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思，男，1957年5月生于北京。出生时母亲是大学教师，父亲是杂志编辑。
1964年上小学。1966年的一天，我带着弟弟，在我母亲教书的校园里玩，忽听得锣鼓喧天，就跑去看热闹。只见一队人马押着几个头戴高帽、胸前挂牌子的人游街过来，其中一个戴高帽子的就是我母亲，罪名似乎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或是“地主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大惊，带着弟弟跑回家里，从窗帘后边偷看。对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从这天开始。很快就经历了三次抄家。“文革”初期长时间停课，被父母锁在家里，一边管弟弟，一边乱七八糟地读书，主要读小说和回忆录。阅读嗜好大概就是这么养成的。
1968年随母亲去河北省文安县商业部五七干校下放劳动，和农民的孩子一起读书、种地、放羊、捉蚂蚱、游泳，后来，在老师的带领下，下放干部的孩子们一起打夯、盖房、刷墻，平地建起了一所小学，一边读书一边种菜。这段经历大约有两年。
1971年初在北京石油学院附属中学读书。当时家住父亲工作的军队大院，很受所谓“大院文化”的熏陶。这是一种与北京平民格格不入的文化心态，自命不凡，喜欢议论军事和政治，但又不那么正统。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我大体是一个好学生，多数时间都在当班干部。中学期间，我属于激进分子，很“左”。
1976年3月，高中毕业后到北京市昌平黑山寨公社慈悲峪大队插队落户。半年后当生产队指导员、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整天忙得焦头烂额，狼狈不堪。我对中国农业和农民生活改善的前景非常悲观，几乎就是绝望。同时，我也在自己身上体会到人性的激烈冲突，理解了许多宗教信徒内心世界的矛盾，理解了许多心理防御和升华机制。
1977年恢复高考。消息流传的时候，我正在大寨参观。当时和那些同样是激进分子的同伴们商定：“今年学大寨，明年考大学。”1978年秋，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从声誉来说，人大是最高水准的社会科学和文科学府之一，但是我在死板教条的正规教育中受益很少。
1982年大学毕业，到《中国农民报》(后来改名《农民日报》)，先后任记者、编辑、总编室副主任、群工部副主任、机动记者组记者。
1992年，写作《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该书由花城出版社1993年出版。这是我的第三本书，第一本是和农民日报副总编王太合作的关于中国个体户崛起的调查，1987年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第二本是我牵头翻译的《怎样与你的孩子休战》，1992年初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1993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后来又在香港明报集团的下属公司编了半年书。这一段时间，变化很多，说来很乱。其间还当过半年《东方》杂志筹备复刊的执行主编，炒过两年股票，写过一年小说。除了炒股票，其他事都没有干好。于是静心读史。本来也有兴趣读史，但读得三心二意，1996年后心里比较静，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了。当年年底，我在农民日报工作时的一位老领导拉我去《炎黄春秋》杂志，这种历史杂志正合我读史的心思，于是就在历史中找到了安身立命的地方，至今已经七年了。
这七年除了办杂志编稿子之外，写了两本关于历史的随笔，一本是，一本是。现在，我还看不出读史写史的尽头，兴致正浓，未来数年大概不会有什么变化，说不定这辈子就要全搭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