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长安车如流水马如游龙的宽阔大道上，你遇见的绝不仅仅是唐朝人。
你随时会遇见突厥人、西域人、波斯（伊朗）人、大食（阿拉伯）人、拂菻（东罗马）人、日本人、新罗人、天竺（印度）人、真腊（柬埔寨）人、骠国（缅甸）人……他们中有元首、大臣、使节、士兵、商人、学者、留学生，还有僧侣、艺术家、工匠、歌姬，甚至有“色黑如墨、唇红齿白”的黑色人种昆仑奴，可谓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在公元7世纪和8世纪，要感受什么叫做国际性大都市，你必须来长安；要感受什么叫做对外开放、与时俱进，你也要来长安；要了解当时的东西方和亚洲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交流的盛况，你更要来长安。
因为当时的大唐帝国是世界上最先进、最文明、最发达的国家，而大唐帝京长安则是整个亚洲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历史学家向达先生说，在唐朝，“一切文物亦复不间华夷，兼收并蓄。第7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长安是旧大陆文明中心所有城市中最具世界意义的城市，在这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君士坦丁堡，唐帝国和中国文明不仅为朝鲜，而且为更远的日本所赞赏和效仿，这显示了中国的威望。”
据统计，唐朝曾先后与世界上30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交往。为了接待各国使节和来宾，唐朝专门设立了鸿胪寺，由当时朝中的国际政治专家担任主管官员。长安城中甚至有专供外国人长期居住的“番坊”。有很多外国留学生到唐朝读书之后，进而参加科举考试，最后终身在唐朝为官。如日本人阿倍仲麻吕，中国名字叫晁衡，于唐玄宗开元五年（公元717年）来到长安的太学就读，当时年仅19岁，完成学业后留在唐朝任职，历任左补阙、秘书监、左散骑常侍等职。
晁衡在长安与著名诗人李白、王维结成了好友。天宝十二载（公元753年），晁衡作为唐朝回访日本的使者，与日本遣唐使一起返回日本，不料途中遇险，船只漂到越南，友人们误以为他已经遇难，极为悲伤，李白为此写下了一首《哭晁卿衡》：“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后来晁衡又辗转回到了长安，一直到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去世，前后在中国一共生活了53年。
有一些外国使臣出使唐朝后也留了下来。比如波斯大酋长阿罗撼，于唐高宗显庆三年（公元658年）出使中国后便留在唐朝为官，此后又以唐朝使者的身份出使拂菻（东罗马）等国，因功被授予右屯卫将军、上柱国、开国公，位尊爵显，并一直在中国活到了95岁高龄。
西方著名汉学家李约瑟说过：“唐代确是任何外国人在首都都受到欢迎的一个时期。长安和巴格达一样，成为国际著名人物荟萃之地。”
除了留学生和使节，在唐朝定居数量最多的就是商人。唐朝专门设立了互市监和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当时的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兰州、凉州、敦煌，都成了唐朝对外贸易的重要城市。贞观时，西域各国“入居长安者近万家”，而各国商人在长安西市开店经商、长期居住的也有数千家之多。广州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贸易港口，有唐一朝，曾有大量的外商在广州定居，从事各种贸易活动，仅唐朝末年的黄巢起义，死于战乱的外商就达12万人以上。
为了适应国际交往的需要，唐朝的对外交通相当发达。陆路从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出敦煌、玉门关西行，可直达中亚、西亚、东欧，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海路方面，可由登州、楚州或明州出海，前往朝鲜半岛和日本；此外，由扬州、明州、泉州或广州出发，经越南海岸，在马来半岛南端穿越马六甲海峡，过印度洋，可到达斯里兰卡、印度等地；再越过阿拉伯海，可到达阿曼湾、波斯湾，并可远至红海，抵达埃及和东非的港口，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
就是通过陆地和海上这两条“黄金通道”，世界各地的人们纷纷来到了中国。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东罗马皇帝波多力遣使来唐，献赤玻璃、绿金精等物，唐太宗回书答礼，赠绫、绮等丝织品。东罗马的皇帝、贵族和妇女都极其喜爱中国的丝织品，拂菻也成了唐朝丝织物传入其他国家的重要转输地。
7世纪初叶，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本人对中国文化非常向往，曾对他的弟子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大食（阿拉伯）遣使与唐通好，在此后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大食遣使来唐共达36次。唐朝文化因此大量传入阿拉伯世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纸术。
中国的造纸术后来又从这里传入了欧洲，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文明的发展。唐朝后期，火药的主要成分——硝，也传入阿拉伯。阿拉伯人称之为“中国雪”。与此同时，阿拉伯的天文、历法、数学、建筑、医学也对唐朝产生了一定影响。阿拉伯的医学是近代欧洲医学的基础，而其外科医术就是在这时候传入了中国。
7世纪中叶，波斯为大食所灭，波斯王卑路斯及其子泥涅斯，先后定居长安，客死唐朝。当时许多波斯商人也流亡到了唐朝，纷纷在中国落户。长安、洛阳、扬州、广州等地都有波斯商人开设的“胡店”，以经营宝石、珊瑚、玛瑙、香料、药材驰名。通过贸易活动，波斯的菠菜、波斯枣传入唐朝，而唐朝的丝绸、瓷器、纸张也传入了波斯。
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在当时统称天竺。唐初，中天竺的戒日王征服了五天竺，统一了印度半岛，随即遣使与唐通好。从此，天竺与唐朝的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印度半岛东西两岸常有唐朝商船泊港，天竺商船也到广州、泉州进行贸易。唐朝输往天竺的商品有麝香、纻丝、色绢、瓷器、铜钱；从天竺输入的物品有宝石、珍珠、棉布、胡椒。中国的纸和造纸术传入印度，从此结束了印度用白桦树皮和贝叶写字的时代。唐太宗也派人到中天竺学习制糖技术，据说学成归国后制出的糖，其颜色和味道比印度原产的还好。
由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在唐朝产生了与佛教密切相关的变文。敦煌、云岗、麦积山、洛阳龙门石窟的壁画、雕塑，都受到印度北部犍陀罗艺术风格的影响。此外，天竺的天文、历法、医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绘画、建筑，都对唐朝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朝“十部乐”中便有天竺乐，舞蹈中也有天竺舞成分。
唐初，在朝鲜半岛上，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都同唐朝有所往来。高宗时期，唐朝先后出兵平定了百济和高丽，新罗遂于公元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此后与唐朝的关系进一步发展，贸易往来十分频繁。新罗商人运至唐朝的牛黄、人参、海豹皮、朝霞、金、银等物，占唐朝进口物品的首位。他们同时也从中国带回丝绸、瓷器、茶叶、书籍等物品。
新罗曾派遣大批留学生到长安学习，在唐朝的外国留学生，数量最多的就是新罗人。唐文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学成归国的新罗学生一次就有一百零五人。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的进士科考，中举后就留在唐朝为官。
从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起，新罗就相继设立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专门研究唐朝的医学、天文、历法。公元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效唐朝的政治制度改革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唐德宗贞元四年（公元788年），新罗采用了科举考试制度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此外又根据《唐律》改订了《刑律》。新罗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了“吏读”法，用汉字作音符来标注朝鲜语的助词、助动词等，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唐文宗太和二年（公元828年），新罗使者带回了茶叶种子，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有唐一朝，与中国交往最为密切、受唐朝影响最大的国家，当属日本。
当时的日本仍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对大唐繁荣昌盛的文化和发达的物质文明无比向往，高度崇拜。日本人迫切希望能过上“像汉人那样灿烂的文化生活”，于是不断向中国派出遣唐使、留学生、学问僧。从唐太宗贞观四年（公元630年）到唐昭宗乾宁元年（公元894年）的264年间，日本先后派出遣唐使13次，派船迎送唐朝使者6次，共计19次，其中实际到达长安为15次。唐初，遣唐使团不超过200人，可从8世纪初起，人数已多达550人以上。
遣唐使给唐朝带来了珍珠绢、琥珀、玛瑙、水织絁等贵重礼品。唐朝回赠高级丝织品、瓷器、乐器、文化典籍。遣唐使团将中国的典章制度、天文、历法、文学、书法、宗教、音乐、美术、舞蹈、医学、建筑、雕刻、工艺美术、生产技术、生活习俗带到日本，推动了日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科技的全面发展，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日本留学生中最知名的是吉备真备，学问僧最知名的是空海。吉备真备回国后，用汉字楷体偏旁创造了片假名，学问僧空海不仅将中国大乘佛教的密宗学说带回了日本，而且用汉字草体偏旁创造了平假名，使日本文化逐渐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参见施建中主编《中国古代史·下册》）
而中国僧人东渡日本，传播大唐文化，最著名的是鉴真和尚。
鉴真俗姓淳于，扬州人，对于大乘佛教的律宗造诣精深，在扬州大明寺讲律传戒。应日本圣武天皇之请，他东渡日本传法，经六次努力，历尽艰险，终于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到达日本。鉴真其时已经年近七旬，双目失明，可他不仅将中国佛教的律宗传到了日本，而且还向日本人传授了佛寺建筑、雕塑、绘画、医药等各种知识。日本现存的唐招提寺，便是鉴真主持修建的。他在日本整整居住了10年，圆寂后葬在了招提寺。
7世纪以前，日本没有固定都城，直到公元694年，日本才兴建了藤原京，此后又于公元710年修建了平城京，公元794年修建了平安京。而这些都城的设计理念、城市布局和建筑风格，无一例外，全都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比如城中均有朱雀大街、东市、西市等等，甚至连建筑用的砖瓦纹饰也和唐朝如出一辙。
基本上可以说，当时的日本京城俨然就是山寨版的长安。
除了上述国家之外，唐朝与南亚的林邑（越南）、真腊（柬埔寨）、骠国（缅甸）、尼婆罗（尼泊尔）、狮子国（斯里兰卡）以及中亚的吐火罗（阿富汗）等国都有广泛的商业联系与外交往来。
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文化交流中，南亚的佛学、医学、历算、语言学、音韵学、音乐、舞蹈、美术，东亚的音乐、舞蹈，西亚和欧洲的祆教、景教、摩尼教、伊斯兰教等，如八面来风纷纷传入中国，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美国汉学家伊佩霞说：“与二十世纪前中国历史上任何其他的时代相比，初唐和中唐时期的中国人自信心最强，最愿意接受不同的新鲜事物。这个时期的中国人非常愿意向世界敞开自己。”
英国历史学家韦尔斯说：“第七、八世纪，中国是世界上最安定、最文明的国家。当时的欧洲人民尚处于茅舍坞壁的宗教桎梏之境，而中国人民的生活却已经进入安乐慈爱、思想自由、身心愉悦的境域。”
唐太宗李世民说过这么一句话：“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卷一九八）正是因为以李世民为首的大唐君臣具有如此博大的胸怀，公元7世纪初到8世纪中叶的唐朝，才能成为中国历史上最自信、最开放、最博大、最宽容、最具生机和活力、最具世界主义色彩的一个时代。
这就叫兼收并蓄，博采众长；这就叫海纳百川，有容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