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7月7日黄昏。晴。
楚原市刑警支队重案大队。
黄昏的阳光依然很炽烈，晒得屋子里暑热蒸腾。重案队办公室里没装空调，几盏硕大的风扇呼呼地吹着，桌上被压住的纸张在风中猎猎作响。
应该说沈恕是一个很执拗的人，我的否定意见并没有打消他的想法，他竟然一直在低调地寻找能阅读唇语的人。当然，无论他怎样低调，毕竟绕不过公安系统内的各种渠道，他的所作所为还是难免传出去。于是，有人哂笑，有人不解，有人责备，也有人同情。公安是一个尊重经验、讲求实证的系统，传统的力量如此强大，任何一个推陈出新的做法在被证实行之有效之前，都会遭到轻视。
局长刘百发对沈恕在这起案件中的表现也很不满意。他是一个注重数字和实效的人，所有复杂的刑侦技术、曲折的侦查过程、一线干警的流血流汗，在他这里都会被简单地用数字量化。发案率下降，破案率上升，而幅度都要超过省内其他城市，这就是他的政绩，是他最乐意看到的。数字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硬邦邦，响当当。至于其他方面，无非是角度问题、笔墨问题。要拔高一个人，或者要踩低一个人，只是一枚硬币的正反面，看你怎么抛而已。
刘百发几次在局党委会上表达了对沈恕的不满，骂过不下十句“瓜娃子”。有人把事情传到沈恕耳朵里，他一笑作罢。沈恕是流言和谣言的终点站，和他处久了的人都这样说。他的这个特点让人们和他相处时很放心很轻松，当然，也让恶意中伤他的人更加肆无忌惮，因为不会遭到报复。人的性格特质就是这样，善良对应懦弱，憨厚对应木讷，没有绝对好或者绝对不好的品质。
沈恕一意孤行，他坚信出租车司机对苗淼说的话是突破僵局的关键，他动员所有的力量寻找能读懂唇语的人。但倏忽间半个月过去，他一无所获，早就持有怀疑态度的人们开始把他的行动当作茶余饭后的笑料。我听到那些风言风语，不禁地为沈恕难过，但力量有限，我终究帮不到他什么。
转机在谁也没料到的时候出现了。
这天黄昏，已过了下班时间，重案队只剩下于银宝等几个单身汉，沈恕则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阅读卷宗。于银宝身旁的电话铃声忽然响起，却不是值班电话，显示屏上的号码也不熟悉，但可以分辨出是公安系统的号码，几个人面面相觑，没人伸手去拿听筒。这是内部办公电话，谁在这时候打来？电话铃声却三番四次地响个不停，似乎知道有人下班未走似的。
于银宝说：“接起来听听，如果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敷衍过去。”
接起电话，对方自报家门，是一个名叫黄勇的铁路乘警，指名要和沈恕通话。于银宝对这个名字还有点印象，便问：“黄勇？你是不是发现许明明碎尸的那个乘警？”
“是我。”
于银宝意识到这个电话不简单，不敢怠慢，立刻转进沈恕的办公室。
接通后，黄勇第一句话就问：“沈队，你是不是在找能读懂唇语的人？”
沈恕虽没见过黄勇，但这名乘警第一个发现碎尸，又提供编织袋的线索，确定了碎尸发案地点，表现出许多刑警都不具备的刑事侦查素质，沈恕对他印象很深。黄勇问过这句话，沈恕立刻答道：“对，你有线索？”两个人说话都不兜圈子，直奔主题。
黄勇说：“铁路公安局土岭警务区，就是把许明明碎尸案转到你们重案大队的那个警务区，曾经有一个痕迹检验专家，名叫费谊林。”
沈恕说：“这个名字我知道，公安部一级‘英模’，我在公安大学读书时学习过他的案例。”
黄勇说：“十年前，老费在办一起爆炸案时被震聋了耳朵，脑子也震坏了，智力相当于一年级小学生的水平。”
这件事沈恕也知道，他没接话，琢磨着黄勇为什么要提起十年前的旧事。
黄勇说：“老费这人是个天才，脑子震坏了，不耽误他长本事。耳朵聋了以后，他听不见别人说话，就盯着人家的嘴唇看，时间一长，就练出了读唇语的真功夫。据说他看电视，只看演员的嘴唇怎么动，就能明白剧情，看得津津有味。”
我无法描述沈恕此时的心情，因为他向我们转述这段时，略去了自己的反应，我只能想象他的狂喜。费谊林曾是一位名闻遐迩的痕迹学专家，在足迹、掌纹指纹、微量痕迹等领域都有建树，也是在表情、微反应等领域的领军人物。更重要的是，他从未受过刑事侦缉方面的专业训练，所有成就都是在兴趣和天赋基础上自己琢磨出来的。如果说公安系统内有人能读懂唇语，那非费谊林莫属。
这个残阳如血的黄昏，因为黄勇的一个电话，充满了希望。
我和沈恕第二天一大早就起程了，驱车三百多公里，到古堡镇后，由当地派出所所长张奇志带领来到费谊林家。
古堡镇是一个资源匮乏、交通不便、古老而保守的县城，与同级的城镇相比，经济发展似乎落后了十几年。费谊林家是一排低矮平房中的一家，斑驳的红砖青瓦，写着风雨侵蚀的痕迹，门窗表面的绿油漆脱落得一块块的，小院里长满杂草。
推门进屋，里面的空间更加逼仄。室内采光不好，昏暗中似乎还笼着一层烟尘。发潮发霉的味道扑鼻而来，令人气闷头晕。一对年过七旬的老人正在灶房里烧火做饭，看见我们进来，都站起来，木讷的表情中带着些诧异。
张奇志以前和费谊林打过两次交道，也见过他的父母，走上前向两位老人招呼说：“老人家，你们身体好啊？有两个楚原来的警察，想见见谊林。”
费母撇撇嘴，说：“好几年没人来看过他了。咋？他都这样了，还要他给你们做事？”
不愧是费谊林的母亲，一听我们的身份，就猜到来意。沈恕有些尴尬，张了张嘴，却没说出话来。费谊林的窘迫生活是一目了然的，沈恕来求他做事也是实情，说什么都是强词夺理。
我忙打圆场说：“还真是有事求老费帮忙，绝不让他白搭工夫，报酬由公安局出。老人家，我们来得匆忙，没准备什么礼物，这点楚原特产的圆蹄和红肠，请你们收下。”说着，我把动身前在楚原买的卤猪蹄和灌肠放到灶台上。
费父头也不抬，瓮声瓮气地说：“来就来吧，还买什么东西。老婆子也是，说那些不咸不淡的话干啥？谊林在里屋呢，你们进去吧。”
费谊林的状况比我们想象的还差。他时年四十几岁，头发却已经花白，乱蓬蓬地垂到肩膀上。胡子有半尺之长，耷拉到胸前。他围着一条脏兮兮的被单，蜷在藤椅上，一边啃一块干硬的烙饼，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电视，全没留意到我们走进来。
电视里正在播放一部罪案片。我已经从头至尾看过两遍这部片子，扫一眼屏幕，见正播放到两名嫌疑人真伪难辨的关键时刻，就随口说出真凶的名字。费谊林斜眼瞅我，目光里流露出半信半疑的神气。少顷，真凶暴露，费谊林激动地站到藤椅上，用手指着我，呵呵大叫。
我的兴奋之情不逊于费谊林，眼见为实，他刚表演了一次神奇的读唇绝技。当然，前提是他的耳朵确实已经聋了，完全是靠眼睛在“听”。
我们做了几个实验，在他背后大喊大叫，或者把电话铃声调到最响然后播放出来，他都无动于衷。只有在他对面说话时，他才会漫不经心地瞟你一眼，但看上去我们所表达的意思他却全都明白。
费母对我们这么折腾有点不满，站在门口说：“行了，他聋了十来年，什么声音也听不见，你们就别再试他了。”
沈恕还有点不放心，怕费谊林“听”得见却表达不出来，他让我站到两米外，不出声，仅动嘴唇，说“费谊林”三个字，然后让他复述。费谊林却不为所动，木然看看沈恕，不理他，又转过头去看电视。
沈恕先用目光向费母表示歉意，然后取出一块事先准备好的香酥烧饼，递到费谊林手里，又做手势示意费谊林复述我的话。费谊林咬了一大口烧饼，呵呵笑两声，一边咀嚼一边含糊不清地念自己的名字。我就势又动动嘴唇，不出声地念了一首浅显的儿歌，费谊林这次不用劝导，一字不差地复述出来。我不知怎么心一动，又无声地背诵了一首生涩的古诗，相信以费谊林的智力，一定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看得出沈恕这次也有些紧张，注视着费谊林的反应，担心他说不上来。谁知费谊林愣愣地看我两秒钟，居然又一字一句地复述出来，除去有些字词发音不准，居然一字不差。他不仅能阅读唇语，而且记忆力惊人的好。
不虚此行！我激动得眼圈都红了。这么多日子的找寻，承受着责难和诟病，各种压力下的苦苦坚持，在这一刻，什么都值得了。
张奇志也啧啧称奇：“老费，咋不知道你还有这手？真是一身的好本事哈。”
和费父费母讲了好一通才取得他们的同意，我们带着费谊林走出家门，身后传来费母的牢骚：“用着了就把人带走，用不着了就给我送一个废人回来。”那声音像一块滚烫的烙铁，烫得我双颊发红。
赶回楚原时天色已经全黑，我们简单吃了点饭，就一头扎进技侦处办公室，调出那段出租车司机对苗淼说话的视频，满心期待着费谊林向我们证明一个奇迹。
谁知他看过一遍后毫无反应，目光呆滞地坐着，用力咀嚼一块提拉米苏点心，一声不吭。我和沈恕面面相觑，怎么回事，难道他只顾吃东西，没“听见”出租车司机说话？我们耐心地等费谊林把一块提拉米苏吃完，好言好语地和他商量，请他把出租车司机说的话复述给我们。费谊林瞪着一双沧桑、智慧与懵懂并存的眼睛，顺从地点点头。
我们把视频又播放了一遍。费谊林这次没吃东西，专心致志地盯着屏幕看。一分钟的视频很快就结束了，他和上次一样，目光呆滞地坐着，嘴唇一动也不动。我和沈恕屏住呼吸，等待奇迹的发生，室内安静得连一根针落地的声音也听得见。
在这揪心的寂静中等了足足三分钟，费谊林除了喘粗气，没发出一点声音。
我终于忍耐不住，充满疑惑地问他：“老费，视频里这个出租车司机在说什么？”
费谊林仰起头，憨憨地看着我，浑浊的眼睛里不带任何表情。
“你到底听出来没有？说话啊，要不然咱们再看一遍？”我加重语气催促他。
费谊林张大了嘴，怔怔地摇摇头，忽然“哇”地一声哭出来，涕泗交流，非常伤心。
我和沈恕交换了一下眼神，心里一片冰凉。沈恕叹了口气，说：“他听不出来，算了，别再逼他，也许今天太累了，让他好好休息，明天再试试。”
我的满腔热望被兜头一盆冷水浇灭。当晚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说什么也睡不着，脑海里尽是费谊林那满头满脸的灰白色的长发长须以及他瞪得圆圆的浑浊的眼睛。他到底有没有读唇语的能力？为什么他在家里时百试百灵，到真刀实枪上阵时就一句话也“听”不出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