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禄诺是在四月下旬离开天津的，临走之前，表示法军将派军队巡视边境，驱逐刘永福的黑旗军，同时声明将在西历的六月五日及七月一号，分别进驻谅山及保胜，要求中国军队先期撤退。李鸿章对这个要求，率直拒绝，但对法军巡边，不置可否，亦未奏报。在他看来，中国军队驻守边界，只求敌人不来侵犯，至于在界外巡边，自是视若无睹，彼此不生影响，那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听其自然，最为上策。
那知到了闰五月初一，西历的六月二十三，法国军队九百人，由德森上校开到谅山之南的观音桥，准备来接收谅山了。
观音桥是个要隘，桥南桥北都是高山，桥南有四千人驻扎，由淮军将领万重暄率领，桥北则由广东陆路提督杨玉科，领兵三营防守。桥南万重暄的部下，因为德森出语骄横无礼，首先开火，火器不及法军精良，为敌压制，退守桥北。德森挥军追击，想乘胜占领北山高地，居高临下，胁迫谅山。
其时右营由诱捕党敏宣的宁裕明管带，见此光景，虽忧亦喜，急急分军三队，两队埋伏左右山麓，一队曳炮上山，抄出万重暄之后，发炮下击，法军攻势受挫。于是左右翼伏兵齐出，德森大惊，九百人溃退不成队形。各军一直追到郎甲。中国方面说“歼其锐卒数百人”，法国方面发布的战报说死二十二人，伤六十八人，双方的数字，大不相同，但法军大败，则毫无可疑。
广西巡抚潘鼎新原已认定粤军无用，不给军饷，预备裁撤，有此一战，刮目相看，准发军饷，而前方所需要的军火，则始终不给。
潘鼎新与李鸿章关系极深，对李鸿章性情、作风，知之亦极深，当然要为他“保全和局”作有力的桴鼓之应，因此他在广西根本就不主张备战。即令并无“保全和局”的顾虑，他亦不愿打仗，因为今昔异势，打洋人对自己的功名有害无利。
多少年来的积习：讳败为胜，如为小胜，必成大胜，战报中夸夸其词，甚至于渲染得匪夷所思，亦不足为奇。那种仗是可以打的，如今有电报、有新闻纸，往往夸张战功的奏折，还在仔细推敲之中，而报上已经源源本本揭露了实况。朝廷就常引报上的消息，有所诘责，这样子毫无假借，仗就不能打了。
而现在居然打胜了一仗，潘鼎新虽不能不发粤军的粮饷，亦不能不电奏报捷，但却不敢夸张，甚至还有意冲淡些，词气之间，仿佛表示，这是兵家常事，无足言功。这样做的作用有二，第一是不得罪李鸿章，“保全”他主持的和局；第二是不致于使朝廷太兴奋，不然就是助长了虚骄之气，降旨如何如何，必都是不易办到的难题，岂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但是，打了胜仗，尤其是打了洋人的胜仗。败军之将贵如巡抚提督，革职的革职，查办的查办，正法的正法，既然功过如此分明，那么获胜的官兵，当然应该报奖。潘鼎新带兵多年，知道这一层是无论如何压不下去的，不然影响士气，会发生绝大的麻烦，所以不得不报。
这一来要想冲淡其事就不容易了。同时潘鼎新远在龙州也不知道李鸿章在天津跟福禄诺交涉的经过，将法军自道依约巡边，要接收谅山的话，都叙了进去。醇王一看，大为诧异，五款简约，记载得明明白白，何尝有这些巡边跟接收的话？事有蹊跷，非问李鸿章去不能得其原委。
李鸿章当然不承认有条约以外的承诺，只承认福禄诺曾经提出节略，打算在什么时候接收谅山，什么时候接收保胜，当经严词拒绝，由福禄诺将节略上的这一项要求，用铅笔划去，并有“签字为凭”。
这个解释自是片面之词，退一步而言，既然交涉中间，有此一节，不论怎么样都应该奏报朝廷，好了解法国的用心。隐瞒不报，难辞含混之咎。
就在这时候，巴黎方面已提出抗议，认为中国违约，要求赔偿巨额兵费，并且指出，五款简约的中文本与法文本，在内容上不同。依照外交惯例，条约都以法文为准，而况是法国本身与他国订立的条约，当然更加坚持，一切都以法文本为证据。
事态演变至此，慈禧太后深为恼怒，一面降旨责李鸿章办理交涉不善，一面对法持强硬的态度，分饬有关各省督抚、将军、统兵大员，严密防范。当然张之洞和张佩纶也接到了这道密旨。
这时的两张，正由李鸿章伴同，由天津大沽口出海在巡阅北洋水师。
其时刘铭传亦正奉召进京，路过天津，自然是北洋衙门的上宾，宿将新贵，意气轩昂。
李鸿章不论为了保持他个人重臣的地位，还是实现他创办海军的雄心，都须眼前这班“红人”作他的羽翼，因而刻意笼络，除去大张盛宴以外，亲自陪着两张一吴——他的会办大臣吴大澂，出海巡阅北洋水师。
出大沽口自北而东，遍阅旅顺、登州、威海卫各要塞，使张佩纶长了许多见识。当然，在天津、在船上，他与李鸿章曾多次闭门促膝，倾诉肺腑，取得了谅解。李鸿章几乎以衣钵传人视张佩纶，唯一的要求是无论如何要在暗中协力，保全和局，否则不但创设海军无望，既有的局面，亦恐不保。
这是李鸿章看出法国其志不小，一定会在闽海一带挑衅，但是他说不出退让的话，希望张佩纶不管如何放言高论，在紧要关头，能对法国让一步。除此以外，李鸿章还期望张佩纶能对抗曾国荃将南洋大臣的实权收过来，一方面可与北洋呼应支援，一方面作为未来“经画七省水师”的张本。
对于这个主意，张佩纶自然深感兴趣，因而以“抽调闽局轮船聚操”为名，在天津就拜发了一个奏折：“窃谓海防莫要于水师，而闽省莫要于船政。
查闽省船政局，创自左宗棠，成于沈葆桢，造轮船以为水师之基，设学堂练船以为水师将材之选，用意至为深远。虽西洋船制愈出愈奇，局船已为旧式，而中国创设轮船水师，他日将帅必出于闽局学党，一、二管驾局船之人，故待之不可不重，而察之亦不得不严。”
所谓“局船”，是福建船政局自造的轮船，一共二十二艘，驻于福建的只有八艘，其余十四艘分防各剩其中最好的一艘是“扬武”号，福建船政大臣特地遣派到津，迎接张佩纶，管带是一员副将，名叫张诚，接谈之下，才知道其中的腐败情形，至于操练，则向无定章，所以坦率据情直奏：“分操向无定期，合操亦无定法，举各船散布海口，养而不教，势必士卒游情，船械敝蚀而后已。伏念各省文风，通都大邑每胜于偏僻小县者，序序之士，敬业乐群，狭乡之士，独学无友也。各路陆军，重镇练军每胜于零星防泛者，简练之兵，三时讲武，分泛之兵，终岁荒嬉也。”
以下引叙西洋水师训练之精，然后论到中国的水师：“中国急起直追，犹惧不及，若费巨帑以造轮船，而于水师训练之法，忽焉不讲，惟是南北东西，转运应差为务，使兵轮管驾，渐染绿营赌博嗜好之习，将来设立七省水师，利未开而弊已伏。”
这是为了整饬军纪，是建军的根本要图，理由极其动听，办法却是另有用心。
办法中首先提到曾与李鸿章“详细熟商”，所得的结果是：“拟将局造轮船分防各省者，由臣陆续调回，在闽认真考察，酌定分操合操章程，庶管驾之勤惰，船质之坚窳，机器之巧拙，械炮之利钝，臣皆了然于胸，改局船散漫之弊，亦即为微臣历练之资。无论海防解严，各船抽调回闽，近者三五日，远者十余日，即可回防，不至贻误，即或海上有事，而似此兵轮散碎，分防适以资敌，安能折冲？故欲纵横策应之功，终以大建七省水师为急。臣拟抽调局船，亦在闽言闽，一隅之计耳。如蒙俞允，除北洋所调‘康济’五艘，臣遵海而南，即可就近验看；广东所调‘飞云’两艘，现在驻琼转运，暂缓调回，所有南洋各舰，拟即分别电咨檄饬，陆续调至闽海操练一次，仍令回防。将来分操合操，如何酌立章程，七省实有犄角之势，三洋断无畛域之分，容与南北洋大臣，各省督抚及会办诸臣，次第考求办理，以副朝廷澄海育材之意。”
奏折中所陈，各为“考察操练”，其实是想骗南洋大臣辖下的七艘“局船”回到福建，归诸掌握。同时这道奏折中还有两层极深的用意，第一是要骗取朝廷承认，凡是福建船政局所造的轮船，都归张佩纶指挥管理；第二是想确定他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身分地位，是凌驾船政大臣而上，与南北洋大臣及督抚并行的钦差大臣。
拜发了奏折，立即上船，批示自然还看不到，一切消息也都为大海隔绝了。直到烟台，方始与李鸿章作别，与张之洞一起坐“扬武”号取道上海，分赴闽粤。
一到上海，才知大事不妙，越南战火复起，和约濒于破裂，“海防”由“解严”而又“戒严”。最坏的是观音桥一役打了胜仗！如果是打了败仗，则朝旨必定求沿海自保为已足，可以无事，一打胜仗，朝廷自然得意，更无委屈求和之意，而法国亦必不肯善罢干休，闽海只怕从此多事了。
张佩纶开始有些失悔了。他到底不是范仲淹，更不是陆逊，“行边”固可耀武，“临戎”却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扬天朝之威？事已如此，只得硬着头皮，赶到福建再说。
一到闽江口，由“北水道”入马江，未进口子，只听巨炮连轰，隆隆然仿佛从四处八方围击“扬武”号似的。张佩纶大吃一惊，口干心跳，自己知道脸色已经发白，但要学谢安矫情镇物的功夫，装作不经意地问道：“这是干什么？”
“回大人的话，是长门、金牌两炮台，放礼炮恭迎大人莅任。”
听得张诚的回答，张佩纶不自觉地透了口气，既惭愧，又自幸，亏得能够镇静，不然一到福建就闹个大笑话了。
“取二百两银子。”张佩纶吩咐老仆张福：“请张副将犒赏两台兵勇。”
于是张诚谢过赏，亲自指挥扬武号入口，沿江往西南行驶，江口两岸又有炮台，即以南岸、北岸为区分，照例鸣炮致敬，张佩纶再次放赏。
绕过青洲，但见港湾深广，水波不兴，这里就是马尾。南面一带名为罗星塔，北面船政局，局前便有码头，船政大臣何如璋已经率领文武员弁，站班在恭候钦差了。
何如璋是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戊辰的翰林，这一年正是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继德川幕府的“大政奉还”之后，发生“戊辰战争”，结果“倒幕派”取得胜利，由此而“版籍奉还”、“废藩置县”，结束了多少年幕府专政的局面，开始了有名的“明治维新”。八年以后，中国初次遣使日本，即由何如璋以侍讲的身分膺眩在日本驻留了四年，任满回国，何如璋到了京里，与旧日僚友相晤，大谈日本风景之美，诗料之丰。张佩纶问他，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怎么回事？何如璋瞠目不知所对。因此，张佩纶就很看不起他，虽然科名晚一科，却不愿自居于后辈，见面直称他的号：“子义！”
反倒是何如璋称他“幼翁”。迎入船局大厅，奉为上座，自己侧面相陪，“幼翁”长，“幼翁”短，陈述船局的概况。张佩纶半仰着脸，“嗯，嗯”地应着，简直是“中堂”的架子。
“幼翁！”陈述完了，何如璋又问：“局里替幼翁备了行馆，是先进省，还是驻节在此？”
“自然是进剩上头当面交代，福建的应兴应革事宜，让我不妨先问一问穆春岩、何小宋。我打算明天就进剩”这是指福州将军穆图善跟闽浙总督何璟，言下之意连福建巡抚张兆栋都不在他眼里。何如璋不知他衔着什么密命，要到福建大刀阔斧地来整顿？益发不敢怠慢，当天陪着他勘察船政局的船槽、船坞，所属的九个厂，以及教习制造和管驾的“前后两学堂”。夜来设宴相邀，张佩纶辞谢不赴，何如璋将一桌尽是海味的燕菜席，连厨子一起送到行馆，张佩纶总算未曾峻拒。
第二天一大早，何璟特派督标中军，由首县陪着，用总督所坐的八抬绿呢大轿，将张佩纶接到福州。将军督抚以下，都在南门接官亭站班侍候，一则迎钦差，再则“请圣安”。
凡是钦差莅临，地方文武官员照例要“请圣安”，此时张佩纶的身分“如朕亲临”，所以下了绿呢大轿，昂然直入接官亭，亭中早已朝北供奉万岁牌，下设香案，张佩纶一进去便往香案上方，偏左一站。穆图善跟何璟带头，鼓乐声中，领班行礼，口中自报职名：“恭请皇太后、皇上圣安。”
“安！”张佩纶只答了一个字，这一个字比“口衔天宪”还要尊贵，是等于太后和皇帝亲自回答。
行完这套仪注，张佩纶才恢复了他自己的身分，依次与地方大吏见礼——这时就不能不叙翰林的礼节了。
何璟号小宋，广东香山人，亦是翰林出身，与李鸿章同年。张兆栋则比何璟还要早一科，虽非翰林，却真正是张佩纶十二科以前的“老前辈”。只是“后生可畏”，这须眉皤然的一总督、一巡抚，在张佩纶面前，不敢有丝毫前辈的架子，跟何如璋一样，口口声声：“诸事要请幼翁主持。”
“国家多难，皇上年轻，诸公三朝老臣，不知何以上抒廑注？”
张佩纶一开口便是责望的语气，何璟与张兆栋面面相觑，作声不得。倒是穆图善比较洒脱，直呼着他的号说：“幼樵！朝廷的意向，是你清楚，闽海的形势，我们比较熟悉。局势搞到今天的地步，其来有自，所谓力挽狂澜，恐怕亦不能靠一两个人的力量。都是为朝廷办事，只要开诚布公，和衷共济，就没有办不通的事。”
这两句话，颇有些分量，加以穆图善先为名将多隆阿所识拔，以后随左宗棠西征，号称得力，算是八旗中的贤者，所以张佩纶不敢用对何、张的态度对穆图善，很客气地答道：“见教得是！”
“说实话，朝廷的意向，我们远在边疆，实在不大明白，似乎和战之间，莫衷一是。”
穆图善又说，“幼樵，这一层上头，要听你的主意。”
“不敢！”张佩纶因为和战大计，有些话不便明说，而穆图善又有将布防的责任加上自己头上的意思，因而发言不得不加几分小心：“军务洋务，关系密切，如今各国形势，大非昔比，和战之间，自然要度德量力，倘或轻易开衅，深怕各国合力谋我。朝廷的意向，我比诸公要清楚些，大致和局能保全，一定要保全。不过保全和局是一回事，整顿防务又是一回事，决不可因为和局能够保全，防务就可松弛不问。”
“那当然。”穆图善说，“只是闽防力薄，不知道北洋方面，是不是肯出力帮助？”
“照规矩说，闽防应该南洋协力。不过合肥是肯顾大局的人，这次已经当面许了我，拨克虏伯过山炮二十四门，哈乞开斯洋枪一千二百杆。”张佩纶紧接着又说：“我想练一支新军，要炮兵四队，洋枪兵十几营。洋枪当然不够，要请北洋代办，合肥亦许了我，一定尽力。”
这就更显得张佩纶的实力了！一到便要练军，看样子要长驻福建，那就不会久用“会办福建海疆事宜”的名义。一下子当上总督，自不可能，调补福建巡抚却是顺理成章的事。
因此，张兆栋心里就不好过了。
“幼翁，”张兆栋立刻献议：“纸上谈兵，恐怕无裨实际，我看不如请幼翁先出海，将全省口岸巡阅一遍，再定筹防之计，比较切实。”
“我也有这个意思。”张佩纶点点头。
“那就归我预备。”张兆栋自告奋勇，要替张佩纶办差。
张兆栋虽很起劲，而何璟对出巡一事，却不大感兴趣，因为一则以总督之尊，伴着张佩纶同行，到底孰主孰从，不甚分明，未免尴尬，再则战守之责，实在有些不敢承担，不如趁此机会推卸给张佩纶。
打定了这个主意，便对穆图善拱拱手说：“春翁，请你陪幼翁辛苦一趟，我就不必去了，说实话，去亦无益。”
最后那句话，自承无用，张佩纶没有强迫他同行的道理。而张兆栋看总督如此，亦不便过分表示亲热，因而最后只有穆图善陪着张佩纶到海口巡视了一遍。
看倒没有看出什么，听却听了不少。穆图善对于福建的防务，相当了解，颇不满何璟的纵容部将。谈到福建的武官中，声名最坏的有两个人，一个是署理台湾镇总兵杨在元，此人籍隶湖南宁乡，早在同治年间，以督标中军副将，调署台湾总兵，因为吃空、卖缺，为人参奏，解职听勘，且以供词狡诈，下狱刑讯，面子搞得非常难看。那知到了光绪三年，不知怎么走通了何璟的路子，竟以“侵冒营饷，已照数赔缴”奏结，开复原官。
因为贪污下过狱的总兵，重临旧地，俨然一方重寄，台湾的百姓，自然没有一个人看得起他的。而杨在元居然又干了好几年总兵。上年春天到秋天，父母先后病故，亦不报丁忧，恋栈如故，在穆图善看，真是恬不知耻。
等二个是福宁镇总兵张得胜，他受制于手下的两名副将，一个叫蔡康业，一个叫袁鸣盛，纪律废弛，根本不能打仗。不过新募了十营兵，防守长门等地的炮台，如果张得胜一调动，这十营新兵有溃散的可能。
张佩纶一听，怒不可遏。他可以专折言事，当然可以据实纠参，只是参劾归参劾，调遣归调遣，他亦不管自己是不是有调遣总兵之权。回到省城，就拟好一道咨文，通知何璟，说海疆紧要，似杨在元这种“贪谬不肖之员，难与姑容”，请何璟“遴员接署”。
他的幕友劝他，这样做法，似乎使何璟的面子不太好看。照一般的规矩，奏参杨在元最好跟总督会衔，更不宜这样径自作了开缺的决定，而况台湾的军务，已奉旨由刘铭传以巡抚衔负责督办，似乎亦不便侵他的权。
张佩纶悍然不顾，照自己的决定行事。拜发完了参杨在元的折子，接着又参蔡康业和袁鸣盛，特别声明：“张得胜战功夙著，不便临敌易将，严加教诫，而撤该副将离营，诸军始服。”又说：“臣以书生初学军旅，来闽旬日，岂敢率尔纠弹？但大敌当前，微臣新将，非有恩信足以孚众，若不信赏必罚，深虑此军临敌必溃。”等这个折子发出以后，才将张得胜传了来，声色俱厉地申斥了一顿。
消息一传，没有人敢说他跋扈，只觉得钦差大臣的威风，着实可观。何璟、张兆栋、何如璋更是惴惴不安，心里都很明白，李鸿藻虽跟着恭王一起倒霉，而清流的势力，却如日方中。张佩纶受慈禧太后特达之知，内有醇王的倚重，外有李鸿章的支持，更加惹不起。
惹不起是一回事，张佩纶咄咄逼人，教人受不受得了又是一回事。特别是何璟，身为统辖全省文武，手操生杀予夺之权的总督，却为一个后辈欺侮到如此，自觉脸面无光，十分苦恼。同时，软既不甘，硬又不可，不知该持何态度？因而长吁短叹，恨不得上奏辞官。
他有个幕友姓赵，绍兴人。这个赵师爷从咸丰十年，何璟当安徽庐凤道时，延致入幕，追随他已有二十多年。赵师爷本来专习刑名，但也做得一手好诗，谈吐亦很风雅，所以东翁扶摇直上，由监司而巡抚，由巡抚而总督，对于刑名方面，虽不必再如何借重，却自然而然成了一名清客。谈诗论艺之暇，藻鉴人物，评论时局，颇有谈言微中之处，竟成了何璟的“不可一日无此君”的密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