中明言雪芹之先人曾为江宁织造，故书中备记的是“风月繁华之盛”（恰与敦敏《赠芹圃》诗“秦淮风月忆繁华”之句相应）。我们考明雪芹与富察氏明义家交往关系密切，彼此相知，非同道听途说之比。又如同时人吴云（字玉松，吴县人，官御史。与晚清的号平齐的吴云不可混为一人）跋石韫玉的《红楼》剧本，也说是“小说之妖也。本事出曹使君家”。这都是最能说明问题的文献。如果再往晚一点的时代看，1903年夏曾佑在《小说原理》中已经指明：“写贫贱易，写富贵难。此因发愤著书者，以贫士为多，非过来人不能道也：观自明。”可见夏氏是看出了作者雪芹即是亲历者，亦即此书是自叙的道理。两年以后，1905年，王国维始作《红楼梦评论》，其言有云：
纵观评此书者之说，约有二种：一谓述他人之事，一谓作者自写其生平也。（第五章《余论》）
这也足以说明：在胡适之先生考证《红楼》之前的20年，“自叙传”之说本就存在，并未中断或绝迹。例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就刊刻了《红楼梦论赞》的涂瀛，乃评批家中之极早期极出色的大手笔，其开宗明义篇即大书云：
（上言书中之甄宝玉，殆是贾宝玉之友，二人原志趣相同，其后甄则充真就俗，改入经济文章一途）贾宝玉伤之，故将真事隐去，借假语村言演出此书，为自己解嘲，而亦兼哭其友也……然则作书之意，断可识已。而世人乃谓讥贾宝玉而作。夫宝玉在所讥矣，而乃费如许狮子博象力，为斯人撰一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文，使斯人亦为开天辟地绝无仅有之人。——是“讥”之，实以寿之也。其孰不求讥于子！？吾以知之作，宝玉自况也。
如今世上人都知道有个“自传说”了，却闹不清比它早了至少80年已有了一个“自况说”！岂不有趣得紧？
事情再要核实，自然涂瀛也不是评家中最早的如此主张者。即如嘉庆十七年（1812）已有刊本的“二知道人”所著《红楼梦说梦》，就已揭出：
盲左、班、马之书，真事传神也；雪芹之书，虚事传神也。然其意中，自有实事；罪花业果，欲言难言，不得已而托诸空中楼阁耳。
这话已够明白。道光元年（1821）已有刊本的诸联所著《红楼评梦》，也说：
凡稗官小说，于人之名字、居处、年岁、履历，无不凿凿记出。其究归于子虚乌有。是书半属含糊。以彼实者之皆虚，知此虚者之必实。
这才是慧眼人看事，一语道破。他又说：
凡值宝、黛相逢之际，其万种柔肠，千端苦绪，一一剖心呕血以出之，细等镂尘，明如通犀。若云空中楼阁，吾不信也——即云为人记事，吾亦不信也！
这是何等的真情实话，何等具有说服力的“逻辑语言”！
由这诸例，可见乾嘉一代人，对雪芹之书本来就都是如实感、如实说的。
至于咸同年代撰刊的书，可举江顺怡《读红楼梦杂记》的一则。其言曰：
或谓为明珠相国作，“宝玉”对“明珠”而言——即（纳兰）容若也。窃案《饮水》一集，其才十倍宝玉，苟以宝玉代明珠，是以子代父矣①！况《饮水词》中，欢语少而愁语多，与宝玉性情不类。盖所纪之事，皆作者自道其生平，非有所指——如《金瓶》等书，意在报仇泄愤也。数十年之阅历，悔过不暇，自怨自艾，自忏自悔，而暇及人乎哉！？所谓宝玉者，即顽石耳。
他驳“纳兰说”的理由，都切中其病害，难以比附之理最明。他说作者以此书自叙生平，数十年阅历之丰富，犹虑写之不尽，怎么还有工夫去写别人之事？这话，极平直之理路也，却也最能道着事情的真际——有清一代，具眼者如此。
那么，为何又须等到胡适出来，晚至20世纪20年代初，这才又提出“自叙传”了呢？这原因，鲁迅早已分疏过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而世人忽略此言，每欲别求深义，揣测之说，久而遂多”，以致胡适为了破除那些揣测，才提出了——恢复了本来的事实：“自叙传”。此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