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未央宫的事情不胫而走，迅速在大臣中传开，大家不仅为皇上的从谏如流感动不已，更对东方朔不畏权贵、仗义执言而敬佩有加。就连往日里对东方朔油腔滑调、不循常规看不惯的汲黯和公孙弘都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他了。
这一天，风和日丽，汲黯约公孙弘一起走进了新任太中大夫府第。推杯换盏之间，他们才第一次见识了东方朔的足智多谋。其实，在东方朔的眼中，他们只不过比自己早进入了九卿之列而已。
酒至半酣的时候，往日因地位而带来的隔膜被共同的话语打破。三人在一起说起元光五年的巫蛊案和张汤与赵禹重新修订律令的事情，他们都对张汤不惜株连无辜，借机排斥异己，执法偏于严酷，藐视德政的行为颇有微词。
汲黯道：“若此风蔓延滋长，我朝必人人自危，心志离散，惶惶不可终日。”
公孙弘虽然在学术上向来扬“儒”抑“老”，但在这一点上却与汲黯不谋而合，他接着汲黯的话道：“汲大人所言极是，黄老倡导清静无为，而儒学主张为政以德，二者殊途同归，类不同而其理不悖。张汤用法严酷，人多厌之，我等为大汉社稷之故，当奏明皇上，应杜绝恶风迁延。”他们的这些主张都得到东方朔的赞同。
第二天早朝时，汲黯首先站出来说话，他奏请皇上对巫蛊案重新进行甄别，凡是属于遭遇株连的无辜，应给予平反，恢复名誉，并对其后代给以抚慰，以表明皇上的圣德。
“不仅如此，张汤借办案之机，诛杀御史中丞李文，此为以权谋私。而据臣所知，李文乃张汤同窗，又是他在御史台的同僚。在张汤接手巫蛊案时，李大人曾对他妄意猜测、不重证据、刑讯逼供的行为多次提出劝告，以致张汤怀恨在心，诬良为奸。”东方朔紧接着汲黯的话说道。
朝臣中围绕对巫蛊案的评价，很快形成了尖锐的两派。
张汤怒斥汲黯和东方朔居心叵测，肆意诬蔑。说此案是皇上钦定的铁案，他们如此推波助澜，无异于告诉国人，是皇上错了。支持张汤的赵禹甚至指责东方朔小人得志，刚刚做了太中大夫就得意扬扬；而支持汲黯和东方朔的严助、朱买臣、韩安国等人则严厉抨击张汤弄虚作假，蒙蔽圣听，犯下欺君罔上之罪。
有没有冤案，有没有株连，张汤心里再清楚不过。此案涉及到的嫌犯及其家眷数千人，有一半是受刑不过，屈打成招的。在拿到狱词的时候，他对事情是否会败露不是没有担心，一旦翻过案来，他的结局就只能是枭首东市。他当时就连夜与赵禹商议对策，一是尽快地奏明皇上，一俟皇上批准，就是铁案；二是凡录了狱词的，全部杀掉。
尽管在他看来，此案已是天衣无缝，孰料现在还是被汲黯等人抓住不放。张汤明白，争论延续的时间越长，他就越被动，就越容易影响皇上的情绪。情急之间，他想出了以退为守的主意。
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刘彻面前，怆然涕下：“皇上明察，臣自幼受父亲教诲，为国执法，刚正不阿。此次办理巫蛊案，臣谨遵皇上旨意，一丝不苟，尤重证据，所有案犯，均有画押的狱词。现在几位大人吹毛求疵，肆意指责，非置臣于死地而后快，这分明是妒贤嫉能。臣请皇上赐臣一死，也免某些人耿耿于怀了。”
在这个时候，刘彻总是十分看重两个人的意见。
“丞相以为呢？”刘彻向站在文官最前面的薛泽问道，却没有听到回答。原来老迈的他竟然垂着头，在群臣的争论声中打起了盹。
刘彻的气就不打一处来，高声喊道：“丞相！……”
薛泽从梦中惊醒，茫然四顾。
刘彻大声说：“丞相！朕问你的话呢！”
薛泽彻底醒了：“臣在。”
“朕问你，对张汤主持的巫蛊案，你有何看法？”
“这个……”薛泽想了想道，“微臣惟皇上之是而是，惟皇上之非而非。”
老滑头！刘彻在心中骂道。随即他又转头向公孙弘：“内史有何看法？”
“微臣以为，巫蛊一案既已定案，就不应反复。如此大案，纵有些许纰漏亦在所难免。何况巫蛊一案，关系卫夫人安危，我等作为臣下，应该深解皇上意图，切莫旁骛枝节，自相抵牾，影响新制推行。”
“大人何出此言？”汲黯对公孙弘的回答很不以为然。而更令他吃惊的是，追究张汤的责任，本是事前三人的约定，怎么到了朝堂，他竟出尔反尔了呢？儒家不是向来主张仁、义、礼、智、信么？此何信之有呢？眼里容不得半粒沙子的他对公孙弘的弃信背约投以轻蔑的讽刺，“臣在渤海任太守时就曾听人说，齐人多诈而无情实。今公孙大人一番举止，果然如此。皇上，公孙大人事先同臣等约定此谏，东方大人与臣皆如约，惟公孙大人背之。人无信，不可立也。像这样口是心非，阳奉阴违之徒，还能相信他会忠于朝廷么？”
但是，公孙弘对汲黯的指责不予辩解，只是一脸委屈地对刘彻道：“臣不怪汲大人。知臣者以臣为忠，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臣心中唯有大汉社稷，素来将个人毁誉置之度外。”
张敺此刻也接着公孙弘的话说道：“内史言之有理，如此折腾下去，必是永无宁日。过去了的，就让它过去吧。”
刘彻很专注地听着大臣们的廷辩，觉着汲黯、东方朔等人过于书生气，倒是张敺和公孙弘比较通达，因此他很适时地为这场辩论做了结语。
“内史之言正合朕意。朕意亦是如此，往后再有拿此事滋生事端，朕就不宽容了。”
其实关于巫蛊案株连无辜的风语，从东市行刑那天起，就不断地吹进刘彻的耳朵，而关于公孙弘的处事风格，他在屡次召见时也有感觉。在他看来，这个朝廷就像一个池塘，既需要有鱼浮在水面，也需要有鱼沉于池底。如果没有郅都、张汤，那还有谁会畏惧皇上的威严呢？如果没有汲黯、东方朔，那些肆权弄威者岂非有恃无恐？而公孙弘这样的人恰恰是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不偏不倚，在和而不同中维护着朝廷的稳定，这自然是汲黯等人所无法理解的。
刘彻这样说，大臣们自然便没有话说。他随之将思路转到“限民名田”上来，朗声问道：“大农令来了么？”
“臣在！”
“朕要你清理‘限民名田’，可有结果？”
郑当时将手中的竹简递了上去，刘彻大致浏览了一下道：“奏疏待朕早朝后再看，爱卿就将‘限民名田’的情势阐述一下吧！”
“诺。”
随后郑当时开始如数家珍：“自重启新制以来，各郡国遵照朝廷旨意，开展计口限田，卓有成效。至元光四年，我朝域内人口达三千六百万口，比秦和太祖高皇帝时增加了一半还多。户以五口计算，约为七百二十万户。先皇文帝时，曾诏令劝农桑，人口和开垦土地大大增加，到后来，郡国豪强逾制侵占私田，致使贫者无田而国家赋税日少。赖皇上神威，各地打击豪强，还田于民，现全国可耕之地已经达到八百二十七万零五百三十六顷。兼并之风得到抑制，百姓无不称颂皇上圣德。只是……”
“只是什么？”刘彻皱了皱眉头，“若有抗旨者，无论王公贵族，依律惩治，决不姑息！”
“只是关中近年干旱少雨，民虽有田，收成减半。故臣以为，穿渭引渠，傍南山而下，至河三百余里，不仅可使关东粟米转输京都，还可以灌溉沿渠民田万余顷。只因工费浩大，需耗民力数万，所以臣请皇上下诏，敦促京畿郡县发民而为之。”
刘彻听着，眉宇间喜不自胜，他的目光掠过站在大殿上的大臣们，高声说道：“众卿听到了么？为政之道，在于安民，安民之道，在于兴农，兴农之道，在于治水。当年郑国自仲山谷口凿渠，以疲秦而始，以强秦而终，朕今穿渭引渠，利在千秋，众卿以为如何？”
“皇上圣明！”
“好！那朕就下旨发京畿之民十万，凿通渭渠。”
刘彻走到郑当时面前，目光中充满着信任和兴奋：“朕给你三年时间如何？”
郑当时分外感动。皇上第一次推行新制，举国独尊儒术，当时他为济南太守，曾担心自己因好黄老之言而不能再报效国家。但是皇上不仅对治黄老之术的他和汲黯等人一视同仁，而且现在又将“凿渭”大计委于自己，他便有了一种庄严的使命感，他诚惶诚恐地对皇上说道：“请皇上放心，三年以后，臣在渭渠迎接皇上。”
“好！朕一定如约前往。”
他的双眼越过群臣的肩头，就见窗外垂柳枝头的叶子退去了生命原初的鹅黄，呈现出成熟的婀娜和轻盈。他的心被丝丝柳枝牵到了郊外的藉田上，那土地深处涌动的泥香，犁铧翻动掀起的波浪和牛马欢叫传递的诗意，让他再也无法埋头于案牍之劳了。
“众位爱卿，谷雨将至，朕也该行藉田之礼了，届时两千石以上官员均须随朕前往。”
刘彻的声音载着春日的生机，飞进每一个大臣的心里。他们明白，藉田之礼并不在于皇上耕了多少地，而在于它体现着一个皇上怀土爱民，务本兴农，奖掖农桑，与民垂范的情怀。这种气氛冲淡了巫蛊案产生的压抑，而让未央宫的春天多了许多温润。
公孙弘在退朝以后，并没有离去，而是到了宣室殿。他有这个习惯，有些事情不在朝堂上说，而是喜欢单独向皇上禀奏。汲黯的抨击让他的心里不安，他需要向皇上表明自己的心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