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我不记得自己做过的梦。白日一到，梦中的情境就遗落，影像也变得朦朦胧胧。但为什么去年十二月的梦，却清晰如激光束一般，深深烙印在我的记忆中？也许人在昏迷中都会有这种不循常理的现象。因为病人既然回不到现实生活，梦就不再是一种容易消散的娱乐，而会一层层堆积起来，形成一长串的虚幻梦境，仿佛是从长篇连载小说里抽绎出来的。今天晚上，小说中的一个章节浮现在我的脑海。
在我的梦里，雪花大片大片地飘下来。我和我最好的朋友贝尔纳发着抖，走过一座汽车坟场，遍地覆盖着三十厘米厚的雪。这三天，贝尔纳和我一直想办法要回法国，因为法国这时候有一场大罢工，全国都陷在瘫痪中。我们本来暂留在意大利的冬季运动营里，但是贝尔纳发现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铁道可以通往尼斯，不过在边界有一群罢工的人阻断我们的路程，强迫我们下车，害我们只穿着普通的鞋子和春秋两季的薄衫，在严寒中打哆嗦。环顾四下，发现这里好荒凉。有一座高架桥从汽车坟场上空经过，据说，坟场的车子都是从五十米高的这条道路上掉下去，一辆辆堆积在这里。我们和一位很有权势的意大利商人有约，他把他的集团总部设在这座桥的桥墩下，远远避开一些窥探的眼睛。我们看见一扇黄色的铁门，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quot;触电者死quot;，还贴着一张万一触电时该如何处理的示意图。我们敲门，门开了。大门入口处看起来好像成衣工厂的存货间：好多上衣挂在架上，还有好几叠裤子、好几箱衣服，东西直堆到了天花板。我看到了一个人身穿作训服，手里握着一把冲锋枪，在一旁迎接我们。他那一头蓬乱的头发，好像是看守地狱之门的那只三头犬quot;赛伯拉斯quot;。他就是波黑塞族前领导人拉多范·卡拉季奇。quot;我的同志呼吸有困难。quot;贝尔纳对他说。卡拉季奇就在桌子的一角为我做气管切开术，然后我们经由一条豪华的玻璃楼梯走到地下室。地下室的墙上挂着猛兽的毛皮，旁边摆着一张椅座很深的沙发椅，一股柔和的光线把这房间衬得有点像夜总会。贝尔纳忙着和这地方的负责人讨论事情，这位负责人就是菲亚特的老板翁贝特·阿涅利的分身。有一位说话带着黎巴嫩腔的女佣人过来请我到小吧台旁边坐。吧台上的杯子、瓶子都用塑料管子代替，这些塑料管子从天花板上垂吊下来，就好像飞机遇难时会有氧气罩一样。服务生示意，要我拿个塑料杯子凑近嘴巴。我照做了。一种喝起来有姜汁味道的琥珀色液体流进了我口里，接着，一股暖暖的热流漫及我的脚尖和发梢。隔了一会儿，我想停，不想喝了，而且想从高脚凳上下来。然而我还是大口大口地灌，一点也由不得我。我慌乱地向酒保使了个眼色，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但他只是神秘地对我微微一笑。在我四周，所有的脸孔和声音都变形了。贝尔纳对我说了一些话，但是从他嘴里发出来的声音都慢半拍，我根本听不懂。我坐在高脚凳上，听见拉威尔的《波丽路》。他们完全把我灌醉了。
经过了像永恒那么长的时间以后，我看见大家慌乱成一团，准备要战斗。讲话有黎巴嫩腔的那位女佣人把我背在她背后，爬上楼梯。 quot;我们要离开了，警察来了。quot;外面天色已暗，雪已经止息，刺骨的寒风让我呼吸困难。有人在高架桥上设置了一座探照灯，光束在汽车残骸之间来回搜索。
quot;投降吧，你们被包围了！quot;扩音器喊着。我们成功地逃走，但对我来说，这是长期流浪的开始。在我的梦里，我多么想逃走，但只要我一有机会逃，就会突然觉得昏沉，一步也动不了。我像石像，像木乃伊，像玻璃。我和自由之间如果只是隔着一扇门，那么我连打开这扇门的力气都没有。然而，这不是我唯一担心的。这个秘密组织拿我当人质，我担心其他的朋友也会掉进同样的陷阱。我试着用各种方法来警告他们，但是我的梦和现实状况完全一致。我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