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因为手里没家伙。
没有枪、没有炮，敌人不会给我们送，但我们自己可以买。当时主要在日本购买军火，由留日学生周来苏负责，通过日本浪人和黑龙会联系购买枪械、子弹。
黑龙会，不是黑社会吗？怎么和它扯上关系呢？
你要弄清楚这不是购买玩具枪，怎能正大光明？只能通过黑社会地下组织秘密购买。再说了，以黑社会对付社会黑，以黑对黑，以毒攻毒，没什么不妥。
军火由日本运到香港集中储存，因为香港是无税港口，码头一般不检查旅客行李。
周来苏和他的第一批军火出发了，共计手枪115支，子弹4000发，全部塞在两个鼓鼓囊囊的行李箱内。这真是个技术活，周来苏确实真能塞。
但正准备动身，突然有消息传出，香港最近对美国总统号轮船检查行李。
很不幸，周来苏乘坐的正是美国总统号。
怎么办？
换船，时间不允许；退票，同志们不允许，都眼巴巴地等着呢。
唯一可行的是换票，把普通舱位换成头等舱位。
干革命还要享受？
不是，头等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这样的人一般不会检查。
美国总统号从横滨起航了，所有的同志都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着。终于，轮船稳稳地停泊在香港，码头没有任何人检查，一切有惊无险。
同志们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簇拥着冒着生命危险凯旋的英雄周来苏。伸出热情的双手，异口同声说着一句话：恭喜凯旋，军火拿来。
周来苏流下了激动的泪水，同志们的深情厚谊无比温暖，他绘声绘色地描述起轮船上那动人的一幕。
自从听到了要检查的坏消息，周来苏在船上苦思冥想。为了革命的长远大计，为了黄大哥的宏伟理想，终于，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这个决定确实很艰难，以致要三更半夜偷偷摸摸地进行。周来苏吃力地将两个行李箱搬到甲板，嘴里默默地念叨：“军火诚可贵，安全价更高；若要保生命，只有丢军火。”他深情地凝望着蔚蓝色的大海，义无反顾、毫不眷念，挥挥手，将军火全部丢向了浩瀚的大海。当然，随身行李还是没舍得抛。
听了周来苏的安全事迹动人报告会，同志们无一不竖起大拇指，当然是向下：“懦夫，鄙视你！”
从此周来苏被改名，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周丢海”。
第一批军火就这样黄了。
周丢海是不能运军火了，改由另一位留日学生吴永珊负责，他做事果断，胆大心细，应该不会出什么差错。
为了安全起见，每次在日本购买军火，吴永珊都单独接头，单独携带。
一次，吴永珊购买了2000发子弹。回来途中，不巧天降倾盆大雨，吴永珊手持雨伞，脚穿日式高脚木屐，两腋各拴着1000发子弹，外面套件和服，在雨中艰难地行走。路滑鞋高，稍有不慎就会摔倒。
很不幸，他碰上了比摔倒更危险的事。
前面一个警察慢悠悠地走着。
吴永珊不敢快走，怕警察看出破绽，也只好慢悠悠的。
更不幸的是，后面又来了个警察，将吴永珊夹在中间。
吴永珊不敢慢走，怕后面的警察赶上来，只好加快步伐。
我怕走得太快，被你察觉；我怕走得太慢，被你赶上，这样的走路太憋屈。
既不能快走也不能慢走，怎么办？
很简单，那就往旁边拐。
吴永珊找准机会一闪，拐入旁边一个小巷，总算摆脱了前后夹击的警察，顺利地将子弹带回住所。
靠着胆识和运气，吴永珊就这样有惊无险地运送了四批军火到香港。
第五批军火开始起程了。
但谁也没想到，这最后一批军火竟会惹出那么大、那么多的麻烦，其惊心动魄的程度远远超过周丢海的安全事迹报告会。
这最后一批军火共运送120支手枪，吴永珊真的很能塞，将120支枪全部塞进一个长不过三尺、厚不过几寸的皮箱里。方便但不轻便，看似很小的皮箱，提在手里重得要命，一不小心连人带箱都会摔倒。
麻烦的还在后面，当时皮箱是由东京托运到横滨，再从横滨出海。不知是谁粗心，竟拿错了取行李的运牌号，一到横滨就被扣住了。
要想拿回来，就得说清楚皮箱里有哪些东西，还必须当场打开清点，核对无误后才能取走。这是领回自己东西的基本程序，大家都明白。可是私运军火就是要让大家不明白，越不明白越好，一打开行李箱，那什么都黄了。
吴永珊只得另想办法。
他首先买了一只大小、颜色、款式一模一样的皮箱，里面塞满了东西，提起来也是重得要命。
难道要掉包？
对。可是怎么掉包呢？
吴永珊提着假皮箱来到清政府驻横滨领事馆，找到一位任秘书的朋友，委托他以领事馆的名义写个担保信，将皮箱领回来暂存于领事馆，然后再悄悄地掉包。
秘书正准备写信，麻烦又来了。
添麻烦的是领事，他是个正直无私的外交官，决不允许以公谋私，决不能玷污自己和国家的声誉，一口回绝。
没办法了，吴永珊叫一位头脑灵活的小伙子去车站碰碰运气，见机行事。小伙子叫陈策，只有十八岁，是同盟会员。
陈策能顺利完成任务，他会是周丢海第二吗？
陈策还在苦思冥想，到底用什么好办法才能取回行李箱呢？
出发前，陈策特意打扮了一番，头发梳得倍直，西服穿得笔挺，皮鞋擦得铮亮。
到达车站时已是深夜，所有的行李都取走了。只剩下装满手枪的皮箱孤零零放在那儿，一位车站乘警专门看管。
陈策感慨：日本人真是负责，可我现在宁愿你马虎点，最好是马大哈。
战斗开始了，磨嘴皮的战斗。
陈策将相关托运车票和错拿的行李运牌号递上：“箱子是我朋友的，钥匙他带走了，我打不开。”
大家都会说的借口当然不能成为最有力的借口。乘警没有任何松口的表示。
到这份儿上了，急也不行。陈策神态安详，和颜悦色，但加重了语气：“做人要讲诚信，我决不能未经朋友允许，私自打开皮箱，请您务必通融一下。”说到这儿，陈策来了个日本式的深深鞠躬。
乘警看看陈策，小伙子仪表堂堂，穿着得体，谈吐不俗，不像是个歹人，脸色稍微好看了点。
陈策看在眼中，马上来了句“斯米马塞”（日语：不好意思，打扰了）。
夜很深了，乘警有点疲倦，打了个哈欠。
好机会，陈策边说边做了大胆的动作，一只手抓住了就在旁边的皮箱把手，看着乘警，乘警没有任何表示。陈策接着又挪动了一步，乘警依然没表示。那就提箱走人，陈策提着皮箱大踏步地离开了车站，边走边大声说：“阿里亚都，斯米马塞，沙扬娜拉！（日语：谢谢，对不起，再见！）”
陈策暗暗得意，看来那几句字正腔圆的日语起作用了。
任务完成了，军火回来了，革命有戏了。
吴永珊很高兴，问到底用了什么妙计。
陈策只回答了一个字：“磨。”
感谢吴永珊，让革命者从此不再赤手空拳，他后来改名吴玉章，是共产党五老之一。
感谢陈策，字正腔圆的日语彻底征服了日本人，这个小伙子后来成为一代海军名将。
所有的军火都安全地到了香港，但还有个更大的问题，怎么运到广州？
广州不是免税港口，盘查甚严。自从温生才刺杀那个看气球的孚琦后，已是风声鹤唳，严查一切攻击性武器。
考验同志的时刻又来了，不仅是胆量，还有脑细胞。
在战无不胜的黄老师思想指引下，他的兄弟们怀着必胜的信念和无比的勇气，继续披荆斩棘、乘风破浪。
黄老师再次出手了。
香港鹅颈桥，这一天热闹非凡。黄兴亲手点燃鞭炮大地红，锣鼓齐喧鸣，鞭炮震天响，在大家的恭喜发财声中，新店铺正式开张。
同志们奔走相告，黄老师下海经商了。这大哥一出手果然与众不同，店铺一开张就人气爆棚。
每天清晨，总有许多蓬头垢面、胡子拉碴的人，在大门口排着队。出来时都是容光焕发、神采奕奕。
他们是黄老师的小弟，报名参加革命的吗？
当然不是，黄老师从不这么高调。
店铺大门上贴着一张“敬告顾客”：
无论男女、不分年龄、不要学历、不管你暂住还是常住、不管你奉耶稣还是信孔子，只要你有着一头浓密并不飘逸的乌发，都可以光顾本店。本店专门回收头发，免费理发；每天前十名额外招待午餐。
最后是一行醒目的广告语：从头开始、洗心革面，请来这里。
这么好的事情，这么好占的便宜，谁不愿尝试？店铺生意极为兴隆，大家纷纷顶着乱蓬蓬的头发光顾黄老师的店铺。
在广州，黄老师委托朋友开了个发饰加工厂。原材料、运输、加工，一条龙服务，这生意做得是风生水起。
每隔半个月，几十箱又脏又乱的头发运到了广州码头，检查员刚刚准备翻查。忽而一阵风乍起，头发如柳絮飞舞，落在检查员的头上、身上。
脏兮兮、臭烘烘的，还查什么，放行。
头发运到发饰加工厂，革命党同志们整天穿梭在黑发、白发、黄发堆里，头上、脸上、身上到处都是岁月的痕迹。
他们在寻找什么？财富？
是的，革命的财富：军火，军火就藏在头发里。
至于一些小宗的军火，那就充分运用女性的优势，扮作贵妇人，将手枪藏在手提包里；扮作孕妇，将手枪藏在腹部的衣服里；扮作漂泊在外的游子，军火藏在礼品盒里，大大方方地进入广州。
头发的故事再一次雄辩地证明，黄老师和他的革命团队的智慧是无穷的。他们总是善于从小事、琐事做起，想人之不能想、不敢想，活学活用、大胆创新、勇于变革，走出了一条可持续发展的革命传奇之路。
枪有了，接下来就是人的问题了。
还是那句老话：敌人不会给我们找，我们自己可以找。
黄兴挑选了几百个敢死队员，主要来源于海外华侨、青年革命党人、当地一些农民。当时叫选锋，准备兵分十路，在广州城同时举事。
农民多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短时间内突击训练。就地取材，在墙上挂个小竹篮，选锋队员们在三米开外，一个个手拿铜钱，看准目标投进去，投篮游戏。
当然不仅仅是投篮，而是以此练习投掷炸弹的准度。
最出色的投篮手是喻培伦，稳、准、狠，三分线内，命中率百分之百；三分线外命中率百分之九十八，百分之二的误差是喻培伦故意留一手，给大家点面子，自己永远是主角，游戏就不好玩了。
因为刺杀孚琦，广州城已是风声鹤唳，严查户口，驱逐一切可疑的单身汉。理由是有家有口的一般都是常住居民，谁愿意在家门口冒风险？
于是一幕动人的景象出现了。
大红喜字贴上去，欢欢喜喜进洞房。
红烛高烧，美人含羞，可是丈夫却悄悄地离开了洞房。不是丈夫有毛病，而是他们不能同居，因为一切都是在演戏。为了革命，许多男女革命党人扮作假夫妻。
当然，假戏也可以真做。革命成功后，他们却不愿分开了，成了真夫妻。
感情最忌造假，他们有真爱吗？
谁说没有？在炮火中穿梭，在铁血中牵手，别人是患难与共，他们是生死与共。如果这样都培养不了真感情，那这个世界还有真爱吗？
这是世上唯一的假戏真情！
枪有了，人有了，万事俱备，只欠黄老师刮起东风了。
黄兴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精心谋划，重拳出击，计划兵分十路，亲率八百名敢死队员，一举占领广州全城，要在这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带领兄弟们唱响那最动人的歌谣。
黄兴和他的兄弟们准备好了。可是有人准备得更早，枪响了，是温生才刺杀孚琦的枪声。
枪响得太早，张鸣岐封锁沿海港口、码头，全城大搜捕。调重兵巡防营驻扎地势最高的观音山，扼广州咽喉。所有新军没收子弹、撞针、刺刀。
广州城气氛骤然紧张，这时又传来一个坏消息，从日本运来的最重要的一批武器被“周丢海”扔到了海里。一些海外的捐款和武器无法到达广州，在香港的敢死队员也进不了城。
怎么办？
是前进还是退缩，是谨慎还是冒险，是步步小心还是孤注一掷？
同志们都在等着答案，等着黄兴的最终决定。
黄兴面临着这一生最难做的一个抉择，义无反顾地向前？可此时在广州的敢死队员只有两百人不到，枪械也不是很充足。黄老师是个思维缜密的人，他的生死之交一个个离去，他不忍心看着革命的人才做无谓的牺牲。
退后？多年的准备、心血转瞬付诸东流，怎么向同志们交代？怎么面对死去的兄弟？怎么面对海外热情捐款的侨胞？黄兴的脑海中浮现出仗义相助的黄牧师、不能卖友的龙绂瑞、曹亚伯，还有那肝胆相照、义薄云天的马大帅。终于，他下定决心：
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我不去想未来是平坦还是泥泞。
革命党同志请黄兴留言，他大笔一挥：“丈夫不为情死，不为病死，当为国杀贼而死！”起义前一晚，黄兴给家人留下绝笔书：“身先士卒，努力杀贼！”
不过大伙儿一致决定有一个人不能去，他必须要留下来。
他就是喻培伦喻一手，留下喻培伦就是要给革命留一手，革命还指望着他制出赶超国际水平的炸弹呢。
喻培伦微微一笑，来到黄兴面前：“大哥，你去了，我还能留下吗？”
黄兴沉吟不决。
喻培伦急了：兄弟们，你们有谁扔炸弹比我更精、更准、更狠？
大家一时无言，说的也是，杀人少了喻培伦还真不行。
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农历三月廿九，下午五点半，黄兴和同志们臂缠白毛巾，脚穿黑面胶鞋，手拿短枪，喻培伦胸前挂着筐子，装满炸弹，负责开道。一路冲向督署衙门，擒贼先擒王，先把张鸣岐放倒。
黄兴和他的兄弟们出发了，在街上、在桥下、在田野中，更要到总督衙门，唱着那热血的歌谣。
也许是现在，我悄然离去，请把我埋在，这春天里。
督署东西辕门驻有一连士兵，正在吃晚饭。突然子弹、炸弹一起飞，士兵们突遭袭击，措手不及，纷纷逃路。
张鸣岐急令关闭宅门，宅门在大堂、二堂之间，木制，外包薄洋锡，颇为坚固。黄兴下令火烧大堂暖阁，用重物撞开宅门，直入二堂、三堂上房，却找不到张鸣岐。只有张凌云和张家老小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他手里没敢拿鞭子，毕竟，鞭子玩得再花哨，也快不过子弹。
黄兴看了他们一眼：“不关你们的事，不必害怕。”
张鸣岐找不到，大家赶快撤啊。
撤不了了，大量援兵已堵在大门口，架起机枪扫射。没有办法，只得又退回来，从后门上屋顶撤退。
黄兴手持双枪，左右开弓，杀出一条血路。半途遇到清军巡防营，右手中弹，中指、食指被打断，忍痛用未打断的关节继续开枪。退至一米店，趁夜色出广州，潜至香港。
黄兴到香港后，得知生死至交喻培伦、林觉民、方声洞等遇难，恸哭失声。口述革命报告，由胡汉民执笔，联名向海外侨胞发布革命报告书，革命经费一笔一笔详细列出开支，主动承担所有责任。
革命之路多歧，黄老师，莫要太伤心，擦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遗体，再次上路吧。
你的铁血远没终结，不远的武汉正等着你。
此时，广州城正上演一出柔情，都是因为一封信，一位二十四岁的青年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让铁血辛亥年突然绽放出无限的百结柔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