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年大年初一，黄鹤楼上正举行小型春节团拜会。几位青年，几碟小菜，一壶白酒。酒酣耳热，正为一个文学团体的名称争得面红耳赤。
这年头，还玩纯文学？都说文艺青年很傻很天真。
玩纯文学有什么不好？独守着一份宁静和寂寞，只想低调，不愿炒作，至少证明我们还有梦可做。文艺青年们，雄赳赳气昂昂地去玩纯文学吧，因为你们的春天即将到来。
文艺青年们经过一天激烈的讨论，终于给这个文学团体起了个很给力的名字——文学社。
大家一致推选一位德高望重的人任首任社长——其实这位社长很年轻，才二十六岁。他不是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正式职业是士兵，他叫蒋翊武。
一个士兵爱好文学，左手笔杆子，右手枪杆子？
枪杆子里出政权，笔杆子里出人心。
当纯文学不再是文艺青年的专利，当士兵们开始憧憬风花雪月，即将会发生什么呢？
别急，那是将来的事。
现在一切都听社长的，鉴于一些新入社的文艺青年对他还不熟悉，有必要介绍一下蒋社长的个人履历。
在浩瀚的洞庭湖畔，群山环绕间，隐藏着一个无比美丽的小城：澧县。它到底有多美？“自汉而南，州之美者十七八，莫若澧”，柳宗元这样称赞。在小城里，有条神秘的大街，传说仙人丁令威在此隐居，可终于耐不住世俗的喧嚣，最终飘然而去，从此这里就叫丁公桥。
丁公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丁公桥。
这一去，丁公桥寂寞千年。
千年之后的1885年农历五月初六，一个小男孩在这呱呱坠地。从此，寂寞不再。
小男孩就是蒋翊武，他从小就喜欢听传说，也渴望自己能成为传说。
蒋家世代佃农，到蒋翊武的父亲蒋定照这一代，依然家境贫寒，食不果腹。蒋定照不得不进城在一个小豆油皮店里做学徒。店主是一对老年夫妇，无儿无女，对他像亲生儿子一样。临终前，将所有家产留给了蒋定照。
蒋定照的生活发生了一些改变，但不是质的改变。
不是有遗产吗？生活质量应该会有大幅度提高啊。
是有一笔遗产，总计是一间矮小的屋棚、两口大锅、一口大缸、一副石磨、几十根竹竿。
虽然不多，蒋定照却很高兴。他将棚屋稍加修葺，取名为“蒋兴发豆笋店”，好歹有了自己的店铺和事业，他希望新开张的店铺能给自己带来好运和快乐。
不久，豆笋店的少东家蒋翊武诞生了。
少东家果然与众不同，从小就喜欢问十万个为什么，而且别人都回答不了。他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同样是人，差别咋就这么大？
这些问题涉及社会、政治、人生，很玄很深奥。蒋翊武父母整天头脑里是豆皮、豆笋，根本没时间和他做纯学术的探讨交流。
没人交流就自己想，越想问题越多，思想也越成熟，蒋翊武显示出了和年纪不般配的早熟。
长辈们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因为喜欢问十万个为什么的孩子人生注定不平凡。可是大家说好还不算好，必须要请权威专家鉴定。
权威专家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以预测吉凶，点化人生。它有个专门术语：算命先生。算命先生拿了蒋社长的生辰八字掐指一算，口中念念有词。
说了什么？
谁都能猜出来。命中注定富贵，须有小磨难；晚年荣华富贵，光宗耀祖。都是些老话、套话，老百姓却百听不厌。
蒋翊武好不容易找到个倾诉对象，抓住算命先生不放，将所有平时高难度的思考全部倒出来：“算什么命？假大空，每个人的生命都掌握在自己手中。”接着蒋社长来了一段感人肺腑的内心独白：这个世界为什么有如许的不公平？为什么皇帝可以高高在上？为什么草民要匍匐在地？为什么有人穷，有人富？
可怜的算命先生当场怔住了，小小年纪，竟提出了有着如此深刻内涵的宇宙哲学命题。
是啊，算了一辈子的命，总是说着言不由衷的假话，总是不能透过现象看本质，总是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为什么有人富，有人穷？为什么自己一直没富？贫富差距的根源到底在哪儿？我为什么一直算不准自己的命？惭愧啊惭愧。
一个小男孩的人生思索彻底唤醒了算命先生久已麻木的心灵，他向蒋翊武父母拱拱手：“令郎天资卓绝，以后必定成大器。但要想成大器，必须要读书。”
这次是算命先生的真心话，和八字无关。就是因为这句真心话，算命先生吃了顿免费的午餐。
从此，蒋翊武就背起书包，踩着兄弟们的肩膀快快乐乐地上了学堂。家里太穷，只能供养一个读书，兄弟们只能继续在油榨坊、百货店当学徒。
蒋翊武进入县城最好的“澧兰书屋”读书。他是最穷的学生，却是最好的学生。老师称赞他“资性敏捷，读书过目不忘”。他开始成长为不傻不天真的文艺青年，乡贤屈原是他的最爱。
除了读书，蒋翊武也爱读天下。闲暇时常携几个知己好友，游遍了澧县的山山水水。他常常登上后乐亭，遥想范文正的文治武功，慨叹“现今天演竞择，非武力莫能制胜”，从此改名翊武。
为了配合这意义非凡的改名，蒋翊武常常到澧水去中流击水，白天骑马、射箭、技击，晚上熟读三韬六略。
他和同窗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睥睨一切。当县官的八抬大轿前呼后拥的过来，蒋翊武面带冷笑，轻蔑的眼神投之以轻轻的一瞥。
当项羽看见秦始皇时，要取而代之。
当刘邦看见秦始皇时，要想成为这样的大丈夫。
当蒋社长看见不知名的县官，话都不屑说。
我又想到了一个附加题：假如时空可以轮换，当蒋翊武看见秦始皇时，他会说些什么？
答案很简单，一句话都不说，直接过去废了他。
蒋翊武只想和古人说话，铮铮铁骨的古人。岳飞、文天祥、史可法是他的行动偶像；黄宗羲、王夫之是他的精神导师。
一些同学参加科举考试，他继续用轻蔑的眼神看这些人，慨然怒斥“奴隶功名，要它何用”。
1900年八国联军攻占北京后，蒋翊武在大庭广众之下痛哭流涕，边哭边大声呐喊：“祖国啊母亲，我生病的母亲，快快好起来；清狗啊清狗，我要推翻你！”刚刚还围了许多人看这个大街上哭泣的男人，他们手里攥着零钱，准备来倾听流浪歌手那沧桑的歌喉，一听这话，顷刻散开，这个男人胆子忒大了。
泪流了，话说了，大家都看见了，蒋翊武高姿态地踏上了革命之旅。
革命也要有路线，按当时的惯例，先去日本淘金，淘来革命的战友、计划、军火。
蒋翊武继续高姿态地踏上了日本之旅。先到上海，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多喝了几两酒。来到海边，遥望看不见的日本，心潮澎湃，人生新的一页即将掀开。他敞开衣襟，对着大海怒吼：
海风你吹得再猛烈一些吧，海浪你摇得再澎湃一点吧。
豪言壮语刚刚说完，回到旅馆就病倒，看来是海风海浪确实太大了，吹着凉了。这一病就是几个月，没办法，暂时留在上海。
一天，满腔豪情却又无比苦闷的蒋翊武再次彷徨在海边。依然敞开衣襟，迎接海风海浪，遥望大海，慨叹着：“难道海那边的精彩注定与我无缘？”
这时，一个男人，同样满腔豪情地郁闷着彷徨在海边。他们彷徨地迎面走来。
不需要任何的言语，只是眼神的碰撞，就足以胜过千万次的问。
你就是我的知己，我愿做你的知己，两个男人成了知己。
这位知己是他的老乡，叫杨卓林，一位愤世嫉俗的热血青年。他们有着相似的家境、相似的童年、相似的志趣；唯一不相似的是姓名，唯一可以忽略不计的也是姓名，那只是个符号而已。
杨卓林家贫，经常借邻居家的蜡烛看兵书、演义。夜深人静，读到兴奋处，辄拍案狂叫：“大丈夫生不封万户侯，即赴锋镝死耳，安能郁郁与乡里小儿作生活哉！”
话说得够气魄，不过蜡烛从此借不到了，严重干扰别人休息。杨卓林也不在乎，反正兵书看得差不多，该是实践的时候了。他投笔从戎，驻守在京津一带，庚子年曾抵御八国联军，手刃数人，自己也身负重伤。
伤养好了之后，杨卓林遍游大江南北，结交各路豪杰，豪气更为高涨。转了大半个中国后，来到南京，考入了将备学堂。当时盛传两江总督周馥要将金陵狮子山租借给德国，杨卓林听了义愤填膺，老是嚷嚷要杀了卖国贼周老头。
先是在家里说，后来在外面说；开始是和几个人说，后来是和一大群人说。说说倒也罢了，杨卓林边说还边掏出手枪比划着。
当然，最后周老头没杀成，天天说谁不知道？杨卓林逃到了日本，潜心学习制炸弹，准备干一桩惊天之举。
1906年，杨卓林潜回上海，等待从日本运来的军火。可是左等右等就是等不到，满腔的豪情化为满腔的愤懑。
自从遇见蒋翊武，两个失意的青年一见如故，他们煮酒畅谈快意的人生，革命的伟业，共同创办了一份报纸《竞业旬报》，把自己的快意统统写在报纸上，给千百万的人看。
杨卓林始终有一个梦想，炸掉周老头一帮，整天嚷嚷：“死得其所！”
终于，杨卓林带着炸弹上路了。路上，他遇见两位老乡，大家热情地攀谈，几句话下来，原来同是革命中人。杨卓林暗自庆幸，我的运气就是好，在海边、大马路上到处遇见革命的知己。
可惜这次看走眼了，革命者是假冒伪劣，周老头一帮的密探。
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我的生命从此就给了你。
蒋翊武还在等着，可是杨卓林再也不会回来了，知己转眼黄泉两隔。
悲愤的蒋翊武又回到了家乡，他变了。时而整天待在家里，时而喝老酒看兵书，时而仗剑高吟，旁若无人。四周邻里议论纷纷，这伢子，怎么跑了一趟繁华的大上海失落成这样？
大上海的纸醉金迷当然腐蚀不了蒋翊武的心灵，他是在怀念故友，等待时机，期盼未来。
终于，蒋社长做出了决定，当兵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当兵。
为什么现在要当兵？
因为文艺青年救不了国，好不容易的一次凭海临风，却转眼受凉，太娇弱了。军队，只有军队才是个大熔炉，考验毅力，强健体魄。
当文艺青年不再向天痛哭流涕，不在沙滩边凭海临风时，当文艺青年不傻不天真时，世道真的要变了。
蒋翊武来到了武汉，当了兵，做了个小小的班长。在这儿，他又遇见一个人，不仅在他生命中，在所有革命者的生命中都无比重要的一个人。
也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两个男人匆匆地擦肩而过，又同时蓦然回首：只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的容颜。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没有别的话可说，唯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
噢，你也在这里？你的传奇太曲折，你的曲折太揪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