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对地主阶级的恶感，基于双重因素。
作为一个贫农的儿子，朱元璋的血液里天然流淌着对地主阶级的仇恨。
朱元璋永远忘不了自己一家在一户户地主的压榨下不断逃亡的惨痛，永远忘不了父亲死后，刘德拒绝施与葬地的屈辱。少年时的印象往往影响人的一生。在朱元璋的头脑里，地主大户们的形象始终如后世的宣传画一样，脑满肠肥，冷面黑心。
而坐在龙椅上，从一个帝王的角度看下去，地主阶级在朱元璋眼里的形象也并不讨人喜欢。虽然朱元璋看到了“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他更清楚的是地主阶级本性中的贪婪、狡诈、为富不仁对他的统治构成的严重威胁。
一方面，富家大户势力过于强大，很容易破坏地方社会秩序，对国家政权构成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他们难以抑制的兼并土地的欲望，很容易导致贫富差距的急剧扩大，从而诱发王朝的崩溃。
被起义农民推上皇位的朱元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在新帝国内严厉打击地主阶级。
战争时期，军队所过之处，地主纷纷逃亡。新朝建立，他们从藏身的穷山大谷中兴冲冲跑回家乡，却发现他们的土地部分已经被穷人们耕种了。他们出示地契，趾高气扬地要求农民们把土地归还原主，农民们却不买他们的账。地主们不知道，天下已经变色了。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发布了一道诏书：
“各处地主，过去因为兵荒马乱抛下田土，已经被别人耕种了的，这块地的产权归现在的耕种者所有。”这道诏令否定了地主阶级的部分产权，无疑是对地主阶级的一个沉重打击。不少战前的豪门大户，千里奔波回来，却发现自己已经从缙绅之家沦为上山开荒的贫农。
甚至对于土地完整的地主，朱元璋也不允许他们恢复旧有的家园。建国之初，荒田处处，朱元璋鼓励百姓开辟荒地。于是大户地主利用其雄厚财力，乘机多犁多占，兼并土地。临濠一地尤为突出。朱元璋敏锐地发现了这一苗头，于洪武四年指示中书省：“如今临濠的空地很多，你们应该调查那些开荒者的身份，让他们大致平均耕种，使穷人有产业，富户不能兼并。如果哪个大户多占土地，转给贫人佃种的，就要惩罚他。（宜验其丁力，计亩给之，使贫者有所资，富者不得兼并。若兼并之徒多占田以为己业，而转令贫者佃种者，罪之。）”
洪武五年五月，他又下诏说：“战争时期，不少人抛下产业，逃到他方。现在天下太平，又都回来了。这些回来的人家，如果原有土地多，而现在人口少，不许他们占有原来那么多的地，有几口人，给几份地。原来土地少而现在人口多的，可以自己开垦无主之地。总之大家要平均，占地太多，要治罪！”
这无疑是一种变相的土改。
不过，这些措施的范围只能限于那些逃亡归来的地主。也有许多地主并没有逃亡，他们的庞大产业经过战争的洗礼，依然地连阡陌，庐舍巍然。更主要的是，这些人在地方上累世经营，根深蒂固，是朱元璋平均天下的主要障碍。
在自然经济时代，凭空剥夺这些人的财产显然不符合“天道人心”，缺乏理论和道德资源的支持。但是，这难不倒朱元璋。只要明确了目的，手段对他来讲从来不是问题。对剩下的大地主，他的基本策略是“草鞋没样，边打边像”。因地制宜，用各种不同的借口，依次加以摧破。
第一个借口是“徙富室以实京师”。这是历朝历代习用的一个办法。建国不久，朱元璋把江南大量富豪之家强行迁到首都南京，使南京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口大约100万的巨型城市。朱元璋后来对大臣们说：“过去汉高祖刘邦迁徙天下豪富之家到关中，我初不以为然。现在想来，京师是天下根本之地，把他们迁到这里，实在是事有当然，不得不尔。”所谓事有当然，不得不尔，盖因这些豪强大户都是地方上的强悍势力，把他们从地方上拔出，一可以削弱他们的势力，把他们放到皇帝的眼皮底下，防止他们为乱地方；二他们带来了大量财富，可以活跃首都经济。
毫无疑问，豪门大户并不愿意抛弃庞大的产业，搬离故土。即使搬到了南京，很多人还想方设法想要逃回故地。为了防止这些富户逃回，朱元璋制定了禁止逃亡的严厉法令，规定“富民私归者处以重罪”，使各地的缙绅不得不死心塌地做新朝的首都居民。
第二个办法是制造冤案，发动百姓诬告陷害地主，以此抄没他们的财产。
一个有名的传说是，江南首富沈万三为了讨好朱元璋，出巨资助建了南京城墙的三分之一，孰料朱元璋见沈万三如此富有，深恐其“富可敌国”，欲杀之，经马皇后劝谏，才找了个借口流放云南。沈万三最终客死云南，财产都被朱元璋收归国有。这个传说虽然被历史学家证明为杜撰，却十分传神地表现了朱元璋的仇富心理。
在罗织罪名摧残富民这件事上，朱元璋的流氓性格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他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心黑手狠，任意黑白，不怕别人咒骂，不怕后人评说，不但不为妇人之仁，甚至也不受基本道德准则的约束。洪武年间，朱元璋为了惩贪和消灭政治上的异己力量，制造了四大冤案，即空印案、郭桓案、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四案加在一起，杀人十数万。
强权在手，朱元璋搞起政治斗争来，长袖善舞，左右逢源。在消灭政敌的同时，“放牛拾柴禾——捎带手”，他把江南幸存的地主们也都消灭了。
其手段是任意利用案件勾连地主富户，唆使人们诬陷他们藏有贪官寄存的赃款，以便没收他们的财产。绝大多数案件，都是一望而知的冤案。人们也揣摩到皇上的真实意图在于没收财产，所以乐得争相告发。
《明史》说，郭桓案“核查赃款所寄放的人家，遍及天下，民众中中等以上富裕的人家大抵皆破”。吴宽说他的家乡长洲（今苏州）在洪武之世“乡人多被谪徙，或死于刑，邻里殆空”，并谈及三吴地区的情况说，“皇明受命，政令一新，豪民巨族，到削殆尽”，在胡、蓝党案中，江南有名的豪强地主几乎都受到株连，仅吴江一县，罹祸的就有张涛、莫礼、张瑾、李鼎、崔龄、徐衍等“不下千家”。此举“并尽洗富土之民，而夷其室庐”。
此外，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发生“南北榜”事件（因录取的考生均是南方人，引发北方考生质疑考官不公，朱元璋因此杀了一些考官和考生。）后，朱元璋“以江南大家为‘窝主’，许相讦告”，不少江南地主因此罹祸。由于大批地主私田被没收变为官田，明政府的田赋收入飞跃式增长。苏州府在元末应纳秋粮米八十八万二千一百石，到明初一跃增至二百九十余万石，翻了三倍还多。松江府也从六十六万余石骤升至一百四十万余石，涨了二倍有余。
朱元璋的措施卓有成效。不少明代人说，在朱皇帝的流氓手段打击之下，地方上的富家大户已经被清洗一空，一个也没剩下。吴宽说江南“一时富室或徙或死，声销尾灭，荡然无存”。贝琼也说，当时三吴地区的大户，“既盈而复，或死或徙，无一存者”。当然，这种说法近年遭到怀疑，有学者研究证明，朱皇帝的清洗并没有那么彻底，也有极少数地主大族采取散发家财、外出逃亡等手段，活了下来。如无锡华宗寿家田地很多，富甲邑中，“至国初悉散所积以免祸”。长洲朱士清入赘乌溪大姓赵惠卿为婿，“赵以富豪于一方”，朱士清预料会出事，“出居于外以避之，后竟保其家”。不过，这样的幸存者毕竟是极少数。
既然不可能改变土地私有制，朱元璋就不可能杜绝地主阶级的再生。无论采取什么手段，朱元璋都做不到绝对平均，大地主没有了，中小地主仍然遍地都是。不过，在整个统治期间，他都不忘时时刻刻敲打中小地主阶级。
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二月，他特地召见各地富民，告诫他们：
汝等居田里，安享官税者，汝知之乎？古人有言：“民生有欲，无主乃乱。”使天下一日无主，则强凌弱，众暴寡，富者不得自安，贫者不能自存矣。今朕为尔主，立法定制，使富者得以保其富，贫者得以全其生。尔等当循分守法，能守法则能保身矣。毋凌弱，毋吞贫，毋虐小，毋欺老，孝敬父兄，和睦亲族，周给贫乏，逊顺乡里，如此则为良民。若效昔之所为，非良民矣。
当然，他也知道中小地主不会人人都谨遵他的最高指示，所以，这些人一旦有不谨慎处，他就连施重手，摧残他们，必至他们家破人亡而止。为了防止大户通过等手段将赋税转移到贫民身上，朱元璋大力在全国进行土地普查，建立鱼鳞图册，以定赋税。通过精细严密的土地丈量，在全国范围内清查出地主隐瞒的大量土地，“业不可隐”，使豪强地主再难隐瞒土地，逃避赋税。
朱元璋明确规定，如果地主们“有将田洒派，作诡寄名色，靠损小民等做法……所在被害人户及乡间鲠直豪杰，会议将倚恃豪杰之家，捉拿赴京，连家迁发化外，将前项田土给赏被扰群民”。一旦发现奸顽富豪有不法行为，他均以重刑处置。松江豪民王子信交结官吏，“侵害乡民，欺压良善”，被“拿获到官，于本邑枭令，家财入官，田产籍没，人口流移”粮长张时杰等一百六十人因私分税粮，延期不纲，朱元璋令将其全部处死。
在朱元璋的政策影响下，地方官员也以挫辱地主为得计。如薛岩守镇江，执法极严，“豪强为之屏迹”，不敢妄为。苏州府太守王观，因当地百姓拖欠了许多税粮，就把全府的富户都叫到府衙，命令他们拿出家中的储积代老百姓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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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