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愚人
到1941年，中条山的所谓“抗战”，真的弄得跟儿戏一般了，很多部队都坐在山上不闻不动，就算是偶尔下山，也是一群人在空地方胡转一圈，连枪都没放，就算“凯旋”了。
有些军官对此非常忧虑，把情况反映给卫立煌，可是卫立煌不相信，反而怪对方不会带兵。
你放松，对手却没放松。“华北方面军”一直在观察着中条山动向，他们很快便发现自己有机可乘。
1941年5月7日夜间，“华北方面军”突然对中条山发起空前规模的侵略，参战部队达到了六师三旅团。
中条山战役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战前日军通过侦察，已经掌握了守军指挥机关的所在位置，他们组织突击队，或提前空降潜伏，或抄小路，对师以上指挥系统进行突袭，由此造成一种奇怪现象，即前方还没怎么打，后方却已无法有效地进行指挥。
仅仅一天时间，中条山的两支集团军便被分割开来，双双陷入困境。
卫立煌这才感到大事不好。
在“失街亭”这场戏中，马谡要屯兵山上，王平说你这是自处绝地，如果魏军断掉我们的水源，岂非不战自乱？
中条山守军除了怕断水断粮外，还最怕没有退路，因为身背后就是黄河。
按理，中条山靠黄河北岸应预先建筑一定数量的桥头堡，这样才能保障战时的水上交通，但卫立煌在这方面又做得不够好，结果日军一个迂回，率先抢占黄河岸边，大家都回不去了。
中条山区南北纵深不过五十公里，要想藏到山里去打游击都很困难，守军在被日军包围后，立刻步当年三国蜀军之后尘，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一支接一支地陷入崩溃边缘，其失败之快，几乎令人难以置信。
这是一场不打就垮的战争，但有一些勇敢的云南人坚持到了最后。
唐淮源，云南江川人，时任第三军军长。
唐淮源是个略显固执的人，也可以说是有些“愚”。有一次打仗，眼看打不过了，唐淮源说要撤，而同僚反对，最后还是撤了回来，途中丢了门大炮。
那个时候，部队有一门大炮都不得了，往往打仗输赢全靠它。同僚因此责怪，“我说的吧，要不撤，大炮就不能丢，你还是太胆小。”唐淮源一听就急了，两人吵着吵着，竟然操起家什打了起来，结果老唐脑袋上挨一扁担，终生留下一道疤。
唐淮源在云南滇军中本来已坐到了前几把交椅，后来唐继尧杀回云南，要夺他的权。大家事先说好，找个空地方单挑，谁败了谁下台。
唐淮源败了，于是他二话不说，带着部队走了。
退出云南后，唐淮源从师长干起。某天上面来人视察，私下要打点费，老唐没理他，那厮没捞到好处，回去后就气呼呼地给打了个差分，将唐淮源由中将师长一下子降到上校师长，比下级的军衔还要低。
这样的“愚人”，本来是不适合在场面上混的，唐淮源自己说过，他之所以能忍受得下来，全是因为要顾及自己的母亲。
唐淮源未满周岁时，就被父亲弃养，由母亲一手带大，因此事母至孝。由于家里实在太苦，他便去报考了云南讲武堂，当时由于身上长了痔疮，他害怕让学校知道后不予录取，于是偷偷跪在地上朝天祈祷，翻来覆去地说一句：“老天爷，求求你让我好了吧，这样我才可以谋得一官半职，也才有能力让母亲免受饥寒。”
等到当了大官，家里生活条件好了，唐淮源因在社会上屡遭挫折，一度欲效仿古人退隐，但这时抗战爆发，他想到要给母亲争取更大荣耀，来安慰老人家，所以又毅然留在军队里。
1939年，唐淮源老母病逝。他在回云南奔丧后，便对家人说：“我这一生都是为了母亲，现在她不在了，我也就一无牵挂，此身当为国有！”
唐淮源的第三军大部分为云南子弟兵，他们是中条山战役中少数表现较好的部队之一。
通过重机枪组成的火力网，第三军给日军以很大杀伤，但当时的局面已非区区一军所能挽救，经过几天的厮杀后，部队伤亡大半。
5月11日，唐淮源见整体冲不出去，决定化整为零，分路突围。分别时，他郑重告诫下属：“中国只有阵亡的军师长，没有被俘的军师长，千万不要由第三军开其端。”
中国民间有一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说法，即“大将忌犯地名”。5月12日，唐淮源被困于悬山，此地又称“唐王山”。
王者亡也，唐淮源组织残部三次突围都突不出去，已经弹尽粮绝，此时下起了滂沱大雨，他屏退左右，一个人走进一间土屋。
一切都显得那么糟，但是我尽力了，现在是给部下们做个榜样的时候。
第三军军长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宁死也不愿成为敌人的俘虏。
他的部下果真追随而来。第十二师师长、云南腾冲人寸性奇得到消息后说了一句：“当初忻口战役有郝梦龄、刘家骐一道殉国，第三军打了败仗，牺牲两位军师长也是应该的。”
5月15日，寸性奇右腿被日军炮火炸断，不愿被俘受辱，遂用腰中佩剑自尽而亡。“愚人”唐淮源在中条山做到了最好
6月15日，中条山战役（又称晋南会战）结束。
日方指挥中条山战役的是由参谋次长转任“华北方面军”司令官的多田骏，一个月后他便回国，并因功晋升为大将。
中条山战役与几个月前的上高会战形成强烈反差，可以说是抗日战争以来打得最差劲的一仗。经此一战，中条山的第五、第十四集团军大部分都损失掉了。据日方统计，中国军队当场战死四万二千人，被俘达到三万五千人，而日军死伤三千都不到，悬殊十分骇人。
蒋介石羞愤交加，接连用了“最大之错误”、“最大之耻辱”来进行评价。作为第一责任人的卫立煌被免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本兼各职，同时革除陆军上将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