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哈立特帕夏商城门口，伊珂告别卡回了旅馆。卡立刻上到二楼，但没去繁荣党党部，而是在走廊里混在失业者、店伙计和无所事事的闲人中消磨时间。他眼前老是出现教育学院院长被击中后挣扎的情景，他感到一些后悔，还有一种犯罪感，他想给早晨见过面的警局副局长打电话，想给伊斯坦布尔、《共和国报》，想给随便认识的什么人打电话，可是商城里到处是茶馆、理发店，闹哄哄的，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地方打电话。
就这样他走进了门口挂着“动物爱好者协会”牌子的地方。这里有电话，但被人占着。现在卡也已经搞不清楚自己想不想打电话了。卡从协会另一个半开的门走了进去，看到墙上贴着公鸡的画像，屋子正中是一个小的斗鸡台。在这个斗鸡场里，卡有些担心地感到自己已经爱上了伊珂，这次爱情将决定他以后的生活。
一个对斗鸡感兴趣的有钱的动物爱好者清楚地记得，那天卡进来后心事重重地坐在斗鸡台边的一个空位上。卡坐在那喝了杯茶，看了看用大写字母写的挂在墙上的斗鸡规则：
斗鸡未经主人同意不准参赛。
斗鸡连续倒地三次，不再抬头，即是完全失败。
距铁折断的情况下给时三分钟时间包扎，鸡爪折断时给时一分钟时间包扎。
若比赛中倒地的斗鸡被对手踩住脖子，应把双方拉开，继续比赛。
停电时停赛15分钟，之后仍未来电则比赛取消。
两点一刻卡从动物爱好者协会出来时，他正想着怎么带着伊珂逃离这个城市。繁荣党的市党部也在这一层，距离人民党党员、原市长穆扎菲尔先生的律师事务所两个店铺（中间是好友茶馆和绿色裁缝铺），事务所现已熄了灯。早晨拜访律师事务所的事对卡来说突然变得那么遥远，对自己仍处在同一幢楼的同一条走廊里的事实感到吃惊的卡走进了党部。
卡最近一次见到穆赫塔尔是在十二年前了。拥抱亲吻后，卡发现他有了肚子，有些谢顶，头发也已灰白，实际上这和卡事先猜想的差不多。和大学时期一样，穆赫塔尔没什么特点，嘴边还是同以前一样叼着根烟。
“教育学院院长被杀了。”卡说。
“还没死，收音机里刚说过，”穆赫塔尔说,“你怎么知道的?”
“他和我们一样在新人生糕饼店，伊珂在那里给你打的电话，”卡如实地把事情细说了一遍。
“你们报警了吗?”穆赫塔尔说，“之后你们做了什么?”
卡告诉他，伊珂回家了，自己则径直来到了这儿。
“离选举还有五天，谁都知道我们会赢，政府为阻止我们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穆赫塔尔说。“我们党在整个土耳其的政策就是为戴头巾的姐妹们做主。现在那个不让姑娘们进校门的家伙被打死了，事发现场的目击者也不报警就真接来到了我们党部。”他用一种很客气的语气说:“请马上在这儿给警局打个电话，告诉他们事情的经过。”他像个因自己的慷慨而感到自豪的主人一样把话筒递给了卡。卡一接过电话，穆赫塔尔就翻开本子拨了号。
“我认识警局副局长卡瑟姆先生。”卡说。
“你怎么认识的?”穆赫塔尔的语气中有一种令卡生气的怀疑。
“早晨塞尔达尔先生先带我去他那儿的。”卡正说着，接线的姑娘已经接通了副局长卡瑟姆先生的电话。卡把在新人生糕饼店里所看到的一切原原本本地说了一遍。穆赫塔尔急切而又笨拙地向前跨出两步，装模作样地把耳朵凑过来，想和卡一起听听那边都说了些什么。卡为了使他听得更清楚，就把话筒朝他耳边移了一下。现在他们能从自己的脸上感觉到对方的呼吸。卡不明白穆赫塔尔为何要同自己一起听副局长说些什么，但他觉得这样会更好一些。卡又向副局长描述了两次凶手矮小的体形特征，而不是脸部特征。
“您尽快到这里来，我们录一下口供。”警官语气里带着好意。
“我在繁荣党这里，”卡说，“我一会儿就过去。”
没声音了。
“等等。”警官说。
卡和穆赫塔尔听到警官移开话筒同什么人低声说着些什么。
“别见怪，我问了问有没有当班的车，”警官说。“这雪下个没完了。我们一会派车过去，让他们接您过来。”
“告诉他们你在这里，这很好。”电话一放下，穆赫塔尔说道。“你说不说他们都知道。他们谁的电话都监听。我刚才对你说话像是在怪罪你，但我不想让你误会。”
卡心中掠过了一丝愤怒，这种愤怒曾经是他针对那些将自己视为尼尚坦石的布尔乔亚、热衷于政治的人们的。高中时，这些家伙们互相攻击，不停地陷对方于不仁不义之地。这种行动到后来成了一种游戏，就是让对方特别是政敌陷入成为警方走狗的境地。卡害怕自己哪天成了这样的告密者，在警车上指认将被突袭搜查的房屋，因此他一直远离政治。现在，正如穆赫塔尔成了极端宗教政党的候选人，尽管做了件自己十年前也会蔑视的事情，可是不得不找理由和借口说服自己的一方还是卡。
电话响了，穆赫塔尔摆出一幅郑重其事的姿势，为家电店在今晚直播中的广告价格一事同边境卡尔斯电视台的一位负责人激烈地讨价还价。
电话挂断后，两个人像相互间闹翻了的小孩子一样，不知道要说些什么，两人都陷入了沉默，此时在卡的想像中，两人谈论起他们之间十二年来未曾谈过的一切事情。
他想像中的对话开始是这样的:“现在我们两人都过着一种流亡生活，不是很成功，不是很如意，也并不很幸福，以此看来，生活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成为诗人也并不说明什么问题……政治阴影也因此老是这么笼罩着我们。”说完这些话之后，在想像中两人也就不可避免地会谈到:“在诗中找不到足够的幸福，那就需要政治的阴影了。”卡现在更加看不起穆赫塔尔了。
卡提醒自己，穆赫塔尔因为正处于竞选胜利前夕而洋洋得意，自己在土耳其也还算是个中流诗人——比没有名气稍好一些——也有那么一点点得意。但正如两个人永远不会承认这种得意一样，对于一个重要的问题，也就是对生活的不满，他们之间永远不会相互倾诉。这就是最糟糕的，他们接受了生活中的失败，习惯了世上这种无情的不公。而要摆脱这种境地，两个人却都需要伊珂，这让卡感到了恐惧。
“今晚，在市电影院你要朗诵你的新诗?”穆赫塔尔似笑非笑地说。
卡充满敌意地盯着这个曾经和伊珂结过婚的人的淡褐色的眼睛，这双眼睛漂亮可是却没有真正的笑意。
“在伊斯坦布尔见到法赫尔了吗?”穆赫塔尔说，这回笑得比较明显了。
这次卡也能同他一起笑了。微笑中带有种温柔，带有种敬意。法赫尔和他们年龄一样大，二十年来一直是西方现代诗的毫不妥协的捍卫者。他曾就读于圣?约瑟夫大学，据说他那个有钱的疯祖母还是宫廷出身，每年他从祖母那里拿钱去趟巴黎，在圣日耳曼的书店里买一旅行箱诗集再回到伊斯坦布尔，在自己出版的杂志上，在那些他想办好却办砸了的出版社所出版的诗集上，他发表这些诗的土耳其语译文，也发表一些自己的诗和其他土耳其现代派诗人的作品。这是法赫尔令人敬佩的方面，另一方面，他的译作语言矫揉造作，而且他自己写的诗也深受这些诗人们的影响，缺乏灵感，糟糕并且令人费解。
卡在伊斯坦布尔没能见到法赫尔。
“有段时间我非常想让法赫尔认同我的诗，”穆赫塔尔说。“但他认为像我这样的一些诗人不是致力于纯粹意义上的诗，而是致力于民歌民谣这种‘地方美学’，因而很是瞧不起我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发生了军事政变，大家进了监狱又出来了，我也和大家一样从一处到另一处，像无所事事的人似的飘移不定。那些我当作榜样来学习的人变了，那些我想让他们认同我的人消失了，不管是在生活中，还是在诗中，我所追求的都没能实现。相对于在伊斯坦布尔过那种痛苦、不安和贫穷的日子，我选择了返回卡尔斯，继承了我曾引以为耻的父亲的店铺。所有这些并没有使我幸福。我瞧不起这里的人，就像法赫尔对我的诗那样，见到这些人就让我倒胃口。卡尔斯这个城市也好，这里的人们也好，似乎都不是真实的。这里的人们要么对死亡充满好奇，要么就想抽身而去。但我实在是无处可去了。好像我被放逐在了历史之外，被文明抛弃了。文明距我是那么遥远，我简直无法追赶上它。我想有个孩子，让他做我想做却没能做到的事，让他不受到任何压力，有朝一日成为一个西化的、现代的和有独立人格的人，但真主连这都没有赐给我。”
穆赫塔尔时不时似乎因为那来自内心的光明而面带微笑地自嘲着，卡很喜欢看到他这个样子。
“每天晚上我喝得醉醺醺的，为了不和我美丽的妻子伊珂吵架，我很晚才回家。那是一个连飞鸟都会被冻死的寒冷的夜晚。很晚了，我最后一个从绿园酒馆出来，朝家里走去。那时我和伊珂住在奥尔都大街。虽说是不到十分钟的路，但在卡尔斯来说算是远的了。拉克酒喝得太多，没走几步路我就找不着家了。路上没有一个行人。寒夜里，卡尔斯完全就像是一个被抛弃了的城市，我去敲一些屋子的门，这些屋子要么是八十多年来没人居住的亚美尼亚人的，要么里面的人躲在一层层被子下，像冬眠的动物一样，不想离开他们藏身的那个窝。”
“我突然喜欢起这座城市被抛弃而空无一人的这种样子了。因为酒精和寒冷，一种甜甜的睡意在我身上蔓延开来。我也暗下决心抛弃这种生活，刚走三五步就躺在了一棵树下的冰冷人行道上，开始等待睡意和死神的来临。天那么冷，喝醉酒后被冻死也就是三五分钟的事情。当温柔的睡意在我的血液里延伸开来的时候，我的眼前出现了那个我怎么也无法得到的孩子。我欣喜若狂：是男孩儿，已经长大了，系着领带；他的样子不像我们系着领带的那些公务员们，而是像欧洲人那样。他正准备跟我说些什么的时候，突然停了下来，吻了一个老人的手。那个老人身上散发着神奇的光芒。正在此时，在我躺着的地方有一束光射进我的眼睛，唤醒了我。带着悔恨，带着希望，我站了起来。我看到不远处有扇敞亮的门，有人进进出出。我听从来自内心的声音，跟在了这些人后面。他们扶着我，把我搀进了这个明亮、温暖的屋子里。这里的人们不像一般卡尔斯人那样对生活丧失了希望，也不像他们那样麻木；这里的人们是幸福的，他们也是卡尔斯人，甚至其中的有些人我还认识。听说库尔德教长萨德亭老爷有一个秘密布道的地方，我明白了这所房子就是他的秘密寺院。我听说，在一些公务员和日渐增多的富有追随者的邀请下，教长从山上的村庄来到了卡尔斯，吸引那些贫穷、失业和不幸的卡尔斯人参加他在寺院里的宗教仪式，可是我以为警察不会允许这种针对共和国的敌对行动，所以我也就没怎么在意。现在，我眼含着泪水登上楼梯去教长那里寻求帮助。多年来我一直暗暗惧怕的、在我作为无神论者那些年里认为是软弱和落后表现的事情发生了：我回归了伊斯兰教。其实我一直对这位落后保守的教长心有畏惧，他就像漫画里画的那样留着络腮胡子，穿着长袍。当我自愿走上楼梯的时候，我竟号啕大哭了起来。教长是个好人。他问我为什么哭。当然，我不会说:‘我哭是因为自己竟与落后的教长和他的追随者们同流合污了。’另外，我为从自己嘴里散发出浓重的拉克酒味而感到羞愧。我说我的钥匙丢了。我脑子里突然想到我的钥匙串应该是掉在了我躺着等死的那个地方。他身边的那些喜欢谄媚的追随者们立刻指出钥匙象征着什么，而教长却派他们去街上找我的钥匙了。当只剩下我们俩的时候，他温和地对我微笑。我内心平静了下来，因为我知道，他就是刚才我在梦中见到的那位好心的老人。”
“他似乎就是我心目中的圣徒，面对他，我心中涌起了一股冲动，我吻了他的手。他做了件令我非常吃惊的事。他同样也吻了我的手。多年没有感受到的一种平静在我心中铺撒开来。我顿时觉得同他可以无话不谈，可以告诉他我的一切。尽管我过去在毫无信仰的那些年里深知真主的存在，但他却可以指点我走上信仰至高至大的真主的正途。这在当时就令我感到幸福无比。他找到了我的钥匙。那天夜里我回家睡了个好觉。第二天一早我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感到羞愧。我隐约记得所发生的事，但我不想去回忆。我暗自发誓再也不去那寺院了。我老担心在什么地方会碰见那晚在寺院见到我的那些教长的追随者们，郁闷极了。但一天夜里，从绿园酒馆回家的时候，不由自主地，我又去了那个地方。尽管白天时，我后悔痛苦，可晚上我还是去了那里。教长让我紧挨着他坐，倾听我的苦恼，用真主之爱填充了我空虚的心。我尽情地哭泣，这使我感到平静。白天，为了掩饰这一切，我手里拿着我所知道的最世俗的报纸《共和国报》，抱怨国家的敌人宗教狂热分子们到处蔓延，四处询问阿塔图尔克思想协会为什么不开会。”
“这种双重生活就这么一直持续着，直到一天夜里，伊珂问我:‘是不是另外有女人了?’。我哭着告诉了她一切。她也哭着问我:‘你成宗教分子了吗?你要让我包住头吗?’我发誓根本不会有这种打算。我觉得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可能是贫穷造成的，我便告诉她说店里的生意一切正常，尽管经常停电，但新型的阿尔切利克电烤炉卖得还不错，让她安心。实际上能在家做礼拜让我很高兴。我从书店买了本礼拜指南。我开始了一种崭新的生活。”
“当我平静下来之后，一天夜里，凭着突发的灵感我写了首长诗，讲述了这所有的痛苦、羞愧，讲述了心中不断升华的对真主的敬爱、宁静，讲述了我第一次登上教长那通向幸福的楼梯以及钥匙的真实含义和比喻含义。简直完美无缺。我发誓，它并不比法赫尔翻译的最新、最时髦的西方诗歌逊色。我把这首诗随信一同寄给了他。等了六个月，却没能在正排着版的杂志《阿基留斯之笔》上发表。在等待的这段时间里，我又写了三首诗。每隔两个月我寄出一首。耐心地等了整整一年，一首都没有发表。”
“那个时期，我的痛苦不是没有孩子，也不是伊珂对伊斯兰教教规的抵制，也不是我那些世俗主义和左派朋友们知道我成了宗教分子后对我的鄙视。而实际上像我这样狂热地回归伊斯兰教的大有人在，他们对我也并没有太在意。最使我受不了的是寄到伊斯坦布尔的诗杳无音信。每个月初，新一期杂志出来前，我总是坐卧不宁，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每次都安慰自己我的诗一定会在这个月发表。在这些诗里我所描述的真实只有西方诗歌里的真实能与之媲美。我想在土耳其也只有法赫尔可以做到这一点。”
“我遭遇到的不公和我的愤怒开始毒害伊斯兰教带给我的幸福。在清真寺里做礼拜时，我老是想着法赫尔，我还是不幸福。一天夜里，我决心把我的苦恼告诉教长，可他不明白什么是现代诗，不知道勒内?夏尔，不理解一分为二的句子，不知道马拉美和朱伯尔，不知道空的诗行所表现的沉默的含义。”
“这动摇了我对教长的信任。事实上，很长时间以来，除了对我重复‘你的心要保持纯净。’‘真主保佑，凭着对真主的爱，你能摆脱这些痛苦。’等八九句话外，他没什么新东西。我不是想否认他，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只不过他的知识太简单。在我没有信仰的那些年里遗留下来的半理性主义半功利主义的内心魔鬼又开始纠缠我了。类似我这样的人，只有在一个政党里，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了一项事业努力工作，才能得到真正的平静。因此，我明白了，来到这里，到这个政党，给我比教长那里更深刻、更有意义的一种精神生活。我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那些年里掌握的关于政党的一些经验，对于身在这个重视宗教和精神的政党里的我来说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什么作用?”卡问道。
停电了。两人陷入了一段长时间的沉默。
“停电了。”穆赫塔尔用一种神秘的语气说道。
卡没有回应他，在黑暗中一动不动地坐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