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11]问世于1989年底，它是苏童的成名作，也是“新历史小说”最精致的作品之一。由“一夫多妻制”生成的封建家庭内部互相倾轧的人生景象及相应的生存原则，是这篇小说的核心意念。作品的主人公颂莲作为受过新式教育的女性，在父亲去世后迫于无奈，自愿嫁给一个有钱人做了他的四姨太，从此便介入到了“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之中。她所处的是一个阴森恐怖、勾心斗角的生存环境，为了能在这个家庭中立足并获得尊严和做人的正常权利，她必须争取老爷陈佐千的宠爱，以及胜过毓如、卓云、梅珊等其他三位太太。小说的情节便在颂莲的个性和欲望与她的生存环境之间的摩擦中展开，由此而产生出许多含义丰富的意象与行为，例如颂莲探询死人井的秘密，陈佐千性能力衰退后陈府笼罩着的暧昧气氛，及至后来颂莲逐渐在这阴郁的生活中感到虚无的恐怖，她退回自己的内心，在失宠的落寞中孤独地度着光阴。然而悲剧终不可免，她亲眼目睹偷情的梅珊在黑夜里被秘密处死，杀人的场赴引出她的狂叫与疯癫，但事实的真相却被掩盖起来，而口中念念说着“杀人”的颂莲从此被看作疯子。值得注意的是，在小说的这条情节线索中，颂莲的形象被特别刻画出了知识女性的多思与敏感、内倾的特点，她的命运遭际实际是由现代文化的价值取向与没落垂死的传统文化世界的冲突所致，颂莲之所以会主动退出这种非人道的人际模式，主要也是因为她不肯完全放弃自己，不肯把她的精神理念彻底泯灭掉，将自己融入到那个朽灭的世界中，相反的，她在任何事情上都听从于她的内心，竭力守持着她的理性与信念，例如她不愿为了争宠而顺服陈佐千的侮辱与贬损，又如她执迷地坚持勘破死人井的秘密，这使得她成了陈家花园里的一叶孤零零的浮萍，犹如局外人似的兀自感伤着，怀疑着，直到她所持守的自我的精神世界在尖利的生存压力下突然崩溃。
由于整个小说基本上是以颂莲的单一视点来叙事，苏童因而得以施展了他那种非常细腻精微的文字魅力，他极善于捕捉女性身心的微妙感受，在生存景象的透视中融入深邃的人性力量，并在人物的活动与心理中设置种种精确传神且又富有神秘性的多义隐喻，由此而使作品具有了超越客观层面的主体精神向度，而这些内容都婉妙地编入了颂莲的内心世界之中，也更加丰富了她作为知识女性而区别于其他人物的性格特征。有些描写是非常精彩的，例如写颂莲从梦中醒来，她“发现窗子也一如梦中半掩着，从室外穿来的空气新鲜清冽，但颂莲辨别了窗户上雁儿残存的死亡气息。下雪了，世界就剩下一半了。另外一半看不见了，它被静静地抹去，也许这就是一场不彻底的死亡。颂莲想我为什么死到一半又停止了呢，真让人奇怪。另外的一半在哪里？”作品中始终充盈着这种浓重的死亡气息，神秘莫测的死人井成为恐怖的源泉，里面藏着家族几个世代的罪恶，而对这恐怖和罪恶的惧怕与探询更加重了森森然的鬼气，在小说的字里行间都透射出一种令人心惊的主观感受，也就是对于人的生存世界的普遍化的警觉与疑惑。
两年之后，第五代导演张艺谋把搬上银幕（编剧是倪震），更名为《大红灯笼高高挂》。比较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本，可以发现就的电影化过程而言，最明显的改变是其中的主观感受与精神力量的相对削弱两者之间主要有这样一些可以对比之处：电影中增加了象征意义非常明确的“灯笼”意象，点灯--灭灯--封灯的程式代表着权力的施用与对人的精神控制，在陈府获得点灯（及相应的捶脚）的机会，便意味着受宠和得到尊重，即如卓云对颂莲所说的：“以后你要是能天天点灯捶脚，在陈家，你就想怎么着就怎么着。”尽管这一意象更加具有可视性及符合电影的特性，并且还有着符号化的欲望与文化深层含义，但是很显然，由点灯的程式构成了完全外在化的权力施演方式，这就使得小说中人物与环境的微妙关系减少了主体的感受性，从而排除了原作那更为普遍化的丰富的人生意义；更为重要的改变是电影中颂莲像其他所有人物一样没有了十分明确的自觉意识，她也被完全纳入到受点灯程式支配的“争权夺势”之中，她的知识女性的背景则在有意无意中被忽略了，至于原作里她守持自我，以主动退出来反抗“妻妾成群”的人际模式的过程，在电影里被改写成她为了争宠而假装怀孕，被陈佐千发现后一怒之下封了灯，使她完全变成被动地遭受打击而成为失败者，这不仅更加减弱了人物行为中的主观力度，而且也大大地使颂莲的形象失去了精神上的光彩，小说中那个有着无数独特感受与个性追求的颂莲，在电影中被替换为不断地迫于命运的压力而无法应付的悲剧女性，这虽然可以说是加深了对没落的传统世界的批判性，但是实际上却是丧失了小说中有着超越意义的、并含有丰富创造性的个人化的独特精神主题。
从到《大红灯笼高高挂》，这些改变的缘由一方面是由于电影对视觉性的要求，精神与主观性的内容很难得到影像上的明晰表达，但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大红灯笼高高挂》所不得不穿上的商业性的外衣：颂莲作为悲剧女性的命运固然是对人生的简化处理，但是却更加符合情节剧的要求；至于包括点灯--灭灯--封灯、捶脚及陈府的深庭大院等等异于寻常的仪式和环境描绘，无疑也会大大激发观众的猎奇心理，而它们的文化象征意义反倒可能会因此而受到蒙蔽，只在视觉刺激上堕为一种令人好奇的噱头。
应该承认张艺谋对的改编还是一次比较成功的操作其实《大红灯笼高高挂》也在努力地深入探询人性的主题，甚至在对环境给人的精神戕害方面还有更出色的表现。但是其中不容忽视的是，电影是很不同于小说的一种艺术类型，它由于自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着明显的企业化性质，创作过程中很难真正地排除掉商业的影响除非是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前卫电影，所以在文学作品到电影的改编中必然会丧失掉一些宝贵的东西，而同时也必然包括了商业性逐渐增强的过程。
注释：
[1] 参阅陈思和《现代社会与读物》，收入《羊骚与猴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6 页--297 页。
[2] 参阅陈思和《致日本学者坂井洋史（二）》，收入《犬耕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 页--114 页。
[3] 参阅蔡翔《私人性和相关的社会想象》，《花城》1996年版第4 期。
[4] 引自崔健、毛丹青对话《飞越摇滚的“孤岛”》，《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1 期。
[5] 引自张新颖《中国当代文化反抗的流变：从北岛到崔健到王朔》，收入《栖居与游牧之地》，学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页。
[6] 同[4].[7] 收入《王朔自选集》，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
[8] 这里借用了根据所改编的电影的标题，其实所谓“阳光灿烂的日子”也就是每个人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9] 引自王朔《自选集序》，《王朔自选集》，华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1 页。
[10]她们分别是、《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浮出海面》和等小说中的人物。
[11]，初刊于1989年第6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