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清交替的时代，知识分子大致有这样几种表现，一种是归顺清朝；一种是与清朝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当了“隐士”；再有一种就是出于对祖国、民族深挚的爱，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整理文化遗产，探求人类的正确思想，培养一代经世致用的人才。这后一种人中出现了三位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他们是黄宗羲、顾炎武和王夫之。历史上把他们合称为清初三先生。
一、黄宗羲与《明夷待访录》
黄宗羲，生于1610年，字太冲，号南雷，世称梨州先生，浙江余姚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明朝一位重要的东林党人，与东林党核心人物杨涟、左光斗往来甚为密切。1626年因与宦官魏忠贤的斗争被削去御史官职，后被害死在狱中。
少年的黄宗羲听到这个消息，决心要为父亲报仇。1627年明熹宗去世，他的弟弟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得到魏忠贤被崇祯帝处死的消息，黄宗羲携带利锥，星夜赶赴北京，决心找那些杀害他父亲的阉党报仇雪恨。
黄宗羲到达北京后，虽然他父亲的冤案得到昭雪，魏忠贤已被赐死，但魏忠贤的一些余党仍逍遥法外。黄宗羲上书崇祯帝，要求斩首直接杀害他父亲的凶手许显纯、崔应元和李实等人。
一天，在审堂上对质的时候，黄宗羲满腔怒火冲腾而起，手拿利锥，刺得许显纯遍体流血连喊饶命，崔应元吓得面无人色。经黄宗羲据理力争，许、崔二人被判处死刑。
当年一手捏造黄宗羲父亲罪名的李实听到这个消息，赶忙给黄宗羲送来三千两白银，希望黄宗羲对他免于追究，可是黄宗羲一点儿不为所动，再次上书崇祯帝，揭发李实的罪恶行径，最后李实也被发配充军。
黄宗羲的行动，轰动了整个京城，赢得人们的一片赞誉，连崇祯帝也夸奖他是一位“忠臣孤子”。
随后，黄宗羲回到家乡发愤读书，抄书。家乡的世学楼、澹生堂以及南中的千顷堂、绛云楼的藏书，他都认真地一一看过，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他读完了“二十一史”、《十三朝实录》等巨著。孜孜不倦的读书生活，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学术根底，也使他更加看清了明王朝行将崩溃的政治命运。
崇祯三年，他加入了在当时社会影响最大的文人团体一复社。这是一个与奸臣党斗争的文人联合组织。黄宗羲与顾宪成之孙顾杲作为发起人，联合贴出了声讨第二个魏忠贤式的人物——阮大铖的《南都乱公揭》，一下子轰动了南京。阮大铖刚要跃跃欲试、仿效魏忠贤的丑恶阴险的嘴脸暴露无遗，只好躲起来，再也不敢公开活动。
崇祯死后，阮大铖的死党马士英辅佐朱由崧在南京称帝，阮大铖又出任弘光帝政权的兵部尚书。他一上台便抛出一个名叫《蝗蝻录》的黑名单，大肆捕杀东林党人和复社成员，黄宗羲不幸被捕。后因提审延期，在1645年清军攻进南京后，黄宗羲得幸逃脱出来。
这时，张国维、张煌言等在绍兴拥立鲁王朱以海坚持抗清，黄宗羲集合起黄竹浦子弟数百人起兵响应，他被任命为鲁王政权的监察御史，从此踏上了八年抗清的艰辛历程。鲁王政权中主持军务的孙嘉绩、熊汝霖等人是一帮没有指挥才能，更不敢率兵出击收复失地的书生。黄宗羲处处受到这帮庸人的节制操纵，不能有所作为。
1646年六月，清兵进入浙东，鲁王南逃。黄宗羲率领五百名残兵在四明山结寨固守，抵抗清兵的进攻，但终因力量单薄而被打败了。
为了躲避清朝统治者的悬赏通缉，黄宗羲置身于深山草莽之中。在食宿十分艰难的情况下，他仍然以顽强的毅力创作完成了《春秋日食历》、《授时历》、《故大统历》、《新推交食法授时历》、《西历假如》、《勾股图说》、《开方命算》、《割圆八线解》、《测圆要义》等一些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著作，为我国科技史增添了光辉的一页。
在亡命的日子里，他得知鲁王在建跳，曾再度投奔鲁王的帐下，但这时鲁王的政权已晚景凄凉了，一帮愚蠢的将领左右着鲁王，连提一句建议的机会也没有，还留在这里干什么呢？于是他决定回乡“毕力于著述”。
1661年康熙帝即位，清朝统治已稳定下来，这一年黄宗羲也结束了武装抗清的斗争生活，从此避居乡间，专心著述。1663年，著名的《明夷待访录》问世，在这部书中，黄宗羲提出了两大著名的思想，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树起了一座丰碑。
其一，他提出了“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快乐”的思想，严斥君主专制制度，书中字里行间闪烁着民主思想的光辉。该书后来成为晚清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有力思想武器。
其二，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里还提出了“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中国古代社会，商人经商一直受到抑制，被认为是最低贱的行业，致使中国古代社会一直处于小农经济的状态，社会发展缓慢。黄宗羲敢于向传统的愚昧专制思想挑战，这在当时是需要相当大的魄力和远见卓识的。
1665年，黄宗羲收徒讲学，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万斯大、万斯同等人都出于他的门下。1667年，他又恢复了他的教师刘宗同创办的证人书院。
黄宗羲讲学注重教给学生做学问的途径和方法，强调读书必须实用。他教学的内容，除了经、史、子、集外，还有历法、天文、数学等自然科学，他深受学生们的欢迎，在二十几年的时间里，有一百多人拜他为师，这时，他已是一个学生满天下的学者了。
1678年，康熙为了笼络汉族地主，开博学鸿辞科取士，命令三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吏推荐人才。掌院学士叶方蔼向康熙推荐了黄宗羲，但被黄宗羲婉言辞谢了。两年后，清政府聘请他任《明史》编修的顾问，他以气节为重，再次力辞。康熙没有勉强，只是要求他把所写的有关历史方面的著作全都抄送入京。
虽然黄宗羲没有直接参与《明史》的修撰，但《明史》的修成，也凝聚了他许多心血。比如《历志》，虽不是他执笔，却是经过他的审阅才定稿的。另外，他让自己的儿子黄白家参加了史局。
1676年他完成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明儒学案》。在这部著作中，他把明代二百多位学者的著作系统排比，阐明每个学者的学术渊源，学说宗旨及演变。评论公正，分析深刻，在中国历史上还是首创。晚年他又完成了《宋元学案》，使七百年间儒苑门户一目了然，在中国学术史上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黄宗羲晚年仍然非常勤奋，每天读书不完成规定的卷数绝不休息，他以八十四岁的高龄编撰了四百八十二卷的《明文海》这部巨著。
1695年，黄宗羲与世长辞。死前他留遗嘱，要求家人在他死后“于次日安葬，殓以时服，一被一褥，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旌幡纸钱一概不用”。
这是对当时盛行的佛教唯心主义思想最大的轻蔑，也是他唯物主义认识观的彻底表现，他以特有的铮铮风骨，昂扬的战斗性格、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为自己的一生做了很好的总结。
二、顾炎武与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出身江南大族，他父亲是个很有见识的人，认为读书一定要研究实际。顾炎武受祖父的影响，从小就喜欢读、《史记》和《孙子兵法》等书，十分关心时事。后来参加科举，没有考中，就干脆放弃了科举，通读历史典籍，研究全国各地的地理和历代名人奏章，开始编写一本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天下郡国利病书》。
正当他用心治学的时候，明朝灭亡，清兵南下，江南各地人民纷纷起来组织抗清斗争。顾炎武和他的两位好友也参加了保卫昆山的战斗，昆山军民在跟清兵激战二十一天后，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昆山城陷落的时候，顾炎武的生母被清兵砍断了右臂。抚养他成长的婶母（也是他的继母）听到清兵破城，就绝食自杀了，临死时嘱咐顾炎武誓死不受清朝俸禄，说完闭上了眼睛。
顾炎武痛哭着安葬了继母，准备离开家乡投奔鲁王，但还没有动身，鲁王政权就已经覆灭了。后来顾炎武隐姓埋名，在长江南北一带奔走，想组织一支抗清的队伍，但终因势单力孤，没有成功。
当时，沿海和太湖一带还有零星的抗清活动，清朝官府防备很严，如果发现有抗清嫌疑的人，就要加上“通海”的罪名，打进监狱。
昆山有个地主叫叶方恒，想吞没顾炎武家的田地，就买通顾家的仆人，举报顾炎武“通海”。顾炎武于是被清政府抓进了监狱。一些朋友为了搭救他，去找在清朝做官的钱谦益帮忙。钱谦益本来是南明弘光政权的礼部尚书，又是个出名的文学家。清兵南下时，他投降了清朝，名声不好。
对于顾炎武的难处，钱谦益表示，只要顾炎武承认是他的学生，就愿意保他出来。那位朋友知道顾炎武是不会那样做的，于是就自作主张，假造了一张顾炎武的名帖，送给钱谦益求助。这件事后来让顾炎武知道了，直怪那朋友多事，非要把名帖讨回不可，朋友不肯，顾炎武就索性在大街上贴告示表白，声明那张名帖是假的，弄得钱谦益十分尴尬。
经过朋友们的多方奔走，顾炎武才被释放出来。但叶方恒还不肯罢休，派人追踪他。有一天，顾炎武在南京太平门外经过，遭到暴徒袭击，头部受重伤，幸亏有好心人救护，才脱离危险。顾炎武知道，他在江南待不下去了，于是决定到北方去游历。他去北方游历有两个目的，一是想考察各地的地理形势，风俗民情；二是想找机会结交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进行抗清活动。
顾炎武在长途跋涉的艰苦环境中，仍没有放弃学术研究，一路上，他用两匹马、四匹骡子驮着他的书籍，遇到关塞险要的地方，他就访问当地的退伍老兵，了解那里的风土人情，如果跟他在书本上读到的不一样，就拿出书本核对，这样，他的知识就更加丰富充实了。
顾炎武从四十五岁起，用了二十多年时间，在山东、山西、河北、江南各地来回奔走。他把一腔的苦闷倾注于学术研究中。旅途上，手不释卷。在马背上展卷低吟；旅馆中挑灯圈点，勘察地形，寻找地名的沿革。其间，他完成了《营平二州史事》、《山东考古录》、《冒平山水记》等一批重要著作。
晚年，他在陕西华阴定居下来。顾炎武从小读书有个习惯，有一点心得就用纸笔记下来，后来如果发现错误，又随时修改，发现跟古人议论重复的，就删除去掉，这样日积月累，再加上他从调查访问得到的材料，编成了一本涉及政治、经济、史地、文艺等内容极其广泛的书，叫做。
这部书被公认为是极有学术价值的著作。在里，他提出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重要思想，认为社会的道德风气败坏，就是亡天下；为了保天下不亡，每一个地位低微的普通人，都应负起责任。
1679年，康熙命大学士熊赐履主持明史馆修撰《明史》。顾炎武谙熟明史，这是尽人皆知的事情。熊赐履自知很难胜任，便请顾炎武的外甥清朝重臣徐学乾从中斡旋，聘请顾炎武入馆给予襄助。顾炎武不给任何人情面，再一次坚辞拒绝，非但自己不参加，而且规劝熊赐履也不要做这种违心的屈笔之作。
在康熙开设“博学鸿辞科”时，有人想推荐他应召博学鸿辞科，他写信回答说：“我这个七十岁的老翁还巴望什么呢？唯一的就是一死，如果一定要逼我应召，我只能一死了之。”
1682年正月初八，在山西曲沃，顾炎武在上马时失足跌落下来，次日凌晨，这位伟大的爱国学者辞世，他简单的行囊中除了未完成的手稿，没有留下任何其他东西。
顾炎武是一位主张“经世取用”的思想家。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历史学家、语言学家、音韵学家，又是一位具有浓厚唯物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一生著作宏富，为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遗产，和《天下郡国利病书》早已脍炙人口。他倡导的力戒空疏，注重实用的学风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王夫之与《船山遗书》
王夫之（1619—1692），清初著名的思想家、文学家。字而农，号姜斋、夕堂，别号双髻外史，一瓢道人，更名壶。湖南衡阳人。
崇祯十五年（1642），王夫之曾中举人。明亡后，在衡山举义兵抗清。兵败后退居肇庆，任南明永历政权行人司行人，后隐退，辗转于湖南、广东一带，最后居住在衡阳的石船山，从事著述，学者称为船山先生。
王夫之的学问，经、史、诗、文、词皆工。论诗强调“以意为主”，反对“求形模，求比拟，求词采，求故实”，“立门庭与依旁门庭”。在艺术上，强调情与景在“神理凑合时自然拾得”。文兼擅骚、赋、骈、散，不染明代七子摹仿、公安浮滑、竟陵纤仄之习。词芳菲缠绵，风格遒劲，往往冲破音律限制。
王夫之的哲学思想自成体系，他批判了“万法唯心”、“有生于无”以及程朱“理在器先”、“心外无物”的观点，提出了“虚空皆器”、“理在器中”，肯定“天下唯器而已”、“无其器则无道”，具有朴素唯物主义思想。
王夫之一生著作有一百多种，后人合编为《船山遗书》。其中主要有《姜斋文集》、《姜斋诗集》、《鼓棹初二集》、《萧湘怨词》、《周易外传》、《老子衍》、《庄子通》、《读通鉴论》等。
清初三先生的学术思想，使中国思想文化较之它的过去有了很大的进步。特别是黄宗羲的“民主”、“工商皆本”思想，顾炎武的“塑造国民性”思想更具有划时代意义。但是，由于清朝统治者是从一种相对落后的文明之地入主中原文化发达地区，中国已经腐朽的君主专制思想对他们来说，还是新事物。因此，这些对君主专制进行批判、超越的思想只能被打入了冷宫。这样的文化悲剧在三百年以后的今天，才叫人体会到了它们对于我们民族文化发展的延滞，实在令人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