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月，熙宁十年五月。
石越也开始面临朝廷的质疑与责问，战争是一种惊人的浪费行为，一个月来空耗国帑而不见成效，政事堂中很快就出现一片质疑之声。若非枢密院的文彦博、王韶，以及兵部的郭逵等人坚持认为不可以半途而废，整个行动早已夭折，石越也难逃罪责。但即便是如此，朝廷中的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大，石越几乎能感觉到自己面临的压力，如同一排看不见的大浪，随时要冲垮那座脆弱的海堤，将海堤之后的自己淹没。
事情是如此的吊诡。汴京朝廷一方面对石越废除乡兵的建议争议不休，一方面又对石越修筑平夏城的举动缺少耐心。反对废除乡兵的原因是害怕影响国防，所以愿意付出这巨大的代价；而对修筑平夏城缺少耐心的原因，却是因为耗费了巨大的军费。
“难道没有人知道废除乡兵可以节省更多的费用与劳力，修筑平夏城可以带来更大的国防安全吗？”石越忍不住牢骚满腹。时间已到五月，按照正常的产期，梓儿应当在六月临盆，也就是说，再有一个月，石越就要当父亲了。自己的妻子要生产，而自己却不能待在她的身边，这件事情多少已经影响到石越的情绪。而石越与众官员、幕僚策划良久的一项新政——作为改革役法的第一步而推行，此时也受到战争的拖累，不得不暂缓上报朝廷。
政治是需要讲技巧的。在这个敏感的时候，石越任何一次大举措，都可能成为压力的发泄口。石越与潘照临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朝中有许多人都在嫉妒石越将要立下的大功，这时候提出这项政策，无异于在他们嫉妒的火焰上加油。
“公子！”潘照临没有理会石越的牢骚，将一份公文递到石越的手中，说道：“这是陕西禁军四月份的军饷报告，需要公子盖印。”
石越接过来，看了一眼，取出大印来盖了，忍不住又说道：“要不要催促一下高遵裕！一个月，实在太久了，若是章质夫，最多二十天就建好了。”
“公子怎么知道章质夫只要二十天？”潘照临带着讥讽的口气说道，“若是高遵裕故意怠慢军机，自然要催促，但是眼下西夏人采用的策略，让补给无法顺利运抵平夏城，又用骚扰战术干扰施工，高遵裕能够保证两大营一个月不失，已经是尽力了。此时若是催促他，不过是乱命而已。”
“唉！”石越长叹了口气，身子一仰，靠在椅背上，道：“若这样打下去，需要三个月才能建成平夏城！不待平夏城建成，朝廷攻击我的奏章，已足以将我淹死。”
“只能耐心等待。”
“公子，何不用一两个大胜，来安抚一下皇上与朝廷？”站在一旁的侍剑忽然说道。
石越猛地坐直了身子，睁大了眼睛望着侍剑，潘照临也一脸惊诧望着侍剑。侍剑以为自己说错了话，顿时满脸通红。却听石越说道：“继续说下去，怎么样用一两个大胜，来安抚一下朝廷？”
侍剑几乎以为自己听错，小心地看了石越一眼，却见石越甚是郑重，又偷眼看了潘照临一眼，见潘照临眼中颇有赞许之色，方才放下心来，说道：“真正打仗取得大胜不太可能，但是打几场精彩的小仗，取得胜利，上报枢府。再让文章写得好的人，写成评书，登在报纸上，那么朝廷反对的人，一定会减少许多……”
“小瞧了你！”石越忍不住敲了侍剑的脑袋一下，笑吟吟地望着潘照临，笑道：“这却是妙策。”
潘照临微微点头，笑道：“这的确是可行之法。公子可曾听说，长安城内正好出了个陕西桑充国？”
“陕西桑充国？”石越不禁愕然，他忙于军务政务，哪里知道这些事情。
“正是。”潘照临的语气中，充满了戏谑与讥讽之意，“此人身世非比寻常，是昌王妃的堂弟，虽然连取解试都不曾中过，连个举子也不是，但毕竟也曾在白水潭学院、横渠书院读书，听说曾经参与过座钟、弩机的设计……”
石越却没有心思听潘照临刻薄的介绍，只是反问了一句：“昌王妃的堂弟？卫家的人？”
“正是卫家的嫡系公子，叫卫棠。”潘照临笑道，“卫棠正在申请，请求开设报馆，并且要在京兆府办二十所义学，资助扩建京兆学院，建图书馆、体育场……此事早已不胫而走，传遍长安，人人都说这位卫公子是陕西桑充国。不过他的雄心，却远比桑充国要大……”
“哦？”石越双手抱胸，饶有兴趣地听潘照临说起来。
“除此之外，这位陕西桑充国，还要在长安办技术学校，并且要与江南十八家商号联手，在陕西种棉花，办棉纺；植葡萄，酿葡萄酒；还要在陕西造座钟，更有意涉足陕西的木材生意……”
石越听到目瞪口呆，问道：“卫家虽是豪强，但是要同时做成这许多事情，需要的财产绝对不容小视。他们家真有这么多钱？”
“那是自然。”潘照临冷笑道，“卫家田地庄园，以万顷计算。熙宁七年之旱灾，卫家出粮买下三座铁矿山，虽然所采之铁，大部分只能卖给官府，却也赚了不少。这点钱卫家岂能出不起？须知七年前的桑唐两家，加起来也未必有今日卫家之财力。更不必说卫家还有亲朋戚友。”
石越笑道：“他们肯出钱来做这些事情，却是好事。”
“只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卫洧以前对公子颇有不满，如今卫家突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这却不必理会。”石越笑道，“他卫家是出于什么原因来做这些事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有没有做好这些事情。”
“公子以为不重要，我却不能以为不重要。”潘照临毫不客气地反驳道，“卫家这样做的原因，我想来想去，只有几个：一是替卫棠博取名望，二是示好于公子，三是挣钱。其中最重要的，我认为就是向公子示好。”
“他们为何要向我示好？难道……”石越百思不得其解，卫家怎么说也是大有背景的家族，似乎用不着这样费尽心机来讨好自己。
“要么是害怕公子报复——但这显然不是，以卫家的背景，似乎不用太担心这一点；那么只有另一个可能，就是卫家所谋者大！”潘照临微眯的眼神中，突然发出冰冷的光芒。
“所谋者大！所谋者大！”石越喃喃说道。
“皇上康复，蔡确被重贬到凌牙门，表面上看来昌王似乎没有威胁了。但是请公子想一想，昌王为什么会有威胁？”
“这……”石越沉吟了一会儿，道：“因为他是皇上一母同胞的弟弟。”
“正是。”潘照临颔首道：“昌王之所以对朝政会有影响，便是因为他是当今皇上一母同胞的亲弟弟。如果皇上能够活到皇子成年之后，而皇子又无失德，那么昌王始终只能是昌王。但是如果皇上不能再活十五六年，那么昌王就有机会。因为昌王始终有贤王之称！”
“皇上还年轻，再活十几年并非难事。”石越淡淡说道。
“诚如所言。昌王不过是在进行一场赌博罢了，只要他足够谨慎，他就不会输掉多少东西，输的只会是跟随他的人而已，皇上的优容，反倒被他利用了，他已经知道皇上想在历史上留个好名声，所以他不会有什么事……但他赢来的却是大宋的江山。”潘照临嘿嘿一笑，道：“这样的赌博，谁不肯博？”
石越笑了笑，潘照临的分析，未必没有可能，但是一个阴谋论者，始终将任何人做的任何事都看成阴谋，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即便如此，卫家示好于我，又有何用？”
“此正是让人费解者。”潘照临难得地皱起了眉毛，“是想笼络公子，还是假意接近，收集公子的把柄，要挟公子？或者是两者都有可能？还是有别的企图？”
“无论如何，不论是卫家还是昌王，把我逼成敌人，都不是明智之举，对吧？”石越放松了身体，悠悠说道。
潘照临怔了一下，自失地一笑，道：“是如此。”
“那君复何忧？既然那个卫棠想做陕西桑充国，我便成全他！如若他的报馆办得起来，这些前线的报道，我便让他的报纸来写！”石越笑吟吟地说道。
潘照临正要说话，忽听门外传来脚步之声，有人高声禀道：“禀石帅，丰参议求见，有前线军情。”
“快请！”石越连忙坐正了身子，整好衣冠，等待丰稷的到来。
“石帅！”丰稷脚步匆匆地走进厅中，抱拳一礼，便即说道：“平夏城军情，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
“相之先坐下说话。”石越用笑容安抚丰稷。
丰稷谢过石越，找了张椅子坐下，侍剑早已端茶上来。丰稷接过喝了一口，润了润嗓子，方继续说道：“高遵裕飞马来报，道是西夏换了主帅！”
“啊？！”端起茶碗刚刚送到嘴边的石越，猛一听到这个消息，手不由一抖，竟将茶水泼了出来，他却无暇擦拭，只忙追问道：“换了谁？嵬名荣还是梁乙逋？”
“都不是。是梁乙埋亲自为帅。”
“梁乙埋？”石越与潘照临对视了一眼，目光中都又是惊愕，又是高兴。
“正是。临阵换帅，换上的又是自诩会用兵，刚愎自用的梁乙埋，平夏城无忧矣！”丰稷也难掩自己的激动。
“西夏并非没有可用之将，但是身居上位者却喜欢越俎代庖，若不致败，是无天理！”石越感叹道。他一向主张治国之道，在于上下各安其位；宋朝之所以武功不显，绝非兵甲不精、士卒不练，也绝非没有将帅之才，更不是因为“将不知兵、兵不知将”，导致大宋武功不显真正的原因，是大宋王朝那个“将从中御”的传统，皇帝与中枢太喜欢对前线将领指手画脚，而偏偏自大宋朝建国以来，只有宋太祖一个人懂得军事，连宋太宗也不过是个庸才而已。这个传统一直到熙宁十年也没有消失，所以石越才会力主在枢密院成立枢密会议，就是希望在皇帝不可能放弃“将从中御”的传统这种情况下，给皇帝一个懂得军事决策的参谋机构。如果“将从中御”不可以避免，那么枢密会议的决策，总比皇帝闭门造车想出来的决策要好得多。但是平心而论，石越也能理解皇帝为什么喜欢指手画脚，石越就是用了极大的意志力，才克制住自己想对高遵裕指手画脚的欲望，这中间，还有潘照临不断的提醒。否则，石越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毫无保留地信任高遵裕。
事情有时候就是如此，你不信任他，但你却必须信任他。如果你选择了信任，你可能会付出代价；但是如果选择不信任，你有更大的可能付出更惨重的代价。不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如何选择的，特别是需要自己去选择的时候。因为人们总是习惯于把不稳定的因子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常常忘记，这是绝不可能做到的。
“但也不可以高兴得太早。”潘照临即刻冷静下来，向二人泼了盆冷水，“梁乙埋既然亲自统兵，就会调集更多的兵马，向平夏城发动猛攻。高遵裕与种谊是不是坚持得下来，还很难说。战场上随时可能发生意外。”
“总之是件喜事！”石越早已习惯于潘照临的乌鸦嘴，这丝毫不会影响他的愉悦。
“既然梁乙埋已经离开讲宗岭，那么讲宗城那边，是不是可以准备动手了？”丰稷心里，实则比石越更高兴。如果平夏城能克捷，那这个胜利，在军事上可以与王韶开拓熙河、种谔复绥州相提并论，甚至更有过之。如果在讲宗岭再来大胜一场，那就意味着大宋的军事力量，在西线取得全线胜利！丰稷敏锐地注意到，双方的战略态势正在发生微妙的改变。这正是大宋有识有为之士，所孜孜以求的。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胜利来完成。
“暂时不必慌忙。”石越笑道，这时候他才记得把茶碗放回桌上，“再给西夏行文，用辞更严厉一些，指责他们修筑讲宗城是对大宋的挑衅。”
“我们在筑平夏城，却说人家修讲宗城是挑衅……”丰稷充满恶意地想道，“还真是不讲理啊！”
但是石越似乎没打算和西夏人讲理：“同时，让环庆诸州加强防御，收缩对西夏的渗透活动，要给西夏人造成一种假象，我们的精力正放在平夏城，无暇再起战端，不过是在讲宗岭问题虚辞恫吓，要显得色厉内荏。”
“是。”丰稷答应下来，似乎是在调整情绪，沉默了一会儿，方用凝重的语气说道：“还有一个坏消息。职方馆陕西房的密报，熙宁六年癸丑科的武状元文焕，很可能降敌了。”
“文焕降敌？！”
“不错。据说李清将文焕带回了兴庆府。陕西房已经向枢院报告此事，并且已请示枢府要不要刺杀文焕，以惩戒来者。”丰稷的脸色非常难看，毕竟武状元降敌，实在是让大宋大丢颜面的事情。在平夏城战局僵持，饱受压力的情况下，出现这种事情，来自政事堂的压力只怕会进一步升级。丰稷在心里，已将文焕这个“逆臣”骂了不知多少遍。
不料石越却是一脸愕然，问道：“为何要刺杀文焕？！”
“文焕一家世代食朝廷俸禄，文焕本人是皇上钦点武状元，无论是文家还是文焕本人，皆深受国恩，事至危难，不能以死报国，已是可耻。居然还投降西贼，岂非死有余辜？下官以为，当令陕西房立诛文焕，以惩戒天下的叛臣逆党，使人人知忠勇之士，死后能入忠烈祠，受国家祭祀，享万世芳名；而不忠之徒，纵一时求生，亦会死无葬身之地，身败名裂！”丰稷一脸激愤。
“不对！”石越听到一向儒雅理智的丰稷，口出极端之言，不由摇头道：“纵然文焕投降西夏，也并非是他的过错。更不可因此处他死刑！”
“怎么可能不是他的过错？难道身为人臣，可以投降敌国吗？”丰稷愕然道。
“当然不是他的过错！”石越细心解释道，“我读过战报，文焕是力战而竭，方才被俘。他已经为朝廷，为国家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被俘不是他的过错。他不投降，是他对国家的忠贞；即便他投降，对于曾经为国家奋勇战斗的人，我们不可以随意处死。”
“不对！”丰稷显然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不由高声争辩起来，“忠臣死于王事！文焕不能死节，已是不忠。投降敌国，便是附逆，附逆就是逆臣，人人得而诛之！石帅熟于经典，人称明达，岂可有此妇人之仁？大丈夫岂能无操守气节？我丰稷虽然不才，若异地而处，有死而已！”
“并非只有死节的人才是忠臣。”石越无可奈何地望着丰稷。他能理解丰稷的思想，但是在他心中却的确认为，即便文焕投降，也无可指摘。但是他很快知道，连潘照临与侍剑，也是站在丰稷一边的。从二人的眼神中，分明可以感觉出来。
石越的这种思想，与宋朝范仲淹、欧阳修以来尚气节的风尚，是背道而驰的。
“若不能死节，怎么可以称为忠臣义士？忠臣义士，未必会为国家朝廷牺牲生命，但是那只是没有遇到时机罢了！若必须舍生取义，杀身成仁，忠臣义士，又岂会退缩？下官不敏，却以为所谓忠臣者，文死谏、武死战！六字而已！”丰稷满脸通红，声音高亢，显是心情十分激动，“若文焕只是一寻常士卒，我尚能勉强接受他被俘甚至降敌，但这也已经是使宗族蒙羞之事。不过朝廷当有仁爱之心，不必苛求。但文焕却是食君禄、受国恩者，如今苟且偷生，投降敌国，若不除之，日后大宋朝志士，皆要羞提‘武状元’三字！”
石越不料丰稷越说越是上纲上线，似乎文焕不死，天理不容，而潘照临与侍剑神色之间，都有赞赏之意，不由大感头疼。明智的办法，是不必再为文焕辩护，这样的话，就不必要与一种强大的价值观念斗争——这种价值观，石越自己也曾经推波助澜。但他心里，却极反对将任何一种价值观推向极端。
投降的确是一件不名誉的事情，但其实在中国的传统价值观中，亦并非是不能被宽容对待的。普通的军民自然不必说，即便是文武官员与士大夫，即使就在宋朝，被俘后投降敌国的，也不是没有。这些人如果有机会重返故国，也大都会被原谅。若是在非常之时，出于对人才的重视，甚至还会不惜于重用反复无常的将领。只是，宽容地对待投降这种事，人们也许会默认这种行为，却绝不能容许有人来宣扬这种行为。
这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虚伪。
而且，这个时候，正好是士林最尚气节的时候。石越也曾经有意无意地宣扬过气节，虽然他认为所谓的“气节”应当出于自愿而不是强迫，但是总会有道德洁癖的人，欲将此强加于人。
他并不怀疑丰稷在危难之时有杀身成仁的勇气，亦同意士大夫应当具有气节。但石越始终认为，所谓的道德，最好应当只是一种自我要求。尤其是过高的道德标准，更不宜强行加诸他人身上。他也认为，个人对国家、民族的义务是有限的。一个人愿意为国家与民族而牺牲，自然值得尊重。但是，却不应当用任何手段，强迫个人去牺牲。
但石越也明白，人类往往能以平常心对待一直是自己敌人的人；能够接受甚至是赞赏前半段是敌人而后半段不再是敌人的人；却往往无法原谅前半段是友军，后半段却是敌人的人。人类从来都不是有理智的生物，一个四十年不断地杀害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的人，比起一个曾经在二十年内竭力保护过自己的亲人朋友族人，而后二十年却变成敌人的人，似乎前者更容易被原谅与接受。
人类的本性如此，而“气节”则是一种容易蛊惑人心的东西。用它来要求自己固然很难，但它却能轻易地让人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热血沸腾，忘乎所以，要求他人。
如果自己附和一下丰稷的议论，也许会加深人们对自己的好感。普通百姓也会看个热闹，感叹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而士大夫阶层则一定有人会欣赏自己的爱憎分明……这是毫无道德风险的事情，在政治上，亦是最佳选择。
但是这样做，却是使一条生命陷入绝境。
而且这个人，是自己认识的，欣赏的年轻人。
从陕西房提出诛杀文焕的建议开始，大宋惟一能救文焕的，也许就只有石越一个人了。
除了石越，没有人会同情他。
他会身败名裂，会被石越一手主导创建的职方馆追杀至死。
但是这个人，却是曾经为了这个国家奋勇力战的战士！
石越沉默了，一时之间，他不知道要如何去选择……为文焕辩护肯定是“不智”之举，他将要为此承担巨大道德风险与政治风险，而且极可能是徒劳。他没有信心说服任何人。但是任其自然吗？于心何安？！
石越并不是一个可以做到为了政治利益而漠视他人生命的人。
这一刻，石越忘记了自己的形象，他就坐在椅子上，低头托腮，皱眉沉思起来。丰稷与潘照临、侍剑面面相觑，三人只见石越的手指有节奏的不断敲打着桌面，咚、咚、咚……
但是，这一次，即便三人心中对石越都有着程度不同的尊重，但是他们若扪心自问，却也无法接受石越的观点。
叛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投降敌国之人，自然就是叛臣！
这些，在三人心中，是不证自明的。
所以，他们甚至不知道石越为什么要为文焕辩护……
汴京城。
“咚！”一只制作精美的太原铜制茶具被摔到了地上，崇政殿旁的一座偏殿内，赵顼的脸色紫青，双眼几乎要冒火，诚惶诚恐站在大殿中的是枢密使文彦博、都承旨曾孝宽、卫尉寺卿章惇，还有一个被特旨召来的职方馆知事司马梦求。所有人都低下了头颅，生怕皇帝把自己当成出气筒。“朕钦点的武状元，居然投降西夏！大宋朝第一个降敌的武状元！”赵顼咆哮如雷，紫金龙袍无风抖动，“诸卿，诸卿说说，要朕以后用何面目去主持武举？”
殿内一片死寂般的沉默。
“这还不算，石越的奏章！他鬼迷心窍不成！居然敢说文焕无罪！”赵顼抓起一本奏折，一把摔到地上，恶狠狠地说道：“降敌无罪，何为有罪？！他连《汉书》都没读过吗？！”
“陛下息怒。”司马梦求虽然品秩卑微，但此时却不得不壮着胆子说话。
赵顼霍然停了下来，凝视司马梦求，良久，伸出手来，指着司马梦求，厉声道：“卿若为朕提来文焕人头，朕便可息怒！”
“陛下！”司马梦求跪倒在地，朗声说道：“臣敢不为陛下分忧！但臣有下情禀报，请陛下容臣说完。”
赵顼逼视司马梦求，停了一会儿，方缓缓说道：“卿有何事？”
“臣尝读《太史公书》，读至《李陵传》，每每都折腕而叹息。若当时汉武帝不族李陵全家，焉知李陵不能为汉朝立下不世之奇功？”
“卿欲效司马迁为李陵说情之事？！”赵顼怒声道，这话语之中，已带威胁。
“臣不敢！”司马梦求再拜叩首，泣声道：“臣只是为陛下忧惧！”
“朕有何忧？朕有何惧？”
司马梦求抬起头，大胆迎视赵顼，朗声道：“万一陕西房的报告有误，文焕并非降夏，或者文焕降夏，另有隐情，而陛下错杀忠臣，有朝一日，真相大白，陛下宁不悔乎？”
“陕西房是卿之属下，是否有误，卿反而不知？”
“陛下明鉴，细作不能保证他所有的报告都是准确的。文焕世受国恩，陛下钦点为武进士及第第一名，臣以为此事，不可不谨慎查证。陕西房知事此时正筹划大事，同知事经验不足，若有误判，累及陛下知人之明，臣等死不足惜，却连累陛下，受后世之讥。此事关系甚大，臣不敢不言于陛下！”
“那你速令陕西房去查明！文焕果有苦衷，朕岂不能容他？然若他贪生畏死，辜负国恩，降于敌国。职方馆不能诛之，朕亦当向秉常索回文焕，明正典刑！”赵顼恨恨说道，“石越尤为不识大体，若是降敌，岂可谓之无罪？令石越罚俸一年，以为惩戒。身为朝廷大臣，岂能如此妄言？”
“陛下圣明！”章惇待皇帝话音一落，立时沉声应道，又道：“司马梦求虽然言之成理，然而除恶不可太慢，慢则祸大而不易除之。臣以为当立下期限，从速查明此事。卫尉寺也可以判罪定刑，昭示天下，使叛逆者知惧。”
司马梦求忙欠身说道：“陛下，兹事重大，兼之陕西房事务日繁，臣敢请旨，许臣暂离汴京，去一趟兴庆府。若文焕果真降敌，臣当取其首级；若文焕果有苦衷，亦请陛下许其报效国家。”
“准奏！”
“谢陛下！”
司马梦求此时已是迫不得已，职方馆事务之繁，一日重过一日，本来他也无暇离京，但是这件事情，要真想查明文焕是不是别有隐衷，又岂是旁人可以查清的？文焕如若是假意降敌，若非司马梦求亲至，他又岂会信任旁人？
本来区区一个文焕，哪怕他是武状元，司马梦求也没多放在心上，大宋的八品武官多的是，哪值得他来操心。但石越却非常不明智地插了进来，虽然石越的观点司马梦求无法苟同，但是事已至此，若能证明文焕不是真心降敌，那石越至少还可以消除此事的负面影响，甚至得到一个“知人之明”的美誉，并且在大宋朝的武官心中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易地而处，司马梦求却是知道，大部分武官是并不想战死的，那些慷慨死节者，有一部分固然是为了道德理想而心甘情愿就死，但另一部分，却是被道德所逼，相比起投降、被俘要受到的侮辱与歧视，甚至累及到家族的声誉，自然还不如战死的好。毕竟，在当时来说，大部分人都很重视自己的家族。这次文焕被传降敌，事情尚未得到证实，整个文家都已经抬不起头来，许多的亲朋戚友，以前以有一个武状元的亲友而骄傲，现在却是羞于提起。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种社会力量是如此的强大，深入人心，石越却公开上奏章表示质疑，请求朝廷宽容对待那些力战被俘后降敌的将士，却是触犯了整个社会的忌讳。这件事若是在五代十国时期，也许是平常之事，但这是整个社会的精英阶层大谈气节、大讲华夷之防的时代，也是一个统一国家建国一百年以后的时代，一个深受国恩的武状元，向夷狄投降，大宋朝只怕难以宽容地对待他！
而且司马梦求也是从心底里认为：这样的人，只是贪生怕死的败类而已！
司马梦求跟随石越几年，素知石越行事，一向谨慎而目光长远，这时候忽然知道石越为文焕辩护，立时就想到石越必然另有极深的政治意味，虽然自己并不认同石越的这一观点，但是他与石越，不仅有知遇之恩，更是休戚与共，石越亦是自己实现抱负的寄托者，所以，他也只有站在石越一边的立场，来替石越灭火。
但这一次，他却没料到，石越只不过是在坚持自己的价值观而已。
因为石越认为，政治虽然主要看成败，但是政治也需要讲是非的。哪怕某些坚持在政治上会显得幼稚，也必须坚持。
癸丑科武状元文焕降夏的流言早就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传遍了汴京，而石越的奏章虽然没有明发邸报，但因这是一份普通的奏章，并没有刻意保密，竟也不知怎么便流传了出来。
顿时，初入夏季的汴京城，一片哗然。
这份奏章似乎从一个侧面，证实了武状元文焕降夏的谣言，而《皇宋新义报》刊登了对石越罚俸一年的处分，又从侧面证实了这份奏章的真实性……
引起争议的，不是文焕的投降——尽管这件事情未经证实，各大报纸的编撰们本着谨慎的态度，没有进行正面的攻击，但字里行间，已是显露出极度的轻蔑与谴责。这一点上，除了《海事商报》尚未得到消息外，《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的态度，都是出奇的一致。真正有争议的，是石越的奏章！
整个汴京城，上至禁中政事堂，中至士绅学子，下至酒楼街头，都在议论石越这篇惊世骇俗的奏折——后世称为《论宣节副尉文焕无罪札子》。
没有人想到石越会为区区一个宣节副尉辩护，更没有人想到石越会提出如此“不可思议”的主张——“若力战而竭，被俘亦可谓之英勇；苟无所害于社稷，困于穷途，不得已降敌，亦不必视为叛臣！此辈虽少节义，然已无负于国家。”
难以接受！
这是整个汴京的第一反应。
但是上这篇奏折的，却是石越！几乎已取代王安石，被称为“孔孟之后第一贤人”的石越，是学贯古今又能推陈出新，言人不能言，道人所不及道的石越；是在大宋士林中举足轻重的石越！
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是你无法不重视他的观点。
这就是石越在熙宁十年，在大宋思想界真正的地位。
“子明这是什么意思！”桑府后园中，桑充国百思不得其解。王昉挺着大肚子，由几个婢女扶持着，站在一旁，听丈夫大发牢骚。她在这五月份，便要临盆。
“真是不通之极！投降敌国，还能是无害于社稷？忠君报国，是大丈夫的本分，若然不幸被俘，自当死节，又有什么不得已而降敌的？分明便是贪生畏死！子明这时候说这样的话，不怕打击军中士气吗？谁还会愿意奋勇杀敌啊？而且这明明就是在授人以柄！朝中的政敌，正愁找不到机会攻击他呢……”桑充国一肚子的怨气，连珠似的发泄出来，“建忠烈祠的是他，鼓吹气节，明华夷之防的是他，说降敌无罪的也是他！朝野之中，有多少人对他嫉妒、不满、怨恨，以前是找不到半点机会来攻击他，如今倒好，自己把机会送上门去，这两日，报馆收到的指责子明的文章，堆积如山！你说要我怎么办？”
王昉静静地望着桑充国，眼睛眨动，柔声道：“桑郎以前从不犹疑，如今为何却迟疑起来？”
“夫人有所不知，你看《新义报》，三个状元郎各有高升，陆佃也被排挤，眼下主笔的，全是吕惠卿的门生，此番已然是夹枪带棒，不过因为《新义报》是朝廷所办，言辞多少有所顾忌；《西京评论》完全无法接受子明的观点，但是富弼与子明的关系，实在是非比寻常，因此虽然批评，却也是极尽委婉之能事。我们报馆内部，却已分成两派，一派主张和《西京评论》一样，委婉批评；另一派，却是不满大家的态度，主张直言无忌地批评……”
“这一派占到多数？”王昉立时就想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
“正是。”桑充国皱紧了眉毛，“你知道我妹子下个月就要临盆，她一向读报纸的，眼下这个情势，定然已让她十分担心，若是我们《汴京新闻》火上加油，她的性子，却不免抑郁成病，若有个意外，我要如何是好？而且我听说子明最近的情况并不好，平夏城战局僵持不下，朝中大臣、言官也已经开始上书指责子明，皇上下诏斥责，各大报纸纷纷批评……这个时候，这个时候……”桑充国不断地重复着，心中为难之极。
“关键是时机，对吧？”王昉沉吟了一下，淡淡一笑，娓娓说道：“妾不知道石子明为何要发出这种谬论，但是妾相信他显然没有料到这样的后果——几乎整个天下都不同意他的观点，相信即便是契丹人与党项人，也不会同意他说的。他居然会出这样的昏招来自掘坟墓，还真是让人失望……但是桑郎你不可以在这个时候火上加油。”
“但是报社内部的压力……”
“批评的语气是轻是重，不涉及是非问题。只要你和程先生、欧阳公子善加引导、解释，便可以解决。必要时不妨强制，毕竟报社最终决策，由你和程先生来定。”王昉眉毛一挑，断然道：“桑郎，你要知道，此时朝中政敌正在攻击石越，万一石越果真被罢官，无论是吕惠卿还是司马光柄政，第一个要拔的刺便是《汴京新闻》，眼下他们不敢动手，无非是投鼠忌器而已。《汴京新闻》不能帮石越也就罢了，若还要火上加油，岂不也是在自掘坟墓？《汴京新闻》虽然极有声望，但是平素议论朝政，真要罗织罪名，又岂是难事？吕惠卿擅于弄权，司马光刚愎自用，单单是士林清议的声援，却难以对付这二人。就算勉强保住了，最终也会元气大伤，再无今日之规模气象。”
“这……”
王昉把手轻轻搭在桑充国的肩膀上，凝视桑充国：“其实，这篇奏折虽然会对石子明的声望造成影响，但是眼下石子明真正的问题，不是他的这篇奏折，而是平夏城的战争——只要平夏城大捷，天大的问题，皇上都会原谅他！而若平夏城失败，这篇奏折，便一定会成为罪状之一。本来朝廷一直在向石子明施压，一直在讨论平夏城的僵局，但是现在的争议，却让朝廷暂时忘记了平夏城的僵局。石越一向狡猾多智，焉知这不是他的诡计？桑郎你又何必掺和进去？这等权术伎俩，桑郎你是谦谦君子，自然所知不多，但是似石越与吕惠卿，却是用得炉火纯青。依我说，这些事情，咱们还是能避开就避开——自然，若是大是大非，咱们也要有担当，不怕得罪人，但是这等小事，又何必在意？石子明固然写了那篇奏章，可是大宋朝又有谁会认为他对？这又有何争辩的意义？还不是因为他是石子明，若是旁人说了，便当成疯言疯语，谁也不会当真。”
桑充国默默想了一会儿，终于缓缓点头，舒眉道：“确是如此。”
王昉见桑充国想通，嫣然一笑，道：“既是如此，不妨再卖石越一个人情。石越不是说力战之后，困于穷途，不得已而降敌吗？桑郎岂不知《太史公书》有《李陵传》？《汴京新闻》不如就从《李陵传》入手，辟出专门版面来，来讨论李陵该不该降匈奴。这件事情，既与石越的奏折有关，又不点名道姓声讨石越，比起干巴巴的引经据典，也要有意思得多，最要紧的，是可以给石越缓解一些压力——千载之后，不知多少人同情李陵的遭遇，若从这里看来，石越说的，未尝就没有一丝半点儿道理。只需先把水搅浑了，哪怕最后得出结论，石越的观点全然错了，也不要紧——如若把水搅浑一两个月，石越还不能摆脱困境，那便是他命该如此，我们也不必管了。”
桑充国听到此策，不禁击掌赞叹，笑道：“夫人真是女中诸葛。”
“官人谬赞了。”王昉笑道。她此时的心中，想的却是更深远的事情。她几乎是出于一种直觉，便意识到石越此时还没有达到他的顶点，在这个时候，桑充国向石越提供一些方便，日后能收到的回报，必然十倍百倍于此。这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事情，王昉是不能不为桑充国考虑到的。至于一个人在力战后是不是可以投降，这件事情与她王昉又有什么关系？也许她也会看不起那些贪生怕死的人，她会欣赏文死谏、武死战，但是这些东西，绝对称不上是她王昉的“大是大非”。
桑充国不知道，王昉心中，此时的“大是大非”，便是他桑充国与王昉腹中即将出世的孩子。
如是而已。
石越丝毫不知道自己的奏折在汴京城掀起了怎样的轩然大波。他还在考虑应当怎么样让人们接受不得已的投降并不是犯罪。但是他真有无限的茫然，找不到任何支撑点。他翻查了《唐律疏议》与大宋朝的法令，一遍一遍地去读、《春秋》、《孟子》，试图寻找理论上的支撑点，但是却一无所获。
生命的价值，在“仁义”这样的道德准则之后。
华夏诸族人民，自有史记载以来，一直到大宋熙宁十年，都普遍相信，世间有高于生命的意义存在。对于家族、对于君主、对于国家、对于种族、对于文明的忠诚，毫无疑问，都在自己的生命之上。
平心而论，石越并不排斥这种说法。
他从心里就厌恶那些背叛自己的民族，背叛自己的国家的人。他对于君主可以缺少忠诚，但是石越对民族与国家，却有着极深的忠诚观念。“汉人学得胡儿语，反向城头咒汉人”，这世间还有比这更卑劣的人吗？一个人若肯为自己的国家、族类、文明而牺牲，石越会从心里尊重他，并且也认为这样的人，理所当然要受到全种族的尊重。
但关键是，石越认为这种牺牲，应当出于个人的自由选择。
选择牺牲的人是君子，不选择牺牲的人就是小人吗？
选择牺牲的人值得尊重，不选择牺牲的人就罪该万死吗？
只要没有反过来去危害自己的国家与族类，那么选择保全自己的性命，难道不可以理解吗？如果他还是曾经为国家与族类奋勇战斗过，只不过迫不得已而降敌，难道就不值得同情吗？
但是身边没有人支持石越的看法。
每个人，包括受石越影响最深的侍剑，石越相信唐康也会一样，他们会认为，五代十国时期那种朝秦暮楚的臣子，是小人；他们笃定地相信，身为社会的精英——包括士大夫以及一切食朝廷俸禄者，有义务在关键的时候，为社稷而死。能不能做到是一回事，但是应不应该去做，在他们看来，却是毫无疑问的。
这可以说是宋朝古文运动的巨大成就。
也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的巨大力量。
讽刺一点说，也可以说是石越的巨大成就。
石越心里也知道这些宋朝人是玩真的，虽然宋朝出过中国历史上最臭名昭著的汉奸，但是宋朝灭亡时，也是中国历史上士大夫死节者最多的朝代。石越从不嘲笑他们，一个能够为了自己忠诚的对象去死的人，无论他的能力是多么的微不足道，石越都是尊重的。宋朝的灭亡，那些死节的士大夫有错，但是主要的过错不在他们，那不过是历史的悲剧。
石越也知道，就是在熙宁年间，就是在这个时代，宋朝的中高级军官，在与西夏的战争中，也极少有被俘的，一旦失败，大多数人都挥剑自刎了。
在这样的时代，无论多数人在实际上能不能做到宁死不降敌寇，在道德上，要说服天下人，说如文焕这样的情况，即便是投降也是可以原谅的，石越完全可以理解，没有几个人会同意自己。
在大宋的臣民看来，以文焕的身份，甚至没有被俘的权利！如果被俘，他就应当自杀。
武状元，不仅仅是荣誉，也是一种责任。
但是石越同情文焕。
正如石越同情历史上的李陵一样。
“我原本可以袖手不理，但是如果我明明认为他并不是汉奸叛臣，我真的可能坐视不理吗？如果我尝试了，失败了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成功了，我救的就不止是文焕一人。”石越这样说服自己。
“但是我真的是对的吗？”石越也有自己的疑惑。
也许他身上本来就有这样的矛盾，他既欣赏中国传统的重义轻生，却又受到西方的影响，认为人之是否重义轻生，完全应当取决于自己的选择。
石越知道，如果仅仅是理论上的辩论，他绝对不会冒天下之大不韪，来做这种逆向而行的事情。但是涉及具体的一条人命，还是一个自己看好的有才华的年轻人，他有时候就无法把握自己理智与情感的天平。
因为这条人命，很可能就取决于石越心中的天平，向哪边倾斜一点点。
想了良久，石越忽然喟然叹了一口气，虽然这花园闹中取静，十分清幽，然而，从几年前开始，石越就已经很难找到一个让自己心境安静下来的地方了。他看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古琴一眼，双手不自觉地在古琴上乱划起来，陕西路安抚使司衙门的后花园，响起了一阵紊乱急促的琴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