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28年，晋国发生了一桩土地纠纷案：大夫邢侯和雍子争夺鄐（chù）地（地名，今河南省境内）的田产，打起了官司。
邢侯是楚国降臣申公巫臣的儿子，雍子也是楚国人，多年前因遭人陷害而逃到晋国。审判长士景伯当时正在楚国出差，两个楚国人的官司便交由叔向的弟弟羊舌鲋代理审判。
叔向兄弟五人，羊舌鲋是老幺。兄弟二人的品性迥然不同：叔向聪明睿智，敬业爱国，在历史上有“古之遗直”之称，与“古之遗爱”子产齐名；羊舌鲋则声名狼藉，被世人称为老饕。
老饕自然不会放过这样一个捞钱的好机会。
案子还没审，当事人雍子就给羊舌鲋送来一笔茶水费，羊舌鲋欣然收下。
邢侯则一竿子插到底，直接找到中军元帅韩起。韩起有没有收钱我们不知道，但是知道他给羊舌鲋递了一张条子，上面明确指示，要他判邢侯胜诉。
按常理说，中军元帅发了话，这个案子胜负已决，就算告到晋侯那里，也是邢侯获胜。但是羊舌鲋显然不是按常理出牌的人，只要有利可图，就算得罪韩起他也敢干。
他将雍子找过来，说：“事情不好办，有很厉害的人替邢侯撑腰，具体是谁我就不说了，反正很厉害。”
雍子说：“那按您的意思是，这官司打不赢了？”
“倒也不是。只是，确实很难。”羊舌鲋不停地搓着手，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时不时瞟雍子一眼，欲言又止。
雍子很干脆地说：“我知道事情不好办，但我相信审判长的智慧，没有办不到的事。这样吧，我有一个女儿，年方二八，长得如花似玉，是我们老两口的心头肉，一直舍不得许人。如果审判长不嫌弃，我回去就和老太婆商量，将女儿嫁给您当个侧室，而且不用您下聘礼，我们家倒贴一笔嫁妆，如何？”
羊舌鲋说：“这恐怕不太好吧？”
雍子说：“有什么不好？羊舌家是晋国的名门，我这个楚国人能够将女儿嫁到羊舌家，感到非常荣幸。我说审判长，啊，不……姑爷，您就别推辞了。”
羊舌鲋说：“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到了断案那天，羊舌鲋大笔一挥，果然判邢侯败诉！
邢侯本来以为自己胜券在握，一听这个结果，立马控制不住情绪，做了一件很不理智的事。他从腰间拔出佩剑，一个箭步冲到羊舌鲋面前，将羊舌鲋刺了个透心凉。雍子见势不妙，捞起下裳想跑，邢侯追上去又是一剑，将雍子也杀死了。
土地纠纷升级为人命案，震惊了晋国朝野，韩起不得不亲自审理此案，出于对叔向的尊重，他事先征询叔向的意见。
叔向的回答很明确：“三个当事人都有罪。杀人凶手应当处死，和那两个被杀的一起曝尸示众，以儆效尤。”
韩起没想到叔向会这样说。羊舌鲋是叔向的胞弟，曝尸示众的话，羊舌家的面子何在？
叔向平静地说：“雍子贿赂法官，羊舌鲋贪赃枉法，邢侯公然行凶，都是犯罪。他们一个行贿当局巧取豪夺，这叫做昏；一个贪图贿赂而败坏法纪，这叫做墨；一个行凶杀人而毫无顾忌，这叫做贼。《夏书》上说，昏、墨、贼者，都应当处死。这是自古就有的刑罚，请您照祖先的规矩来办吧！”
韩起最终按照叔向的意思，杀了邢侯，将三个人的尸首都挂在城门口示众。
孔夫子对这件事的评价很高，说：“叔向这个人无论治理国事还是处理案件，都不偏袒自己的亲属，可谓正直！”
其实，叔向与邢侯也不是一般关系。叔向的老婆，是申公巫臣的女儿，也就是邢侯的姐姐。
据《左传》记载，叔向娶申公巫臣的女儿，遭到过母亲叔姬的反对。叔姬认为，申公巫臣的老婆夏姬不是个好东西，“嫁了三个老公，害死了一个国君（陈灵公）、一个儿子（夏征舒）、两个卿（孔宁和仪行父），还导致陈国灭亡。”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女儿，能是好货？
叔向是个孝子，特别听母亲的话，当时就决定不娶了。但当时的国君晋平公是个多管闲事的人，听说这件事，说：“男才女貌，门当户对，有什么不好？”亲自作主，非要叔向把这门亲事给办了。
叔向和这个女人生了一个儿子，取名食我，字伯石。叔向去世后，食我继承家业，成为羊舌氏的族长。
公元前514年，晋国发生了一桩风流事儿。大夫祁盈的家臣祁胜和邬藏“通室”，也就是交换夫妻（真够新潮的！）。祁盈发现之后，要将这两个人抓起来治罪。祁胜赶快贿赂下军副帅荀跞，请他出面为自己说话。
当时晋国的风气，和现在大概也差不多。荀跞收了礼，便对晋昭公说：“祁盈也没向您报告一声，就抓了人，这是不对的。”
晋昭公哪里有什么主见？政事早由六卿把持，他连傀儡都算不上，顶多算是个影子。荀跞说祁盈做得不对，那他就是做得不对。晋昭公马上传旨：将祁盈抓起来问罪！
祁盈的家臣们得到消息，群情激愤，纷纷劝祁盈：“反正是一死，不如杀了那两个淫贼，至少图个痛快！”这是什么搞法！本来事情还没到最糟糕的地步，将那两个淫贼一杀，那不是公然和国君对着干吗？
祁盈却听从家臣的意见，杀了祁胜和邬藏。也许在他看来，处置家臣是自己的家务事，即便是国君也无权插手。但是他没想到，荀跞想要的就是这样一个借口。
同年六月，晋国六卿开会讨论祁家的问题，一致决定判处祁盈死刑，没收祁家的一切资产，充公入库。不仅如此，羊舌食我素来与祁盈交好，“祁盈之党也”，同样判处死刑，财产充公！这样的判决，用现在流行的话说，不如去抢好了。
据说，羊舌食我出生的时候，叔姬前往探视，还没到产房，听到食我的哭声，便走回去了，说：“这是豺狼的声音，这孩子狼子野心，羊舌氏怕是要断送在他手里了！”食我怎么狼子野心，史料没有记载，倒是记载了六卿如何赤裸裸地掠夺别人的家业，瓜分晋国的财产。
祁氏和羊舌氏的家业有多大？
这一年秋天，执政多年的韩起去世了，接替他的是魏舒，瓜分祁、羊舌两氏土地的工作自然落到了魏舒头上。
魏舒将祁氏的土地分为七个县，羊舌氏的土地分为三个县，分别任命司马弥牟、贾辛、司马督、魏戊、智徐吾、韩固、孟丙、乐霄、赵朝、僚安为县大夫。如此安排的理由：贾辛、司马督曾为王室服务，立下大功；智徐吾、赵朝、韩固、魏戊乃卿之庶子，能守其业，所以给予嘉奖；其余四人，是众人推荐的贤才，受封之前都没见过魏舒。
有一种观点认为，魏舒没有将土地分给六卿，而是直接委任县大夫管理，是晋国由封建采邑制向郡县制改革的一次尝试，旨在增强国家的力量。我觉得，这顶帽子扣得太大了。严格地说，这是一次表面公正，实际上具有政治目的的分配。
让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当时晋国六卿的情况。
魏舒：魏氏，其先祖毕万，在晋献公年代崭露头角，获封魏地。其后有魏犨，以勇力闻名于世。魏犨之孙魏绛在晋悼公、晋平公年间多有建树。魏舒即魏绛之子。
赵鞅：赵氏，其先祖赵夙，是晋献公年代名臣。其后赵衰辅佐晋文公称霸天下，赵盾在晋灵公年代权倾一时，赵武在晋平公年代成为中军元帅，主持弭兵会盟。赵鞅乃赵武之孙。
韩不信：韩氏，其先祖韩简，曾经服务于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出力甚多。晋灵公年间，韩厥受到赵盾提拔，仕途一路走高，直至当上中军元帅。韩厥之子韩起也是名噪一时的风云人物，继赵武之后成中军元帅。韩起生韩须，韩须早死，韩不信继承韩氏家业。赵、韩两家世代相互提携，结成了牢固的政治同盟。
荀寅：荀氏，其先祖荀林父担任过晋文公的“御戎”（车夫），后来逐渐成长为晋军的重要将领。公元前632年，晋国扩军，在三军的基础上增加“三行”，荀林父被任命为中行主将，从此荀林父一族又以“中行”为氏。荀林父官至中军元帅，其后荀庚担任过上军元帅，荀偃担任过中军元帅，荀吴担任过中军副帅。荀寅即荀吴的儿子。
士鞅：士氏，因其先祖获封于范，又称为范氏。自晋文公年代开始，士氏家族人才辈出。士会五朝老臣，德高望重，享有崇高的声誉；士燮、士匄也多有出色表现。士鞅即士匄之子。从历史上看，士氏家族自士匄开始，门风有所下降。特别是士鞅这个人，年轻的时候就有些心术不正，喜欢煽风点火（公元前559年的栾盈之乱，就有他的一份功劳）。当上卿之后，又以贪财好货而闻名于诸侯，而且结党营私，跟荀寅打得火热。
荀跞：荀氏，其先祖荀首，是荀林父的亲弟弟，因战功被封于智地（地名，今山西省境内），所以又称为智氏。其后荀罃曾任下军副帅、上军元帅和中军元帅，荀盈曾任下军副帅。荀盈去世后，晋平公想趁机削弱智氏，打算安排自己的亲信接替荀盈的位置，后来因为屠蒯等人的劝阻，才不得不任命荀盈的儿子荀跞为下军副帅。那个时候，智氏家族相对衰落，有赖于同宗共祖的中行氏提携。
魏舒主持瓜分土地，智、赵、韩、魏四家都分到了赃，范氏和中行氏则一无所获，用意很明显：他希望通过拉拢智、赵、韩三家来打击范氏和中行氏，同时拉拢部分非卿家族来增强自身的实力。但是孔夫子似乎没看清这一点，他表扬魏舒“近不失亲，远不失举，可谓义矣”。
有一件小事可以说明魏舒其实多少有些心虚。他问大夫成鱄（tuán）：“我将梗阳县封给魏戊，人家会认为我这是在谋求私利吗？”
魏戊是魏舒的小儿子。成鱄回答：“怎么可能呢？魏戊这孩子品德很好，尊重领导，团结同事，见利思义，为人谨慎，给他一个县算什么？当年周武王得到天下，他们兄弟被封为诸侯的有十五人，姬姓建国的有四十人，这都是提拔自己的亲人，但是没人敢反对，为什么？因为他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择善而封，亲疏远近都没有区别。您现在做的事，也是择善而封，连那些不怎么熟的人都封到了，谁又会说您谋求私利呢？”
成鱄的话，正是魏舒想听到的。
另外一个故事则可说明魏舒也不像他自己标榜的那么高尚。
魏戊去了梗阳县后，有人打官司，魏戊拿不定主意，把案件上报给魏舒。一方当事人马上给魏舒送去一队歌女。魏老先生一看到十几个娇滴滴的女孩子，简直笑得嘴都合不拢，也不说推辞，也不说接受，将她们留在了府上。
倒是魏戊很着急，将大夫阎没、女宽找来说：“老头子以不爱贿赂而闻名于诸侯，如果接受梗阳人的这些女优，就没有比这更大的贿赂了！请你们两位一定要说说他。”
阎没和女宽答应了。第二天退朝，两个人先跑到魏舒的院子里等候。魏舒回来看见他们，招呼他们一起吃晚饭。等到饭菜摆上来，两个人三次叹气，欲言又止。魏舒看不下去了，说：“古人说得好，只有吃饭能够忘记忧愁，你们跟我吃饭，这样长吁短叹的，究竟是为哪般？”两人对魏舒说：“昨天晚上有人送了两瓶酒，我俩喝高了，因此没吃晚餐，今天早就饿晕了。刚刚饭菜摆上来，我们怕不够吃，所以叹气。菜上到一半，又责备自己说，难道元帅请吃饭，还能不够吃？于是再次叹气。等到菜全上来，满满一桌子，我们还没吃，光看着都由衷地感到很满足，所以又有一叹。唯愿君子的心也像我们小人的肚子一样（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容易得到满足。”
魏舒脸一红，说：“我明白了。”命人将歌女全部退回。
后人常说“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但很少有人知道，“以小人之腹为君子之心”，完全是另外一种意义。
同年十月，贾辛将前往其封地上任，临行前向魏舒告别。魏舒很高兴，给贾辛讲了一个故事：
当年叔向出访郑国，郑国大夫然明想看看叔向，但又怕自己长得丑吓坏了客人，便装作是收拾器皿的仆人，站在堂下，说了一句话。当时叔向正准备喝酒，听到那句话，就把酒放下，说：“那肯定是然明！”下堂来拉住然明的手，将他请到堂上，说：“古时候有个贾大夫，长得奇丑无比，娶了个老婆，人长得很漂亮，但是不苟言笑——整整三年没有说过一句话，也没笑过一次。直到有一次，贾大夫带着老婆去打猎，射中了一只野鸡，他老婆才开始笑着说话。贾大夫深有感触，说‘看来男人还是得有点本事，我如果不会射箭，你这一辈子就不说不笑了啊！’然明啊，你本来就貌不出众，再不说话，我就与你失之交臂了，能说不说害死人啊！”
魏舒讲完这个故事，对贾辛说：“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你对王室有功，我才保举你。现在要去上任了，那就快去吧，保持一颗诚敬的心，把工作做好，不要毁了你原来的功劳！”
孔夫子评价：“诗上说‘永言配命，自求多福’，魏老先生说的都是肺腑之言啊，他的后代必定兴旺发达。”
我以为，魏舒的话说得中肯，但这种慈父般的谆谆教导，无疑也是笼络人心的一种手段。
公元前513年冬天，魏舒派赵鞅、荀寅修筑汝城（今河南省境内），顺便收缴当地民间的铁器，得到铁四百八十斤。荀寅用这些铁铸造了一座刑鼎，鼎身上刻着当年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
自郑国的子产铸刑鼎以来，铸刑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但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首先还是人治与法治之争。保守者认为，晋国自古恪守先祖唐叔订立的法度，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现在放弃古法而铸刑鼎，老百姓以后只看刑鼎就行了，哪里还会尊重领导？长此以往，贵族何以成其为贵族？贵贱无序了，国家哪里还像个国家？
其次，士匄主持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是弃置不用了的。刑法中的一些重要原则，还是公元前621年晋襄公举行“夷之蒐”的时候确定下来的。众所周知，“夷之蒐”是晋国众卿乱政的开始，“一蒐而三易中军帅”，国君完全被众卿摆布，根本没办法控制局面，而且导致后来的赵、狐之争和一系列乱局。这样一部刑法，本身就为人诟病，怎么还能刻在刑鼎上呢？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荀寅铸刑鼎，未请示魏舒。
据说，魏舒听说荀寅在铸刑鼎，大吃一惊，连忙派人命令荀寅停工。但是荀寅置若罔闻，反而加快了施工进度，同时还拉拢赵鞅跟他一起担责任。工程完工后，魏舒召集六卿开会，追讨责任，结果发现事情真正的幕后主使乃是士鞅！
六卿之中，荀寅和士鞅狼狈为奸，赵鞅被荀寅利用，荀跞与荀寅同宗共祖，韩不信又与赵鞅世代相好，魏舒只能偃旗息鼓，铸刑鼎之事最终不了了之。
当时大夫史墨对此事评论：“范氏和中行氏快要灭亡了吧！荀寅不过是个上军副帅，却不遵从上令，擅自铸造刑鼎，胆子也太大了。范氏也难辞其咎，范宣子（士匄）修订的刑法本来已经废除不用，现在又搬出来实行，这是自取灭亡。至于赵氏，不过是被利用了，如若能够吸取教训，加强品德修养，或许可以免除祸患。”
六卿之间互相角力，直接导致晋国国际地位下降。公元前512年六月，晋顷公去世，晋定公即位。八月，晋国为晋顷公举行葬礼。郑国派子大叔前往新田吊丧并送葬。
当时的礼节，送葬和吊丧是分开来的，送葬重于吊丧，送葬者的地位必须高于吊丧者，方能体现尊重。以晋、郑两国外交史为例，晋悼公死，公孙夏吊丧，子产送葬；晋平公死，子大叔吊丧，罕虎送葬。现在晋顷公死了，郑国仅仅派来一个子大叔，一人身兼两职，无疑是降低了规格。
魏舒很不舒服，命士景伯责问子大叔为什么会这样。
子大叔回答：“诸侯之所以臣服于晋侯，是因为晋国有礼。所谓礼，很简单，就是小国侍奉大国，恭顺听命；大国安抚小国，体恤周全。郑国居于大国之间，忠于职守，参与大国的守备，同呼吸共命运，怎么可能忘记吊丧送葬之礼？先王规定，诸侯的丧事，派士吊丧，大夫送葬，卿是不用出面的。然而晋国的丧事，郑国每次都派卿参与，不可谓不重视，但那也是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才这么做。如果条件不允许，比如国有战乱的时候，别说卿，就是士大夫也派不出来。当年王室办周灵王的丧事，我先君郑简公正好在楚国，只派了下卿印段前往，王室也没发表意见，这就是体恤我们这些小国的困难。现在您说，‘为什么不按原来的规格办？’老兄啊，原来的规格也是有丰有俭，我们到底是从丰还是从俭呢？从丰，寡君刚刚即位两年（郑定公两年前去世，郑献公即位），年纪还小，您总不好要他亲自跑一趟吧？从俭，那我这个当国已经来了，规格也不算低了。您实在要责备我们，那就看着办吧！”
士景伯无言以对。
公元前510年秋天，周敬王派大夫富辛、石张访问晋国，提出一个要求：自从王子朝叛乱，雒邑便变得破败不堪，王室只好搬到成周。但是成周地方狭小，城墙也不高，想请晋国号召诸侯帮助扩建成周并加高城墙。
所谓霸业，不外尊王攘夷。魏舒认为这是一个提高晋国声望的机会，更是一个提高自己声望的机会。毕竟，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他不希望自己在历史上留下一个软弱无能的名声。
于是同年十一月，魏舒、韩不信召集诸侯大夫在狄泉会盟，讨论修建成周的事情。指派士景伯为总设计师，负责计算城池的长、宽、高、深，测算所需的土方，进行建筑物资的比选，安排人工使用计划，确定后勤保障方案。士景伯将这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分配给各国的任务也很明确。韩不信则负责监督，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事是好事，工作也安排得很到位，但是魏舒也许太急于确立自己的威信，在狄泉之会上做了一件傻事：他把自己的座位安排在坐北朝南的位置。
谁都知道，坐北朝南，那是天子的位置，连晋侯都不敢这么坐。当时卫国大夫彪徯（xī）就说：“魏老先生恐怕不能长久了。”
更离谱的是，魏舒将工程全权交给韩不信之后，自己就带着人马跑到大陆（地名，今河南省境内）去打猎。结果在回来的路上，突然疾病发作，死于宁城（今河南省获嘉县境内）。
晋国本来就影响力下降，魏舒这一死，参与筑城的诸侯可就有想法了。宋国的大夫仲几公然拒绝士景伯给他安排的任务，推给滕、薛、小邾几个小国去做。那几个小国当然不乐意，要士景伯给个公道。士景伯想和稀泥，对仲几说：“现在大家都齐心协力为天子筑城，请您顾全大局，先接受任务。有什么问题，以后再说。”仲几毫不买账，坚决不接受任务。士景伯毛了，晋国虽然问题多多，要对付你宋国，那还是绰绰有余！韩不信也很恼火，下令将仲几抓起来，关在雒邑的地牢里。
其实比仲几做得更过分的是齐国的高张。公元前509年三月，成周的修建工作完成，诸侯大夫都准备打道回国了，高张才姗姗来迟。但是晋国人对于这件事选择性失明，连一句当面批评的话都没给。
毕竟，齐国不是宋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