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雷德·史密斯并非天生就是当首席执行官的料，为了建立他的企业，史密斯付出了大量心血。史密斯的个人经历与常人无异，然而现在他已经拥有10亿美元的净资产。史密斯毕业于耶鲁大学，之后成为美国海军陆战队的一员，并到越南战场服兵役。在过去的40年当中，史密斯一直推动着联邦快递公司的发展，并把公司带入全球最重要的公司行列之内。在史密斯接受采访的时候，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他身上有一种美国精神。他向人们描述过他与哥哥的不幸童年。在4岁失去父亲后，史密斯由母亲带大，在接连不断的生活打击之下，史密斯很早就学会了自立。他崇拜中学时代的运动教练，在耶鲁大学接受了高等教育，还深受越南服役经历的影响。在越南的经历让史密斯学会了如何管理人，如何在战斗中生存下来。当他27岁退伍的时候，他开始运用自己所学到的东西指导自己开办公司。史密斯开办的公司是要帮助人们以最快捷、最高效、最廉价的方式收到他们想要的货物，或者把货物运送到指定地点，而且为了做好这项业务还要运用新的技术手段。
这位名字普通且心境平和的人终于成为一个传奇，他依靠新兴的技术手段（首先是计算机，后来是互联网），将货物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运送到世界各地。史密斯所从事的事业，不只是将航空与地面交通运输方式完美结合，不只是学习IBM公司采用先进的高新技术手段，也不只是依靠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度和超高的工作效率，而是这些因素完美结合后所成就的事业。
你的企业是否与联邦快递公司一样成功并不重要，毕竟联邦快递公司的今天是多年来对原则和梦想不懈坚持的结果。它坚守着自己的承诺，将货物在世界各地之间快速、准确地传送。从12月24日下午送出的圣诞节礼物到戴尔计算机零件，再到婚礼上的鲜花，联邦快递公司的业务范围非常广泛。
弗雷德·史密斯普通的名字并不意味着联邦快递公司目标的平庸，公司从来就没有停下过发展的脚步。公司的海外业务是从欧洲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公司又将目光投向中国。1986年，联邦快递公司与中国最大的货物运输企业中国对外贸易运输（集团）总公司（简称中国外运）建立合资公司，从而进入中国市场。中国外运成立于1950年，是从事国际货运和物流业务的大型国有企业。它与日本和中国香港的公司合作，管理着中国第一批现代化集装箱港口，建立了连接中国北方和横跨西伯利亚铁路的运输网络。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外运已经开始了“隔夜送达”业务，这是运用公司建立的运输网络来实现的。当外国的运输公司进入中国时，都会首先选择与中国外运合作。
与很多合资企业一样，联邦快递公司与中国外运的联姻给人们带来了很大希望。当时，中国的公路网络规模很小，铁路建设仍处于初级阶段，而航空运输除了军事需要和一些特殊的服务以外还几乎是空白。像中国北方的天津港和南方的广州港这样的港口只是与周边小范围内的区域有联系，还不能把货物运输到全国各地。那时候，如果你想把一个包裹从重庆或长沙寄到上海或福建，就必须依靠老旧的飞机、速度慢的火车和数量不多的货车，而且这些交通运输方式均不能保证及时、准确地将包裹送达。当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各省之间的贸易量还很小，因此对货物运输的需求也不高。不仅如此，当时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量也比较小，20世纪80年代中国出口量只占世界出口总量的1.5%。
随着中国改革大潮的向前推进，中国政府愿意与外国企业合作，这说明中国的需求在发生变化。如果中国的经济还是像以前一样封闭、与世隔绝的话，只凭国内各省有限的经济需求，是不可能给国家带来改进基础设施的压力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的基础设施状况已经不能满足形势的需要了。
在联邦快递公司进入中国之初，它没有想马上服务于中国的普通百姓。公司当时还没看到人口众多的中国对快递业务的巨大需求。联邦快递公司进入中国市场的主要目的是为在中国做生意的西方企业提供服务，并在与其主要的竞争对手敦豪快递公司（DhL）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UPS）的竞争中占据优势。敦豪快递公司是德国邮政的下属企业，它进入快递领域较早，并已经占领了欧洲市场。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与联邦快递公司的竞争异常激烈，它们在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进行着较量，它们提供的服务相似，而除了美国邮政外，它们在美国鲜有其他竞争对手。不过从世界范围来看，联邦快递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都同时遇到了敦豪快递公司的挑战。
由于联邦快递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两个公司主导了美国国内快递领域的发展，因此商学院和管理学研究人员通常会将两个公司的竞争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一方是员工持股的企业——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它所使用的运货车是棕色的，它愿意同时拥有多个合作伙伴；而另一方是联邦快递公司，它有容易让人记住的宣传口号，更强调技术在商务中的作用，并专注于商品经营环节的细部管理和控制。在中国，联邦快递公司一直努力建造属于自己的网络。当中国对外企有诸多限制时，联邦快递公司主要依靠在华合作伙伴的运输网络，而一旦政策放宽，它就会想方设法地尽快拥有自己的飞机、货运车队和物流中心。联合包裹服务公司多年来也与中国本土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先是中国外运，后来又与其他公司合作。它提供运输服务时使用其他公司的货车，租用其他公司的飞机，并在不同城市与多个代理商合作。
20世纪90年代末，联邦快递公司占有快递市场13%的份额，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市场份额只有5%，两者均落后于敦豪快递公司和中国香港本土的竞争者。从这个状况来看，联邦快递公司和联合包裹服务公司的企业战略都不是非常的成功，而且毫无疑问，相比联合包裹服务公司，联邦快递公司的运营成本更高。1988年，公司投入近9亿美元收购了飞虎航空公司（Flying tiger Line）。因为飞虎航空公司控制着日本到中国的航线，这是联邦快递公司垂涎已久的。1995年，公司再次斥资7000万美元购得长青国际航空公司（Evergreen）。同年，联邦快递公司在菲律宾和中国台湾分别设立了大型物流中心，面向东南亚和中国南方开展业务，并雇用了数千名中国员工。1996年，联邦快递公司在华投资10余年后，终于拥有了自己进出中国的航班，这些航班可以在中美之间、中国与部分东南亚国家之间实现直航。
弗雷德·史密斯为联邦快递公司在中国开展业务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资金，这也是他在1998年向美国国会陈述时态度坚决的原因。虽然当时巨额投资依然不见回报，但他在中国投资更看重的是这里的未来和希望。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航空运输市场是世界上成长速度最快的，但是由于基础较弱，与其他国家相比总量仍然处于中等水平。1997年，联邦快递公司的年收入达到120亿美元，中国市场只占很少的份额，亚洲整体的市场份额也不是很高。然而，此时中国市场发展的巨大潜力已经显现出来，中国的经济正在腾飞，这对联邦快递公司和它的竞争对手们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
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是任何企业都无法抗拒的。不过吸引力并不单纯体现在它的规模庞大上，因为只有在市场的潜在需求转化成现实需求后，企业的目标才能实现，否则企业的经营状况就会不断恶化，而其他企业对进入市场也会持观望态度。中国政府已经下大力吸引外国企业来中国投资，还计划建立一个鼓励外国企业进行投资的经济体系，并且允许前来投资的外国企业在适当的时候收回或撤出资金。
当外国企业把中国当做一个巨大的市场考虑时，它们也认识到了风险的存在。毕竟类似的风险在过去对其他国家进行投资时已经出现过。比如，20世纪70年代，美国和欧洲的公司在巴西投资时，资产曾被冻结，并出售给了军政府。20世纪50～60年代，西方石油公司在中东面临着国有化浪潮，比如在伊朗。印度尼西亚也丝毫没有给昔日的殖民统治者留情面，它迫使外国公司出售资产、签署契约，然后彻底离开印度尼西亚。西方企业在政治局势相对稳定的国家投资也会受到各种限制。印度在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和他的女儿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领导时期，实行的是民主制度，但不是自由市场制度。他们想依靠国内工业的发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因为他们认为西方公司来者不善，就如同1947年以前英国对印度的统治一样。在印度领导人看来，西方公司所追求的只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这必然会以印度的国家利益为代价，使印度的资产和利润流失海外。考虑到跨国公司的运营特点，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很多公司来说，20世纪下半叶，将其业务触角向全球扩展同时面临着风险的挑战和巨大的机遇。为了降低风险，美国公司经常向美国政府寻求帮助。有时候，向企业提供帮助的是美国商务部，它会作为一个非官方的全球游说集团为在国外投资的美国企业争取利益。企业有时也会向行业协会或贸易联合会寻求援助，这些机构会向美国国会和政府施压，以使它们通过并颁布有利于企业开展跨国贸易的法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以外发挥协调作用，它们向那些给予西方公司优厚投资条件的国家发放贷款或进行金融援助。
一国公司在其他国家投资时，总是希望它的投资能够有保障，在想要撤出资金的时候，能够及时收回这些投资。一国公司在另一国投资时，它可能愿意接受一些关于出售财产的限制性条款，但是它通常不愿意转让资本。对联邦快递公司和雅芳公司这样的跨国公司来说，在某一国市场上的出色表现可以使其整体财务状况也很出色。如果某国市场的表现并不理想，那么这个国家对企业的投资吸引力就会大大降低。公司在进入一国之初，可能会接受一些限制性条件，这是为了在新的市场上立足。随着进入这个国家的时间越来越久，跨国公司就会要求减少当初的限制。总之，跨国公司的全球经营更愿意在资本和货物流动限制较少的前提下进行。然而，政府和国家则倾向于保持一些限制性措施和税收，以利于国家的发展。所以说，企业和国家的利益在有些时候是一致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同的。
中国的吸引力在于能为企业提供一个巨大的潜在市场。但是，分享这样一个市场也是需要付出成本的。中国的法律在针对外国企业在华投资方面有一定的限制，对外国企业来说，在华投资的资产处置和利润提取都有一定的限制。在世界上的其他地区，同样的限制条件已经使外国公司产生了抵触情绪。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公司在回报甚微的情况下还要在中国投入如此多的时间和资金呢？
对欧洲以外的国家来说，它们更需要美国的投资、专业知识和资本，为了得到这些，一些国家政府制定有利于外国企业投资的法律，并接受“华盛顿共识”提出的一些关于外国企业投资的前提条件。1989年，“华盛顿共识”由美国的智囊机构提出，最初是针对西方国家在拉丁美洲投资所提出的一系列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建立清晰的产权制度；根据全球货币市场实行浮动汇率；实现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为国家债务设定上限；降低外国企业在东道国的经营成本，如减税和降低关税等；降低政府支出所占经济总产出的比例。20世纪90年代，西方国家在拉美的实践成为它们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展业务的样板。
然而，中国并没有为外国企业提供如此优惠的条件。之前中国仍然实行固定汇率制，外汇兑换必须通过政府控制下的中央银行来进行。中国对进口货物征收高关税，对外国企业在华投资的控股权也有一些限制。中国政府一方面对外国企业投资表示出极大兴趣，同时仍保留了一些限制条件和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外国企业应当正视在华投资的风险，谨慎进入中国市场。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外国企业对进入中国市场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它们争相涌入，花费数十亿美元进行投资的企业不在少数。
20世纪70年代，中国政府开始吸引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进入中国市场。1979年，中国政府出台新法律，规定中外合资企业中的外国资本不得少于企业总资本的25%。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一直认为，如果有国外知识和资本的参与，中国的改革速度会更快。其他国家也有强烈的吸引外资的意愿，但是它们并没有引起西方企业足够的关注。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并贯穿整个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的总量越来越多，已经超过了世界上其他国家。
当时在中国大陆投资的很多企业家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华裔人士以及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商人。香港的企业在中国政府的鼓励下，获得了在中国大陆长期发展的机会。在中央政府的扶持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珠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当然这也得益于香港在这些地区的投资。商界大亨李嘉诚生于中国大陆，长于英国统治时期的香港。在20世纪的后20年中，李嘉诚在中国南方投入了数十亿元资产，后来实践证明，当时李嘉诚的举措是非常明智的。自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李嘉诚当初在中国大陆的投资已经翻了好几倍。
国外投资来源不只局限于某一地区或区域，而是来自全球的跨国公司。20世纪90年代，联邦快递公司投入几十亿美元在亚洲多个地方购买运输飞机、建设新的机场设施、建立物流中心，目的就是服务于中国这个大市场。但当时，联邦快递公司的投资并没有很快见到成效。1995年，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总额不到3000亿美元，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也只有500亿美元。10年之后，中国国际贸易总额突破2万亿美元。而20世纪90年代，外国企业每年在华平均直接投资就已达到300亿～400亿美元。
那时候，联邦快递公司的投资并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而是为了将来的希望。我们现在知道，联邦快递公司当初的投资目标已经实现。联邦快递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同样帮助自己将梦想变成了现实。虽然它们投资的目的是为了抓住中国巨大的商机，但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将中国潜在的需求转化成了现实的需求，中国发展的巨大潜力逐渐显露出来。
传统的观点认为，中国市场的巨大潜力充分显露出来之前，那些已经在中国开展业务的外国公司花了多年时间争取这个市场机会，同时也难免会损失一些。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这些公司的投资逐渐得到了回报。中国的转型期也是国内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期间，美国和其他国家的跨国公司都可以分享到中国转型带来的成果。美国企业和跨国公司在中国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中国的成功转型，这些企业的投资对中国的变革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即使没有外国资本的进入，中国也会像其他新兴国家一样，逐渐兴起的市场经济因为缺乏资金而无法在现代化的道路上发展下去。为了吸引外国投资，一些国家会向西方国家和跨国公司作出巨大让步。从巴西到泰国，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会遵循全球机构（如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提出的条件，并按照合同条款进行国内改革。尽管这些国家的政府和领导人自觉自愿地遵守“华盛顿共识”，但是主动权明显地掌握在西方国家手中，它们有权力也有资本向那些渴望获得投资的国家提出条件。
但是在中国，情况正好相反。外国政府和企业都不遗余力地涌向中国市场，同时它们也希望中国政府加快改革进程。中国政府并不听从西方的指令，不愿意将改革的进程推进过快。即使这样，也没能阻碍西方企业进入中国的脚步。相反，很多外国企业为了进入中国市场不得不接受中国政府提出的条件。
联邦快递公司在中国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成本，乐观的弗雷德·史密斯对未来的收益充满信心。史密斯和其他在华投资的企业家都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强劲。对于像联邦快递公司、雅芳公司和肯德基这样的外国企业来说，投资的选择地往往在沿海地区和经济特区，这些地区的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高达15%～20%。与其他新兴国家不同的是，那些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通常伴随着较高的通货膨胀率，而中国则通过对流通货币、利率和开放步伐的严格控制，做到了高增长和低通胀并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