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与谈，蒋介石陪都叫板
大战将临的气氛笼罩了小小的赤岸村。
作战室里，刘伯承手握话筒与李达通话。
此时的李达已经身临前线。他在得知刘邓首长返回的消息后，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布置好迎接的事宜，便动身赶赴武乡县的新城——段村前线，准备为上党战役开个好头。
经过一个昼夜的激战，太行部队已经攻下县城，肃清了敌伪，正准备乘胜挥师南下，攻打襄垣城。
“好！”刘伯承听了李达的扼要汇报，用洪钟般的声音命令道，“坚决把襄垣拿下来，作为太行军区部队屯兵之地，准备会合太岳、冀南部队，发起上党战役！”
说罢，刘伯承走到地图下，手指平汉、同蒲、陇海、津浦四条铁路：“蒋介石的军队沿四条铁路开进，伸出四个爪子向我们扑来了。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但现在的问题是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六城，在我们背上插了一把刀子，这就是人们通常说的芒刺在背啊！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未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因此，上党战役不但一定要打，而且打则必胜！”
邓小平接道：“上党战役的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抢走！”
刘伯承摘下眼镜，认真地擦着：“和蒋介石打了多年的交道，我们是了解他的。这个人有时吃硬不吃软，你越软他越欺负你，有时你顶他几下，他反倒收敛一点。我们面前的形势正像邓政委说的那样，人民的胜利果实，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也可以这样说，我们这里的仗打得越好，毛主席在谈判桌上说话越有力量！”
“对。”邓小平走到地图前，“此役大体可分为一个序幕三个阶段。序幕就是李达同志正在指挥的收复襄垣之战。第一阶段是夺城打援，首先夺取屯留、长子和潞城，吸引长治之敌出援，在野外将其歼灭；第二阶段是围城打援，所围之城，当然是上党的心脏——长治；第三阶段是——”
“攻城歼敌。”薄一波见邓小平的双手在长治周围用力合拢，禁不住说道，“邓政委此计不同凡响！”
邓小平笑笑，点燃一支香烟：“我有什么不同凡响？还不是刘师长的独有风格。”
刘伯承也笑了：“攻其所必救，歼其来救者，这本是古人的发明，我可不敢居功。只是我常用此计，而敌人仍然不接受教训，总是要自己往圈套里面钻，这才让人难以捉摸呢……”
8月29日，晋冀鲁豫军区作出战略部署，并去电请示中央军委。8月31日，中央军委回电，同意刘邓部署：
……阎部一万六千人占我长治周围六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歼灭之。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联合签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10日凌晨2时，上党战役正式发起。
夏日的重庆如同一座火炉，而正在那里进行的国共两党谈判却处在如霜的季节，陷入了僵局。
毛泽东是8月28日飞抵重庆的。当晚，蒋介石便在歌乐山南麓那个峰峦叠嶂，曲径通幽，有着郁郁葱葱的古柏苍松的“林园”为毛泽东接风洗尘。重庆各大报用号外或特刊的形式，报道了那个令国人激动了一夜的消息：
蒋主席举行盛宴欢迎毛泽东先生。席间，蒋主席和毛先生相继致辞，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空气甚为愉快。
然而，第二天正式商谈一开始，晚宴时的温文尔雅、轻松愉快便被针尖麦芒、唇枪舌剑所替代。国共两党关系中的重大问题由毛泽东与蒋介石进行直接商谈；具体问题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方面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进行谈判。
由于蒋介石匆忙之中拿不出具体方案，毛泽东开诚布公地说：“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内战真正结束，永久的和平能够实现……”
毛泽东的话还未说完，蒋介石脸上的笑容立时消失了，手一摆打断道：“中国没有内战！”既然中国不存在内战，那么，这次专为避免内战、实现和平而进行的谈判还有什么意义和必要呢？
毛泽东十分清楚这是蒋介石的老调重弹。多少年来，蒋介石从未承认过中国有内战，挂在他嘴边的是，中国只有“剿匪”或“剿共”。照此逻辑，只能说明蒋介石的顽固立场丝毫没有改变。
毛泽东的脸上掠过一丝愤懑和轻蔑的笑，反唇相讥道：“要说中国没有内战，这是彻头彻尾的欺骗，根本不符合事实，即使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接着，他扳起手指，历数了十年内战和八年抗战时期的大量事实，证明了内战不但在中国存在，而且从未停止过。
毛泽东的话，将人们的思绪带入血雨腥风的1927年。那时，由于蒋介石的叛变，使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一时间，对共产党人“宁可错杀一千，决不放走一个”的灭绝人性的口号甚嚣尘上。从此，国共兵戎相见，血流成河……
1934年10月，蒋介石率领大军在江西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得手，国民党中央社作为特大喜讯以蒋介石的口吻报道：“朱毛匪酋在瑞金溃败后，从赣南向湘粤桂边界流窜。”并悬赏25万块光洋，要买毛泽东那颗人头。
最让蒋介石得意和晦气的日子是1936年的冬季。红军经过“流窜”到达陕北，已由国民党“围剿”前的30万之众锐减为不足3万人。蒋介石亲临古城西安，召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大批将领，部署他的嫡系与精锐部队30多万，并调遣100多架刚刚从意大利购进的作战飞机，准备对陕北红军进行第六次“围剿”。用蒋介石自己的话说：这是对共匪的最后一战。
然而事与愿违，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破坏了他眼看就要完成的“剿共”大业，致使那次已经点燃的“最后一战”归于流产。“中共借国难以自大！”蒋介石扼腕长叹。八年抗战，中共不仅生存下来，而且得到大的发展，以至作为蒋介石盟友的美国人，也在抗战胜利前后要蒋介石与中共组成联合政府。
往事如烟。昨日的宿敌成了今天的座上宾客和谈判对手。须臾之间，蒋介石仿佛觉得历史在不断地反复。他仔细看了一眼毛泽东，还是18年前在大革命中担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时的那张棱角分明的脸，不过目光更加深邃了，仿佛能够洞悉他的内心世界。
面对毛泽东列举的如山铁证，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得尴尬地另找话题。毛泽东从容地阐述了中共对两党谈判的原则性意见。
蒋介石阴着脸听完，冷笑了一声：“十几年不见，没想到你毛润之的胃口是越来越大了！可惜我这里没有这么多东西，恐怕满足不了你的胃口哇！”
第一次交锋，便是短兵相接，这无疑给刚刚揭幕的谈判罩上了一层阴影。毛泽东由此证实了自己的判断，蒋介石连最起码的事实都不承认，他对谈判能有什么诚意？蒋介石也从初次的较量中明白，要压服毛泽东妥协，看来困难重重。
在日后的谈判中，尽管中共出于和平的愿望，作了种种让步，蒋介石却没有丝毫的礼让。他留给中共的只有通往陷阱一条路，那就是完全放弃军队和解放区，使国民党政府的军令、政令获得完全的统一。谈判因此于9月中旬陷于停顿。
蒋介石“叫板”了，他对周恩来说：“盼告诉润之，要和，就照这个条件和。不然，就请他回延安带兵来打好了”
毛泽东听罢一笑，当面告诉蒋介石：“现在打，我实在打不过你。但我可以用对付日本人的办法来对付你，你占点线，我占面，以乡村包围城市，你看如何？”
蒋介石敢于“叫板”，是因为20多天的“谈判”时间，使他做了大量的准备，自认为可以采用强硬态度了。
上党兵败蒋某平汉急遣兵
9月4日，蒋介石派飞机赴太原，给正在进犯上党的阎锡山送去了1933年由他亲自主编的绝密《剿匪手本》，并附以此次印发的亲笔按语，作为督战密令。
内战的号角就这样被蒋介石薄薄的嘴唇吹响了。以军事力量对比的绝对优势，他坚信强大的国军无坚不摧。只要在军事上占据有利位置，未来的前途只有两个：要么迫使中共在谈判桌上屈服；要么以武力打垮中共。
而毛泽东之所以敢于从容笑对，是因为他没到重庆之前就料到了蒋介石的如许伎俩，并为此做了充分的准备，这就是“针锋相对”，“以谈对谈，以打对打”，“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所以，当接到刘邓关于上党战役的电报后，毛泽东当即复电：同意刘邓作战方案。且极为干脆地说：“打得越狠越好！”
如果说蒋介石对未来前途的估计有两个，那么毛泽东的信条只有一个，这就是：蒋介石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得不到！因而，此刻——蒋介石寄希望于上党。毛泽东也寄希望于上党。
上党，作为重庆谈判的重要砝码，成了国共两党关注的焦点。
处于焦点中的上党战役，正在进入攻坚阶段。
自9月10日战斗打响，短短的十余天时间，太行、太岳、冀南纵队已经攻占了屯留、潞城、长子、壶关等五座县城，扫清了长治外围据点，歼敌7000余人，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将阎军史泽波部万余人团团包围于长治一隅。
9月27日，刘伯承、邓小平发布《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六号命令》，决定对长治发起总攻。
长治为上党地区的首府，原是日军的一个重点设防城市，城墙高约三丈，城外壕沟纵横，碉堡林立，工事坚固，加之连日大雨，道路泥泞，部队运动困难。开战以来连续五易指挥位置，足迹遍及长治四周的刘伯承、邓小平据情决定，由东、南、西三面攻城，虚留北关，诱敌突围，于野战中歼灭之。
一切按照预想顺利展开，长治守敌已成瓮中之鳖，突然，情况发生了变化。阎锡山派出的援兵气势汹汹地压了过来。
敌变我变，刘邓当即变更部署，改攻城为围城打援，于9月28日颁发《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七号命令》，决以佯攻长治、围城打援之方针，在援敌进至常隆、上村镇一带时，坚决于野战中将其歼灭，并同时消灭可能自长治出城接应或突围之敌军。
雨夜，太行纵队全部和太岳纵队主力，悄悄撤离长治，兼程北上伏击援敌。留下的冀南纵队、太岳纵队一部及地方兵团伪装主力，为吸引援敌继续南下，把围攻长治的战斗打得热火朝天。
然而，已经将指挥位置前移到黄辗镇的刘伯承发现原先的情报不确，敌援军不是3个师7000余人，而是国民党第七集团军副司令彭毓斌率第二十三军、第八十三军及省防军等8个师、2个重炮团，共20000余人。刘邓再一次调整部署，急调围长治的冀南纵队立即北上，投入打援。为避免敌人作困兽之斗，又决定采取围三阙一的战术，攻占老爷山和磨盘脑，而在北面虚留一个缺口，以便将敌人调动，于运动中歼灭之。
10月5日，太岳纵队不惜一切代价攻占老爷山，太行纵队也如期控制了磨盘脑。敌人果然军心动摇，于夜间向北突围。先敌抢占厩亭以北土落村的迂回部队正好堵住敌人，而主力部队则沿虒屯公路及其两侧进行跟踪与平行追击，猛烈穿插，使敌溃不成军，四处逃窜，纷纷缴械投降。战至6日黄昏，敌除2000人逃回沁县外，其余全部被歼，一路扬言“上党必争，长治必保”的敌副总司令彭毓斌被击毙，数十名高级军官束手就擒。
援军被歼，长治守敌惊慌失措，彻底无望，于10月8日弃城突围。一出城才知道，他们已经陷入了人民战争的大海汪洋。后面，是围城部队的跟踪追击，前面是刚刚歼灭了援军的胜利之师的勇猛堵截，而两翼则是地方兵团和民兵武装的奋力兜击。
“拼命抓住敌人！”刘邓一声令下，四面八方的部队潮水一般将敌包围于沁河以东的将军岭及桃川地区歼灭，蒋介石为“摘桃子”伸过来的第一只爪子——国民党第八集团副总司令兼第十九军军长史泽波被生擒。
至此，上党战役胜利结束。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以伤亡4000人的代价，歼灭敌13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共3.5万余人，缴获山炮24门，轻重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
上党的砝码重重地压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加强了中共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蒋介石闻讯，如同挨了一记闷棍，心中十分恼火。为了对付舆论的谴责，他欲盖弥彰，将责任全部推卸到阎锡山的身上：“这是阎锡山自己作主干的事，中央并不知道。”
毛泽东得知消息，幽了蒋介石一默：“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这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战场上的失败迫使蒋介石不得不稍微收敛了一下嚣张气焰，重新回到谈判桌上。他意识到，如果继续施加高压，更无法使中共屈服，而这次举世瞩目的谈判一旦破裂，他将无法向国内外交待，于是不得已决定暂时放弃“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的既定方针，改为首先解决政治问题。
10月6日，也就是彭毓斌两万多援军在上党全军覆没的那一天，蒋介石派人到红岩村与周恩来联络，希望尽快在协定上签字。
10月10日，具有历史意义的《国共双方代表会谈纪要》，亦即历史文献中称之为“双十协定”的签字仪式，在重庆曾家岩的桂园正式举行。
次日，蒋介石与毛泽东在山洞林园握别。
10月13日，蒋介石又向国民党各战区发出密令：
查抗战胜利，日寇投降，亟应从速建设以完成大业，乃奸匪竟乘机侵入城市，破坏交通，企图破坏统一以遂其割据之阴谋，若不速予剿除，不仅八年抗战前功尽弃，且必贻害无穷，使中华民族复兴无望，我辈将士何以对危难之同胞，更何以对阵亡之将士？贵长官所部自抗战以还，迭著勋功，党国依为长城，中正尤寄厚望。此次剿共为人民幸福之所系，务本以往抗战之精神，遵照中正所订剿共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其功于国家者，必得膺赏，其迟滞贻误者当必执法以罪，希转饬所属剿共部队官兵一体悉遵为要。
短短的两百字，字字冒着火星。
于是，两幅色彩完全不同、极不和谐的画面，同时出现在世人眼前——台上，锣鼓喧天，和谈之剧，刚刚落下帷幕；台下，枪炮齐鸣，两军对垒，打得难解难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