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1军扩编成了新1军和新7军
陈诚乾纲独断，“送”走了孙立人，但对其所训练的部队却格外珍视，大力扩充。
1947年11月，他将新1军扩编成两个军，即新1军和新7军，新1军（军长潘裕昆）辖新30师（师长文小山）、第50师（师长杨温）、及暂编第53师（师长许赓扬）三个师；新7军则由
新38师（师长史说）、暂编第56师（师长刘德溥）及暂编第61师（师长邓士富）组成，新38师原师长李鸿升任军长。
1947年12月至1948年3月，东北人民解放军（1948年元旦，东北民主联军改称东北解放军）展开冬季攻势，连克彰武、鞍山、营口、四平，陈明仁主力被歼，东北国民党的军队被压缩在锦州、沈阳、长春等几个大的立城市及地区。
陈诚初到东北的时候，曾大吹“要消灭共军，建设三民主义的新东北”，但结果却是丧师失地，一败再败，致使国民党只能龟缩于几个中心城市，惶惶不可终日。当时沈阳百姓编顺口溜道：“陈诚真能干，火车南站通北站”（南、北站均在沈阳市内），以讽剌其窘境。这时候，国民党内东北藉朝野人土中“杀陈诚以谢国人”之声不绝于耳，蒋介石见陈诚智穷计竭，回天乏术，遂辙掉东北行辕，成立东北“剿匪”总司令部，以卫立煌任总司令。
长春成了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
鉴于兵力不敷，四处受围的现状，上任不久的卫立煌收缩战线，将各部部署在几个中心点及附近很小的活动范围内，困守待援，或相机南撤关内。按照其部署，新1军被调到沈阳，拱卫“剿匪”总部，新7军则留在长春，与曾泽生的60军一起固守国民党的最北的据点，郑洞国以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兼吉林省政府主席一职，指挥长春部队。
长春孤悬沈阳600余里之外，四面皆被解放军包围。早在围城之初，地处西郊的飞机场已落入解放军之手，两军相距的距离近则五六百米，远则不过千余米，因此，长春是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
时解放军正着意于锦州之敌，拟先取锦州而后造成“关门打狗”之势，对长春则围而不打，围而打援，因而才有了郑洞国孤守南望的这段历史。
郑洞国将长春分城而治，以新7军守西城，60军守东城。新7军的新38师虽受过打击，但仍是守长春部队中兵力最强的，装备大体上保持着印缅时的水平；每班有轻机枪一挺，班长都配有冲锋枪；每排有六零迫击炮2门；连有重机枪8挺，师有七五山炮一营，全师有兵员11000余人，大小汽车近300辆，只是在解放军的强大围城部队面前，新38师无处使力，也不敢单独使力。
被困之后，长春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开始的时候，长春还有一些存粮、布匹、食盐，四郊的农民偶尔还推粮入市交换，守军也不时用“东北流通券”（国民党接收东北后在东北单独发行的流通币，比率为1元折合关内法币10元）去强购近郊的民粮，后来随着解放军的包围的收紧、缩小，农民不入市了，市里的储备日渐消耗，粮荒便显现出来。
1948年5月，新38师扛枪拖炮掩护暂编第61师出城抢粮，结果粮食未抢到，驻守城西的暂编第56师反被解放军一口吃掉2个团的人马，从此，新7军再也不敢出城干这种亏本买卖，只能呆在城内坐吃山空。
由于在长春驻守的时间长一些，新7军原先就贮备了一些大豆、豆饼，而60军是从吉林市调来的，毫无粮秣储备，除了向新7军借粮之外，他们便只有去酒坊酱园挖一些陈年酒糟充饥。郑洞国向蒋介石要求空投，飞机是来了，可每次只五六千斤高梁、大米，这对于有着20万军民的城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可即便如此，空投还得看天气情况，一遇阴雨这点粮食也没有，为防止解放军炮火射击，这些飞机都不敢低飞，不少投下的粮食就这样飘飘荡荡地落到了解放军的阵地上，守军气得操爹骂娘也没有办法。为争空投的粮食，新7军和60军还曾刀枪相见，一些部队更是可笑：按规定，空投之粮统归长官部收集，然后筹划分配，而一些部队待飞机来时即生火烧水，若米包侥幸落在附近，便抢来倒进锅里，等长官部的人赶来时，生米已煮成熟饭。“要我们卖命打仗，让我们吃顿饭去死，不算过分吧？”士兵说。看着这些面黄肌瘦的人，长官部来的人还有什么话说呢？！
空投是由陈纳德第14航空队承接的，陈纳德索运费很多，几乎占国民党全部军费的一半，蒋介石承受不起，所以后期的空投时断时续，粮食愈发紧张，长春市长尚传道曾鼓励市民在马路上（沥青被翻挖后当作了燃料）上种粮食，但6月的种子，10月才有收获，长春人已饿得一天都行等不得，更何况4个月呢？
燃料也是个大问题。市郊荒地的树木都被砍光，墓地里的棺木也被挖尽，以后百姓房屋
的门窗木板、马路上的沥青都成了烧火做饭的材料。
物价更是腾涨惊人。高粱米在1948年5月只几角钱1斤，到长春快解放时涨至三亿元1斤，1两金子也不过换几斤高粱米。原来50元、100元票面已不够用，只好改由中央银行长春分行发行“本票”，票面价由万元、几十万元、一亿元，甚至几百亿元一张，那里的几十个职员连白天带通宵地开本票还赶不上市面物价的上涨速度！
随着战事的发展，对长春是守还是弃的问题，卫立煌与蒋介石之间发生了严重分歧，蒋介石坚持要长春弃城突围向沈阳靠拢，卫立煌则认为，以长春饥疲之师，长途奔波600余里，只会自取灭亡，守而待变或许还存一线生机。八、九月间，沈阳方面曾设想集中几个军北上接应长春部队，及锦州被围，廖耀湘率西进兵团援锦，此议遂被搁置。
10月初，辽西、锦州已是炮火连天，杀声四起。郑洞国想趁双方倾力撕杀、无力北顾之际，夺回西郊机场，为长春留下一线生机。他亲自上阵，指挥新38师打了2天，结果只推进了几百米就再也寸步难移，新38师为此赔了300多官兵的性命。
新7军火线投诚，郑洞国为顾及面子和影响，则象征性地作了一下抵抗，最终还是低下自己的头颅
10月中旬，锦州不保渐成定局。10月10日，蒋介石给郑洞国、曾泽生、李鸿每人空投一封亲笔信，命令长春守军即日向东突围，转道营盘，再抵营口，蒋介石表示，突围之日，有飞机来掩护。
新7军军长李鸿这时正患伤寒发烧，军务由副军长史说代理。郑洞国遂召史说和曾泽生到他住所商议此事。密商之后，大家认为久饿浮肿，不用说走不出去，即便走出去了中间无一援军也是送死，因此不同意突围。
12日，蒋又来电，催郑突围，郑等考虑之后仍申前议。
15日，蒋第3次抛下手令，严令郑洞国执行命令，否则“如再拖延时日，将受军法制裁。”郑等有事无得可申，乃决定将长春守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向清原转移：60军在左，新7军在右，各自分途于17日凌晨行动。
17日晨，当新38师的一线营团进入南郊准备出发时，军部来电说，60军起义了！
这一下子就把郑洞国等人的全盘计划给搅得稀乱！
史说和新7军参谋长龙国钧、新38师师长陈鸣人立即赶到郑洞国的住处，请求处置事宜。
郑洞国还未起床，他披衣坐在床上，听罢3人的介绍，无可奈何地说：“他们要这样，也只好听他们去了！”
三人从郑家出来后，派人与60军联系商定：鉴于2军以前的关系，两军现以中央大街为界，各行其便，互不敌对。而这时曾泽生在率部起义后则不断送来信函，要求新7军一同起事。
这些对新7军高层的思想有很大的触动，但这时郑洞国不表态，李鸿、史说等只能在暗地活动。
18日，史说派新7军炮兵指挥官王及人、新闻处长杨天挺、暂编61师第2团团长姚凤翔等与解放军接洽，决定新七军放下武器，而解放军保证郑司令及众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19日，东北人民军进入长春，新7军按营集合，放下武器，随后编入解放军各师，其中的两个炮兵连还当即被送往锦州前线，参加歼灭蒋军残部战斗。
新1军从此走上了一条新生之路。
作为长春地区的最高长官，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原新1军的军长，郑洞国自然是不甘心就
这么不战而降共产党的。当听说新7军也要走上60军一样的道路时，这位黄埔1期生曾拔枪自杀过，当解放军已大军入城时，为顾及他的面子和影响，他还指挥他的特务团象征性地在其司令所在地——中央银行大楼（日伪时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大楼）抵抗过，但最终，他还是低下自己的头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