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保障人民生活
昆明市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面对当时极其困难的财政经济状况，中共昆明市委和昆明市人民政府认真地实施了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等一系列重大政策，以实现全市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统一货币，让人民币占领市场。昆明解放初期，市场交易中除国民党政府统一发行的纸币外，尚有半开(云南发行的地方银币)、本票、银元、外币流通。由于物资紧缺，供应紧张，投机猖獗，造成物价多次上涨的混乱局面。为统一货币，稳定物价，昆明市军管会于1950年3月8日发出布告：“人民币是惟一合法货币，所有完粮纳税以及一切公私款项收付，物价计算，均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国民党政府发行的一切伪币，均为非法货币，禁止在市场流通。”继之又明令宣布禁止非法银贩活动，对扰乱金融者，一经查获定予严惩。限期将银元、半开向当地人民银行按规定比价兑换，不愿兑换者可自行保存。同时，还向人民群众进行了正确使用人民币的宣传教育。到4月底，人民币基本上占领了昆明市大部分市场。
组织粮食供应，稳定市场。1950年初，昆明市人口计26.7万人，接管时仅有存粮240万市斤，只能供应昆明市民8天的口粮。由于粮食奇缺，供应紧张，粮价不断上涨，加之私营粮商投机倒把，昆明市连续发生3次大的粮价波动。为掌握粮源，保证军需民食的供应，云南临时军政委员会即令昆明附近12个县在1950年3月以前，紧急往昆明调运粮食2.5万公石，实际完成2万公石。并清查了解私营粮商尚有存粮4247公石，以迎接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
5月4日，成立云南省贸易总公司粮食部，负责粮食收购、销售、调节余缺，平抑物价。先后从楚雄、大理等地调运粮食1642万市斤充实昆明粮库。并从征收和调入的公粮中拨出6000万市斤由国营公司投放市场；昆明县16个乡镇39座粮库共有存粮1765万市斤，就近供应昆明城郊部队、机关、企事业单位用粮；动员和鼓励私营粮商积极采购粮食运往昆明销售。经多方努力，至1950年底，国家掌握了近1亿市斤粮食，除供应军需民食外，还有一定的粮食储备。为了增加粮源，保证粮食供应，昆明市改革了旧的田赋制度。
1950年3月12日，昆明市军管会发布《云南省1949年公粮征收办法》规定：前国民党之征实、征借办法一律废除，自本年起，公粮征收，实行累进计征、田多者多征、田少者少征、无田者不征、合理负担的原则。国家向农民征收粮食，剩余粮食自由销售。所征公粮，除供应部队、机关、厂矿、企事业单位人员的口粮外，还拨出一部分给国营粮食公司投放市场，解决市民的口粮。
为防止谷贱伤农，4月20日，西南区粮食公司提出：在国家牌价高于市场价的地区，应该大量收购粮食，实行吞吐政策，以稳定粮价。昆明市从50年代初就实行了粮食凭票证供应管理。规定凡军队用粮，云南使用西南军政委员会财政部规定统一印发的粮票，凭粮票提粮，不再付款。
7月18日，本省印制的“云南省粮食局粮票”开始发行，与“西南区粮秣票”在本省同时使用。市军管会规定：凡持粮秣票的机关、部队人员向地方政府兑粮时，要按住宿实有人数，并按供应标准颁发粮食，不得兑粮带走，粮秣票颁发比例不得超过用粮预算的20％，严禁买卖粮秣票或用粮秣票抵发薪金。为克服粮食供应困难，4月25日，昆明市统一规定加工销售“九二米”(即每100斤稻谷碾92斤米)“八一面”(即每100斤小麦磨81斤面粉)，委托私营厂商加工，以副产品糠麸抵加工费。按照“团结守法私商，打击投机商”的方针，对私营粮商进行团结教育改造。通过昆明市粮食同业公会，组织动员私营粮商(厂)订立“不抬价，不囤积居奇，不扰乱市场，遵守政府法规，正当营业”为内容的爱国公约，要求共同遵守，互相监督。对有轻微不法行为的进行批评教育，对严重违法的坚决打击惩办。解放初昆明市有私营粮商103户，粮贩65户，共168户，到1952年底减少到43户，其余变为国营粮食公司的代销店。这些粮商、粮贩，对发展生产、保证供应起到了积极作用。
整顿财政税收。昆明市的税源占全省60％以上，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首先废除了国民党时期的苛捐杂税，重点抓好工商业税、存货补税、房地产税、使用牌照税、摊贩牌照税及催缴大量的尾欠税款。在征收公粮中，为解决地方经费，随公粮附征10％的地方附加税。为促进人民币的发行、流通，保证人民币占领市场，每斤公粮附加人民币10元(旧币，折合人民币1厘)，并规定必须以人民币缴纳。1950年计划分配税收任务大米1.17亿市斤，实际完成1.21亿市斤。完成任务的103.23％。
贯彻“统收统支”的财政管理体制。昆明市财政局成立后，接管了国民党财政局银行存款大洋19564元。为克服财经困难，根据中央《关于统一国家财政工作的决定》，实行高度集中、统收统支、收支两条线的财政管理体制。云南省人民政府规定，昆明市的各项税收及其他收入全部上缴省；支出统一由省核拨。1950至1951年，先后开征工商业税(含营业税及所得税)、货物税、房产税、地产税、特种消费行为税、车船使用牌照税、印花税、屠宰税、交易税等税收。根据地方公益事业由地方解决的精神，开征了工商业税地方附加、房地产税地方附加和城市公用事业地方附加，用于城市一般维护和事业费开支。除上述规定的税收外，禁止一切摊派。经过1950年平抑物价的斗争，使20多种主要商品的价格稳中有降。党和政府还通过推销公债、开展城乡贸易以恢复发展生产，从根本上解决了国民党政府长期没有解决的通货膨胀问题。
为了战胜财政困难，争取物价稳定，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发行1950年第一期人民胜利折实公债。3月19日，昆明市成立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随即在全市开展推销公债的宣传教育活动。广大工人、农民节衣缩食，带头购买公债；工商界民族资本家、爱国人士等纷纷竞相认购，超额完成了购买公债的任务。在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努力下，全市共认购94万余分，比原计划超额完成14万分。
1950年5月24日，为活跃城乡经济，云南省人民政府成立了云南省合作总社筹备处，后改为昆明市合作总社，归昆明市领导。省政府先后建立了各专县公营贸易机构，广泛建立推销、采购、贸易小组，到各乡村、小镇、集市推销工业产品及其他日用必需品，在全市私营工商业中，采取调整批零差价、扩大收购及加工订货、规定经营范围、向困难企业投放贷款、调整税收等措施，先后扶持135家私营工商业维持和恢复了生产。
国营商业企业建立初期，力量薄弱，市供销合作总社在农村广泛组织供销合作社，经营食品、百货等生活用品。一些重要商品采取高于市场价向农民收购，低于市场价供应，很快平抑了物价，安定了人心。在城市通过开设马店、成立农民服务所，吸引农副土特产品进城，并兴办肉食、蔬菜站，以保证城市人民生活需要。
昆明市合作总社成立后，重视扶持农村发展商品生产，注意扶持手工业生产，先后组织发展丝、棉线、土布、面条、纸袋盐及砖、瓦、砂石料、铁、竹、木农具生产，其中还部分承担全省供销社的批发调拨任务。组织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由各基层供销社向农民直接供应铁、竹、木小农具，就地取材，就地加工，就地供应，扶持了农副业和手工业生产。通过大力扶持私营企业和推销产品到广大农村，扩大了城乡物资交流，活跃了城乡经济。
发展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文化卫生事业
昆明市文化教育界的广大爱国教职员工和学生，在民主革命时期，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昆明接管后，昆明市军管会采取维持现状，逐步改造提高的方针，决定不派驻军事代表，依靠原有的教育行政机构和学生团体，进行系统地教育与行政管理。文教接管部分别召开中等学校和小学教育会议，贯彻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学校行政工作由师生员工组成“四联会”负责。昆明市军管会通过委派在教育界有名望的人士为各校校长，组织以校长为领导的教务委员会，由各校自行清点移交。接管中，为集中人力、物力和财力办好学校，将昆明市12所公立中学合并为8所，取消反动的训导制度，实行教导合一；取消军训、童训和反动的公民课，增加政治课。既考虑国家财政困难，又考虑不使学生失学、教师失业，昆明市军管会颁布了《人民助学金条例》，废除了不合理的公费制度，改为人民助学金，制定学校收费标准，使大多数学生能够承受和负担，对经济困难的学生给予合理的照顾。对私立学校实行“公私兼顾，继续维持，逐步改革”的方针，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逐步改造私立学校。
1950年4月4日，昆明市军管会将《平民日报》合并《云南日报》，组建了新华社和人民广播电台，围绕当时统一财经、征粮、剿匪等中心工作进行宣传教育。与此同时，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事业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昆明保卫战胜利结束，为迅速恢复建立革命秩序，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公私财产，防止敌特捣乱破坏，做好迎接解放军接管城市的准备，中共昆明市委根据《共同纲领》的精神，在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不便公开活动的情况下，决定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简称人联)，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把全市各阶层的人民群众联合起来，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协助起义当局管好城市，建立革命秩序，为迎接解放军接管昆明做好准备。
1949年12月21日，由中共昆明市委副书记赖卫民主持，在高山铺致果巷10号召开组建“人联”的工作会议，讨论组建“人联”的有关事项。22日，市委组织全市人民欢庆昆明保卫战取得胜利和镇反肃特示威游行大会，游行前由“学联”提出组织《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总会》的倡议。得到全市各人民团体的热烈拥护。当天下午6时半，在云大会泽院三楼“学联”办公室召开昆明市各人民团体联合会第一次筹备会议，决定24日下午召集“工联”、“农协”、“学联”、“教联”、“妇联”等50多个团体的代表，在云南大学正式组建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25日晚，在云大举行了联欢晚会，正式宣告《昆明市人民团体联合会》成立，指出：“人联”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建立新的革命秩序而奋斗。具体任务是：建立革命秩序，镇反肃特，恢复生产，复工复学，各行各业坚守岗位，迎接新时代；加紧准备迎接解放军入滇；组织起来协助解放军搞好城市接管。
12月29日，“人联”在华山路原国民党省党部内正式开始对外办公。“人联”采取团体负责制，主任委员由“总工联”派代表担任，先后担任主任委员的有高常明、杨劲松、李家聪，副主任委员由“学联”的代表(市委学委委员)担任，“人联”下设组织部、宣传部、联络部、总务部、福利部、武装纠察部等办事机构，这些部的负责人多为市委下属厂工委、交工委、学委、职青委的委员或党员担任。“人联”一成立就得到全市各界群众的热烈支持，发挥了起义当局所起不到的作用。中共昆明市委通过“人联”向群众及时宣传，关于国民党云南省政府起义，毛泽东、朱德给卢汉的电报、《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约法八章)、《刘、邓四项公告》、《共同纲领》等，同时党组织通过党员团结带领群众模范地执行党的各项方针政策，使党的决定有了可靠的组织保证。“人联”建立后，过去从未组织过群众团体的部门纷纷要求组织起来参加活动。一时间“报童联合会”、“船夫联合会’、“工程师联合会”，还有地方元老、名流、士绅组织的“拥政会”、“耆老会”、“回民联合会”等都纷纷申请登记加入“人联”，信奉佛教的僧尼人员也组织起来，要求加入“人联”，并发表宣言提出：“拥护共产党、努力学习新民主主义，铲除陋规，清查特务，保护名胜古迹，准备茶水招待解放军。国民党的在乡军人也组织了联谊会向“人联”登记，表示努力学习，改造自己。
“人联”从成立至1950年3月，在市委的领导下，主要进行了以下工作：开展大规模的学习宣传活动；号召工厂以恢复生产、加紧生产为中心，带动全市各行各业恢复正常秩序；发动群众镇反肃特，维护社会治安，保护国家财产；动员组织全市人民欢迎人民解放军进驻昆明，接管城市；成为党联系群众的纽带和助手，协助起义当局保卫和管理城市，在迎接解放军，协助接管城市的工作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共昆明地下党自1926年建立以来，1930年遭到严重的破坏，1935年恢复重建后，经过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昆明成为抗日大后方的重要基地，抗战中的“民主堡垒”享誉中外。在解放战争时期，由于认真贯彻党的长期隐蔽精干的方针，在复杂艰险的斗争中，党的组织不断由小到大，由弱到强，虽然经受反动派多次的镇压与破坏，党始终在人民群众中扎下了根。在城市工作中，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日益高涨，配合全国解放战争，在蒋管区开辟了“第二条战线”；在农村，党领导发动各族人民开展了大规模的游击战争，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促进和推动了卢汉起义。
昆明党组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根本的经验就是：党的建设，武装斗争，统一战线三大法宝的具体应用和发展。由于共产党始终是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在人民群众中树立了很高的威望。在党的建设上，昆明地下党能够长期坚持不败，是与党组织的坚强领导和党员的质量分不开的。党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原则性和独立自主的奋斗精神，无论是一个党员，一个党小组，一个党的支部，分布在那里，就能和当地群众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早在大革命时期，昆明地下党就十分注意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成功地利用唐继尧和其部属四镇守使之间的矛盾，取得“倒唐”斗争的胜利。抗日战争时期，在国共合作的条件下，利用蒋介石集团排斥异已和地方当局的矛盾，建立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不断提高。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始终坚持了党的领导，独立自主的开展工作。
由于统一战线的扩大与发展，又掩护了党的活动，做到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由于党组织认真贯彻了隐蔽精干的方针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群众化)的政策，党虽处于地下状态，但能巧妙地灵活应用公开工作与秘密工作相结合；上层统战工作与下层群众工作相结合；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相结合，团结了各阶层的人民，扩大了党的影响。党员在打入国民党的各种军政机关和文化团体中，做到长期埋头艰苦工作，一方面使党的组织十分精干；另一方面又尽量扩大党外的活动，加强和人民群众的联系，在开展抗日救亡和反蒋爱国民主运动中，逐步形成“党内小，党外大”的斗争格局，虽然敌人千方百计妄图破坏党的组织，却找不到共产党在哪里。
直到1947年党领导的云南人民游击战争开展后，城市爱国民主运动便与农村武装斗争相结合，形成了城乡一体化的反蒋爱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鼓舞了城市的爱国民主运动，也掩护保卫了党的组织。在“七一五”和“九九整肃”事件中，大批在城市暴露的共产党员和“民青”骨干分子，都疏散到农村参加游击战争和根据地建设，既保存了党的骨干，又提高了部队文化素质。在统一战线中，无论对地方实力派、民族上层，地方士绅，各界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都能正确区别对待，做好争取团结工作，因势利导，发挥其不同派别、不同时期的积极作用。
在反蒋斗争中，始终把地方实力派作为中间势力进行争取；在民族工作中，注意争取通过上层，发动群众，在统一反蒋的旗帜下，尊重民族风俗习惯和现存的社会制度，在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就更能促进和推动上层工作的开展。由于坚持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政策，联合各民族共同反蒋，在昆明及全省建立了各民族统一的反蒋武装，对“边纵”武装斗争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共昆明地方组织较好地坚持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上级的指示，结合昆明的实际，在总结过去革命斗争经验的基础上，实事求是，不断探索实践的结果。总结过去的经验，对我们今天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