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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社会主义的失势 5

作品:极端的年代 作者:艾瑞克·霍布斯鲍姆 字数: 下载本书  举报本章节错误/更新太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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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9-1990年间发生的演变,其实可以看成一场东欧革命。这种观点似乎相当合理,更何况时间上正当1789年的200周年。至于就这些事件彻底推翻了当政政权而言,确也有其革命性质可言。然而革命这个字眼,虽然不失恰当,在此却难免有几分误导作用。因为事实上,这些东欧政权没有一个是被人民“推翻”的。除了波兰外,也没有一国内部拥有一股力量,不论是有组织或临时聚合,足以对当局造成严重的威胁。更有甚者,正因为波兰有这一支强大的政治反对势力,反而愈发保证其共产制度不会于一夕间突然倒闭。相反地,波兰是通过不断协商改革的过程,才取代了原有制度;这种情况,与1975年佛朗哥将军去世之后,西班牙过渡到民主政体的安排颇类似。而当时各东欧卫星国面对的最大威胁,只可能来自莫斯科,可是后者已经将心意表露无遗,绝不会再像1956年和1968年那样,插手管它们的闲事了——也许是因为冷战已奏尾声,它们对苏联的战略地位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吧。如果这些国家还打算生存下去,照莫斯科看来,它们最好赶紧追随波兰和匈牙利共产党的自由化、弹性化改革路线。同理,莫斯科也不会跑到柏林或布拉格,帮它们强迫死硬派屈服。总而言之,它们现在全得靠自己了。

    苏联撒手不管,愈发造成东欧共产党政权的破产。它们之所以依然在位,只不过因为多少年来,它们已经在自己周围制造了一个真空地带。持不同政见者除了移居国外(如果有可能的话),或由知识分子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群体之外(人数极少),在现有状况之下,共产党政府的权力并没有第二种势力可以取代,众多的东欧百姓只有接受眼前一切,因为他们没有第二条路可供选择。但凡有活力、有才干、有野心之人,都只能在体制内工作,因为所有需要这些能力的职位,甚或任何能让他们公开发挥才能的途径,都只在体制内部存在,或得到体制的允许方可进行。即使连那些与政治无关的活动,如撑竿跳或下棋等技能也不例外。这项原则,甚至延伸到登记在案注册许可的反对团体,主要是一批文人(共产党的体制渐衰,才允许这些势力公开存在)。可是这些不曾选择移民之途的不同政见作家,却在共产主义失势之后吃了苦头,发现自己被人列为旧政权的同谋。难怪多数人宁愿安安静静地过日子——虽然如今权威已逝,不满的声音不再受到严厉处罚——这种过日子的方式,包括表现出对体制依旧支持的行动,如行礼如仪的投票或游行。但是在骨子里,只有天真的小学生还信仰这个体制。旧政权倒台之后,饱受众人愤怒抨击,其中原因之一,即在于:

    在那些装饰门面的选举中,大多数人之所以去投票,主要是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后果——虽然并不很严重。他们参加硬性规定的游行活动……因为警方轻而易举,就可以招来告密者。只需施以小惠,再加上一点小小压力,后者便同意从命了(Kolakowski,1992,pp.55-56)。

    但是表面尽管屈从,却少有人真心相信这个体制,也无人对它保持忠诚,甚至连当政者也不例外。但是当最后群众终于不再被动,开始喊出他们的不满,当局显然大吃一惊——这惊愕的一刻,已经永远捕捉在录像带上。即1989年12月间,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面对满地群众,不想众人发出的竟是嘘声,而非忠实掌声——可是令共产党首脑惊奇的事情,并不是人民的不满情绪,而是他们竟然付诸行动。于是当出现民意难违的那一刹那,没有一个东欧政府下令开枪,各政权都自动悄然让出大权。只有罗马尼亚例外,其实即使在那里,临垮台前的抵抗也极短暂。事实上,它们也许再不能重夺政权,而且也没有一国作此尝试。各地的极端共产党派,更没有一人起来为他们的信仰——甚至为了这40年来成绩其实不算平平的几处共产党统治——战死在壕沟里面。因为如果他们起来作战,到底是为了捍卫什么呢?是事实摆在眼前,他们已经远落后于西方邻国,如今更一路下滑,证明完全不可救药,连认真改革及高明处方都回天乏术的经济呢?还是那一套在过去,曾经支持其共产党前辈奋斗,如今却已然失去的存在理由,即所谓“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并注定取而代之”的那个体制呢?事到如今,还有谁再相信这个天方夜谭?——虽然回到40年代甚或50年代,这段理论看来并非不可行。如今即使连共产党国家,也不再联合一致,有时甚至还彼此交战(如1979年的中越之战),因此还可以再谈什么“共产主义阵营”?旧日理想如今仅存的希望,只有那十月革命的国度——苏联——依旧是全球两个超级大国之一的事实了。也许只有中国除外,其他所有的共产党政府,以及第三世界众多的共产党派、政权及运动,大家都很清楚,幸亏有这位大哥大撑场面,才能与对方阵营的经济及战略霸势相抗衡,挽回一点平衡局面。可是如今的苏联再也不能负荷,显然决意卸下这项政治军事重担。甚至连那些并不依靠莫斯科为生的国家,如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也顿然感到若有所失。这才发现苏联一去,损失多么重大。

    无论如何,在东欧,一如在苏联,过去一直靠旧信仰支持的共产党人,如今已成过去。1989年时,但凡年纪在60岁以下者,已经没有几个人还有着把共产主义与爱国情操并为一体的经验了——即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地下抵抗运动——至于50岁以下的人,更少有人对那个时代有第一手的亲身记忆。因此当政者的合法地位,完全要靠官方辞令及老一辈话说当年轶事来维持。上一代之外,甚至连党员本身,也可能不再是旧意义的共产党了;他们只不过是一批事业有成的男男女女(哦,女性实在很少),而他们所在的国家,刚巧是由共产党统治罢了。时辰一变——如果情况允许——他们二话不说,立刻便会改投门派,换上不同的行头。简单地说,主管苏维埃卫星政权的人们,早已失去了对本身制度的信心——也许从来就不曾有过。如果这套系统还能运转,他们就继续运转它。待到形势明朗,连苏联老大哥自己都砍断缆绳,任它们漂流而去,改革派政权便试着谋求和平转移(如在波兰和匈牙利)。强硬派则仍然坚持到底(如在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一直到大势已去,人民显然不再服从听话,才弃械投降——虽然事实上它们依然可以指挥军警。但是不管是哪一种情形,原有的共产党政权一旦认清自己气数已尽,便都静静地自行下台。这一招,无形中却正给了西方宣传家一记耳光。因为后者早就一再辩称,要“极权政权”自动地安静交出大权,无异缘木求鱼。

    短时间内,取而代之者是一群代表着不同声音的男女(在此,女性再度极少),或是那些曾经组织过,甚或成功地号召过群众起来示威,向旧政权发出和平退位信号的人。除了拥有教会和行业工会作为反对力量基石的波兰之外,上述人士多为某些极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并属于阶段性的领袖——而且正如1848年革命时(作者正好想起这个先例),多属于学界中人或文人——一时之间,发现自己忽然变成一国人民的领导,于是属于不同政见的匈牙利哲学家、波兰的中古历史学者,便都被列入总统或总理的考虑人选。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有一位剧作家哈韦尔(Vaclav y)的讨论,在各地掀起一股如海啸般的浪潮——即由市民志愿团体或私人性质活动的大结合,取代以往权威政府的角色。此外,众人也纷纷谈论,如何重返起初的革命原则,恢复它的本来面貌。啊,就像在1848年一般,这一刻自由与真理的火光却不曾久存。新气象一闪即逝。各国政治,以及它们的执政职务,不久便复归那些通常原来就会占有这些职位者的手中,担负特殊使命而起的“阵线”或所谓“市民运动”,正如它匆匆而生一般,便昙花一现地倏忽谢去。

    这种情况,同样也出现在苏联。苏联共产党及政府的倾覆,一直到1991年8月之前,进展都较缓慢。“重建”政策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戈尔巴乔夫的遭民众反对,都一天比一天更为明显。然而西方对苏联国内的现象却不曾认识清楚,对戈尔巴乔夫始终保持着极高(其实也应当)的评价。种种演变,使得这位苏联领袖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在背后密谋行动,不时在苏联政治走上议会化之后兴起的不同政治群与权力群中,改换并选择战友,这种做法,使他失去了早先与他并肩作战的改革派的信任(后者在他一手扶持之下,已经成为一支对国事举足轻重的力量),而权力已经被他一手击破的党的集团,对他也同样疑惧丛生。戈尔巴乔夫,在过去与未来的历史上,都是一名悲剧人物,是一名如“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II,1855-1881)般的共产党版“解放者沙皇”(tsar-Liberator)。他摧毁了他所要改革的事务,最终,连他本人也在这个过程中遭到毁灭。

    风度迷人、态度诚恳、真心为共产主义理想所动,却眼见它从斯大林兴起以来彻底失败的戈尔巴乔夫,说来矛盾,事实上却是一个色彩强烈的组织者,与他自己一手创造的民主政治格格不入。他坐在委员会里计划研讨的作风太强,不容易采取果断行动;他与都市和工业性格的俄罗斯经验相距太远——他从来没有这方面的管理经历——无法如老共产党头子般,深刻地体会现实的基层群众一面。戈尔巴乔夫的问题,并不完全在他缺乏一套有效的经济改革策略(自从他下台以后,也不曾有人有过),却在他与本国民众的日常经验距离太远。

    他这方面的缺陷,若与另一名同一代人的共产党领袖相比,便可一目了然。年纪也是50余岁的纳扎尔巴耶夫,于这一次改革风潮中在1984年接掌亚洲的哈萨克共和国。但是他正如苏联其他许多政治人物一般(却与戈尔巴乔夫,事实上更与非社会主义国家任何一名政坛人士不同),乃是由工厂基层起家,然后才一路升至完全的公职生涯。他从党务转为政府工作,成为其共和国的总统,大力推动必要的改革,包括地方化及市场化。并先后度过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共解体的两起风波——可是这两项发展,他都不表欢迎。苏联解体之后,他也依然是空虚苍白的“独联体”(Community of IndependentStates)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纳扎尔巴耶夫一向是个实际派,他不遗余力,有组织地推动各项可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改革政策。他也小心翼翼,确保市场性的改革不致造成社会混乱。市场运作是必要的,但是毫无控制的价格上涨则绝对不行。他最青睐的策略,就是与苏联(或前苏联)其他共和国进行双边交易——他赞同组成一个“中亚苏维埃”共同市场(Central Asian Soviet common market)——并与国外资金一同创办企业。他也不反对激进派的经济主张,因为他不但从俄国召来一批这一派的学者,甚至远赴非共产党国家,请来一位创下韩国经济奇迹的智囊人物。种种举措,显示他对二战后真正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范例颇有认识。生存之道,甚至迈向成功之道,其主要成分,恐怕不多在动机的善良,却在靠现实主义的坚定行动吧。

    苏维埃联盟在其最后几年的光景,就仿佛一场慢动作的大灾难。1989年欧洲卫星政权纷纷瓦解,再加上莫斯科勉为其难接受了德国统一的事实,证实苏联已不复为国际上的一个大国,更别提其超级霸权的世界地位了。1990-1991年间波斯湾危机风云突起,苏联依然无能为力,无法扮演任何一种角色,只不过再度强调它无可挽回的败落之势。就国际观点而言,苏联就好似经历了一场大战,遭到全面溃败——只是事实上并没有这场战争。但是它仍然保留着它作为前超级大国身份的军力及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ty-industrial complex),反而对它的政治活动造成某些局限。然而,苏联国际地位的下降,虽然助长了某些民族主义情感强烈的共和国的分离主张,尤以波罗的海诸国和格鲁吉亚为最——立陶宛首先一试,于1990年3月挑衅地先行宣布独立——苏联最后的解体,却不是来自民族主义的压力。

    苏联的瓦解,主要是由于中央权力的解体,迫使境内各个区域或下级单位,不得不开始自己照顾自己,并全力抢救眼前这已一塌糊涂的残存经济。苏联最后两年发生的大小事情,背后都有饥饿和短缺两项因素存在。改革派失望灰心之余(他们多数是开放政策下最明显的受惠者——学者们),被迫走上预言式的极端:除非旧系统完全瓦解,有关它的一切全部毁去,否则将一筹莫展。就经济角度看,即以完全私有化彻底粉碎旧的一套,并以百分之百的自由市场立即取代之,而且不计任何代价,务在必行。于是在数周或数月之内,迅速推动这项计划的惊人蓝图出笼了。当时甚至有一个所谓“五百天计划”之说。可是这些政策,并非基于对自由市场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任何认识,但是来自英美经济界的访问学者及金融专家,对此却热烈推荐。后者的高见,同样也不是基于对苏联经济真相的任何了解。双方面都认为,现有的制度(或者换句话说,目前还存在着那个中央指令制度),远不如以私有财产制及私人企业为基础的经济制度。他们也同时看出,旧有的系统即使再经修补,也必将注定灭亡。以上看法固然相当正确,但是他们却不曾处理实际上的问题,即如何将这样一个中央计划指令型的经济,转型变成任何一种的市场驱动经济。相反地,他们只一味抽象论证,证明在5年经济期内,市场经济将带来何等好处。他们声称,一旦供需法则得以自由发挥,届时货架上将自动堆满一度为厂商扣压的商品,而且价格实惠合宜。可是长久以来受苦受难的苏联百姓,知道这种好事不会发生——等到旧系统消失之后,这种震荡式的自由派疗法,也曾获得短期施行,结果好梦果然没有成真。更有甚者,当时凡是态度严肃的观察家,都相信到了公元两千年时,苏联经济的国营部门,还将占有极大比例。这种公私制并行的混合经济,根本就为海耶克和弗里德曼的信徒所驳斥。他们毫无操作或转变这种经济的良策。

    但是最后的关头来临,却不是一场经济危机而是政治风暴。因为在苏联现有的整个体制里,从党开始,计划人员、科学家,一直到政府、军队、安全机构、体育单位,根本无法接受所谓苏联体系全面分裂的说法。至于出了波罗的海三国,其他任何民众有无如此冀求、甚至曾经臆想过这种情形——即使在1989年后——我们也不能臆测。不过,事实上却不大可能,因为在1991年3月的一场公民投票里,毕竟仍有76%的苏联选民,依然希望维持苏联架构——虽然我们对这个数字也许有所保留——“以更新的联邦形式,由各个具有主权且平等的加盟共和国所组成,不分国籍种族,人人自由的权利都有保障。”(Prauda,25/1/91)。苏联的解体,当然也不是联邦内任何一名重要政治人物的正式政策。但是中央权力的解散,终不可免加强了离心势力的力量,分裂势成定局。何况又有叶利钦从中搅和,随着戈尔巴乔夫的主星渐黯,他的幸运明星直入中天。事到如今,联盟已成一个影子,只有各共和国才是千真万确的实物。4月底,在9个主要共和国的支持之下,戈尔巴乔夫开始协商一纸“联盟条约”(treaty of Union),颇有1867年“奥匈帝国协议”(Austro-hungarian Compromise)的折衷风味,其主要精神在于维持一个中央联邦的权力所在(并设立直选诞生的联邦总统),主管军事外交,并与世界各国协调有关经济事宜。条约定于8月20日生效。

    对于旧有的党政势力而言,这又是戈尔巴乔夫另一次的纸上谈兵,跟他以往开出的处方一样注定失败,因此这股势力视这纸条约为联盟的墓碑。于是就在生效两天之前,几乎包括苏联中央所有重量级人物在内:国防和内政部长、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KGB)的头目、苏联副总统和总理,以及党内要人,宣布总统暨总书记不再视事(度假时遭到软禁),改由一个紧急委员会(Emergency Committee)接管国家政权。这其实不太算是一场政变——莫斯科无人被捕,甚至连广播电台也末被接收——却是一种宣示,表示真正的权力机器现在又回来当家了,重回秩序与大政,相信民众一定会热烈欢迎,至少也会默不作声静静接受事实。而此举最后失败,其实也不是因为民众起来革命或骚动,因为莫斯科市民始终保持安静,那一项吁请众人共同罢工,反对政变的要求也无人理睬。正如苏联过去许多页历史一样,这是一场由少数演员,踩在长期受苦的民众头上的演出。

    不过也不尽然——短短10年之前,只消一声令下,宣布实权谁属,即可大事敲定。但是反过来说,即使到了10年后的此时,多数苏联民众还是低首服从,一声不吭。根据一项调查,48%的苏联百姓,以及70%的党委(这一点倒不必惊讶),支持这一“政变”(Di Leo,1992,pp.141,143n)。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嘴里不肯承认,事实上国外也有许多政府以为政变将会成功。可是旧式党政军权力的认定,在于全面普遍自动地赞同,而非一一清点人头。然而到1991年时的苏联,中央权力已不复存在,全民服从也无踪迹。如果这是一场货真价实的真政变,倒有可能在苏联多数地区成功,获得多数民众支持。而且,纵使军队及安全部门内部有裂隙、情况不稳,应该也可以召集足够的部队,在首都进行一场成功叛变。可是今天的情形已然改观,徒然在形式上象征性宣布权力,已经不够了。戈尔巴乔夫毕竟没错:“重建”政策,改变了这个社会,打垮了阴谋叛变者的企图。可是,也同样击垮了他自己。

    象征性的政变,可以用象征性的反抗击退。因为主谋者最没有准备、也最不希望发生的一件事,就是出现内战。事实上他们的举动,其用意正好与民意不谋而合,即在于制止民众最害怕发生的变故,即演变成一场冲突。因此,当灰影朦胧的苏维埃联盟,与主谋者采取同一步调之时,灰蒙色彩不及联盟的俄罗斯共和国——如今在刚由相当多数选票选为总统的叶利钦当政——却没有随之而去。数以千计的民众,赶到叶利钦的指挥部捍卫助威,而叶利钦本人则为了全球电视观众大做表演,故意向驻扎在他门口的坦克部队挑战,部队大感尴尬。主谋者经过这一场对抗,除了自认失败,还有何计可施。叶利钦的政治禀赋及决断能力,与戈尔巴乔夫的风格恰成对比。此时见机不可失,他便大胆地,并且也很安全地解散了共产党,并将苏联仅余资产尽纳俄罗斯腰包。数月后苏维埃联盟正式告终,戈尔巴乔夫本人也被推到为世人遗忘的角落。原本准备接受那场政变的外面世界,现在自然接受了这个显然有效的叶利钦政变,并将俄罗斯视为已故苏联在联合国以及其他所有组织的当然继承人。原本打算抢救苏联老骨架的企图,反而比任何人所能想象的更为突兀、更无可挽回地被完全拆散了。

    但是,经济、国家、社会,各种问题却一项也未解决。就某方面而言,现在反而比原来更糟,因为其他共和国小弟弟,都开始害怕起俄罗斯老大哥了——在此之前,它们根本不用担心不讲民族主义的苏联。更何况俄罗斯民族主义,正是叶利钦手上最有用的一张好牌,可以用来笼络以大俄罗斯人民为核心的军队,而且,由于其他共和国内住有大量的俄罗斯族居民,叶利钦也暗示可能有重谈版图的必要,于是更加速了全面分离的脚步:乌克兰立刻宣布独立。突然之间,原本被中央集权一视同仁的广大人口(包括大俄罗斯本土人民在内),现在却头一回开始担心莫斯科会以大欺小,为本国利益欺压他们。事实上,这份心事也终结了在表面上维持一个联盟的假象,因为继苏联而起的“独联体”幻影,不久便失去所有的真实性。甚至连苏联所余的最后一支队伍,那支在1992年奥运会上击败美国、极为成功的联合代表队(United team),也注定不能长久。于是苏联的瓦解,逆转了几乎达400年的俄罗斯史,使得这个国家重返彼得大帝(Peter t,1672-1752)之前的幅员与国际地位。自从18世纪中期以来,不论是在沙皇抑或苏联治下的俄国,一直是世界上一大强国。因此它的解体,在的里雅斯特与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造成一个现代世界史上前所未有的国际权力真空,除了1918-1920年俄国内战的一段短时间是例外。这一片浩大无垠的地面,充满着混乱、冲突与潜在的巨变。而这也是这个千年将尽之际,有待世界上外交家与军事家处理和解决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