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45年春天，曲阜一带出人意料的暖和，没有出现冰冻天气。鲁国的大夫梓慎夜观天象，预言道：“今年宋国和郑国恐怕要发生饥荒了，岁星本来应该在星纪，现在却已经到了玄枵（xiāo），这是因为天时不正，阴阳也因此不调。蛇骑乘于龙之上，而龙是宋国、郑国的星宿，所以发生饥荒的是这两个国家。玄枵，虚宿在它的中间。枵，就是消耗。土地虚而百姓耗，饥荒自然就产生了。”
简单地解释一下：
第一，岁星就是木星，其公转周期为11.86年，古人误以为是12年，所以用木星记年，称之为岁星。
第二，西方人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十二个区域，称之为黄道十二宫，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十二星座；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家则将黄道附近的天空分为二十八个区域，称之为二十八宿。
第三，星纪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中的魔羯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斗宿和牛宿。玄枵所在的区域，与黄道十二宫的水瓶座相当，在二十八宿中则为女、虚、危三宿。根据梓慎推算，当年木星应当在星纪的位置。但是据观察所得，却在玄枵的位置，所以叫做“天时不正”。
第四，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的学说，木星为青龙，虚宿和危宿为蛇。木星跑得太快，插到了虚、危两宿之下，所以说“蛇骑乘于龙之上”。
第五，古人认为，天上的星宿对应地上的疆域，即所谓“天则有列宿，地则有州域”。宋、郑两国所在位置，正是木星对应的疆域。木星位置不正，宋、郑两国自然受到影响，将会发生饥荒。
关于星相命理之学，自古以来见仁见智，未有定论，在此亦不做深入探讨。从《春秋》和《左传》的记载来看，这一年中原地区的收成确实不太好，宋、郑两国尤其不景气。但是，就在这一年秋天，按照弭兵会盟中“从今以后，晋国的盟国要向楚国朝觐，楚国的盟国也要向晋国朝觐”的约定，各国诸侯顾不上饥荒，纷纷派代表或亲自到新田和郢都朝觐晋平公和楚康王。一时之间，进出山西和湖北的大路上，飘扬着各国旗帜的华丽马车络绎不绝，国际之间的交流大大活跃起来。
在位已经四十七年的蔡景公不顾年事已高，前往新田朝觐了晋平公。从蔡国到晋国，郑国是必经之路。蔡景公去的时候，郑简公派公孙舍之到新郑的东门外慰劳他；回的时候，郑简公又在新郑城内设宴亲自招待他，以尽地主之谊。应该说，郑简公做得蛮有人情味，但是蔡景公不知出于何种心态，对郑国人的热情始终不太感冒，甚至可以说有诸多不敬。
子产对此评论道：“蔡侯恐怕有灾难降临了。一个月前他经过这里，国君派子展（公孙舍之字子展）到东门外慰劳他，他表现得很倨傲。现在他回来又经过这里，国君亲自接待他，他还是那么漫不经心，这就是他的本性了。作为小国的国君，侍奉大国，本来应该战战兢兢，他倒好，反而将轻慢作为本性，能有好结果吗？如果他被杀，杀他的人肯定是他儿子。”
子产敢于如此确切地预测蔡景公的下场，并非空穴来风。据《左传》记载，这位蔡景公人老心不老，长期跟自己的儿媳通奸，而且不避人耳目，已经在国际上传为奇谈。两年之后，蔡景公果然死于亲生儿子之手，扒灰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
就在蔡景公访问晋国的时候，郑简公也派大夫子大叔出访楚国。但是子大叔没有见到楚康王，刚走到汉水就被楚国人劝回去了。楚国人说：“在宋国结盟的时候（即弭兵会盟），贵国的国君亲自参加，现在却派大夫前来朝觐，寡君对此感到迷惑。大夫姑且回去，我们将派人专程赶赴晋国把这件事情了解清楚，明确贵国国君是否应该亲自前来朝觐，再告诉你们。”话说得很客气，表达的意思却是毫不含糊：你不够资格朝觐楚王，换你们的国君前来！
子大叔回答：“在宋国的会盟，楚王明确表示要做有利于小国的事，让小国安定它的社稷，安抚它的百姓，用礼仪承受上天赐予的福气，这都是楚王亲口说的，也是我们这些小国的希望所在。今年郑国的收成不好，寡君因此派我奉上财礼，向贵国的办事人员表示敬意。现在您却对我说，你有什么资格参与郑国的大事？难道一定要寡君抛弃守卫疆土的职责，跋山涉水，顶风冒雨，才能满足楚王的心愿吗？如果是那样，寡君唯楚王的马首是瞻，岂敢不听命？只不过……”子大叔话锋一转，“这不符合会盟的精神，也使得楚王的德行有所缺失，对于您本人也不利，我们怕的就是这个啊！如果不是因为这层担忧，寡君哪里敢害怕劳苦，不亲自前来呢？”
那个年代的人，个个都是算命高手，预测专家。子大叔没有去成郢都，回到新郑之后就对公孙舍之说：“楚王快死了，不致力于修明德政，反而在诸侯那里索取无度，以图一逞，这样能够活得长久吗？”他还以《周易》的知识来阐释自己的观点，说，“《周易》中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就是‘遇复之颐’（由复卦变为颐卦），也就是迷了路往回走，凶象已现。这说的就是楚王吧！想实现他的愿望却忘掉了来时的路，想回来却找不到北，这就叫做‘迷复’，能不凶吗？”
预测归预测，当务之急却是给楚国人一个明确的答复。子大叔劝郑简公：“您就去一趟楚国吧，让他们高兴一下，而你就当是去给楚王送葬，如何？依我之见，楚国在近十年之内都无力争霸天下，只要我们不主动去惹怒他们，就不会有战乱降临，郑国的百姓也可以好好休息一下了。”
大夫裨灶也说：“臣夜观天象，今年岁星不在其应有的位置上，而是运行得过了头，已经危害到鹑（chún）尾（鹑火和鹑尾，分别包含柳、星、张三宿和翼、轸两宿，对应地上的王畿和楚地），如果我没说错的话，只怕周天子和楚王都活不长了。”
郑简公心想，既然你们都那样说，那就去吧，犯不着为了一个将死的人闹别扭。怀着这种阿Q心理，郑简公派子大叔前往晋国，向晋国汇报了有关情况，然后于同年九月由子产陪同前往郢都朝觐楚康王。
按照当时的习俗，诸侯到他国访问，未入对方国都之前，要接受对方的“郊劳”，也就是出城慰问。为此，必须寻找一块空地，拔除野草，清洁土地，然后堆土为坛，并用帷幕围蔽四周，以接待对方人员。
郑简公抵达郢都城外，却仅仅搭建了一些休息用的帐篷，没有搭建土坛。负责安排住宿的外仆（官名）对子产说：“从前先大夫陪同先君到各国访问，从来没有不筑坛的先例，这一规矩至今沿袭不改。现在您不除草也不筑坛，就搭起了帐篷，这样恐怕不好吧？”
子产说：“是这样的，大国诸侯去到小国，就筑坛；小国诸侯去到大国，草草搭起帐篷就行了，哪里用得了筑坛？”
外仆表示不解。
子产说：“大国诸侯去到小国，有五种好的目的——赦免小国的罪过，原谅它的错误，救助它的灾难，表扬它以德治国而且有法可依，教导它做得不到位的地方。小国没有困惑，心甘情愿地服从大国的领导，所以筑坛以宣扬功德，告诉后人不要懈怠。而小国诸侯去到大国，有五种坏的目的——听大国掩饰自己的罪过，要求得到所缺乏的物资，主动前去听命于大国，向大国贡献物品，服从大国突如其来的指示。如果不这样做，大国就加重小国的负担，无论红白喜事都要求小国出钱出力。这些都是小国的祸患，还用得着筑坛来宣扬这些祸患，而且告诉后人吗？”
说白了，郑简公本来就不想来楚国，是楚国人逼着来的，没有必要郑重其事地做足功课，将就着应付一下就行了。
裨灶的预测很准确。同年十一月，在位二十七年的周灵王驾崩。而这个时候，宋平公、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都在忙于前往楚国朝觐。对于天子的死讯，大伙也许仅仅是“哦”了一声，如同不相干的人一般，很快就将它抛诸脑后了。鲁国的史书《春秋》干脆没有记载这件事。《左传》则解释说，王室没有发来讣告，所以不记载这件事也是“礼也”！
前面说过，郑国是中原的心脏。各路诸侯南下楚国，郑国是必经之道。鲁襄公经过郑国的时候，郑简公已经在楚国了，只能委托良霄前往新郑北部的黄崖（地名）慰劳鲁襄公。
但是，良霄的傲慢态度引起了鲁国君臣的强烈不满。叔孙豹甚至说：“这个人如果不受到惩罚，郑国必然有大灾祸。恭敬，是用来维系民心的，他却丢弃了它，还能用什么来继承保有祖宗的积业？如果郑国人不讨伐他，也必定会因他而受到上天的惩罚。”从后面发生的事情来看，叔孙豹也是预言家，这是后话，在此不提。
裨灶的预测再一次得到验证。鲁襄公走到汉水的时候，听到了楚康王去世的消息。他的第一反应是松了一口气，马上决定打道回府。但是陪同鲁襄公出访的大夫叔仲带认为不可以这样做，说：“我们来这里是为了楚国，又不是为了某一个人，还是继续走吧！”
孟椒对此不以为然：“君子考虑长远，小人却只顾眼前。但是如果饥寒都顾不上解决的话，谁还会有工夫去顾及后果？不如姑且回去。”
叔仲带说：“我们不远千里来到楚国，不是因为楚国的仁义，而是因为它有盟主的名分，而且害怕它的武力。如果是为了它的仁义而来，当然应该庆贺它的喜乐，哀悼它的悲伤；因为畏惧而来，就更应该这样做啦！我们在国内听到楚国有丧事还要前往吊丧，现在途中接到讣告反而回去，这不是明目张胆地轻侮楚国么？到时候楚国人如果以此为借口讨伐我国，你们有没有办法抵御？如果有，那现在回去也罢；如果没有，还是老老实实向前走吧！”
两种意见碰撞，叔仲带占了上风。叔孙豹评价道：“叔仲带可以考虑让他独当一面了，孟椒还要多多学习才能任用。”大夫荣成伯也说：“忠诚的人多半目光较为长远。”在这种情况下，鲁襄公放弃了回去的打算，继续前进，并于当年年底抵达了郢都。
公元前544年的春节，鲁襄公是在郢都度过的。南方的春寒料峭，比北方更多了一层湿冷，让长期生活在曲阜的鲁襄公感到很不适应。更让他浑身起鸡皮疙瘩的是，楚国人提出，要他亲自为楚康王致襚。
所谓“致襚”，就是为死者穿衣，是春秋时期诸侯使臣参加他国诸侯的丧礼必行的礼仪——当然，死者的衣服早就由亲人给他穿好了，致襚也就简化成为向死者赠送衣服，并置于灵柩的东面这样一种形式，并非真的要为死者穿衣。
值得一提的是，致襚是由使臣完成的，从古至今，没有诸侯亲自致襚的先例。楚国人要鲁襄公亲自为楚康王致襚，无论对鲁襄公本人还是对鲁国来说，无疑都是极大的侮辱。
他把叔仲带找来臭骂了一通：“都是你的馊主意，早点回国的话，怎么会有今日的羞辱？”叔仲带无言以对。
他又向叔孙豹抱怨：“你看人家向戌多聪明，听到楚王的死讯，立马劝宋公打道回府，咱们还傻乎乎跑到郢都来自取其辱。”——宋公就是宋平公，向戌陪同宋平公访楚，听到楚康王去世的消息，对宋平公说：“我们就是冲着这个人来的，不是冲着楚国来的。国内的饥荒尚且顾不上，哪里还有工夫去安抚楚国的悲伤。姑且回去，让百姓休养生息，等着楚国人再立新君之后前来回罪好了。”宋平公听从了向戌的意见，就返回商丘去了。
叔孙豹到底比叔仲带底气足，等到鲁襄公发完牢骚，才不紧不慢地说：“事已至此，咱们还是想办法面对吧！”
“如何面对？”鲁襄公余怒未消。
叔孙豹对他说了八个字：“祓殡而襚，则布币也。”翻译成现代文：先扫除棺材上的不祥之气，然后再致襚，这就好比朝觐时陈列钱币，没什么大不了的。
“这样……可行吗？”鲁襄公有点犹豫。
“当然。”叔孙豹嘴角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到了致襚那天，叔孙豹也未事先知会楚国人，安排了一个鲁国巫师，手里拿着桃木棒和笤帚，口中念念有词，绕着楚康王的灵柩转了一圈，用笤帚在灵柩上做了几个打扫的动作。事发突然，楚国人还来不及反应，巫师已经完成了驱邪仪式。鲁襄公这才捧着衣服，不慌不忙地走到灵柩以东，将衣服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架子上。
楚国人一开始也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后来有心细的人翻遍周朝的典籍，找出了这么一句：“君王参加臣下的丧礼，先派巫师以桃木棒和笤帚在灵柩上扫除不祥……”这才恍然大悟：敢情鲁国人这是反客为主，占了我们的便宜啊！
自古弱国无外交。对于鲁襄公来说，便宜是短暂的，屈辱是长久的。按照“诸侯五月而葬”的古礼，楚康王的葬礼拖到公元前544年四月才举行。根据楚国人的要求，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等诸侯一直乖乖地呆在郢都等候，度过了一个极其乏味的春天，为的就是参加葬礼，给楚康王送葬。
《左传》记载，鲁襄公、陈哀公、郑简公、许悼公为楚康王送葬，送到了郢都西门之外。各国卿大夫则彻彻底底当了一回孝子，一直送到了墓地。
葬礼之后，楚康王的儿子熊麇（jūn）即位。此时屈建已经去世，楚康王的弟弟王子围当上了令尹。鲁襄公和各国诸侯又参加了熊麇的即位仪式。正是在这次仪式上，王子围的专横和熊麇的懦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郑国的公孙挥就评论说：“这就是所谓的不配套吧！令尹必定会取代楚王，因为松柏之下的小草是很难茂盛的。”
松柏意指王子围，小草意指熊麇，强大的帝国总是在政权交替的时期暴露出脆弱的一面。但是，鲁襄公显然没有心情去幸灾乐祸。自去年十一月离开曲阜以来，他已经在国外足足呆了六个月。在那个交通和通讯都极其不发达的年代，六个月足以让一个人患上无可救药的思乡病，他想念曲阜了。不只是他，叔孙豹、叔仲带、孟椒等一干随员也都变得恹恹不乐，成天掰着指头计算回家的日子。
同年五月，鲁襄公终于踏上了回国的旅程。
虽然归心似箭，鲁襄公一行抵达楚国方城山的时候，却不得不停下来。国内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季孙宿趁着鲁襄公不在，出兵攻占了公室的直领地卞城。
将这个消息传递给鲁襄公的不是别人，正是季孙宿本人。他派自己的家臣季冶以迎接鲁襄公的名义来到方城山，给鲁襄公转交了一封他的亲笔信。
特别要说明一下，这封信的内容，季冶是不知道的。他从曲阜出发，快走到宋、郑两国边境的时候，季孙宿刚刚占领卞城，派人日夜兼程追上他，才将这包盖着“季”字封印的竹简交给他。换而言之，在见到鲁襄公之前，季冶压根不知道季孙宿占领卞城的事。
信上这样说：“臣听闻卞城守将将要背叛鲁国，于是亲率大军讨伐，现在已经得到卞城了。”
鲁襄公看完信，气得半天说不出话。“三桓”专鲁，并非一天两天的事。但是一直以来，“三桓”至少在表面上保持了对公室的尊重，没有人敢去动国君锅里的肉。现在自己才出国半年多，季孙宿就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他究竟是想干什么？
叔孙豹等人也觉得这件事非同小可。季孙宿公然抢占公室的地盘，那等于是向公室宣战了，很可能打破“三桓”专鲁的局面，演变成季孙氏一股独大。这样的话，鲁襄公继续回国就显得鲁莽了，必须弄清楚国内的形势再作决定。
这是鲁襄公的艰难时刻。他一度打算返回郢都，向楚国借兵讨伐季孙宿。大夫荣成伯及时劝阻了他这个引狼入室的念头，说：“对于臣子来说，君主应该是绝对的权威。您如果不能号令自己的臣民，要依靠其他诸侯的武力来给自己壮胆，还会有谁来亲近您呢？假如您真的得到楚国的支持来讨伐季氏，鲁国人很有可能同仇敌忾，拼死抵抗。如果楚军能够攻克鲁国，那么天下诸侯都不在楚王眼中，何况是您呢？他肯定会派自己人占领鲁国，进而大举掠夺中原各国，将天下都归于他的统治之下，到那时，还有什么好处会轮到您吗？如果楚军不能攻克鲁国，那您就更麻烦了，完全断了自己的后路，不可能再回去，请您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鲁襄公无奈地说：“那照你的意思，我该怎么办？”
“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把卞城送给他算了！这样一来，他也许会有所收敛吧。您就当喝醉了酒发脾气，酒醒了也就过了，别放在心上，高高兴兴地回鲁国吧。”
鲁襄公心想，你说得轻松！我倒是愿意将卞城送给季孙宿，但谁能保证他没有其他想法，仅仅是得到卞城就满足了呢？
叔孙豹看出了鲁襄公的担忧，说：“我看那个季冶是个忠厚的人，您不妨将他找来说几句话，也许能够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
鲁襄公正有此意，于是命人将季冶找过来，故意对他说：“季孙宿也真是，想要这块地方就直说嘛，胡编什么守将叛变的事呢？这只能说明他故意对我疏远，让我感到很受伤啊！”
荣成伯也在一旁说：“季孙氏是鲁国的股肱之臣，国家大事，实际上也是季孙宿控制的。只要是他认为有利于国的事，都可以放心大胆地去做，卞城人有罪就去征讨，根本不用来报告国君嘛。”
两把软刀子刺在季冶的心上，产生了明显的效果。他满脸通红，低着头一言不发。“这件事与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也一直蒙在鼓里，又怎么能够怪你呢？”鲁襄公说着，拍了拍季冶的肩膀，“我只是想知道，我现在还能回国吗？”
听到这句话，季冶抬起头，用一种坚定的语气对鲁襄公说：“您就是这个国家的主人，谁敢抗拒您的命令？”
“如此我就放心了。”鲁襄公赞许地点点头，暗中给叔孙豹使了个眼色。叔孙豹拍拍手，很快有内侍从后厅出来，捧着卿的衣帽来到季冶面前。
“这是赏赐给你的。”鲁襄公亲自接过衣帽，捧给季冶。季冶连忙伏在地上，表示不敢接受。鲁襄公再三坚持，他才勉强收下了。
季冶的表现使鲁襄公意识到，季孙宿即便有反叛之心，也难以得到鲁国人的支持。但他还是不放心，想留在楚国再观望一段时间。一天吃饭的时候，荣成伯借敬酒之机吟了一首诗：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故，胡为乎中露？
式微式微，胡不归？微君之躬，胡为乎泥中？
这首名为《式微》的诗载于《诗经·邶风》中。翻译过来是：天要黑了，为什么还不回家呢？如果不是为了您的缘故，谁愿意风餐露宿，在泥泞中摸爬滚打呢？
听到这首诗，鲁襄公终于下定了回国的决心。五月下旬，他回到了曲阜。
季冶跟着鲁襄公回国之后，将季孙宿原来赏赐给他的田地全部退还给季孙家，从此再也没有进过季孙家。有人问起原因，他就直言相告：“他欺骗自己的君主，何必利用我呢？”季孙宿亲自跑到他家里去见他，他便装作没发生什么事似的，和季孙宿谈笑风生。但是当季孙宿不在场的时候，他始终不谈论季孙宿的任何事情。后来季冶病危，临死前交代自己的臣仆说：“我死之后，一定不可用国君赏赐给我的衣帽入殓，因为这不是由于德行而得到的赏赐，另外千万不要让季氏来安葬我。”
如此看来，季冶真算得上是一位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