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2年，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来访的理查德·尼克松，中美两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惊人的巨大变化。这次会见的意义是非凡的。此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等的外交接触，使这次会见成了事实。当然，不应忘记的还有“乒乓外交”。1971年，中国向美国乒乓球队发出善意的邀请，为一年后两国关系正常化打下了基础。这可能是乒乓球运动史上最为重要的时刻了。
但是，不管是“乒乓外交”，还是北京为尼克松精心准备的宴会，都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和世界之间的“冷和平”状态。中美两国之间的开放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局限于政治领域，仅限于紧张关系的缓解和外交往来的增多。1978年以前，中国仍然与其邻国和世界隔绝。中国与苏联虽然是全球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对抗中的盟国，但实际上双方的关系却是冷淡的。中国既不愿意拉近与西方的关系，也不愿意与东方走得更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中国一直遭受着来自西方的压力和入侵；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10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实现独立、自主和自给自足。“自给自足”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是与融入世界相抵触的。
1978年，邓小平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中国开始了改革和现代化的进程。当时，中国有太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邓小平英明地意识到，除非这种状况得到改变，否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之间就不可能形成紧密的关系。邓小平有着令人敬佩的远见。他经历了党内沉浮。毛泽东逝世的时候，邓小平已经72岁了，大多数人在他这个年龄都开始回顾自己的人生，准备就此安享晚年了，但是他并没有这样想，一直在为中国共产党服务，这令人敬重；他经历了磨难而不屈不挠，这又令人惊叹。这些为他赢得了党内很多元老的尊重和年青一代的拥护。
邓小平意欲改变中国共产党对经济的管理方式。为此，他首先着手农业改革，开始实行土地承包制度。其后，他又提出在中国南方沿海地区创建一些经济特区。这些经济特区对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实行更优惠的税率，个人在此享有更多的经商自由。这些经济特区选址的主要标准是要邻近西方的商业和贸易中心。
这种一定程度的开放，其目的在于使经济特区成为改革的“试验田”，但是中国人对获得更多的自由经商的权利和生活水平提高的渴望导致了“经商热”。在此前一直处于经济沉睡状态的地区，例如南临中国香港的珠江三角洲地区，贸易和工业发展显著。出于对这种巨大变化的不适应，很多人开始担心。还有人反对在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封闭经济中引入外资，担心外资一旦进入中国，可能会威胁中国的稳定。
但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整个20世纪80年代，虽然改革的步伐时急时缓，但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且取得了显著成效。20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年均增长近10%，通货膨胀适度。其中某些年份经济增长仅有7%，而在某些年份经济增长则接近15%，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上升的。可是，由于起点低，即使实现了如此快速的增长，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想要跻身于世界中等国家的行列，中国还需要很多年的发展。而且，中国整体经济数据背后还存在着地区差异。在新的经济特区迅速繁荣并发展壮大的同时，西部和内陆的很多省区的发展还不尽如人意。
在这些年中，邓小平采取了“摸着石头过河”的方法，灵活且不固守传统。同时，邓小平还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构想，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对国家的绝对领导；回归后的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市场力量发挥主导作用。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中国只有一个政府，但两种不同的制度可以并存。这种设想对中国的发展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邓小平头脑中很清楚两种社会制度的区别，但他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他会通过计划等方式来满足现实需要。对他的思想内涵的讨论和充实则留待他人了。
有些人反对中国向世界扩大开放，反对市场规则在中国发挥作用，其他人则希望开放的步伐更快一些，希望开放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更广泛的区域。最初大多数讨论是私下进行的，后来开始公开。知识分子和诗人也加入了讨论阵营。而在经济特区，数百万人创办了小企业，摆脱了过去几十年来阻碍变革和经济发展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当然，政府政策和管制的放松也为人们摆脱束缚创造了条件。
当时，来中国旅游的外国游客的数量有所增加（由于此前外国游客到中国来的很少，所以当时只要有数量的增加都会被视为增长），中国的海外留学生数量也急剧增长。但是，在美国，关注到中国国内社会变化的只有学术界，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还有情报机构。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变化的讨论和追踪做得比较好，但是，他们趋向于以“共产主义和共产党不好，民主和市场好”的视角来观察中国的变化。情报机构主要关注的则是中国军队和导弹的数量，并就中国是否会对台湾动武进行预测。
过去150年当中，中国经历了内战和外敌入侵，邓小平决心要结束这种破坏性的循环，结束中国徘徊于世界核心之外的历史。他重申要坚持改革，决心加快改革步伐，扩大改革范围，增强改革成效，使更多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迅速得到改善。邓小平总在强调，“我们一定不能因噎废食”，必须要继续坚持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道路。
邓小平愿意接受市场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并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无关。之前，在发现党内的一些党员因一些讨论中的政策而感到苦恼时，他曾经说过，不管黑猫白猫，能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对于邓小平来说，实现中国稳步发展的结果是最重要的，他的目标始终是坚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使中国变得更好。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让人民享有物质繁荣带来的愉悦生活。邓小平是有远见的，他明白随着日本、新加坡、韩国和泰国等亚洲邻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富裕，如果不能使中国人民看到繁荣的前景，就无法维持社会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