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6年秋天，一场旱灾席卷中原。这一年的《春秋》记载：“九月，大雩（yú）。”雩即求雨的祭祀，一般以童男童女各八人起舞，祈求天降甘霖。大雩则是最高规格的雩，如非旱情严重，鲁国也不至于使用大雩来求雨。
郑国的灾情也很严重。郑伯派大夫屠击、祝款和竖柎（fū）前往桑山求雨。这三位仁兄到了桑山，就地取材，砍了数十棵大树搭台祭祀。结果雨没求下来，三个人都被子产撤了职，没收了封地。罪名是：“派你们去山里祭祀，就是要培育山林，蓄养水气，你们却砍伐树木，还有比这更大的罪过吗？”
直到第二年，旱情也没有缓解，反倒是出现了种种不祥之兆。夏天“日有食之”，也就是日食；冬天则“有星孛于大辰”，即有彗星扫过心宿二（又名大火），彗星的长尾西及银河，蔚为壮观。
日食发生的时候，鲁国的祝史（祭祀官）向叔孙婼请示用什么牺牲祭祀土地之神，叔孙婼说：“按照周礼，发生日食的时候，天子不吃丰盛的菜肴，在土地庙里击鼓；诸侯则在土地庙里祭祀，在朝堂上击鼓。这些事情都有成文规定，这还用得着问吗？”
彗星经过的时候，鲁国大夫申须夜观天象，感叹道：“好大的扫把星！这是老天用来除旧布新的吧？你看它现在将大火星完全遮住了，等到大火星重新出现的时候，必定散布灾难，天下恐怕难免有火灾了！”
“确实如此。”大夫梓慎说，“去年我就关注到它了，现在它变得更加明亮，岂能不兴风作浪？如果发生火灾的话，恐怕主要在宋、卫、陈、郑四国。”
几乎与此同时，郑国的星象学大师、著名的乌鸦嘴裨灶也预测到了火灾的发生，他对子产说：“下臣夜观天象，预料宋、卫、陈、郑四国将同日发生大火。此火五百年一遇，所到之处，玉石俱焚，无所幸免。但是，如果您将宗庙里的玉杓交给我来举行祭祀，可以确保郑国躲过这一劫。”
子产笑了笑，拒绝了裨灶的建议。
大夫里析，已经七十多岁了，见多识广，颇有人望。他也跑去找子产说：“天象异常，恐怕有大事发生，人民会受到惊吓，国家将面临灭亡。”
子产说：“您也这么认为吗？”对于年迈的里析，子产总是保持特别恭敬的态度。
里析说：“我活了那么多年，应该不会看错。灾难正在到来，只不过当它来临的时候，我这个老头子恐怕已经不在世上了。”说着猛烈地咳嗽了几声，子产赶紧伸手搀扶住他，他一把抓住子产的手，说：“事关郑国存亡，请您认真考虑一下，实在不行的话，迁都如何？”
“这……迁都非同小可，不是我一个人能够决定的。”子产打了个马虎眼，将这件事搪塞过去了。
公元前524年五月七日，大火星刚刚出现在夏夜的天空，那天傍晚突然刮起了持续大风。梓慎再一次警告：“这是所谓的融风，乃是火灾的前兆。七日之后，火灾必至！”
两天之后，风势转大。十四日晚，风更大。梓慎登高远望，迎面扑来一股热浪。他闭上眼睛，喃喃自语道：“天火已经降临了，不出我所料，正是宋、卫、陈、郑四国。”
身边的人将信将疑。果不其然，数日之后，四国均派人来曲阜通报：十四日发生罕见大火，烈焰焚城，生灵涂炭！
火灾发生的时候，子产一如继往地沉着冷静。他将各位卿大夫召集起来，有条不紊地发布了几道命令：
第一，由他亲自将晋国公使从东门送出，取道安全的地方回国。
第二，派外交人员前往边境，谢绝一切来访的客人。
第三，封锁各国使馆区，派重兵把守，不许任何人进出，保证使节的安全。
第四，派子大叔的儿子游吉巡视各处祭祀的场所直至宗庙，派大夫公孙登将占卜用的大龟迁到安全地带，派祝史（祭祀官）将宗庙里安放神位的石匣搬到相对安全的周庙。
第五，严令各级官吏恪守岗位，派大夫商成公负责警备宫廷，将先君留下来的年纪较大的宫女安置在安全地带，年轻的则坚守宫中。司马、司寇等人则奔赴一线指挥灭火救灾，城外的驻军也列队进城维持秩序，防止有人趁火打劫。
第六，命令各大家族发放武器，武装族兵，登上城墙，加强守备。
第七，大夫里析刚刚过世，尚未下葬，派三十人为其抬棺，搬到安全的地方。
子大叔有点担心：“您刚送走了晋国的客人，现在又摆出一副备战的架势，难道就不怕晋国误会？”
子产说：“送走晋国客人，是怕他们万一有个闪失，成为晋国责难我们的口实。加强戒备，是怕别的国家趁乱而入。请问这有什么不妥吗？”
第二天早上，新郑城内的火势基本得到控制。子产又命令各地的治安官加强管理，约束各地征发的徒役，确保社会稳定。派祝史前往城北筑坛，向玄冥（水神）、回禄（火神）祈求平安。派官吏登记被烧毁的房屋，减免这些家庭的税赋，并发给他们重建家园的材料。新郑城全体市民致哀三天，停止一切交易活动。形势稳定后，才派外交官向各国通报情况。
不久之后，晋国的边境官吏果然给郑国送来一封责备的信。信上说：“郑国遇到重大灾害，晋侯和大夫都深感不安，又是占卜祷告，又是打探消息，为此花费了大量的钱财也在所不惜。郑国的灾难，就是寡君的忧患啊！但是听说贵国摆出一副打仗的样子，派人登墙戒备，这是打算向谁问罪呢？我们对此感到担忧，不敢不问个明白。”
子产回信：“诚如您所言，郑国的火灾就是晋侯的忧患。子产不才，执政不力，所以上天降罪于郑国，才有火灾发生。又害怕坏人趁火打劫，加重郑国的灾难，那就是加重晋侯的忧患了，所以才派人加强戒备，这也是为晋侯着想呀。所幸现在问题已经解决，郑国依然屹立不倒，有一些小小的误会也是可以解释的。如果郑国不幸灭亡，就算晋侯为我们操心，也于事无补了。郑国既然侍奉晋国，怎么敢有二心？请您明察。”
晋国人对这个解释表示接受，没有再拿这件事做文章。倒是裨灶再度提出要借用玉杓来祭祀祈祷，而且警告说：“不听我的，郑国还会有火灾发生！”
子产还是拒绝了他的建议。
子大叔得知此事，劝道：“宗庙里的宝物，是用来保民平安的。如果再一次发生火灾，国家就要灭亡了，您为什么爱惜区区一个玉杓而不在乎国家的安危呢？”
子产说：“事情如果真像裨灶说的那样，为了国家的安危，就算要我的性命也无妨，怎么会吝惜宝物呢？只不过天道幽远艰涩，人道则切近易懂（天道远，人道迩），凡夫俗子又如何看得透天道？您认为裨灶懂得天道吗？我看他只不过是话说得多了，偶尔有一两次说中罢了！”
话虽如此，同年七月，子产还是大兴土木，修建土地神庙，举行祭祀向四方之神祈求平安和丰收。同时，为了提振民心士气，还挑选精锐部队在新郑举行盛大阅兵。
阅兵需要场地。不巧的是，子产圈定的进场道路正好穿过子大叔的宅子。具体来说，子大叔家的宗祠——游氏宗庙在路南，住房在路北，两者之间的庭院又小，不足以清理出一条大道。子大叔突然面临很多现代人经历过的噩梦——拆迁！而且为了保持道路笔直，必须拆掉宗庙而不是住房。
回想起来，这已经是游氏宗庙第二次遇到拆迁问题。
前一次是在公元前530年郑简公去世的时候。当时为了给郑简公送葬，要清除道路障碍，游氏宗庙就被列为拆迁对象（可见这宗庙的选址也确实有些问题）。子大叔当然不愿意，命令家人拿着锹、镐之类的拆迁工具站在宗庙旁边，就是不动手，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问你们为什么不动手，你们就说这是安放祖宗神位的场所，不忍拆除，但是上命不可违，我们不想拆也得拆了。”这一招果然奏效，子产听到子大叔的家人这么说，便命令施工队绕开游氏宗庙。
那时一同列为拆迁对象的，还有几位司墓（公墓的看守者）的房屋。如果拆掉，则灵车可直达公墓，清早即可下葬；如果不拆，则灵车必须迂回进墓园，须延迟至中午方可下葬。子大叔不厚道，保住了自家宗庙，便不顾他人的居所，向子产建议说：“拆吧！否则的话，要诸侯的使臣等到中午，恐怕他们不乐意。”
子产说：“诸侯既然派人来会葬，又怎么会在乎等到中午？不拆也没什么影响，而且也不会给民众带来麻烦，那为什么非要拆不可？”于是一并不拆，郑简公的灵车因此兜了远路，只能“日中而葬”。《左传》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子产知礼，“所谓礼，就是不为了成全自己而损害别人”（子产于是乎知礼，无毁人以自成也）。
事隔六年，游氏宗庙第二次面临拆迁，子大叔驾轻就熟，故伎重演，又是派几十个家人拿着拆迁工具站在宗庙的外边，交代说：“如果子产过来检查，命令迅速拆除，你们才真动手。”
三天之后，子产上朝，经过子大叔家，看到房子还好好的，几个巨大的“拆”字分外刺眼，不觉大怒，问是怎么回事。子大叔的家人见了，拿起镐钎，朝着宗庙的外墙“乒乒乓乓”就干起来。
子产边走边看，走了不到半里地，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急忙命随从：“快回去，命令他们住手！”
“啊？”
“还愣着干啥？要他们拆北边的房间，不要拆南边的宗庙，快去！”
从这个故事可以看出，子产为政宽猛相济，大原则不动摇，然而在细微处又体察人情，尽量不损害别人的利益，由此可见一斑。
公元前523年，郑国六卿之一、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偃去世。
驷偃的嫡妻是晋国人，为他生了嫡子驷丝，当时还未成年。驷氏家族的几位头面人物聚在一起商量，决定立驷偃的弟弟驷乞为族长，继承卿位。
这件事当然需要得到子产的支持。但是子产的态度很暧昧，既不支持，也不反对。主要原因，一来子产憎恶驷偃的为人，懒得去管他的身后事；二来父死子替，兄终弟及，既然有驷丝这个嫡子在，轮不到驷乞插队。
在这种情况下，驷家人不敢轻举妄动。
而在另一方面，由于觉察到儿子的继承权受到威胁，驷丝的嫡妻也写了一封信给晋国的娘家，希望娘家人在这个关键时刻帮外孙一把。娘家人把这事捅到了晋昭公那里。于是，同年冬天，晋国派出使者访问郑国，直截了当地质询驷家的事。
晋国使者来势汹汹，郑国朝中无人敢应对。为什么？理亏啊！人家正儿八经的嫡子，为什么不能继承家业呢？驷乞顶不住压力，想要逃走，被子产制止；想请求祝史占卜凶吉，又被子产拦住。卿大夫们也很紧张，专门开了一个会来讨论对策，商量了半天却没有结果。子产在一边冷眼旁观，讨论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最后才说：“诸位大夫就此打住，此事不用再议，就由我这把老骨头去对付吧！”
子产亲自跑到宾馆去见使者，说：“上天不保佑郑国，寡君的几位臣子都不幸早死，现在又轮到驷氏家族遭遇丧事。更不幸的是，驷家的继承人年龄尚幼，他的几位叔伯兄长怕宗族因此衰落，私下商量，想立他的叔叔。这件事情非常棘手，连寡君也难以定夺，私下对我们说，‘也许是上天故意扰乱世间的秩序，我们又能做什么呢？’这是上天的安排啊！谁敢去问为什么。现在您代表晋国来问这件事，我实话告诉您，寡君根本不支持这件事，也不敢支持，别人当然就更不敢插手了。”一句话，驷家的动乱，是他们自己的事，与郑伯无关。
子产接着说：“平丘之会上，晋侯与诸侯重温过去的誓词，强调说‘不要失职！’如果寡君的臣子不幸去世，晋国就伸长了手来干涉其继承之事，这不是把郑国当作晋国的一个县，甚至一个乡来对待吗？那样的话，郑国还像是一个国家吗？寡君岂不是失职吗？我这个执政岂不是失职吗？”言下之意，驷家的事，再怎么说也是郑国的内政，轮不到晋国人来插手。
晋国使者无言以对，这件事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十二月，郑国气候反常，冬天竟然发生洪灾。有人看到两条龙在新郑南门外的洧水中争斗，自然认为这是洪灾的原因，于是请求举行祭祀，祈求平安。子产不同意，说：“我们争斗，龙不看；龙争斗，我们为什么要凑热闹跑去看呢？就算我们祭祀祈祷，那洧水本来就是它们的居所，岂能因为我们祭祀就离开？我们对龙没什么要求，龙自然也就对我们没什么要求，祭祀大可不必！”
也许子产是这么认为，一切神仙鬼怪，只要你不去招惹他，他就拿你没办法，你有事没事去祭祀他，他就给你找麻烦了。这一点，倒是与孔夫子的“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不谋而合。
说来也怪，自此之后很多年，郑国再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水火灾害。
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522年，子产去世了。
子产驰骋政坛四十余年，以“宽猛相济”而闻名，行事作风有儒家的仁爱，有法家的严厉，有外交家的灵活，还有改革家的勇气与智慧。当人们不理解他，在背后议论他的时候，他总是淡然处之，“不毁乡校”而倡言论自由之风，气度委实罕见；“铸刑书”是子产在当时最受争议的举动，即便是后世儒家也颇有微词，却是从人治走向法治的标志性事件，至今仍有现实价值；在外交上，子产坚持不亢不卑，致力于维护国家的独立，保护国家的权益，赢得了广泛尊重。
《史记》记载：子产执政期间，郑国的儿童不用下田干活，年轻人作风正派，老年人可以安度余生；市场上买卖公平，物价稳定；社会和谐，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子产去世后，郑国的青壮年失声痛哭，老人像孩童一样哭泣，说：“子产离开我们而去了啊，老百姓将来依靠谁！”似乎天都要塌下来了。更有野史记载：子产去世，郑国的男子不佩玉器，妇女不戴首饰，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痛哭悼念了整整三个月。
听到子产逝世的消息，还有一个人很伤心，那就是孔子。他大哭流涕，称子产为“古之遗爱”。在孔子给同时代人的评价当中，这个评价无疑是最高的。
孔夫子对子产最钦佩之处，还是“宽猛相济”。他说：“子产确实是善于治国。政策宽大百姓就容易产生轻慢之心，轻慢则用严厉的手段加以纠正。但是严厉又会伤害到百姓，又必须以宽大来安抚他们。只有宽猛相济，不急不慢，不刚不柔，从容不迫，才会政通人和。”
孔子如此尊崇子产，后世学者自然跟风膜拜，历朝历代对子产都是推崇备至。甚至有人说：“春秋的前半段，管仲唱主角；春秋的后半段，子产挑大梁。”更有人说：“后半段春秋，全靠子产生色。”言下之意，如果没有子产，后半段春秋就没有什么看头了。
当然，也有人对子产颇有微词，孟子就是其中一位。据传，郑国发大水的时候，子产命车夫驾着自己的马车，在洧水帮助百姓渡河。坐过他的车的人都感恩戴德，孟子却不以为然，说：“子产也就知道用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却不知道怎么治国。提早两个月搭好桥，民众渡河就不会有困难了，哪里用得着马车？他一辆马车，能够让所有人都渡过河吗？君子只要能够治理好国家，就算出行的时候命令百姓都回避也没什么不妥。要想人人都说他的好话，只怕他活一万年都不够！”
孟子的话，说得也有道理。国家总理这个级别的干部，关键是要抓好大事，保证国家不出乱子，而不是在小事上体现所谓爱民之心。但是从子产的实际表现来看，孟子的指责又过于严厉，毕竟，在子产当政期间，郑国社会稳定，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诸侯不敢轻视——大事，他也抓好了。
子产弥留之际，子大叔陪侍左右。子产对子大叔说：“我死之后，您必定当政，有句话想送给您——这世上唯有有德之人能够以宽厚来使百姓服从，否则就不如采取严厉的手段。严厉就像是猛烈的火，人们一看就害怕，躲得远远的，自然不会被烧死；宽厚就像是温柔的水，人们容易轻视它，淹死的就很多。宽厚，毕竟是一件很难掌握的技巧啊！”
子大叔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你干脆说我无德不就行了？子产死后，子大叔果然执政，他也学着子产那一套，“不忍猛而宽”，希望以德服人。结果不到半年，郑国盗贼四起，甚至有人在萑苻（huánfú，地名）啸聚山林，拉起了武装，公然跟朝廷对着干。子大叔追悔莫及，派军队进攻萑苻的盗贼，将他们赶尽杀绝，郑国的治安才稍有好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