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依赖症”——魏杰
全世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出现了问题。中国经济的发展，到2008年为止可以说经历了30年的高速增长。现在人们关注的是：2009年之后，这种增长奇迹是否还能继续？
魏杰：这个问题值得深究。不难看到，2008年对中国最大的影响就是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对此，归因于美国次贷危机的居多，其次就是“周期论”。
我个人认为，既不是所谓的经济周期问题，更不是由次贷危机诱发的。
以美国次贷危机来说，它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在时间点上并不衔接——次贷危机是2008年9月全面爆发的，而我们企业大量停产实际从2007年底2008年初就开始了。
危机溯源，问题何在？把原因推给美国或是经济周期显然不利于我们自我检讨，那么会不会是我们的战略有偏差？
1998年以后，中国基本靠出口拉动经济，出口对GDP的贡献达到40%以上！
要知道，全世界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都出现了问题，1987年是日本，1997年是东南亚，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惹的祸。
在中国，这种出口导向型增长方式的问题早在2006年就暴露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出口导向一定是双顺差、贸易顺差和资本顺差。
双顺差的结果是大量外汇流入中国，我们的外汇储备大幅上升，就迫使央行发行人民币收购；外汇在中国是不能流通的，必须让央行收购，央行发行货币太多，通胀压力很大，导致国内经济不稳。同时外汇拿在手里又成了“烫手的山芋”。因为外汇是对外购买力的符号，只能对外投资；但对外投资都出了问题，无论是买美国国债还是买美国的企业债券，最后都成了中国财富缩水的重要渠道。所以中国的方向是不能搞高度的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必须调整。
按说应该是先启动内需，根据内需调整情况再减少出口，慢慢转向内需拉动型，实现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然而，我们并没有这样做。
2007年，中国开始大幅减少出口，两大政策起到最大效果：一是大幅降低出口退税，依次于当年3月1日、11月1日以及年底三次降低出口退税，涉及3000多种工业产品，有的降幅达到80%。然而，国内很多企业基本是靠出口退税存活的。另一政策是大幅提高出口关税，比如焦炭提高了40%以上。于是在2007年，我们在没有启动内需的条件下，大幅度减少出口，结果出口出不去、内需又没起来，加上包括货币紧缩在内的宏观政策影响，企业大量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因此，我们必须重视和总结从出口导向型经济转向内需拉动型经济过程中的失误。
中国经济有“内伤”——魏加宁
2007年末，企业家稀里糊涂就赚了钱；08年末，辛辛苦苦也没赚到钱。对当前危机形势的正确认识，无疑是对症下药的关键。但这往往有一个由浅入深的动态过程。作为研究宏观经济、金融以及危机管理的经济学家，对这次危机的成因，您更侧重于怎样的判断？
魏加宁：关于当下危机的原因，目前有很多种判断，我谈点个人的看法。
咱们国研中心有一个企业家调查系统。2007年末在开会的时候，许多企业家表示自己稀里糊涂就赚了钱，我说这是经济泡沫的典型特征；2008年11月又开会时，情况恰好相反，许多企业家反映，这一年，辛辛苦苦干下来，不知道为什么就没钱赚，需求急剧萎缩，这是泡沫破裂的典型特征。泡沫破裂时，从流动性过剩到流动性紧缩，几乎是一夜之间的突变。
2008年的中国经济之所以发生如此迅速的变化，原因在于两个泡沫同时破裂：一个是外部经济泡沫。首先是美国房地产泡沫开始破裂，引爆了美国的金融泡沫破裂，导致金融危机之后，又引发了欧洲的房地产泡沫破裂……另一个是国内泡沫的破裂，其实最早破裂的是普洱茶。
2007年6月普洱茶突然价格暴跌，接着股市价格暴跌，然后是房地产价格开始松动。国内、国外两个泡沫“碰头”，导致需求急剧萎缩，尤其是9月份之后，令很多人措手不及。这是经济泡沫破裂的一个典型症状。“泡沫”毕竟还只是一种现象，两个泡沫同时破裂的背后，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
前不久，吴敬琏老师在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就把更深层的原因说得很清楚：美国是高消费/低储蓄而出现的泡沫；中国则是高储蓄/低消费、用大量出口来支撑美国的高消费。这样一个失衡的状态，最终导致两个泡沫同时破裂，使得当前经济形势剧变。
关于对策，国内目前存在着两种意见。
一派意见主张调整，认为中国经济深层次的问题就是结构失衡，包括内外结构失衡、投资与消费的结构失衡、产业结构失衡、地区结构失衡。这就需要调整结构。而以往经济增长很快的时候，根本调不动，只有经济走下坡路的时候，才有这种调整的压力和动力。
另一派意见主张扩大内需。主要是担心调整过度，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滑太快，忧虑“刹车容易，启动难”。
我是第三种意见，主张一手抓结构调整，一手抓扩大内需。
但是，无论是结构调整还是扩大内需，都需要依靠改革。
“中美共同体”只是“看上去很美”——夏斌
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相当部分是中国送的。我们知道，自本世纪初以来，全球经济持续了多年的高增长，直到2008年初以美国金融危机为标志出现重大转折。对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有很多种解释，诸如华尔街的贪婪、监管不力、高杠杆率等。
夏斌：这些原因固然重要，却都属于技术性的、第二层次的。我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本原因，是在本轮经济全球化中，美国政府错判了形势，在积极推动全球化的过程中，宏观决策失误，拼命扩张信用、刺激房地产市场泡沫、扩大消费，想以此维持并促进经济的高增长。所以从美国政府的主观角度来讲，是由于政策失误。美国政策的失误，能够犯这么大的事，那英国、德国、欧洲央行、中国宏观政策失误也能有这么大的事吗？不可能。这说明这场危机背后还有深刻的制度原因。那就是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问题。
在危机爆发的2007年，小布什曾经批评“华尔街喝醉了”，我补充小布什的话：华尔街喝醉了，酒是谁送的？相当部分是中国送的。现在华尔街不喝了，我们就要自己喝，就需要扩大内需、扩大消费。原来华尔街喝的是XO，我们中国人一般不喝这个酒。北京人喝二锅头，南方人喝花雕，那么我们就需要进行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所以在目前情况下，世界经济两大“发动机”，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都面临着重大的结构调整，美国可能比中国更加困难。奥巴马正在推动医疗保险改革。美国有议员说，美国出现了自他从政以来从没出现过的国内老百姓情绪的对立，甚至有人把奥巴马画成希特勒的模样，说他是反白人的民族主义者。而且，美国白宫前段时间刚刚宣布，今后的10年财政赤字要达到9万亿美元。
所以，美国在推进医疗保险改革的同时，又要加快结构调整，刺激经济，无非是要多一点出口、多一点投资，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把资源更多地放在搞金融、搞服务上。其结果会怎么样？必然会出现美元贬值。因此，美国的经济未来形势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
我想，如果没有美国政府的积极推动和参与，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就不要抱有太大希望。当然，作为经济学家来回讨论是无可置疑的，也有可能推动国际货币体系中间的某些细节改动，但是从根本上要解决当今世界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是不容易的。那么，能不能像中国节能减排、低碳经济问题的思路一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眼前做起？因此最主要的，就是让制定国际货币体系游戏规则的程序稍微改一点点，比方说，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中，美国17%的投票权能不能稍微缩减一点。美国应该从长远的国际经济持续稳定角度出发，要有个姿态。我相信中国政府在低碳经济问题上，肯定会从全球的角度、从双方协商的角度出发，会有姿态。那么，在国际货币体系问题上，美国政府也应该像对低碳经济那样，从一点一滴、从眼前做起。
今后五年十年世界资本市场格局会出现什么变化？关于世界经济复苏，尤其是中国和美国在经济复苏中的结构调整问题，您怎么看？
夏斌：我认为中国的结构不平衡问题相对好解决，也有条件解决，关键是政府的决策，取决于决策的决心和决策的时机。这是我的基本判断，不展开细说。从美国角度说，我认为美国比较难。当前美国社会两大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一个是奥巴马总统自己说的，是从他执政以来最艰难的问题，它不是经济问题，而是医保改革问题。奥巴马也下定决心，准备以不连任总统为代价来解决这个问题。中国经济将来的风险是增长下滑的问题，美国的风险则不仅仅是这个问题。
因为制定大量的赤字预算时，相信美国官方经济学家和政策智囊，潜在的思考是想先渡过目前的难关，完了以后还是想恢复历史上的经验做法，先贬值，然后再升值，通过资本市场融资。
在此，我们应该对今后五年、十年世界资本市场格局会出现什么变化，进行全新的思考。不要简单按照历史上曾经成功的做法来规划今后的预算。如果这么做的话，我认为很危险。因为在这样的战略引导下，有可能把美国这个经济上、军事上的霸权国家，引向更快下滑的方向。就是说，其他国家在这轮金融危机之后，对世界资本市场格局的看法，对“去美元化”的倾向，美国经济学家不能不重视。从长期看，你再升值时，全球的资金还会不会像过去历史上曾经演绎过的一样，又大量地回到美国，这要打个问号。不管南美也好、俄罗斯也好、中东也好，都在想少用美元，用本币做结算和投资。包括我们也在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问题。由于各个国家都看到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问题，所以，美国制订财政金融政策要注意新情况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