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际酒店的员工很难忘记那位来自慕尼黑的绅士。处事圆滑的总领班卡图比先生见过很多这样的人：易怒，喜欢找人麻烦，活脱脱一个自以为是的小人物。事实上，卡图比先生已经对他厌恶至极，甚至毫不掩饰自己对他的藐视。到了第三天，卡图比先生非常不真诚地朝他笑了笑，直接就问：“这次又怎么了，肯普先生？”
抱怨从他到达的那一刻就已经开始了。肯普先生订了一间无烟房，但他坚持肯定有人在里面吸过烟——虽然自认为嗅觉非常灵敏的卡图比先生完全闻不到任何烟味。第二个房间离游泳池太近了，而另一间又离夜总会太近。最后，卡图比给了他一间高层河景套间，还没有加收费用，而这个房间也被肯普称为“绝望中的唯一选择”。
游泳池太热，浴室太冷；自助早餐让人无法忍受，每顿晚餐都糟糕透顶；洗衣房弄坏了他套装的领子，水疗馆的按摩伤了他的脖子。他要求工作人员每天早晨八点整去清理他的房间，而且会一直留在那里监督他们工作——他说伊斯坦布尔的希尔顿酒店坑了他的钱，他决不会允许同样的事情在开罗发生。工作人员离开后，他马上就会把“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门把手上，再也不摘下来，就像一面战旗。卡图比真希望自己也可以在大堂的工作台挂上同样的牌子。
每天早晨十点，肯普先生会拿着旅游地图离开酒店。酒店司机靠抽签决定谁来伺候这个讨厌的客人，当他的导游。每一天的出行都比前一天更加悲惨。他说埃及博物馆需要彻底的清扫；古堡在他眼里是一个肮脏的碉堡，在吉萨金字塔，他还被一头坏脾气的骆驼咬了一口。从科普特区回来后，卡图比先生问他喜不喜欢圣巴巴拉教堂。“不错，”肯普先生说，“不过还是不如我们德国的教堂漂亮。”
第四天，卡图比站在酒店大门口，看着肯普先生走出旋转门，走进了带着沙粒的风中。
“早上好，肯普先生。”
“这很难说，卡图比先生。”
“肯普先生今天需不需要叫车？”
“不，他不需要。”
他沿着滨海大道走远了，那件“领子被弄坏”的西服夹克在风中飘动，就像是运货车的挡泥板。开罗是一座善变的城市，卡图比先生心想，但就算是开罗恐怕也没法和肯普先生匹敌。
塔拉特哈勃大街旁矗立着的肮脏而残破的楼宇让加百列看到了欧洲的影子。这时，他想起了肯普先生看过的那本参观指南，上面写着，19世纪，埃及的统治者伊斯梅尔就想过把开罗建成“尼罗河畔的巴黎”，并且真的雇了一群欧洲最顶级的建筑设计师来完成他的梦想。这些建筑拥有新哥特式风格的外墙，熟铁铸成的栏杆，装了百叶窗的长窗。不同的是，它们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污染和糟糕的天气，并且从来得不到重视。
他来到了一个环形路口。一个穿着凉鞋的男孩拽了拽他的袖口，邀他去自家的香水店看看。“不要，不要。”加百列用肯普的德语腔说道，但他推开那男孩的动作更像是以色列人在旧城巷子里摆脱小贩的样子。
他沿着环形路口的逆时针方向转上了尼罗大街，那是开罗的香榭丽舍大道。他走了一会儿便停下来，通过商铺的窗户检查自己是否被跟踪了。然后，他离开尼罗大街，进入了旁边的一条窄道上。他没法在人行道上走，因为上面都停满了车，只能跟着开罗本地人走到了马路上。
他找到了沙姆龙在离开前夜给他的名片上的地址。那是一座意大利式建筑物，表面涂成了尼罗河泥浆的颜色。三楼的一扇窗户外挂着BBC整点新闻的主题标语，门口外不远处，一个小贩正在兜售纸盘装的意大利面，旁边站着一个卖酸橙和面包的蒙面女人。穿过喧闹的街道就是一栋小楼，屋顶下站着一个戴着太阳眼镜、穿着防风夹克的穆卡巴拉监视人员。他目送加百列走进了楼门。
小楼的底层又阴又冷。一只瘦弱的埃及猫瞪着空洞的眼睛，竖着大耳朵，在角落里向他低吼了两声，然后钻进墙角的洞里去了。一名努比亚守卫穿着柠檬色的长袍，围着白头巾，正一动不动地坐在一张木椅子上。他用黝黑的大手接过了加百列手中那张名片。
“三楼。”他用英语说道。
楼梯尽头有两扇门。门的右边是一块铜牌子，写着“大卫·昆内尔——国际报”。加百列按响了门铃，一个苏丹小伙子马上把他请进了前厅。加百列用带着德国腔的英语和他交谈。
“怎么称呼您呢？”苏丹男孩问道。
“我叫约翰尼斯·肯普。”
“昆内尔知道您要来吗？”
“告诉他我是鲁道夫·海勒的朋友，他就知道了。”
“请稍等。我去看看昆内尔现在能不能见您。”
苏丹人消失在了两扇高高的门背后。加百列走到窗前，望向窗外。角落处那间咖啡馆的服务生端着一个银色的茶盘走了过来，茶盘上放了一杯茶。加百列听到苏丹人回来了，便转过身去。“昆内尔现在可以见您。”
加百列走进的那个房间有点重回罗马的味道。木地板非常粗糙，应该从没打磨过，天花板线条上则蒙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房间的两面墙都是书架，上面摆着各类关于中东和伊斯兰历史的书籍。木质大书桌上堆着泛黄的报纸和没读过的信件。
房间里很暗，除了透过法式长窗照到地面上的梯形阳光，以及落在大卫·昆内尔的旧麂皮鞋上的一点光斑之外，整个屋子都是阴沉沉的。大卫·昆内尔放下手上那份今早发行的《艾布拉姆报》——政府办的日报，用阴郁的目光望着加百列。他穿着皱皱的白色牛津布衬衫，外面套了一件带肩章的深色夹克，稀疏的额发搭在布满血丝的眼睛前。他挠了挠下巴，调低了收音机的音量。加百列在门口就闻到了浓浓的威士忌味。
“鲁道夫·海勒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昆内尔阴沉的表情和他热情好客的语气很不匹配，加百列感到他的话是对着穆卡巴拉的“听众”说的，“海勒先生告诉我您会过来。我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加百列把一张照片放在了他混乱的书桌上——那是穆罕默德·亚维什给他的那张在哈德拉拍的照片。
“我是来这儿度假的，”加百列说，“海勒建议我来找您。他说您会让我见识一下真正的开罗，他说您比任何人都了解埃及。”
“海勒真是个好人，他最近怎么样？”
“和往常一样。”加百列回答说。
昆内尔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只用眼睛瞟了一下那张照片。
“我现在有点忙，但我想我可以帮帮你。”他拿起照片，把它夹到了报纸里，“我们出去走走吧，怎么样？最好在他们把暖气调高前离开这儿。”
“你的办公室被监听了。”
他们走上了一条狭窄的林荫小路，路的两旁都是商铺和小贩。昆内尔停下来，欣赏着一卷血红色的埃及棉。
“有时候会，”他淡淡地说，“所有的文人都会被监视。埃及的治安机构这么庞大，肯定得干点什么。”
“但你不是一般的文人。”
“是啊，但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看来，我就是一个倒霉的穷酸英国老头，想在纸媒世界里混口饭吃。我们已经达成了协议。我让他们在搜查之后帮我把房间整理一下，他们倒是干得不错。”
昆内尔放下了手里的棉布，小心翼翼地沿着巷子朝前走。加百列在走之前又回头看了看，那个负责监视的人正懒洋洋地翻看着一只阿拉伯铜质咖啡壶。
加百列跟上的时候，昆内尔的脸上已经渗出了汗水。他曾经是个明星，是伦敦一家重要报纸的通讯员，是那种会空降到某个热点新闻现场进行报道，然后在事件冷却、人们失去热情之前离开的人。但因为贪恋美酒和女人，他从事业的巅峰滑落了。后来他在第一次巴勒斯坦暴动时期来到以色列，认识了沙姆龙。在太巴列的一次晚餐会上，沙姆龙经过一番打探之后发现了他的软肋——债务堆积如山。尖酸、酗酒成性的英国人外表之下，隐藏的其实是一段犹太人的过去。在露台上喝咖啡的时候，沙姆龙开始了他的游戏。他保证他们之间是合作关系——在沙姆龙看来，所谓“合作伙伴”就是他可以引诱或勒索的人。昆内尔利用他的阿拉伯资源向沙姆龙提供信息，偶尔还会帮沙姆龙发表政治宣传文章。作为回报，昆内尔的债务烟消云散，他还得到了一些新闻的独家播报权，以挽救他日薄西山的名声。同时，还有出版商帮他出版那本他盼望多时、希望可以变成铅字的书——虽然沙姆龙从来没告诉过他，自己是如何得知他书桌的抽屉里有这样一本手稿的。合作一经开始，昆内尔就没有机会反悔了，因为和穆罕默德·亚维什一样，他不能看着自己的事业毁灭。为了赎罪，他在公众面前已经完全站在了阿拉伯人那边。在《逃离华尔街》中，他被视为“巴勒斯坦的声音”，对自杀式袭击者和恐怖分子充满同情。帝国主义者、揩油的西方人和他们的私生子以色列收获了他们的果实。昆内尔经常这样谩骂，巴勒斯坦的公正不能实现，皮卡迪利大街就不会太平。他是半岛电视台最喜欢的西方评论员，在开罗的社交圈也很受欢迎。亚西尔·阿拉法特曾经说他是一个敢于直言的勇士——唯一一个了解阿拉伯的西方人。
“扎马雷克有个餐馆叫咪咪餐厅，你应该试一试。那儿的菜味道不错，音乐也好听。”昆内尔顿了顿，又略带挑逗地加了一句，“那儿的人也很有意思。”
“咪咪是谁？”
“咪咪·费雷雷，她可是扎马雷克社交圈的尤物，她二十年前来到这里，就再也没回去过。所有人都知道咪咪，咪咪也认识所有人。”
“她为什么来开罗？”
“谐波汇聚。”
昆内尔看到加百列不解的眼神后继续解释道：“一个叫裘丝·阿贵勒斯的家伙曾经写过一本书，叫《玛雅元素》。他说他在《圣经》、阿兹特克人和玛雅人的日历中发现，1987年8月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时刻。整个世界将面临两种可能性，它有可能登上一个新的台阶，也有可能就此毁灭。为了避免毁灭，来自全球各国的一百四十四万人聚集在一个所谓的能量中心，汇集正能量。咪咪就是在那个时候和成千上万的迷失者来到了金字塔，那时的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不过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她现在也是风韵犹存。她嫁给了一个埃及人，住在扎马雷克。那段婚姻只持续了一周半的时间，离婚时，咪咪得到了一笔钱，开了间餐厅。”
“她是哪里人？”
昆内尔耸了耸肩：“咪咪属于任何地方。她是世界公民。”
“那群人都是什么人？”
“主要是移民。有一些聪明的游客，还有向往西方的阿拉伯有钱人。有个人我成天都看见他，叫托尼。”
“托尼？你确定？”
“至少他是这么说的。英俊的魔鬼。”昆内尔把手里的报纸递给了加百列，“别去得太早，那地方夜里才开始营业。小心点咪咪。她是个甜心，但她可一点也不傻。”
卡图比先生为约翰尼斯·肯普先生在咪咪酒馆爵士吧订了一个位子，时间是晚上十点。九点钟，加百列从房间来到大堂，到出租候车处上车，穿过解放桥，直奔杰济拉岛。到达以后，他向右转上了河畔路，沿着老运动俱乐部的边缘一路向前——英国殖民者曾经在这里打曲棍球、喝杜松子酒，任由整个帝国土崩瓦解。
一栋华丽的高端住宅楼出现在了他的左侧，率先证明他已到达了埃及最受欢迎的区域。这里住了很多外国人，还有那些跟风纽约和伦敦的埃及有钱人。扎马雷克的环境相对整洁，开罗络绎不绝的骚乱在这边听来，不过是来自于河对岸不满的低语而已。人们可以悠闲地在咖啡馆里喝卡布奇诺，或在昂贵的商铺里讲法语。这是一片绿洲，是一个让富人假装能忘掉周围那片贫困海洋的所在。
咪咪餐厅位于七月二十六日大街一栋旧宅子的底层。充满艺术气息的霓虹灯标牌上写的都是英语，全素的食物餐单也是。菜单旁挂着一张大海报，上面是今晚娱乐活动的照片，照片上有五个戴着丝巾和珠宝的年轻男人。除非被枪指着脑袋，否则加百列一辈子也不会走进这样的地方。不过作为肯普先生，他整了整着装，走了进去。
一个穿着橘色丝绸便服、围着同色头巾的女人在门口把他迎了进来。那女人说的是英文，他也和善地用英文回应着。听到“约翰尼斯·肯普”这个名字，她谨慎地笑了笑，看来卡图比先生已经警告过她这个人有多不好伺候。她将肯普先生带到了乐队表演席前的一张桌子旁。那是一张阿拉伯花纹的小矮桌，旁边摆了几张放着一堆东西的休闲椅。加百列觉得肯定会有人跟他拼桌。二十分钟以后，他的预感就被证实了。三个阿拉伯人坐到他身旁。他们点了一瓶香槟，完全没理会和他们坐在同一桌的这个闷闷不乐的德国人。
这是间漂亮的餐厅。整个房间呈椭圆形，石灰墙壁粉刷得洁白，顶棚装饰着美丽的绸带。房间里弥漫着复活节辣椒、檀香混合的味道，还有淡淡的大麻味。房间的一边有几个拱形的小隔间，灯光昏暗，可以让老板们享受私密的美食美酒时光。加百列吃着盘子里的阿拉伯开胃小菜，在人群中寻找着照片中的那个男人。
昆内尔说得没错，音乐到十一点才响起。第一个上台的是一个秘鲁人，穿了一条布裙，用一把尼龙琴弦的吉他演奏了一支印加新世纪风格的曲子。在间奏的时候，他用听不懂的英语讲述着关于安第斯山脉的一些传说。午夜，今晚的主唱来了——几个摩洛哥人演奏了一曲西方人完全无法理解的阿拉伯无调爵士乐。那三个阿拉伯人没有听音乐，一直边喝酒边聊天。肯普先生笑了笑，为那几段有特色的独奏鼓掌。但事实上，加百列也没有听进去，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吧台另一端那个主持大局的女人身上。
那个时候她可真是美得不可方物。这是昆内尔说的。不过如果你要问我的话，她现在也是风韵犹存。
她穿了一条卡普里长裤和一件淡蓝色的丝绸上衣，衣服在她纤细的腰部打了一个结。从背后看，她就像个二十几岁的少女。只有转过身来时，眼睛周围的皱纹和黑发中的缕缕灰色才会出卖她的年龄。她手上戴了好几只手镯，修长的颈项上挂着一件大大的银吊坠。她的皮肤是橄榄色的，双眸颜色深湛，接近纯黑。每见到一个人，她都会在对方的脸颊上亲吻一下，充满自信地低语几句欢迎的话。加百列见过很多这样的女人，从一座豪宅到另一座豪宅，一场派对到另一场派对。这些女人永远都是小麦色的皮肤、高挑的身材，从不结婚生子。加百列不明白，这样的女人跑到开罗来干什么。
摩洛哥五人组要休息一会儿，宣布十分钟后回来。屋子里的灯光调亮了一些，嗡嗡嘤嘤的谈话声也变大了。那个女人离开了酒吧，开始在屋子里穿梭，一桌到另一桌，一个包间到另一个包间，她步伐轻盈，就像只蝴蝶。碰到旧相识，她会热情地亲吻行礼，聊天问好；如果是新客人，她会热情而友好地和他们握手。她转换着不同的语言，阿拉伯语、英语、意大利语、法语、西班牙语，当然还有地道的德语。她得体地接受着别人的赞美——这已经成了她的习惯，举止没有一丝慌张。男人见到她，只敢小心翼翼地压制自己的欲望；而女人则是无限艳羡。
她来到了肯普先生的桌前时，乐队已经回到了舞台上。肯普先生站起身轻轻地鞠躬行礼，握住了她伸出来的手。她握得很有力，皮肤冰冷而干燥。放开他的手后，她把脸旁的一缕头发别在了耳后，用深棕色的眼睛细细地打量他。他如果没看到她和其他男人说话时的样子，一定会以为她在和他调情。
“很高兴您今晚能来这儿。”她用英语说道，语气就像个举行小型晚宴的女主人，“希望您喜欢这儿的音乐。他们真棒，不是吗？对了，我是咪咪。”
说完之后，她就离开了。加百列转脸望着舞台，但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纳坦·霍非的地下监听室里，那段录音中的神秘女人，还有她的朋友托尼。
对了，我是咪咪。
不，你不是，加百列想，你是马德琳，还有亚历山德拉，还有露奈塔。你是小月亮。
第二天早晨，卡图比先生站在他大堂的岗位上。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来电显示，重重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接起了听筒，动作缓慢得如同工兵在拆除地雷，最后把话筒举到了耳边。
“早上好，肯普先生。”
“确实如此，卡图比先生。”
“您需要我帮您拿行李吗？”
“不需要了，卡图比，我改主意了。我决定再多住一段时间。这地方不错。”
“太荣幸了，”卡图比先生冷冷地说，“您想多住几晚呢？”
“还不知道，卡图比。直到我决定好为止吧。”
“好的，我们恭候您的消息，肯普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