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告诉马桂花，我去了“灰鸭嘴村”，我见到了韩起科。那一瞬间，这消息在马桂花身上所引发的震惊和激动，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那天晚上回到家，我告诉马桂花，我去了“灰鸭嘴村”，并且在“村”里见到了韩起科。那一瞬间，这消息在马桂花身上所引发的震惊和激动，使我突然明白了一切。
“韩……韩起科？你见到韩起科了？你又在蒙谁呢？他一年前就结束劳改，很奇怪地去了省城。后来，怪怪的，又回来了，跟赵光干了一段，后来突然说是病了，不少人去看他，他挺不乐意的，后来就突然又失踪了。谁也不知道他去了哪儿。他咋会见您呢？”马桂花怔怔地说道。
“你很清楚他的情况？”我万分惊奇，“为什么一直不告诉我？故意的？”我恼火地追问。
“我不是故意的……”她委屈地解释。
“那你怎么不跟我说韩起科一年前就已经刑满释放了？”
“您没问我。”
“天呐，这还要我来问吗？”
“我想……我想……您对我们冈古拉的人和事情可能再不会感兴趣了……”
“再不会感兴趣？哈哈。哈哈。你怎么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不感兴趣，我会娶你？我不感兴趣，这些年里，我干吗要一次又一次跟你探讨高场长、韩起科和冈古拉的问题。你应该能明白，我心里是有你们这个冈古拉的，你这样瞒着我，太伤我的心了。要不然……要不然……就……就……
“要不然就咋啦？”
“要不然就说明你心里有鬼！”
“我有啥鬼？你说呀！”
“嗯……”
“您嗯啥嗯？！我怎么有鬼了？您这话是啥意思嘛？您是不是想说我跟韩起科之间有什么见不得人的鬼事儿？我要跟他真有啥鬼，能跟您走到一个屋檐下来生活吗？我还能跟您做那种丢人的事吗？你把我当成啥啦？”一点都不能受黑白冤枉气的她，眼眶里一下就涌满了大颗大颗的泪珠，并声嘶力竭地喊叫了起来。
我不作声了。
我想就在这一瞬间，我终于明白了早就应该明白的一切。马桂花不可能成为我真正的完全彻底的“爱人”。她生命的基点，永远留在了冈古拉，而且永远附着在了韩起科身上。我应该早就明白这一点的。其实，对这一点，我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预感。我只是久久地不愿意承认它是个既成事实而已。这些年里，尤其是离开冈古拉的头几年里，我的确经常跟马桂花探讨在冈古拉发生的那些事情的含意。我觉得我自己无法说得清楚高福海和韩起科的那些作为。我跟马桂花探讨这些，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只要谈起冈古拉，她就会变得无比生动、活泼、自信，就跟久旱的河沟地里突然遭遇一股凶猛的洪水，那蔫耷了脑袋的水杞柳、那无处可去的野鸭群、那干巴巴地晾晒在卵石滩上的枯树根一下全都欢腾鲜活起来。这时候的她，浑身上下都往外透着一股直逼你心灵的让你疼爱不尽的气息。它让你只想去抱她，抚爱她，却又不敢真正去触碰她……另一方面，我的确也想听听她对那些事情的看法。她毕竟是从小在冈古拉长大的。她是他们中的一分子，是那黑杨林中的一棵，黑雀群中的一只。凡是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也许她能从内部的另一个层面上，自觉不自觉地为我提供一条通往谜宫出口的“路径”。但是，每一回这样的探讨，几乎都要闹个“不欢而散”。因为我是同意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等人的观点的。我怎么考虑，得出的结论都是，从正常人的角度来看问题，高福海和韩起科的所作所为，都是不可理喻的。是冈古拉那个特殊环境，让他们的内心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必须承认，他们的某些行为是一种变态。而且是精神上的“变态”。
“你说高场长和起科变态，他们就变态了？我看你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你们这些说人变态的人自己才是真正的变态！！”话每每说到这儿，她总会变得非常偏激，总是无法平静。她甚至会冷笑。会哼哼。眼角里还会渗出一丝丝“邪恶”的光泽。你难以想象，她居然会像一个“恶婆”似的，一手叉在腰上，另一只手则不停地在我眼面前挥动着，大声反驳：“要说环境起了作用，那环境就不对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赵大疤这些人起作用？他们就不变异，不变态了？你咋样？你虽然不是在冈古拉长大的。但你那个哈拉努里跟冈古拉又有多大的区别？你们在哈拉努里长大的人就那么正常？”
“我没说别的地方的人就不会发生变异。”
“那按你这种说法，这种思维方式和推理逻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中国所有的人都变态了，都不正常了？”
“不是所有。但肯定有一部分。”
“哈哈。一部分。好一个‘一部分’！”她嘴角上突然挂起一绺“刻薄而险恶”的微笑。
“好好好……好好好……”我只得苦笑笑，没法再跟她往下争辩了。
“好啥好？你们就是瞧不起我们冈古拉人。你们就知道欺负冈古拉那儿的人！”霎时间，她眼眶里突然又涌起委屈的泪花。
“谁欺负你们了？朱副场长李副场长，还有赵股长，也都是冈古拉人啊。他们看问题就要比你冷静和客观得多。你得好好跟他们学一学。”我说道。
“他们？哼！”说着，她嘴角上再度浮起那种“刻薄而险恶”的微笑。从“委屈”到“刻薄”的转换，这中间几乎没有一点过渡，都是在瞬间完成的。完全是本色的，本能的。
“吵”上这样一架，我们会平静两三个月。双方都害怕再触及这样的话题。不愿意再伤及对方的感情。她依然会恪尽职守地为我尽她作一个妻子所应尽的一切义务。我自然也尽力地寻找和恢复在沙黑里克见她第一面时所升腾起的那种奇异的激情。她的义务倒是一天比一天尽得老练和周到，但我的激情，却在她这日复一日的“老练”和“周到”中，渐渐消失了那种本应潜在着的冲击力和爆发力。慢慢地，我终于发现，她炒的菜，其实除了咸味，辣味，就再说不上什么特色了。她所谓的收拾房间，也就是把干净衣物和不干净的衣物分别堆放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而已。而她的任劳任怨，也就是表现在单位里。在那儿，不管遭遇什么样的不公或冤屈，她都会忍受下来。但回家后，她总会找一个借口，把这些积攒的怨气和牢骚，冲着我狠狠地发泄一通。她也学会了逛商场，偶尔也买一点彩票试试自己的手气。这些年来，她的心情虽然并不是那么舒畅，但她还是一年比一年长得壮实了；守在电视机跟前，收看那些婆婆妈妈的烂电视剧的时间，也一年比一年多了……还有一点，让我亦喜亦忧。忧喜参半。这一两年，她已经不再跟我“吵”了。是不屑于跟我吵了？还是从根本上觉得没必要再吵了，吵也不管用，吵也吵不出个所以然来，还是不吵也罢……或者说，她内心已然麻木，觉得这世界上已然没什么值得自己为它去争、去吵的了？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她不再跟我吵了，我说不清楚……也许各方面的原因都有一点吧……
当然，每月一次，或两次的“那种事儿”，只要我找她，她还是愿意“配合”的。
如此而已。
那天她告诉我，高福海确实报病危了。我还怪她：“怎么连这样的消息都瞒着不跟我说？”她还是那句话：“我以为你对我们的事不会再感兴趣了。”我忿忿然地回击道：“你以为！以后你能不能少跟我来一点这样的‘你以为’？！”然后她跟我说：“高场长非常希望在走以前，能最后见一见当年小分队的人。特别想见一见韩起科。你帮着做做他的工作吧。路费不成问题的。”我问她：“那你也要去北京了？”（高福海病退离休后，回北京南城定居了。）她很干脆地答道：“是的。我当然要去。小分队的大部分人已经到北京了。我没走，就是因为还没找到韩起科。小分队的人都希望我能找到韩起科，并且把他也带到北京。大家能最后再聚一聚。”我说：“我能不能跟你们一起去参加这次聚会，一起见见高福海？”她说：“不行。”我问：“为什么？”她说：“请你别把它看作是一次聚会。”我再问：“不是聚会，能是啥？你自己刚才还说是‘再最后聚一聚’。”她愣怔了一下，沉沉地答道：“我这么说了吗？这不是聚会。是临终告别。”我说：“临终告别我也可以参加啊。说起来，我还是你们的校长哩。”她再次愣愣地打量了我一下，说道：“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只要你们不把圈子划得太小，有啥不一样？”她突然激动起来，在客厅里来回走动了几下，重新回到我面前，大声说道：“当然不一样。人跟人能一样吗？我们跟韩起科就不一样。韩起科跟高场长也不一样。你掺和进来，会让我们所有的人都感到特别别扭的。高场长要死了。你知道吗？他要死了。他想单独跟我们告别。单独告别！”她眼眶里又一次涌满了泪水。
当天晚上，马桂花按韩起科给我的两个电话号码，拨通了其中的一个电话。这还是个长途电话。从区号看，它应该是省城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子。听声音，大约有三十岁左右，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你是他什么人呢？”对方问。听声音，好像一边在说话，一边还在嗑着瓜子。“我……我是他老同学。”马桂花答道。“老同学？好家伙！这个小文盲还有老同学咧？哈哈……哈哈……”“老婆”尖刻地笑道，声音浑厚，中气很足，似乎应该是个个头不小，体形也壮硕，胸腔和胸部都特别宽大和绵软的那种胖女子。“我能跟他说个事吗？”马桂花小心翼翼地问道。“他早就不跟我一块儿过了，这个小文盲，咋还把我的电话号码四处乱给人呢？他自己是咋跟你说的嘛，啊，老同学？你是啥时间跟他同的学？北大时期，还是清华时期？哈哈哈哈……老同学……”挖苦对方的同时，那“老婆”还在不断吐着瓜子壳儿和嚼着瓜子仁儿。马桂花实在听不下去了，说了句：“那就对不起了……打扰您了……”就要挂电话。对方却赶紧制止：“别别别。你还没把话说透亮哩，挂什么电话嘛。到底有啥话要我带给他？他昨天还给我打了个电话来，说是有人要打电话到我这儿来找他，除了原先小分队的那些老同学，别的一概都替他回了……你是哪儿的？”马桂花见她絮叨个没完了，忙说了声：“没事没事。”刚想挂电话。对方忙说：“老同学，咋的啦？有话就说呗。他刚才还打来电话问，今天有没有人留话给他。好像挺着急的样子。你到底有事没事？”马桂花还是说了声：“没事没事。”坚决地把电话给挂了。放下电话后，她显得特别的心烦意乱。我问她好几遍发生什么事了，她都没答理我。后来，她突然问我：“你见着韩起科时，他说没说，他结婚成家的事？”我说：“没有啊。一个字也没提到他结婚成家的事。怎么了？”她迟疑了一下，说道：“刚才……刚才那个接电话的人，是个女的……”我说：“女的又怎么了？”她说：“她自称是韩起科的老婆。”我说：“那有什么大惊小怪的。以他的年龄，也该有老婆了。”她怔怔地说：“但是……但是……”我说：“但什么是嘛。你干吗不把要说的话跟她说了呢？韩起科既然留了她的号码，就说明他跟她关系不一般。她肯定能把话给你带到韩起科那儿。你还管她自称是什么呢！”但马桂花却再也没给这个“老婆”打电话，一直熬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才拨通韩起科留的另一个电话号码。这回接电话的人是个男的声音哑哑的，说起话来慢条斯理，听起来像个老人。他说他是“哈拉努里市第一监狱管教科。”马桂花一愣，心想，这电话怎么打到“监狱”里去了?忙问：“您……您哪儿？市第一监狱？对……对不起，电话串线了。”忙放下电话，按纸条上写的号码认认真真又拨了一遍，接电话的却还是那个沙哑嗓门。这一回沙哑嗓门却笑了，说道：“喂，咋的啦？你是西大街发廊里那个做足底的小妞吧？谁让你往这儿打电话来着？啊？我不是跟你说过……”马桂花被他说得哭笑不得，咬着牙骂道：“说啥呢？！谁是做足底的小妞？你这个老不正经的东西！”对方挨了骂，一激灵，才从惺忪的睡意中完全清醒过来，连声说：“喂喂喂，你到底是哪一位姑奶奶啊，大黑早地吵了我的觉，还那么厉害？”“我问你，你这电话号码是不是……”马桂花把韩起科留的那号码给对方重新报了一遍。对方说：“没错啊。是这个号。咋的啦？”马桂花说：“韩起科让我给你打这个电话。”一听马桂花报出“韩起科”，对方的口气马上变得热情，亲近，并满口答应尽快找到韩起科，把高福海病危的情况和北京高家的确切地址转告给这个“小王八蛋”（他就是这么称呼韩起科的）。过了两个来小时，大约八点钟光景，我和马桂花刚吃过早饭，正要收拾收拾去上班，沙哑嗓门打回电话来说，他已经找到韩起科这“小王八蛋”了，并且把高福海的情况如实告诉给了他。但是，“这小王八蛋要走哩”。马桂花忙问，他去哪儿。沙哑嗓门说，去北京。马桂花忙问，他什么时间走啊？对方答道，不清楚。马桂花又问，他准备坐火车走，还是准备坐飞机走？对方答道，也不清楚。马桂花跺跺脚，怨恨地啐嗔道，你咋啥也不清楚啊？对方却说，你就是马桂花吧？书记夫人哦。嘿嘿。起科正经跟我说起过你哩。你还有啥事要我跟韩起科这小王八蛋说的？马桂花说了声，多谢了。我自己找他吧。就把电话挂了。
马桂花放下市第一监狱的电话，又赶紧给北京南城高福海家挂了个长途，先询问了高福海的病情，接着又把韩起科已经起程赴京的消息传递了过去。“你们一定得想办法让高场长挺过这一阵。一定得让他跟起科认真见上一面。付多大的代价也得让他父子俩最后见上一面……”桂花一边说一边抽泣，放下电话，简简单单地往一个旧旅行包里塞了几件换洗衣裤，拿上她自己的那个银行折子，也赶往北京去了。
据我后来了解，假如高福海那会儿没报病危，说一句实话，韩起科还是不会去看望他的。这里不存在服软不服软的问题，也不存在报恩不报恩的问题。不管你把他看成什么样的人，是“小文盲”，还是“小王八蛋”，十年前，他肚子里确确实实憋着一股子气。他难受。他想不通。他无处发泄。那个时候，一生好强的高福海面对“危机四伏的冈古拉”，把发生问题的根源，竟然全都归结为他自己的“无能”。因为他的无能，冈古拉才常年发不下工资。因为他的无能，退伍军人们才会闹事。因为他的无能，朱李赵等人才会“勾结”起来“反叛”。也是因为他的无能，没有给知青们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和生产条件，他们才会以死相抗，拼命要求“返城”……他不能理解高福海艰难困斗几十年，到最后时刻心中出现的那种绝望无奈和软弱，更不能理解（也不愿去理解）高福海在朱、李、赵等人“勾结”“反叛”时所做出的那种委曲求全的姿态。十多年来，他一直以高福海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以高福海为自己的人生楷模和骄傲。在他心目中，高福海就是冈古拉，就是黑杨林，就是那片无边无垠的蓝天。其实他并不知道，外表孤傲和自强的高福海内心一直潜伏着一片软弱的阴影。这片软弱阴影的产生，是因为他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矛盾的境地之中。在冈古拉，他能做他所有想做的事。他可以收拾所有那些胆敢违抗他的人。他能让自己身边所有的人都对他恭恭敬敬，服服帖帖。但只要离开冈古拉，他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包括他自认为是真心实意为解决冈古拉老百姓一点实际困难而做的一些事情（比如所谓的“种黑地”），往往也做不下去，还会因此而被整得“头破血流”。这种时候，也没人来倾听他的诉说。他郁闷。他常常想喊叫一声。尤其是到上头去开会的时候，当那么多主宰他和冈古拉命运的人都集结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忍不住地要喊叫一声。他知道如果他真的喊叫了，后果将不堪设想。他为此害怕过，哆嗦过，拼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但他害怕自己总有一天会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捅出天大的漏子。为此，他不敢再去参加会议，也不想见到那些人。当他看到，自己一手提拨信任的主要助手“勾结”起来向上头“密告”自己的时候，看到成千上万的知青公然提出要离开他为之奋斗了一生的事业而得到上头的全力支持时，他知道自己最后的时刻到了。他这一代人的时代结束了。他知道自己已经无法再坚持下去，也没有那个必要再坚持下去了。于是，他适时地做了一些聪明人都会做的事情。而他的这些“聪明”的“理智”的行为，恰恰被韩起科认作了“软弱”……
当他觉得自己完全是为了冈古拉的安全而秘密准备了第三部直线电话，居然不能得到高福海的认同和理解，反遭痛打时，他已经不难过了。他对高福海已经隐隐地产生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蔑视”和“怜悯”了，一种让他心碎的“蔑视”和欲哭无泪的“怜悯”……
后来就发生了那个知青事件。他历来非常敬重冈古拉的那些知青。被亲生父母遗弃在黑杨林里长大的他，完全不能想象，什么是北京城，什么是大上海，什么是天津卫。后来，人们告诉他，从哈拉努里到冈古拉，走两天两夜，才只有一家商店。而北京上海天津城里的商店就像冈古拉林带里的杨树一样多，一家挨着一家，把大路两旁所有的空地全占满了。你这么一想，就知道什么是北京上海天津了。七岁的他长长地哦了一声。后来，他和知青的接触就很多了。因为他小学、初中时期的老师，基本上全是知青和大城市来的支边青年。后来，农场里大部分单位的会计、统计、文教，也都由知青担任。场宣传队主要的乐手、最出色的独唱演员，领舞演员，也都是知青。在知青们到冈古拉以前，冈古拉的女娃娃不知道自己发育到一定程度，还得戴一种叫“胸罩”的东西，更不知道应该用一种叫“丁字带”的玩意，来替代她们以前习惯使用的烂棉团和废纸片。这儿的小娃娃并不知道，这世界上还有一种叫“大白兔”的糖果是用彩纸包装起来的。有一种衣服飘飘洒洒的叫“的确良”。这儿第一双塑料凉鞋是知青们带来的。这儿第一个大衣柜是知青们从老家托运来的。以后，甚至还知道了大衣柜居然还有双门、三门和四门之区别。而在这以前，冈古拉老职工家里都只用大木箱或小木箱存放衣物，或者干脆就把所有穿过或没穿过、准备要穿的或压根儿要等到冬季才会穿用的衣物都甩在那根早已开始生锈了的铁丝上，或把它们混堆在某一个木板箱上。小时候，冈古拉的娃娃除了玩羊拐骨，他想不起来，还玩过什么别的“玩具”。是知青们带来了第一颗玻璃弹子，第一张香烟纸片，第一本连环图画……他永远也不会忘，第一次看到“电影”这个古怪东西所给他产生的那种巨大的震撼和惊惧。他不断地从那块被人们称作“银幕”的白布前，跑到白布后，又从白布后，跑到白布前。他第一次看到另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另一批活生生的人从一个小小的轰鸣着的机器里蹿出，展现在那块白布上。那一晚上，他整整一夜没睡着，他不断地从床上起来，不断地再次走到早已散了场的电影放映场上去，寻找那个从来也没见过、并突然就这样消失了的“世界”。他曾在十多天的时间里，天天追随着电影放映队，到下一个放映点去。在几年的时间里，他都在发誓，自己长大以后，一定要当一个电影放映员，他曾经认为这是世界上最了不起的职业。而冈古拉最早的两个电影放映员便是北京来的知青，一男，一女，他俩后来成了冈古拉最早结婚的一对知青夫妇……
现在他们要走了。成千上万人一起来喊叫：“我们要回老家！”……
而正是他们在做他老师时告诉他，要热爱这个叫“冈古拉”的地方。是他们告诉他，祖国每一片土地，不管它是如何的贫瘠，落后，我们都对它负有终生的责任。是他们给他讲述一个叫娃尔娃拉的苏联女教师追随革命家的丈夫，到那遥远的西伯利亚去传播文化的故事。是他们告诉他，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意志，加上崇高的理想，就能抵御一切艰难困苦。他记住了他们在说这些话时明亮闪烁的眼光和动人深沉的表情。那个时候，高场长就跟他说过：这些人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总有一天，老天爷还要把他们收回去的。他不信……他从来不信这些男男女女的“娃尔娃拉”们会抛弃他，抛弃冈古拉……
但，他们现在真的要走了。就在冈古拉最困难的时候，真的要抛弃他和冈古拉了。而且是哭着喊着闹着非要走不可。连一天都不想待了，一个小时一分钟都不想待了。冈古拉有那么可怕可恨吗？它掘了你们谁家的祖坟了？你们曾闪烁过的那些明亮的眼光，动人深刻的表情，都哪儿去了？
他想不通。
他第一次看到，成千上万的人要彻底抛弃他深深钟爱的冈古拉。他心里一下都空了。他不知所措了。十六岁的他，第一次发现，人，居然是那样一种不可靠的动物。他们可以说话不算话。可以今天用这副嘴脸活着，而只要隔一个晚上，连嗝儿都不打一个，就换成另一副嘴脸来继续往下活。包括他的那位高场长。哦，在心坎儿里，自己是一直把他当作父亲的啊。父亲啊……多少回做梦，自己追着一个高大背影的男人，叫喊着：“爸爸，等等我。我走不动了。抱抱我……抱抱我吧。爸爸……爸爸……”但那个高大的背影越走越快，越来越高大，升起来，扩大开来，几乎遮住了整个的天空。挡住了整个太阳和月亮。他哭着喊叫：“爸爸，我瞧不见你了。你在哪里？爸爸……爸爸……你别走啊……爸爸……”那天当他走出高福海家的时候，他自己都没觉察到，自己已是泪流满面了。他一路向人群走去。突然一个问题在他心中升起，他站了下来。他问：你们可以走，我们就活该得留下？爹妈在北京上海的就一定要回北京上海，爹妈在冈古拉的就活该得在冈古拉待一辈子？假如有一天有一个人说，只有爹妈在冈古拉的才可以继续在冈古拉待下去，那么，到那时候，没爹没妈的他，又活该上哪儿去待着？到那时候，这世界还有一块能让他韩起科待的地儿吗？他知道，也许永远不会有人做出这种愚蠢而生硬的决定。但是，这世界怎么可以以爹妈的身份位置，来定儿女的前程呢？
怎么可以？他问天，问戈壁，问黑杨，问大沙包，问黑雀群，也问自己，问这世界……但谁都不给予回答，谁都在跟他装傻充愣。
他像一头饥饿中的公狼，昂头伫立，四处环视，默默地站了几分钟，最后向存放煤油的库房走去了……
火燃起来后，他就走了。回到那两间小木屋里。在黑暗中呆呆地坐着。他想拼命地喊一声，却怎么也喊不出。后来，他不知所措地在屋里来回走动，他开始心慌意乱。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不时地走到窗户子跟前，去窥视远处的火场。他没有想到麦草还会引燃附近的林带。火苗从林带中蹿出，又引燃了附近的马号和几座旧的库房。几十匹红马黑马黄马挣脱缰绳，向人群冲去。他的心怦怦怦乱跳。几十米高的火舌抖动着伸缩着，从钻天杨的树梢上向夜空舐去，从远处看，活像一条条闪着红光的蛇信。他没法想象，能吐出如此巨大蛇信的蛇，自身又该有多大，又是怎样在这冈古拉的黑夜里移动自己那无比笨重的身躯，然后又能在人们绝望的注视下，消失得无影无踪……这时他突然感到了恐惧，身上发出一阵阵寒战。他甚至想到了逃跑。但两条腿酥软得一点都挪不开步去，同时又沉重得就像是灌了铅一般。
稍稍清醒过来后，天色已经放蓝。他走出小木屋去俯瞰火场。那里只剩一片寂静了，还有一片淡淡地飘浮在寂静之上的烟霭。一些烧焦的白杨树突出在这片烟霭之上，就像是西域古墓群里那些神秘的木桩，遥远地永久地耸立在沙漠深处。而后，他身后的电话铃这时突然惊心动魄地响了起来。他犹豫了很长时间，才下了决心去拿起电话。电话是马桂花打来的。“你还没走啊？你还在傻等啥呢？”马桂花急得都快哭出来了。“烧伤踩伤好几十人咧。还有两个三四岁的娃娃伤得挺重的。这还都不算那些擦破了皮、崴了脚脖子的轻伤员。场部卫生队全都挤满了咧。起科，你真是昏了头了，活腻了。你到底想干啥呢？！天还没亮那会儿，省公安厅就打过电话来，要这边赶紧派人先把你扣起来再说。朱副场长李副场长的人带着家伙，正四处在找你哩。走吧……你在听我说吗？快走吧……起科……起科，你在听着吗？”韩起科一直没出声，呆站了会儿，仍一声不吭，然后就挂断了电话。而后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拣出十几本考古方面的书，几大册考古方面的图片，几块他自己在高地上找到的、自认为是十万年前或五十万年前“冈古拉人”使用过的“石器”，用一个塑料兜提着，向屋后的高坡走去。走过一条废弃的排干渠，走过一片碎石岗，又走过一大片芨芨草草原，在一个平缓的山前冲积扇沟的中部，走进一个伪装得就像是完全没经过伪装的地窝子。等他点亮了两盏马灯，我们方能看清这是个长方形的地窝子，四五米宽，十来米长。大梁全是用弯弯的老榆树架成。地窝子里光光净净没一点东西。但等你的眼睛适应了这儿异常昏暗的光线后，你就能惊异地发现，地窝子当间，还凹下去一大块。通过一个三四级的土台阶，你要是战战兢兢地一直走到这凹地的底部，再仔细一看，出现在你面前的竟然是两具年代非常久远的“尸骸”。这两具“尸骸”是以罕见的曲肢葬方式下葬的。“尸骸”直接躺在了地上。他俩下葬时有棺木。那是一棵粗大的黑杨树被掏空后，倒扣在尸身上，做成的。棺木的两头，用羊皮和草泥封裹。使用这种奇异的“独木舟”形状的倒扣式黑杨树树棺，是当地特有的一种葬礼。“据民族学材料，在不少原始民族中存在一种宗教信仰，相信人死后灵魂要涉过一条大河才能到达‘彼岸’。在北欧的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太平洋的波利尼西亚、泰国、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的考古资料中都可以看到为死者过渡往彼岸世界准备的舟形棺葬具。”（上述引文见周金玲著《新疆尉犁营盘古墓发掘记》。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P21—22）“尸骨”身下没有垫任何东西。也许当时他们的亲人是替他们垫了什么的，比如苇席、毛毡、蒲草之类的东西，到韩起科发现他们时，它们早已风化掉了。死者的头前还放着一个很大的木盘。木盘里盛放着羊骨和面饼，还放着些诸如木碗、木钵、木几一类的物品。他不知道他们活着时，穿的是什么样的衣服。他在其中一具尸骨旁发现了一把弓，一把刀。他知道这一位肯定是“父亲”。而在另一位身旁发现了一个木质粉盒，还发现了一个木奁和木纺轮，一些碎羊毛，一把梳子。他知道“她”应该就是“母亲”了。那年秋天，他特别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内心感到特别孤独的时候，来到这一片广阔的芨芨草草原上探寻，跟随一群野驴来到这儿。看到了两根栽在沙土中的木桩。木桩上的疤节和裂痕告诉他，它是被人栽插在这儿的，至少也应该有一千四五百年了。细细一观察，他又发现，这木桩其实是古代一种船桨的演化品，比实用的要高大一些。他忽然记起在某一本考古记中有过这样的记载，（一时间他想不起来是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写的那本《亚洲腹地旅行记》，还是俄罗斯探险家柯兹洛夫，或是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的某本著作中看到的。）不少独木舟类的墓葬在地表上都会竖立类似的木桩。直觉告诉他，此处可能会有重大发现。他时断时续地在这儿挖掘了将近半年。（他当然不能天天泡在这儿。）终于让这一对一千多年前的夫妇重见了天日。发现这个墓葬后，他很多次拿起电话要报告给有关部门。但每一次都下不了这个决心。他知道只要一打通这个电话，这一对夫妇很快就会被打扰。很快就会招来很多的人，拍照，丈量，绘图，还有可能把他俩搬运走。他不知道这二位当年是怎样一群孩子的父母。但只要一走近他们，他眼前总是能出现一万年前，或一千多年前的生活场景。他把自己也想象成他们中的一员，想象自己也披着兽皮，或披着印金显花的圆领左衽袍服，行走在这片水草丰美的古大地上。每每在这个时候，他总是会很激动，也不再感到孤独。他知道自己是这一类真正的“冈古拉人”的“后代”。他是可以静静地跟他们“对话”的。他决定违规地把他们“隐藏”起来，化了极大的力气，秘密地为他们修建了这样一座简陋的“地宫”。心情很不好的时候，他就会偷偷地上这儿来呆上一会儿。也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在心理上，他把这一对“夫妇”当成了自己的父母。
那天韩起科把那一提兜书和图册放到“尸骸”身旁后，便在土坑旁歇息了一会儿，默默地注视着那两具“尸骸”，仿佛在跟他俩“告别”；然后重新拿芨芨草和苇子掩藏妥了这地窝子，便回到了小木屋跟前。也许是多年来一心想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到底是谁，但又不敢当面去询问高福海的缘故吧，自从那年接触了那些考古队员后，寻找“远古冈古拉人的踪迹”，就成了这狗屁孩子惟一的“业余爱好”。按说，这种行为不该出现在一个还只有十六七岁的孩子身上。但是只要跟冈古拉历史有关的东西，都能深深地吸引他，甚至还能深深地震撼他。
然后他从小木屋里拣出一点日常用品，牙刷牙膏肥皂换洗内衣之类的，打成一个小包；再往木屋上洒了煤油；再在牙齿的帮助下，用一根黑白相间的羊毛绳把自己的双手捆起，掏出打火机，摁着了，却又久久地久久地下不了决心去点燃那两间小木屋……
原以为，法庭一定会判自己死刑。得知严重烧伤了两个四五岁的娃娃，将给他们带去终生的残疾。那场火把场部的黑杨林基本上全烧毁了。他觉得自己真的该枪毙，真的应该拿自己的命去抵偿。那天公审，是在冈古拉农场场部的老俱乐部举行的。开春前的雨夹雪天气，使那天变得特别阴冷。烧焦的黑杨树湿淋淋地耸立在阴霾的天空下，看起来也特别的凄戚。那天冈古拉所有的人，不问男女老少，几乎一个不落地都到了，心情虽不尽然相同，但却一概地全都阴沉着脸盘，裹着淋湿了的老棉袄，老山羊皮大衣，踹着一脚黏稠的泥巴，把那个本来就不算大的俱乐部礼堂挤得满满当当。那天高福海病了。主持公审大会的是朱副场长。由哈拉努里法院的三位审判员和一位书记员组成的合议庭成员，端坐在泥土垒起的主席台正当间。小分队的全体队员，除了因伤仍在住院的赵光和仍然在“逃”的张建国孟在军以外，按通知的要求，全都到场接受教育，而且被安顿在最靠前的两排位置上。也许是为了以防万一，在他们座位的两端，大会组织者都安排了持枪警卫把守。后来才知道，在礼堂后身的化装间和道具间里，当时还预备了两个班的持枪警卫，在楼上电影放映间里还秘密地架着两挺机枪。主要就是担心小分队的人在公审开始后，会突然带领一部分老职工公然“作乱”。据说，大会组织者曾得到过这样的“情报”，小分队的队员在得知第二天要公审韩起科的消息后，当天晚间，互相走动得相当厉害，“一直在密谋着啥”。而一部分老职工频繁串门，也“躁动得可以”。
整个庭审过程中，韩起科一直带着手铐。（按说，庭审程序开始前，就应该除去被告身上的任何械具。但那个时候，不仅在冈古拉，可能整个中国都还没那些讲究。）大约是因为在看守所的这几个月时间中，一直没能见到太阳，他的脸色变得特别苍白。苍白到青白的程度。他一直尽可能地让自己站得规矩一些，把上身挺得直一些。他甚至都没有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小分队队员一眼。最后宣布，判处韩起科有期徒刑十年。一直保持着死一般寂静的礼堂里才突然升起了一阵潮水般的嘈杂声。小分队队员也一下都站了起来。但他们没有叫喊。因为坐在他们两旁的那些持枪警卫（全都是从那批退伍军人中选调来的）立即也站了起来，虎着脸，用枪指定了他们。除了几个女队员抱在一起，当庭哭了起来以外，几十名小分队队员一直都没有出声，也没有做任何出格的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