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过头来说说郑国的事。
良驷之争以良霄的失败而告终，然而如前所述，从客观上讲，最大的赢家不是公孙黑，也不是驷带，而是一贯不瘟不火的子产。无论从政治声望上，还是从政治排名上，现在都应该轮到子产接替良霄的位置，成为郑国的执政了。
然而，当罕虎提出这一毫无悬念的动议时，仍然有一个人表示反对，那就是子产本人。他对罕虎说：“国家弱小，而且接壤大国，再加上各大家族势力庞大，受到国君宠爱者甚众，我很难治理好。您德高望重，管理有方，还是请您来吧！”
罕虎心想，这怎么行呢？我既做当国，又做执政，这不是坏了郑国的规矩吗？再说了，诚如你所言，郑国的形势很复杂，外有大国，内有豪族，那就更不能由我一个扛着，你得帮忙啊！他拍着胸脯说：“您放心好了，我会带个好头，带领大家都听从您的命令，我不相信还有谁敢冒犯您？请您好好辅佐国君吧，国家没有大小之分，只要小心应付大国，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子产再推让就显得虚伪了，他郑重接受了罕虎的提议，接任郑国的执政。
子产上台的第一件事，就是任命丰氏家族的公孙段为卿。
前面说过，郑国的七穆之中，罕氏、驷氏和丰氏三大家族是由一母所生，关系相较其他四穆更为密切。加上罕氏当国，驷氏刚刚打败良氏，三大家族的势力如日中天。子产这样做，无疑是在向三大家族示好，希望以实际行动获得他们的支持。不要笑子产势利，政治就是各种势力磨合妥协的艺术，在宗法观念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想要办点事情，没有宗族势力的支持是不可想象的。
任命的过程中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当宣读任命的太史来到丰府，公孙段郑重其事地说：“请您回去转告执政，鄙人才疏学浅，不敢担当此任。”太史开始认为这是一种程序上的客套，并未在意，也打着官腔说：“哪里哪里，您是德高望重，众望所归啊！”如此推来推去几次，太史才发现公孙段并不是客套，而是真心实意的不想当大官。“既然如此，那我就回去复命了。”太史说着，退出了丰府。
接着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太史回到子产那里，刚把情况汇报完，公孙段的家臣就尾随而至，拉着太史的袖子说：“我家主人请您再回去宣读一次，他又改变主意了。”
“啊？”太史心里泛了老大一个嘀咕，这唱的是哪出戏啊？他看看公孙段的家臣，又看看子产，正在犹豫之间，子产说话了：“那就麻烦太史再去一趟吧！”
太史第二次来到丰府，将任命向公孙段又宣读了一次。“等等！”公孙段突然打断太史的话，“我考虑再三，还是不能接受任命。”太史差点跳起来，他费了很大力气才强忍住怒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丰府。
子产听完太史的汇报，也是气不打一处来。但他很快冷静下来，问了自己一个问题：公孙段这样做究竟是为什么？是刻意向世人表现他的谦逊，还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向他这个新上任的执政示威？如果是前者，那也未免表演得太拙劣；如果是后者，那就必须要引起重视了。正在思索之际，公孙段的家臣竟然又出现了！只见他支支吾吾地在太史耳朵旁边说了一阵，太史的眼睛瞪得老大，连连摇头。子产看在眼里，心里豁然开朗，也不待太史说话，朝着他点了点头，意思是：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你去吧！
太史第三次来到丰府。这一次，公孙段没有再推脱，痛痛快快地接受了任命，并且马上跑到宫里向郑简公谢恩。这件事之后，子产对公孙段下了一个基本的定论：此人不可信任，必须严加防范。为此，子产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第一，将公孙段在众卿之中的排名提升到第三，仅次于自己。这既是怀柔，又是加强监控，将公孙段紧紧控制在自己直接掌控的范围内，不让他有作乱的机会。
第二，每次派公孙段办事，子产都会主动提出，如果事情办得好，就赏给他一块土地。
对于第二点，很多人都表示不理解，子大叔就是其中之一，他问子产：“国家是全部人的国家，您为何单单拿东西去赏赐他一个人？”
子产回答：“世界上哪有无欲无求的人？让他们满足欲望，然后才好去办事而取得成功。国事之成败，在于主政者如何用人，他们的成功也就是我的成功啊。至于土地，那有什么好爱惜的，就算赏赐给他，又能跑到哪里去？”
子大叔说：“话虽如此，就怕四方的邻国对此有议论啊！”
子产说：“我这样做，是为了群臣的团结，而不是让他们互相分裂闹矛盾，邻国又有什么好指责的呢？我们的祖上曾经说过，安定国家，必先安抚大族。我执政未久，还是先安抚大族，再看他们的言行吧！”
说来也怪，公孙段接受了两次子产的特殊奖励，第三次便不敢接受了，甚至将前两次收受的土地都退回来，并且主动要求与别的同僚同样待遇。《左传》这样记载：“伯石（公孙段字伯石）惧而归邑。”后人评价，单此一个“惧”字，足以见子产手段高超。这也是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宽大到了极点，纵容到了极致，被优待的那个人只要不是个傻瓜，就会不自觉地心里发毛：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啊？是不是对我不满意，想要整我啊？进而想到，这个人笑里藏刀，城府很深，我还是小心为妙。
子产收到公孙段退回土地的申请，不动声色地说：“土地是国君赏赐给您的，国君言出必行，请不要再提这事了。”公孙段听得冷汗直冒，不敢再说什么。
通过这件事，各大家族都体会到了子产的用心良苦，同时也对其产生了敬畏之心。罕虎看在眼里，喜在心上，为自己选对了人而高兴。
解决了上层问题之后，子产开始着手实施自己的新政。
子产的新政可以用十六字概括：“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恤，庐井有伍。”
都鄙有章：都指城市，鄙指农村，这是强调城乡的区别，将农民禁锢在土地上，确保有足够的人力投入农业生产。
上下有服：服即职责，这是强化封建等级制度，使得公卿大夫和贩夫走卒都各安天命，不作非分之想。
田有封恤：封指田地的边界，恤指水沟，在田界上挖水沟，一方面便于灌溉，一方面便于清点和界定田地的权属。早在公元前563年，公子騑当政的时期，郑国就曾经开展过兴修水利、整顿田界的活动。子产的封恤，是对公子騑封恤的延续，目的是清查土地，多占者没收，不足者补齐，实现耕者有其田。
庐井有伍：庐井是指田间的农舍，伍是指赋税。通过封恤运动，郑国的田界都发生了改变，所以要重新进行人口普查，确定应交的赋税，以免遗漏。
不难看出，子产的新政重在加强社会管理，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很多人的利益。他执政的第一年，人们在大街上咒骂他：“计算我的衣帽而收费，计算我的田地而课税，谁要杀子产，我就助他一臂之力。”更有人在乡校（公众聚会场所）公然议论政治得失，口无遮拦，动不动就骂人，而且骂得很难听。大夫然明向子产建议，干脆把乡校关了，不让人们瞎议论，否则的话，维稳的工作很不好做。子产的回答是：“为什么要关？人们把工作做完了，就喜欢到那里游玩，免不了会议论政事的得失。这是好事！他们认为是好的，我就推行它；他们认为是不好的，我就想办法改正。他们就是我的老师啊！为什么要关掉它？我听说过以行善来减少怨恨，没听说用权威来防止怨恨的。我难道不知道用权威可以很快制止议论？只不过，这就像是防止洪水一样。洪水如果冲破堤坝，伤人必然很多，连我都不能挽救。与其这样，还不如开一些小口子来加以疏导。至于那些批评我的话，我就当作是治病的药石吧！”
然明听了十分感动：“我现在知道，您确实是可以让我一辈子侍奉的人。您所做的事情，大利于郑国，这与只有利于两三位大臣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子产不毁乡校，在中国历史上传为的佳话。据说孔夫子闻知此事，曾经感叹道：“仅此一事，如果有人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我想说的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或政党，如果是站在国家的立场而不是自身的利益上考虑问题，就应该听得进批评，能够正确对待批评，而且能从批评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反之，如果站在个人和小团体的立场考虑问题，那就只能算是政治掮客。
事实证明，子产的新政是有生命力的。子产执政不到三年，百姓就改变了对他的看法，唱道：“我有子弟，子产教他做人；我有田地，子产为其增加产量；如果子产死了，没人能够继承他的位置！”
推行新政的同时，子产注重提拔和使用人才。通过认真考察，他发现大夫冯简子“能断大事”，善于分析问题，查找根源，并作出准确的判断；子大叔举止优雅，文采飞扬；公孙挥善于搜集外交情报，了解各国政令，而且对各国卿大夫的姓氏、官爵、地位、才能等了如指掌，口才也很好；最有意思的是裨谌，此人则善于出谋划策，但是对环境的要求很高——如果是在旷野之中，没有任何干扰，他的思路来得特别快，如果在城市里，车水马龙，人来人往，他就静不下心来，完全没办法工作。掌握了这些人物的特点之后，子产对他们进行了分工。比如说，遇到外交上的问题，子产便先将公孙挥找来，要他提供各诸侯国的最新情报，并且准备几份外交辞令的草稿；然后跟裨谌一道坐着马车到野外去商量，让他策划是否可行；回来后再要冯简子分析决断，形成方案；最后交给子大叔去执行，让他在外交场合谈笑应对。
公元前542年十二月，卫国的北宫佗陪同卫襄公出访楚国。经过郑国，子产派印段到棐林去慰问他们，严格执行了周朝的慰问礼仪，用词也恰到好处。为了报答印段的慰问，北宫佗进入新郑拜谢，公孙挥、冯简子和子大叔负责接待，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北宫佗出来之后，就对卫襄公说：“郑国人极其有礼，这是几辈子修来的福气，可以免除大国的讨伐了。礼仪之于政治，有如天热了就要洗澡，用洗澡来驱除炎热，那就没有灾难啦！”
后人认为，郑国人办事如此郑重，足见子产领导有方，而且得人善用。话说回来，子产之所以对外交活动如此慎重，也是因为郑国弱小，又处于晋楚两大强国之间，不得不小心周旋吧。
子产之所以能够顺利推行自己的新政，与上级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按照郑国的政权结构，郑简公相当于幕后的一把手，罕虎是负责决策的二把手，子产则是具体执行的三把手。一、二、三把手之间能够有如此良好的合作，得益于子产的温良恭俭让，也得益于罕虎心胸宽阔，甘当铺路石，还得益于郑简公能给自己一个准确的定位，不胡乱插手政事。
据说，郑简公曾经对子产说过这样一番话：“喝酒不能尽兴，钟鼓不能悦耳，这是寡人的责任；国家不得安宁，朝廷得不到治理，对诸侯的外交达不成目的，这是你的责任。你别干涉我寻欢作乐，我也不干涉你治理国政。”郑简公这话说得很有水平，看似撂挑子，实际上是在告诉子产：你尽管放手去干，我不会干涉，但是你要做好，做不好是要担责任的。孔夫子对此评论说：“像郑简公这种喜好，就算抱着乐钟上朝都没问题。”
罕虎更是严守自己对子产的诺言，成为子产执政的坚强后盾。
据《左传》记载，有一年丰氏家族的另一位后人丰卷准备祭祀先人，想开展狩猎活动，打几头野味来孝敬祖宗。打猎要动用刀兵，必须得到执政的批准。丰卷给子产打了一个报告，子产批复不同意，说：“自古以来，只有国君祭祀才用新猎取的野兽，其他人没有必要那么讲究。”丰卷很生气，回家之后就召集家臣和族兵，想要讨伐子产。罕虎得到情报之后，立刻调集部队制止了丰卷的行动，而且将他驱逐出境。
子产再一次表现了自己的宽宏大量。他向郑简公求情，要求不要没收丰卷的田产和住宅。三年之后，他又让丰卷回国，将丰卷的田产、住宅和仆人都归还给他。
公元前542年冬天，罕虎想封尹何为首席家臣，负责管理自己的封邑，并就此事询问子产的意见。子产很直接地告诉他：“尹何太年轻了，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担此重任。”
罕虎说：“这个年轻人吧，做事很谨慎，对我也很顺从，我很喜欢他，也相信他是不会背叛我的。如果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好好学习一下，他必定会有所提高，以后就更会办事了。”
“万万不可。”子产连连摇头，“喜欢一个人，就要想办法让他更好。现在您喜欢一个人，却把政事交给他，这就好像一个人连刀都不会拿，你却让他去割东西，我怕他会伤到自己。”
罕虎默然无语。
子产既然把话说开了，就一股脑说了出来：“您这种喜爱人的方式，其实是害人，还有谁敢企盼获得您的喜爱？想想看，您可是郑国的栋梁，栋梁如果折断，整栋建筑就会坍塌，我也不能幸免。就算是为我个人考虑，我也必须对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您有一匹漂亮的彩绸，会拿给一个压根没有做过裁缝的人去剪裁吗？国君赐给您的封邑，是您的庇护之所，怎么会反而拿给一个学徒去实习呢？我听说过学业有成然后去做官的，没听过把做官当成学习的，您如果一定要这么办，后果不堪设想。这就像打猎，弓马娴熟的人可以轻易获得猎物，如果是让没驾过车、没射过箭的人来干，他一门子心思都在担心会不会人仰马翻，哪里有工夫去考虑猎物的事啊！”
说句题外话，后人将“操刀伤锦”作为一句成语，比喻能力太低，不能胜任一件事情，即出于此。
罕虎接受了子产的建议。任命首席家臣，本来是他的家事，不用跟任何人商量。他将这件事拿出来问子产，既是出于对子产的信赖，也是想看看子产这个人究竟有多真诚。让他感动的是，子产几乎是没有任何保留地给了他意见。他拉着子产的手：“您说得太好了！在您的面前，我真是显得太无知了。我听说，君子力求知道大事和未来的事，小人只求知道小事和眼前的事。我就是小人啊。衣服穿在我身上，我知寒知暖，会慎重地对待它；封邑是用来庇护家族的，我却随意处置。如果不是您点拨，我还没意识到这些。原来我说过，您治理郑国，我打理好自己的家事就行了。现在我知道这是不够的，我向您郑重请求，从今而后，即使是我的家族事务，也请您照顾和打理。”
子产连忙说：“您言重了。我只不过是心里觉得有危险的事，就把它告诉您了。”
顺便说明一下，子产是郑穆公的孙子，罕虎是郑穆公的曾孙，按辈分子产是罕虎的叔叔，罕虎以晚辈的口吻对子产说话，也是情理之中的事。这件事之后，罕虎和子产之间的关系比原来更密切了，子产处理政务，也比原来更得心应手了。
一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41年，郑国再度发生家族纷争。冲突的双方分别是驷氏家族的公孙黑和游氏家族的公孙楚。
《左传》记载，大夫徐吾犯（徐吾为氏，犯为名）的妹妹长得十分漂亮，和公孙楚已经订婚，并且接受了男方的聘礼。不料公孙黑也看中了徐吾家小妹，依仗家族势力强大，强迫徐吾犯将妹妹嫁给他。徐吾犯很紧张，跑到子产那里去诉苦。
子产的回答有点无奈：“出现这样的事情，说明国家的政治出了问题，不是你一个人的忧虑。这样吧，我们把选择权交给令妹，她愿意嫁给谁就嫁给谁，如何？”
徐吾犯想，公孙楚都已经订了婚，公孙黑非要插一竿子，曲直是非已经摆在那里，还有必要这样操办吗？但是子产已经发了话，徐吾犯只得遵从，公孙黑和公孙楚也没意见。于是乎，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次“非诚勿扰”就在徐吾犯家举行了。子产和诸位大夫作为特约嘉宾出席了这次盛会。
公孙黑的出场令人眼前一亮。这位驷氏家族的后人身形俊美，着装华丽，从头到脚都散发着一股子富贵气。只见他手捧一双白璧，雄纠纠气昂昂地走到堂上，将玉璧奉献在案几上，然后自信满满地走了出去。
公孙楚则另辟蹊径，穿了一身整齐的戎服，带着一副弓箭，从车上跳下来，径直走到中庭，左右开弓，将摆放在庭侧的两个陶瓶射得粉碎，然后退出中庭，轻轻一跃，在人们的惊呼声中登车而去。
徐吾家小妹在房中看到这一切，对保姆说：“子皙（公孙黑字子皙）确实是英俊潇洒，但是子南（公孙楚字子南）更有大丈夫的气概，嫁人就应该嫁子南这样的人，我就选他了。”
保姆出来一说，子产便看看公孙黑，意思是：现在你没话可说了吧？公孙黑满脸涨得通红，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徐吾家。回到家里，他命人拿来盔甲，就套在那身漂亮的衣服上，也不带随从，驾上马车直奔公孙楚家。
公孙黑的脾气历来暴躁，加上在“驷良之争”中打败良霄后，整个驷氏家族霸气倍增，连罕虎和子产都不太放在眼里，大有老子天下第一之势，这次在女人的问题上输给了别人，又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呢？他在衣甲下暗藏了一把锋利的匕首，打算见到公孙楚就给他一刀，把情敌杀死再去抢徐吾家小妹。
生活在乱世之中的人都有一种警惕性。公孙楚听到公孙黑在门外求见，心里明白来者不善，他随手操起武器架上的一支长戈，快步走出来，还没等公孙黑开口，长戈已经刺出。
公孙黑也不是等闲之辈，侧身一闪，躲过了这一击。公孙楚一戈刺空，第二戈又至。公孙黑转身就跑，公孙楚紧追不舍，两个人一前一后，在大街上展开了追逐。跑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公孙黑被一辆迎面而来的马车挡了一下，公孙楚正好赶上，长戈出手，狠狠地扎进了公孙黑的左肩。他还想再来一下，马车上跳下来一个人，一把抓住他的戈柄，喝道：“叔父，你想犯死罪么？”
那个人正是游氏家族的族长子大叔。封建社会的宗法观念极强，公孙楚虽然是叔叔，在这个族长侄子面前还是得服从，只好眼睁睁地看着公孙黑逃跑。
公孙黑跑到宫中把这件事稍微改编了一下：“我好心好意去见他，想向他表示祝贺，没想到这个人误会了，还把我刺伤了。”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子产想和稀泥都和不成。他将大夫们召集起来开会，商量如何处理这件事。大夫们众说纷纭，同情公孙楚者居多，然而都害怕驷氏家族的权势，不敢明确表示支持。最后子产判决说：“各有道理，然而就伤人一事而言，公孙楚有罪。”于是命人将公孙楚抓来说：“国家的大原则有五条，你都触犯了。国君在朝，你擅用兵器，这是不畏惧君威；行凶伤人，触犯刑律，这是不听政令；子皙是上大夫，你是下大夫，却不甘居其下，这是不尊重贵人；你年纪不大，缺乏恭敬之情，这是不尊重长辈；拿着武器追逐堂兄（指公孙黑），这是不养亲。但是国君仍对你网开一面，说不忍心杀你，要你赶快离开郑国。你就赶快逃跑吧，逃得远远的，不要再因为违背君命而加重自己的罪过。”
后世有人认为，这次判决明显不公，倾向于权贵而不是正义，是子产执政期间的污点。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公孙黑想杀公孙楚，仅仅是一个念头，还没有付诸实施；公孙楚在这种情况下主动出击，刺伤公孙黑的左肩，确实应该负主要责任。
出于对游氏家族的尊重，子产在流放公孙楚之前，先向子大叔通报了有关情况，并且征询他的意见。子大叔说：“这件事情属于国政，不是私事，您为郑国打算，有利于郑国就可以了，有什么疑惑呢？当年周公诛杀管叔和蔡叔，难道不爱他们吗？但是为了巩固王室的地位，这又有什么办法？如果我本人犯了罪，您也要将我绳之以法，何必将游氏诸人放在心上！”
管叔和蔡叔是周公旦的兄弟。据《史记》记载，周朝初年，周公旦将他们封到商朝故地，要他们监视商朝的遗老遗少，他们却密谋造反，所以被周公旦杀死。听到子大叔这样表态，子产一方面如释重负，一方面又深感不安，不再说什么，只是向子大叔深深地作了一揖。
同年六月，郑简公和众卿在公孙段家里举行盟誓，对公孙楚的犯罪事实进行定性。罕虎、子产、公孙段、印段、子大叔和驷带参加了盟誓。公孙黑得到消息，硬是闯进来，要求把自己的名字写进盟书，而且强迫太史在史书上记下来，称为“七子盟誓”。这是非常无礼的僭越行为。一来有驷氏家族的族长驷带在场，轮不到他发言；二来他的身份只是上大夫，却非要和众卿写到一起，而且号称“七子”，是没有认清自己的地位。在封建社会中，这两条罪名足可以让人一个毁灭。但是子产对此并没有发表任何意见，默认了这一事实。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让其疯狂。在内部斗争中连续打败良霄和公孙楚的公孙黑完全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没有留意子产那看似沉默的眼神中流露出一丝凌厉的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