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太阳高照着，时钟正敲响十三点。温斯顿·史密斯低着头，下巴紧贴在胸脯上，躲避嗖嗖的凉风，迅疾穿过维多利官邸的玻璃门，不过他的动作似乎稍慢了一点儿，一股风沙随之吹了进来。
门厅满是煮白菜和旧地毯的味儿。门厅的一头儿，一张彩色画报钉在墙上。这张画放在室内似乎有点儿大了。上面只有一张硕大无比的脸，足有一英尺宽。这是一张男人的脸，四十五岁上下，浓重的黑色胡须，一副冷峻的样子。温斯顿向楼梯走去。电梯就不必试了。最好的时候，也很少开动。而现在白天又断电，想也不用想了。这是“仇恨周”节约活动的一部分。去房间要爬七段楼梯。温斯顿已三十九岁了，右腿静脉曲张性溃疡，所以走得很慢，中间休息了好几次。在每个楼梯平台，正对着电梯井，画报上的那张大脸都会从墙上瞪着你。画面设计得很巧妙，不管你在哪个方位，它都盯着你。画下面有一行字：老大哥在看着你。
房间里，一个圆润的嗓音在读着一串数字，与生铁产量有关。这声音来自一块长方形的铁匾，铁匾像一面模糊不清的镜子，贴在右边的墙上。温斯顿动了一下开关，声音低了一点，不过还依然可辨。这个玩艺儿，叫做荧光屏，声音可以降下来，但无法完全消失。
· 乔治·奥威尔（一九四九）
大部分描写未来的小说用的都是过去时态，表面看来不大协调。迈克尔·佛莱思的小说《私生活》开篇用的是将来时 （将来，有一个小女孩，叫安坎伯尔），不过很快便难以操纵，转用现在时。走进小说的幻想天地，我们必须与人物在时空上保持—致，这一点用将来时是无法做到的。过去时倒很“自然”。即使用现在时也有点不伦不类，因为任何事情在记录下来的一瞬间便已经发生了。
当然，今天，对我们来说，一九八四年早已成为过去。然而奥威尔创作这部小说的时候，却是在想象着未来。因此，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与其把它看成是历史小说，倒不如把它视为预言小说。他利用过去时态来描绘未来。给人以一种创作上的真实感。故事的背景仅为三十几年以后，其目的也许是想让读者对他眼中的政治独裁有一种危机感。成书的时间（—九四八年）与小说的书名，只是数字顺序上进行了对调，幽默中透着冷嘲与热讽。战后英国的紧缩政策，有关东欧的报道，都为奥威尔创造一九八四年伦敦那压抑的气氛提供了素材。一九八四年的伦敦死气沉沉，物资奇缺，千疮百孔，万物待兴。科幻小说往往告诉人们未来的物质生活条件是如何如何不同，奥威尔则暗示这些条件会怎么怎么一样，或许会更差一些。
小说的第一句话颇为惊人。“四月，一个寒冷的日子，太阳高照着，时钟正敲响十三点。”“刺人”的地方在于最后这个数字，尽管对读者来说，一个不以时钟来标记、不以二十四小时来作为一天的时间可能印象更深。不深入研究，不细细品味，这句话似乎司空见惯，习以为常。它可以作为一部描写当代世界平凡一天的平凡小说的开头。正是这个言约意丰、极不协调的数字“十三”，告诉我们后面讲到的将是—段不凡的经历。时钟、时间、计算正是这个平凡熟悉的世界里人们安排生活的依据或理据。因此，“十三”正如你噩梦中的一刻，就在此刻，冥冥之中有人告诉你你正在做梦，也就在此时，你从梦中醒来。不过，就本书而言，噩梦刚刚开始，书中的主人公至少永远不会从那个权力至上的世界中醒来，因为在那个世界里只要有权就可以让二加二等于五。
在接下来的一句话里，唯有专有名词在这部以低调现实主义为风格的作品里突兀出来。温斯顿·史密斯显系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领袖温斯顿·丘吉尔的代称。他所居住的官邸很可能是战争结束后不久修建的。等后来小说告诉我们全球一直在长达三十六年之久的洲际战争中挣扎时，上述细节的讽刺意味才显得十分突出。吹进门厅的风沙表明屋子外面的道路没有打扫，居住条件的恶劣以及物资的极度贫乏在后面的描写中又多有表现，如煮白菜，地板上破旧的地毯，断电等。另外，温斯顿本人还患有静脉曲张性溃疡。
文中所谓的“仇恨周”，以及写有“老大哥在看着你”的大型彩色画报，是极为陌生的细节。除此之外，其它描述对于一九四八年破旧的市建公寓套房十分吻合。而这两个陌生的细节实际上与敲响十三点的时钟的效果是一致的。它们好像谜语一样，唤起人们的好奇心，同时也使人产生忧虑，因为它们所折射出的社会情景并不喜人，而且我们已开始把自己和社会的受害者温斯顿·史密斯等同起来，联系在一起。“仇恨周”和“老大哥”与居住条件之恶劣和周遭环境之破败乃至第一段中提到的“凉风”紧密相关。“老大哥”酷似斯大林，同时又使人想起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一张海报，画的是一个满脸胡须的军人（基切耐爵士），伸出—个指头，说明文字是“国家需要你”。只有在双向透明电视荧光屏里（这种电视荧光屏能永远监视观众），奥威尔才运用科幻小说的手法，设想出—个在他那个时代并不存在的小东西。它那尖端的技术在那死气沉沉、破败不堪的维多利官邸里显得更加邪恶可怕。
总之，奥威尔是通过激发、修改和重组读者有意识或无意识中业已熟知的意象来构想未来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小说创作的一贯作法。比如，大众喜爱的科幻小说就是各种手法的巧妙的综合体，它包括虚构的小玩艺儿和典型的主题或中心思想。这些主题则显然来自民间故事、童话故事和圣经。作者通过对创世纪、人类的堕落、洪水灭顶以及神圣的救世主的一系列神话的加工改造，来描绘一个世俗的但又是迷信的时代。奥威尔在处理温斯顿和朱莉娅的情爱故事时用的就是亚当和夏娃的故事。他们被“老大哥”秘密监视，并最终受到惩罚。其效果远不能令人从中得到宽慰，而是恰恰相反。其引用之巧妙，一般读者实难明察。从这—点上，当然其它方面也不例外，他的手法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并无二致，但目的完全不同。其目的不是反映当代社会现实，而是描绘出一幅可怖的未来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