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正名
2002年春节期间，我闲翻顾炎武的，忽然被一句话触动，心中大震，绕室疾走，浮想联翩。下边抄录这段话（括号内为引者注释）：
“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 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我问自己，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超出三五成不妨如此称呼，如今多余部分是正额的五六倍，究竟谁超谁？谁是谁的“冗”？最不像话的是：“超编”和“冗员”一样，都特别强调了这个集团的附属性质，似乎他们只是赘肉，没有脑袋和四肢，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没有自己的追求和生命，竟不肯从正面给人家起一个名字。这样做有助于掩饰重大问题，却很不公道。
其实，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各个分支的学名和诨名也传下来不少，例如“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白役”等等。其中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白书”单指编外书吏，见于清代四川巴县档案 ，词典和正史上都查不到。“白役”一词流行稍广，却偏指差役。这两个词中都没带官员的位置，很不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和“白书”的造词法 ，生造它一个“白员”。“白员”是白役和编制外官吏的统称。
我有一个猜想：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屡战屡败。在为这个猜想求证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做过五六十条与白员相关的笔记，又几十次上百次地视而不见，与这个规模超过官吏集团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这回不能再让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发现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 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 ，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2000年，湖北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编外人员是编内人员的三四倍。 不如明初，却好于明末。
三、赶尽杀绝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徒。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
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
“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六七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其地位相当于“文革”或“严打”时期的暂行法规。《大诰》像《毛主席语录》那样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着。除了皇帝之外，对局者还有白员集团、百姓和官吏集团，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四、当白员的利害计算
知道了在衙门“钻营滥充”的法律风险，还应该理解钻营的实际好处。
开篇就写到几位衙役，百姓尊称其为“老爹”，能和他们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他们的真实收入，据第二回对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与此对照，这一回说到教书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馆金不过十二两银子。李老爹一年的进项，顶教书先生的83年。这并非特例。据统计，清朝四川巴县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一千两白银，巴县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千两左右 。按说，三班衙役的名义收入从六七两到十二两不等，未必比得上教书先生，但他们有机会捞外快。
不仅教书不如当衙役，开小商店也不如。（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说到一个合伙开南货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三百两银子为资本，经营有方，每年可以赢利一二百两（明朝的二百两银子以粮价折算约四五万元人民币，银子在清朝的购买力渐趋走低，这里不作购买力比较），而这不过是李老爹的五分之一。有了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想见钻营的强度和朱元璋严防死守的难度。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负责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来白役，却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员李榕曾经给父母官写信，详细描绘差役（白役）是如何谋生的，下边将几段内容再抄一遍：
“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辄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
这段文字介绍了三种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饭。无论有事无事，工作餐已经有着落了。二、市镇街道的首脑们支给的盘费。这是比较有保证的日常现金收入。至于当地领导如何摊派这笔钱，那是他们的事。三、讹诈酗酒、赌博和偷鸡摸狗者。我们知道，抓赌至今仍是基层干警和联防队员额外收入的来源。至于其他轻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恰当，也可能出一笔小财。凭藉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温饱和小康之间。
“近年有私磺小贩由广元趋中坝（今四川江油）花爆房，路经下寺巾子山一带，屡为旗牌诈索，地方无赖子弟相与串通分肥。小贩累向舍下泣诉，但有令其改业，慰而遣之。亦更无人焉向查牌理论者。以此，若辈之胆愈横。”
这是拦路敲诈硫磺运销税。硫磺用于生产火药和爆竹，属于违禁品，犯者以贩卖私盐论处。有了合法伤害的依据便容易敲诈。这项收入想必更丰厚也更稳定，以至当地的“无赖子弟”也能“相与串通分肥”。无赖算什么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无赖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经属于白役，无赖就是二级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边的野牢子。无赖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增加查牌收入并分担查牌的辛苦，接纳他们想必是合算的。由于这些人有权合法伤害他人，百姓不敢对抗，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
“昨闻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壶，撞击酒家翁，口称：‘台尊示禁（州县领导宣布禁令），天旱粮贵，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径去。今日下寺业酒之户咸来舍下，问讯煮酒究犯何法，我辈资本所关，讵能歇业？且闻查牌在乡已诈某家钱若干矣。”
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当然，假如有办法降低告状的成本，比如找到请乡绅李榕给州县领导写信告状之类的便宜途径，那么，贿赂的数 目就会被这种便宜所限制并压低。在“三害相权取其轻”的格局中，次轻之“害”封住了合法伤害权价值的上限。
李榕最后说：“切恳台尊根查，此种差票，立与销除，并选派干役将查牌追摄回州，有无白役混充。转恐若辈一类同弊：承票之始便有规费，销票之日更有酬谢，被人讦告则以白役混充远扬无迹为词，如营勇（正规军）骚扰百姓，转以游勇掩饰。使此害竟成痼疾，有累盛德多矣。”
通过李榕的呼吁我们进一步了解到：“差票”就是合法伤害权的凭证。差票也确实是有价格的，可以买卖的。在有差票的情况下，白役与正役的区分便不再重要，但是正役仍可以利用白役降低违法敲诈的风险：万一被告发，他们可以推说这是白役干的，而白役已经畏罪潜逃。我们还可以看到，即使像李榕那样当过省级高官的乡绅肯出面告状，他们照样缺乏可靠的制约机制，只能指望县太爷的良心和荣誉感。假如他的荣誉感不强，差票的价值应该有望提高。
李榕在此透露了“差票”交易的过程：承票时有一次付费，那叫“规费”。销票时还有一次付费，名曰“酬谢”。
差票的发放程序常规是这样的：先由书吏草拟一稿，写上原告、被告姓名，被传人姓名，案由，执行衙役姓名、人数，发票日期、有效日期等，官员过目后由刑房书吏填写，再由县典史或州吏目签发，最后由州县官拿朱笔在被传人的名字上点一下确认。民谚说：“堂上一点朱，民间千点血”，指的就是这一点。执行衙役拿到票后，转让就可以进行了。在这种交易中，买卖的究竟是什么呢？我觉得出售者很像出租土地的二地主或三地主，他们靠票（合法伤害权）的占有权挣钱；而购买者则相当于佃户，他们靠合法伤害权的使用权挣钱。假如正役的“土地”多，忙不过来，或者比较富裕，懒得跑腿搜刮，他们就可以租给白役去耕种收割。
现在我们大体知道当白役的成本和收益了。买差票的钱是直接成本，敲诈勒索的钱财和酒食是直接收益。
我说“直接成本”，意思是还有别的成本，至少还有机会成本。为什么乡镇无赖热心参与此事？因为他们反正没有正经事，机会成本很低。那么，农闲时节广大贫下中农的机会成本接近零，他们会热心参与吗？以收入而论，贫下中农难得吃一顿酒肉，挣钱也不如白役多，但是老实巴交的人不善敲诈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诈勒索，孤陋寡闻的人缺乏争购差票的机会，这些精神、心理和信息方面的成本也限制了众人的进入。比较起来，流氓无产者的优势更加明显，他们是白役的后备军。
假如我想进一步，直接当二地主或三地主，成为直接从官吏手里接票的正役，或者更进一步当个地主，当个填票写票签票的官吏，那价钱就高多了。这笔钱叫“顶首钱”或“顶头银”。
明朝书吏的顶头银一般要三四十两，多者百余两。京师衙门书吏的价格更高，要数百两。数额最大的是两淮盐政，据明末陈仁锡《无梦园初集·九边盐法》称，盐院书吏一名，顶首银一万两。盐道书办八千两。广盈科顶首银二千两。其他房科，最少亦四五百两 。以粮食价格折算，一百两银子大概相当于人民币三万左右。如今一个财政所（户房书吏）的名额大体也是这个价钱 。
明末清初一亩粮田不过卖三五两银子，上述许多“缺”的价格已经够买块土地安身立命了。在古人的心目中，“缺”的交易与土地交易并无本质不同。“缺”有肥瘦正如田有肥瘦。缺有“缺主”正如地有“地主”。缺有“缺底”，正如农田也分“田底”（所有权）和“田面”（佃户使用权）。地可以出租，“缺”也可以出租。细细想来，古人的想法大有道理。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
所谓“钻营滥充”，就是争夺这种稀缺资源的占有权或使用权。反过来说，低成本的伤害能力，合法伤害权之类的东西，就好比是一个利薮，一块培养基，一个生态位，白员就是这个生态位的必然产物。尽管这是一个以害人为生的大物种，我们却不好痛骂人家。资本和劳动力总要无孔不入地流向收益比较高的领域，不消除这块培养基，单骂跑来繁殖的细菌觉悟不高，还要挡人家的财路，就有点不大讲理。
五、官吏的利害计算
纯粹从官僚个人的眼前利益考虑，削减白员有害，增添白员有利。
（明）正德十六年（1521），正德皇上驾崩，嘉靖皇帝即位。当时的文官首领杨廷和替皇上起草了登极诏书，痛裁白员14.87万人，减漕粮153.2万石。这些白员不在锦衣卫就在内监，而且来头不小。有的人原来是宦官、有的是皇上认的干儿子，有的是皇上直接下令升迁的“传升”或“乞升”。可以想像，为了谋求这些美差，那十四万人花费了多少财产和心血。诏书公布后，中外称颂，都说新天子是圣人。
在这场运动中，新皇上捞到了圣人的声誉，老百姓减轻了153万石漕粮的负担，杨廷和却遇到了生命危险。
《明史》说，裁员之后，“失职之徒”对杨廷和恨之入骨，杨廷和上朝时，有人藏着白刃在轿旁窥伺机会。皇上听说后，诏派百名禁卒护卫杨廷和出入。
据《万历野获篇·大臣用禁卒》记载，明朝只有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用过禁军。马文升是弘治初年的兵部尚书（近似国防部长），他痛恨军官冒滥，斥去军营将校三十余人。结果怨家引弓射入他的家门，又搜罗了他的过失，飞书射入皇宫。于是皇帝赐给马文升锦衣卫士十二人。由此看来，裁员不仅有丧命危险，还有掉乌纱帽的危险。怨恨者搜罗裁员者的过失，写匿名信告状，这是常见的官场手段，而在官场混过十几年的人，有几个干净得可以经住这种挑剔？这挑剔相当于一道限制裁员资格的高门槛，偌大的官僚集团未必能挑出几个够资格的人。
过去大臣裁员难，如今小官裁员也同样难。
1998年5月22日《南方周末》讲了一个镇党委书记清退临时工失败的故事，大标题是《惩治腐败裁减官员实施新政 董阳变法遭遇强敌惨败河口》。董阳43岁，调至湖北省黄石市河口镇当书记11个月，清退了48名临时工。这关系到临时工的饭碗，也关系到把临时工塞进来的人物的脸面。结果本镇干部18人联名上书，要求将他调走，上级果然就将他调到区科技局当局长，手下有一个兵，享一份闲差。调走董阳的理由是：他是好干部，但不是好书记。
为什么古往今来总是这么难呢？李昌平在《我向总理说实话》中引述了白员的一段话，其中大有深意。超编数倍的容城财政所在上级的压力下准备裁员，被裁的人放出话来：“进容城财政所都是花了钱的，少于三五万进不来。现在要我们走？没门！”
我觉得这话很在理。三五万不是小数，那是人家一生的重大投资，指望将本取利慢慢受用的投资，你说两句话就不算了？这不是没收土地搞土改吗？非要没收，你就要准备闹一场残酷的阶级斗争，别指望某个阶级会束手就擒，平白让你消灭掉。提高到阶级斗争的高度看问题，就比较容易理解马文升和杨廷和二位前辈动用军队的境遇，也比较容易理解如今董阳和李昌平们的下场。在李昌平笔下，裁减容城财政所白员的努力最后不了了之；在他治下裁掉的上百人也陆续回来了，真正被挤走是他自己。
后退一步天地宽。接纳白员其实是很合算的。干部的工资由国家规定，干多干少都一样。在收入固定的条件下，追求福利最大化的方式，就是减少工作量，也就是增加帮手。更何况，白员的那三五万元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是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以上谈的都是官吏自身利益，没有考虑上级和皇帝的要求，也没有考虑法律和条例的规 定。假如官吏们执法对自己有利，这个法律就不难贯彻。反之，如果执法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还得不到上级的奖赏，那么，皇上下达给官员的命令就近似一纸空文。清朝人刘愚分析四川吏治之坏，就把高官不肯真正执法限制白员说成首要原因。他说：四川吏治之坏，并不是因为官员们有多么邪恶，关键是官员太多。为什么多呢？因为违例。敢违例吗？大官容忍这么做。大官中没有一人认真办事，明知其违例也不肯处理。
为了不执行或少执行对自己不利的法令，同时又不受到上边的怪罪，官员们发展出一套伪装术，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五杂俎·事部二》这样介绍这套通行策略：
上官刚到任，必定宣布一番禁令，这是通行的套路。大体都是胥吏以老套子欺骗官员，官员假装振刷欺骗百姓。说什么禁止参谒、禁止馈送、禁止通关节、禁止私下攻讦、禁止常例、禁止迎送、禁止奢华、禁止左右人役需索，都是自己禁自己犯，早晨下令晚上更改。
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六、百姓监督的利害计算
从理论上说，真正能阻挡逐利洪流的只有老百姓。白员收益的源头正是民脂民膏，只要民众保护好自身的血汗，滔滔江河就可能变成涓涓细流。朱元璋看出了这一点，他也寄希望于人民。
洪武十九年（1386），朱元璋写下了一段充满失望和希望的文字，大意是：过去我任命的那些官，都是些不才之徒，一到任就与吏员、衙役和顽恶泼皮勾结起来作弊，害了我多少良民。我想依靠官员替百姓辨别曲直，但是十九年了，还没有见过这样的官。今后，民间的老人和豪杰要帮助我安民。官府再徇私枉法，就给我把刑房（近似县法院）官吏捆来。再赋役不公平，给我把户房（近似县财政局）官吏捆来。……只要民众按我的命令去做，不用一年，贪官污吏就会全部转化成贤人。为什么呢？因为良民自己能辨别是非，奸邪难以得逞，由此就可以逼迫官员成为好官。谁敢阻挡民众捉拿贪官污吏，满门抄斩！
群众监督政策的实行情况及其效果如何？我找到的历史记载不多，难以作出准确评估，但从零星记录中已经可以看出，确实有一些百姓使用了这种权利并且获得奖赏，还有一些刁难权利行使人的官吏被挖掉膝盖甚至被处死。
朱元璋曾以洋洋得意的笔调记载了一个县官向老百姓求饶的故事。他说，乐亭县（今河北乐亭）的主簿（县府三把手）汪铎想方设法害民，擅自征发劳役，避劳役者要交五匹绢。结果，德高望重的老人赵罕辰等34人联合起来将其绑缚赴京。路上，又有何睿等十名“的当”人、“说事”人和“管事”人（至少有两种为白役）翻然悔悟，改正错误，协助赵罕辰等人将具体执行害民政策的工房吏（统管全县交通城建水利等工程的领导）张进等八人一并绑缚进京。走出乐亭县四十里后，县主簿汪铎求饶说：我十四岁读书，用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你免了我这一次吧，别毁了我的前程。
设身处地替百姓想一想，假如李榕笔下的那些酒店老板被逼停业，他们一定会打听一下停业的禁令是否合法。倘若可以确认不合法，倘若可以确认是差役害人，他们很可能利用这个政策，把害人的家伙绑缚进京。不过我要强调这仅仅是可能，真要成为现实，还有许多需要讨论的条件。
首先，打听信息是有费用的，到县城里搞清楚这一点需要时间和金钱，需要有关系，找对人，这并不容易。其次，禁令很可能是合法的，法令中有许多模糊地带，官吏衙役不至于笨得让百姓一伸手就可以抓到把柄。再次，搞清楚差役是不是白役，也是需要花钱花时间的，有的时候定义模糊，潜规则当政，再加上档案保管严格，百姓根本就别想弄清楚，即使费劲弄清楚了，人家也早跑了，你也早破产了。再往后，过五关斩六将闹清楚了一切，绑缚几个人从四川走到北京又需要多少人手和盘缠？五六千元或被告的家当是否够用？他们反抗或逃跑怎么办？百姓有权将其监禁甚至击毙吗？最后，终于把贪官污吏和白员押解到京了，你去找谁呢？找皇帝？找大臣？如果他们这么容易说上话，我自己去告状就行了，何必抓人？如果告状是一面之词不可信，抓来了被告他就会坦白交代自己的罪行？各级官员向来把百姓踢来踢去的当皮球，抓了几个他们也不在乎其死活的小官，他们就不踢我们了？万一他们再把我们踢回四川却如何收场？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当。政府征税，雇佣了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了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朱元璋指望老农民把这一切都承担起来吗？如果他们真来承担的话，恐怕比承担贪官污吏的侵害还要倒霉。而且，我总觉得这么做有生命危险，难道真能指望人家束手待毙，让你捉去灭族吗？
总之，我不敢指望朱元璋的“群众监督”能够解决多少问题。或许可以解决一些值得拚命的大问题，但我们经常面对的是单独哪个都不值得拚命的一大堆小问题。
另外，群众监督还有并不干净的一面，经历过文革的人想必不会陌生。朱元璋讲过某些刁民如何滥用这种权利的故事，如何藉机横吃横喝，到人家杀鸡宰羊，敲诈勒索，如何拿获贪官污吏白役后做私下交易。 这倒也罢了，反正可以降低贪官污吏和白员们的收益。问题在于难以正常执行政府公务。朱元璋本来限制了衙役的合法伤害权，不准他们拿着牌票下乡抓人，只能发牌传唤，三次传唤不到才可以用强。结果，在官府需要召集民众正常服役的时候，某县一传不来，二传不来，三传都不肯来的达251户，更有一位叫刘以能的刁民，不仅三牌不至，还把前去通知的差役绑缚进京。
我们可以想像，各级官员如何窃笑着把这些信息迅速而夸张地传到朱元璋的耳朵里。他们的潜台词是：不是要限制我们的权力吗？不是要群众监督我们吗？那好，你安排下来的工作我们无法完成，这可不赖我们。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
七、皇帝的利害计算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一年（1398）去世，他的孙子建文帝登基。在即位诏书中，以温文尔雅著称的建文帝宣布：“今后官民有犯五刑者，法司一依《大明律》科断，无深文（刻意罗织从重从严）。”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今后不许依照《大诰》中的严刑苛法断案。《大诰》被不动声色地废除了。建文帝很年轻，生长于深宫，不熟悉基层情况，又被一群文臣包围着，这个决定背后显然有官僚集团的影子。
朱棣以维护“祖训”的名义起兵，夺了他侄子的皇位，恢复了《大诰》的法典地位。不过，坚持了19年后（1421），朱棣也宣布：法司所问囚人，今后一依《大明律》拟罪，不许深文。
三年后，朱棣去世，他的儿子朱高炽即位，在洪熙元年（1425年）正月发布的诏书中，朱高炽宣布他爷爷创建的群众监督制度为非法。朱高炽是个弱皇帝，身边有一个觊觎皇位的兄弟，他的诏书有一股争取官僚集团支持的味道：“朝廷建置文武官，所以统治军民。其间有官非其人，不得军民之心者，军民动辄绑缚凌辱，有伤大体。今后凡有害军害民官吏，许被害之人，赴合该上司陈告。上司不为准理，许诉于朝，不许擅自绑缚，违者治罪。”
这就是说，历史用三十多年的时间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起点的位置。农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长官反映，不能自己动手打蚊子了。但长官自己不疼不痒，他真会着急替农民打蚊子吗？朱元璋说他十九年没见过一个，因此立法让农民自己打。朱元璋生活的年代太早，又没有出国考察过，难免有些孤陋寡闻。现在看来，长官未必没有打蚊子的积极性，这取决于他的乌纱帽在谁手里。如果在农民手里，他就会帮农民打。话扯远了，我们接着谈立法。
朱元璋也担心子孙后代废除他的良法，专门写了《祖训录》预防。不过这仍是凭良心的事，子孙硬不理睬，他也不能从坟墓里爬出来撤人家。而生来富贵的子孙，花钱办事的感觉必定不同于创业者。
开国皇帝好比一个小牧童，含辛茹苦创建了一个牧业王国，当上了牛羊百万的大牧主。他很清楚，牛羊的利益是吃好喝好繁殖好，别被狼吃了，这与牧主的利益是共同的。为了实现这块共同利益，最好精挑细选一万名牧工。牧工不好不行，超编也不行。假如牧工的数字达到90万，所谓十羊九牧，那多出来的89万自称牧工的家伙，在朱元璋和老百姓看来无异于虎狼。朱元璋动杀心，因为他见不得虎狼糟蹋自己的心血，严刑苛法很合乎创业者的性格和利益。
问题在于，选择牧工和捕杀虎狼是很劳神费力的。《春明梦余录》提到过朱元璋的工作量：“八日之间，内外诸司奏札凡一千六百六十，计三千二百九十一事。” 由此计算，朱元璋平均每天要看二百多份奏章，处理四百多件政事。以每天工作十小时计算，每个小时要读二十份奏章，处理四十件事情。平均每份奏章只有三分钟，每件事只有一分半钟。如此高强度的工作，不眠不休苦干十个小时，这个皇帝究竟还有什么当头？
朱元璋自己也发牢骚，据说他写过一首诗：“百僚未起朕先起，百僚已睡朕未睡。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 “江南富足翁”不过是牧主的一条牛，竟然活得让大牧主羡慕不已，究竟谁是主，谁是奴？朱元璋自己苦惯了，发发牢骚也就算了。但朱元璋的后代舒服惯了，假如他们减轻工作量，把过去一天的工作分成五十天慢慢干，多留下一些享受生活的时间，这样做岂不是更合情理？干得不好，无非让牛羊多吃点苦，容虎狼多吃几口肉，与皇帝的个人福利关系很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子孙后代或许要因此受到一些损失，不过三五代之后的子孙的祸福，贴现到今天又能值几个钱？
历史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自从明英宗登基后（1436年），明朝皇帝的工作量就削减到每天早朝处理八件事，相当于朱元璋每日工作量的五十分之一。王锜《寓圃杂记》卷一记载：英宗以冲幼即位，三位内阁大学士担心皇上身体受不了，规定每日早朝，只许言事八件。而且要在前一天将副本送到内阁，由内阁预先提出处理意见。有意思的是，这个临时照顾小孩子的规矩居然定型了：英宗长大成人了，三位阁老也相继去世，没人要求复旧，于是成为定制。
后来，明朝皇帝的生活更加滋润，竟有人敢二十多年不上朝，而且不爱上朝的皇帝都比较长寿，各自占据皇位四十多年。他们死后，明朝还要经过三五个皇帝才最后灭亡。说得更彻底一些，即使明朝灭亡了，亡国之君个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祯上吊自杀是因为他气性刚烈，假如他不死，捞个王的封号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可是足以让无数英雄折腰的待遇。
总之，皇上的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并不完全一致，他追求个人福利最大化是很自然的。
再进一步说，皇帝也是有私人关系的，他的私人关系的利益比国家社稷的利益离他更近。明宪宗喜欢珍宝，成化年间（1465-1487），四方“白丁”勾结内臣，进献珍玩，哄皇上高兴了，动辄便赏个什么官。按照规定，官员任命都要经过吏部，但是皇上硬要照顾私人，破坏祖宗的规矩，官僚们也挡不住。这样的“编外官员”有个专用名词，叫作“传奉官”。前边提到的马文升给过一个数字，他说：“京官额一千二百余人，传奉官乃至八百余人。” 明武宗（1506-1521）时代的传奉官似乎更多，《明史》卷一百八十六提到的数字是：“传奉冗员，多至千百”。由此看来，皇上竟是最大的白员滥设者和容留者，按《大诰》的规定，不灭族也该陵迟处死。
八、对局结果
对局各方的利益分析完了，现在可以做总结了。
苏州府是朱元璋亲自抓过的典型。二百多年后，《虞谐志》如此描绘苏州府常熟县的白役阵容：“计常熟皂隶、快手、健步、民壮、马快，共二百名。每名四人朋充，号曰‘正身’。每正一二副，号曰‘帮手’。每帮手二名，置白役六七名，曰‘伙计’。合之得万余人。”《虞谐志》的作者说，这意味着万余只虎狼，在方圆百里内横行，无休止地弱肉强食。愚昧善良的乡下人之所以丧家亡命，都是因为这个。
明朝人一般算术水平不高，“万余虎狼”相当可疑。我根据上边给出的数字计算，一二名帮手折中算1.5名，六七名伙计折中算6.5名，合计为5900人。就算这样，白员也超出正员的二三十倍。（明）黄省曾在《吴风录》中也提供了一个数字：“隶人之害为尤甚。一人之正，十人之副，与吏胥夤缘为奸。”这里是十倍。
至于吏（白书）的情况，四川巴县的档案表明，晚清光绪一朝的清剿也以惨败告终。光绪25年3月（1899年），巴县在册吏员243名，其中15名是中央认可的正吏，228名是地方政府认可却不敢上报中央的“灰吏”，还有一大批给灰吏当学徒的“白书”。由于白书不注册，准确数字不详，不过能够统计出来的数目已经与灰吏相近了。这就意味着，吏级白员已经接近正员的三十倍。光绪26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巴县大举裁汰冗吏，次年在册吏员只剩113人，不及前年的一半。又过了一年，巴县在册吏员的数字又反弹到233名，增加了 一倍多，裁员失败 。
巴县的白役数字同样骇人听闻。刘衡在清朝道光年间任巴县知县，他说巴县吃衙役饭的约七千人。巴县的额定衙役只有七十人，白役竟是正役的一百倍。
总之，朝廷失败了，白役和白书胜利了，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
官僚队伍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明末的刑科给事中（近似负责监督司法部的总统秘书）解学龙在给皇帝的上书中谈到官员的数字：“国初，文职五千四百有奇，武职二万八千有奇。神祖时，文增至一万六千余，武增至八万二千余矣。今不知又增几倍。” 根据他提供的数字，文武官员差不多增加了三倍，然后“不知又增几倍”。
明朝人关于实际情形的记录也支持上述数字。正统十四年（1449），周忱巡抚江南，发现各州县衙门里有许多佐贰（超编副职），昆山县有两个知县（一把手），三个县丞（二把手），四个主簿（三把手）。县民王廷佩在他来视察时，在驿站的墙壁上题诗诉苦：“昆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胜两大夫。巡抚相公闲暇处，思量心里忸怩无？”
其实，按照如今四套班子的标准衡量，一个县才有屈指可数的几位品官，重叠的两套班子，寥寥几个超编副职，实在是清爽之极。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中组部和人事部明确规定县长的职位是一正二副，最多也不能超过一正四副，而湖北省监利县2000年的实况是一正六副，最高峰时一正十副。科局长一般都是一正八副。 这还仅仅是四大班子中的一套的情况。
写到这里，我再次遇到了定义方面的困惑。一正十副中多出来的那六七位副县长也算“白员”吗？他们在地方政府认可的编制内，而且从财政拿工资，哪方面都不“白”。但他们又不在中央的明文规定之内，类似清朝巴县的那些灰吏。我们要判断对局的胜负，不能不确定一个标准，将这些灰官灰吏归归类。
在当代西方的观念中，官府和民众的关系只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关系。民众掏钱纳税，购买政府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譬如安全和抗灾。官吏衙役及其产品和服务的数量，完全取决于民众愿意掏钱购买的数量，就好像村代销点每年进的糕点取决于村民购买量一样。超出这个量哪怕只有一块，那块也属于废物点心——多余的白员。
这条标准太理想化了，恐怕不能指望民众及其代理人将公共服务公司能管理得这么清爽。别说民众的代理人，即使是私人老板直接管理的公司，一旦管理层级增加，中间加入几个代理人——有资格慷他人之慨的人——冗员和偷懒现象就是难免的。因此西方政府和大公司多少都要染点官场病。不过这条西方标准毕竟提供了一个衡量中心，那就是民众的购买意愿。只要他们肯掏钱，多余的人就不是白员，而是难以彻底清除的冗员。按照这个尺度，朱元璋身边的太监也属于白员，因为百姓并不需要他们。
中国的传统标准是认可太监的，毕竟皇上是大老板，掏钱雇人的是皇上而不是民众。问题在于太监的数量。朱元璋自奉俭朴，用的宦官很少。明朝嘉靖年间的刑部尚书郑晓说，洪武二年规定设置的内官编制（内使、监、奉、御）不过六十人，如今自太监（宫内二十四监局的领导，正四品）至火者（宫内的杂役）已经将近万人了。 这上百倍的差距体现出好老板与败家子的距离。个人色彩如此浓重，我们以哪个为标准呢？
除了民众中心和皇帝中心这两套标准之外，实际上还有第三套标准，那就是官府标准或代理人标准。按说他们不是老板，自己不掏钱，根本就不该以他们为标准，但是中国有自己的特色，代理人往往能当家作主，或者承包后当个二地主。在这第三套标准中，高级代理人和低级代理人的尺度仍有不同。按照中央政府的尺度，那多余六七位副县长就是白员。按照地方政府的标准，副县长就可以不算白员，容城财政所30多个正式编制之外的那一百多人才算白员。但是这一百多人也拿工资，也吃财政，根据容城财政所的标准，他们也不算白员， 不吃财政而吃政策的临时工才是没有争议的白员。
这太复杂了。我们在评判帝国时代的对局的胜负，只能采纳皇帝的标准，准确点说应该是开国皇帝的标准。朱元璋划定的圈子之外的官吏衙役，一概要算作白员。为了贯彻这条标准，我们不得不把太监当成公务员，也不得不把平民百姓可能需要的公务员当成白员。皇帝不肯为百姓掏钱，我们能有什么办法？他是天下万物的总代表，垄断了对错标准的确定权。我们说朱元璋败于白员，依据的便是他的标准。
当然，朱元璋在自己的任期内发动了几次大扫荡，取得过局部和暂时的胜利，但这是一场持久战和游击战。我们可以把儒家信条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正式法规看作一种共识，一项边界协定，一条统治集团与百姓之间在长期互动中摸索出来的公认疆界。我们已经看到，官吏、白员甚至皇帝都乐意侵犯百姓的边界，而百姓缺乏应手的反击武器。抵抗侵犯主要依靠皇上和大臣的良心，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式的迂阔和鲠直。这未免过于软弱单薄了。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
九、大局：淘汰良民假说
白员的胜局又意味着什么呢？复社名士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目睹明朝灭亡，入清后在《壮悔堂文集》“正百姓”中写了一段文字，我想把这段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称为“淘汰良民定律”。“定律”需要更充分的论证，不能妄称，这里先称其为“假说”。 侯方域的“淘汰良民假说”，从百姓的视角展现了白员必胜之局所牵涉的全局。
侯方域说：明朝的百姓，税加之，兵加之，刑罚加之，劳役加之，水旱瘟疫加之，官吏的侵渔加之，豪强的吞并加之，百姓一，而加之者七。
此时老百姓的对策是什么呢？侯方域说，富裕的百姓，争相出金钱入学校；狡猾的百姓，争相拉关系充吏胥。用这种办法可以逃避七项负担中的两项。
这里需要解释几句。按照明朝的规定，州县学校的生员（俗称秀才）和胥吏可以免除赋役。生员是官员的后备军，官员食税而不纳税；胥吏已经是领伙食补助的服役人，因此不再承担赋税。于是，这两种身份就提供了针对“税加之”和“役加之”的避难所。我们知道，胥吏的身份是可以用“顶首钱”买的。生员的身份同样可以买到，譬如第三回中的周进，那位每年挣十二两银子的私塾先生，就用二百两银子买了个相当于生员的监生身份。这种交易实际上包含了避税权的买卖。
不过，侯方域把这两种身份仅仅当成避难所，未免有些消极片面。生员可以领取国家发的伙食费，大体是每天两升米的样子。胥吏不仅有工食银，还有种种陋规收入。这一增一减，对金钱和人力投入来说便是可观的回报。更何况，加入生员和胥吏队伍也将提高对抗刑罚、兵、胥吏和豪强吞并的能力。
侯方域接着说：现在单说赋役问题。百姓正在痛苦无告之时，进学校就免除了，当吏胥就免除了。免除的结果如何呢？侯方域开始进行动态计算。他说，十个人中逃避掉一人，就要以那一人逃避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人。百人中逃避掉十人，就要将那十人的份额加于剩下的九十人。如此恶性循环，逃避的压力越来越大，逃避的竞争越来越难以禁止。于是，天下的生员和胥吏渐渐增多，百姓渐渐减少。开始还是以学校和胥吏加于百姓，后来就是以百姓加于百姓了。
说到这里我想插两句话：第一，侯方域又忽略了生员和胥吏的侵渔能力，按照我们熟悉的比方说，他们从牛羊变成了牧工，他们也要吃牛羊肉的，李榕笔下的白役就是证明。第二，我在描绘白员队伍成员时忽略了生员等身份。那些额外的生员，编外的士兵（专有名词为“挂兵”），吃官饭而无官身的师爷家人长随，甚至无官身而做官事的保甲长（近似如今的村党支部书记），都有理由根据他们吃官饭的程度获得完整或部分的白员身份。
侯方域说：剩下那些没有办法的百姓怎么办呢？如果不死于沟壑（指逃荒要饭病饿而死），就只好相率为盗贼。天下怎么能不乱啊。
这就是淘汰良民定律。良民或者死于沟壑，或者挤入白员队伍，或者沦为盗贼。这条定律比我开头猜想的“白员兴则社稷衰”确切得多。社稷兴衰是难以计算的，良民却可以计算。白员是低成本伤害能力的追求者和使用者，是“破坏力”集团的成员，一旦他们超过某个比例，便吞噬了良民的扩大再生产能力；白员在人口中的比例继续扩大，还将吞噬良民的简单再生产能力。越过这个转折点之后，良民的数量便开始下降。
许多人奇怪，说中国明清有那么多“资本主义萌芽”，为什么不能长出资本主义，看看这条定律就不奇怪了。
在侯方域列举的七条负担中，税、兵、刑罚、劳役、水旱瘟疫、官吏侵渔、豪强吞并，五条来自官府，一条豪强吞并有半官方色彩，只有水旱瘟疫属于自然力量。同样的资本和人力，百姓可以用于生产抗旱排涝设备，也可以用于购买胥吏之类的身份。假如七项负担同等沉重，对付水旱只能免其一，当白员却可以免二减三外加得一。此时，有心对付水旱的良民，究竟何去何从呢？难道不应该加入侯方域描绘的恶性循环吗？
“合法伤害权”是官家安身立命的本钱。这种“官本”“主义”起来甚为蛮横，说什么便是什么，说多少便是多少，越过边界一味地自我扩张，如同李榕笔下的白员所显示的那样，官家的繁荣与商家的繁荣便直接呈现为反向关系。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