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生活很快恢复了规律。每天清晨他都会早早醒来，坐在基娅拉刚刚装修过的厨房里喝咖啡、读报纸。关于哈立德的新闻让他感到非常抑郁。《国土报》把这件事称为“巨大的失误”，而情报处则输了公关战——媒体不同意隐瞒加百列的名字。在巴黎，法国报纸要政府和以色列大使解释《世界报》上那几张神秘的照片。法国外长——这个外表光鲜的人曾经是一名诗人——火上浇油地表示，他相信“里昂车站的屠杀行动和以色列有关”。第二天，加百列心情沉重地读到了罗西尔大街上犹太比萨店遭到人为破坏的消息，还有一群法国年轻人袭击了一个放学回家的女孩，在她的脸上刻了一个纳粹标志。基娅拉通常会比他晚一个小时起床。她看新闻的时候，警觉多过悲伤。她每天都会给威尼斯的母亲打电话，以确定她的安全。
八点钟，加百列会离开耶路撒冷，开车从巴布·阿勒瓦德去扫罗王大道。调查流程被安排在了顶层的会议室，这样勒夫不用走太远的路就可以了解工作的进度。无疑，加百列成为了重要证人。从回到情报处那一刻起，一直到成功从里昂车站逃生为止，他的行为，包括每一个细节，都被重新调查了一遍。虽然沙姆龙预测结果会很糟，但事实反而并没有那么惨烈。调查的结果基本上都是预定的，从目前的状况看来，加百列应该不会成为唯一的替罪羊。这是一次整体行动的失败，所有的成员都口径一致。错误是值得原谅的——探员们因为急于避免一场巨大的灾难，所以踏入了别人的圈套。加百列怀疑过穆罕默德·亚维什的动机吗？怀疑过大卫·昆内尔的忠诚吗？如果他在马赛听从队员的建议，没有跟那个女人走，事情会不会有不同的结果？至少哈立德要诋毁情报处的计划就会落空。“你是对的，”他说，“但我的妻子会死，还有很多其他无辜的人。”
队员被一个个地带到了委员会问话。首先是约西和芮莫娜，然后是雅科夫，最后是迪娜——正是她的发现让整个小组找到了哈立德这条线索。看到队员要经受这些，加百列感到十分痛苦。他自己的事业已经结束了，但对于其他人来说，哈立德的案子会尽人皆知，这将在他们的履历上留下无法洗掉的污点。
傍晚，委员会的工作结束后，加百列会到赫茨尔山陪莉亚待一会儿。有时候他会陪着她在房间里坐着，有时则用轮椅推着她在外面的空地上散一会儿步。她每次都会认出他，而且还会说上几句话。她对维也纳的回忆也没有那么频繁了，虽然他依然不知道她在想些什么。
“丹尼埋在哪儿了？”有一次他们两个人坐在松树下休息的时候，她问他。
“在橄榄山。”
“你能带我去那儿看看吗？”
“如果医生说可以的话。”
有一天，基娅拉陪着他去医院。他们走进大门后，她坐在大堂的沙发上，告诉加百列不用急。
“你不想见见她吗？”基娅拉从来没见过莉亚。
“不，”她说，“我觉得我还是在这儿等吧。不是为了我，是为她好。”
“她不会知道的。”
“她会的，加百列。任何女人都会感觉到她的男人爱上了其他的女人。”
自此，他们再没有因为莉亚争吵过。他们的战斗变成了“暗战”，只有沉默和双关语。基娅拉每次上床前，都一定要看看那份文件有没有签字。她做爱时也和她的沉默一样，带着对抗的情绪。她仿佛在声明：我的身体是完整的，我是真实的，而莉亚只是一个回忆。
这间公寓就像是个幽闭空间，让人觉得恐惧。他们开始在外面吃饭。有几个晚上，他们会走到本·耶胡达街，或者到艺术学院老校区地下室里的莫娜餐厅去吃饭。一天晚上，他们从1号高速公路开到了阿布·高什，那是D计划之后仅存的阿拉伯村庄之一。他们在乡村小广场的一间户外餐厅吃了鹰嘴豆泥和烤羊肉，甚至还想象着，如果哈立德的祖父没有血洗这条公路，一切将会是多么不同。基娅拉从一间银器店买了一只昂贵的手镯送给了加百列。第二天晚上，她又在乔治王大街给他买了一块银手表搭配。她说那是让他记住她的纪念品。
那晚回家后，答录机里有一条信息。加百列按下回放键，听到了迪娜·萨里德的声音。她说她找到了撒梅里亚出事当晚在场的人。
第二天下午，委员会的调查结束后，加百列驱车赶往夏金大街，接上了正在户外咖啡馆等他的迪娜和雅科夫。他们沿着滨海高速一路向北，穿过黄色的路灯，途经海尔兹利和内坦亚。刚过凯撒里亚几英里，就来到了卡尔迈勒山下。他们绕过海法湾，开往爱科。加百列在开往纳哈里亚的途中一直想着本·阿米行动——那晚，哈贾纳卫队就是从这条路来到西加利利的村庄，驱赶阿拉伯人的。就在这时，他看到一个奇怪的圆锥形建筑矗立在一片碧绿的橘子林后面。加百列知道，那栋楼是亚德·拉耶德的儿童纪念堂，是基布兹的大屠杀纪念博物馆。那是华沙犹太人区的幸存者在战后修建的。在集体农场旁边那片无人打理的草地上，就是撒梅里亚的遗迹。
他转上一条当地的小道，开进内陆。进入阿勒马克之后，暮色降临了。加百列停在大街上没有熄火，下车走进一间咖啡馆，并问店主哈姆扎·阿勒·萨马拉家在哪里。站在柜台里边的阿拉伯人没说话，冷冷地上下打量了一番加百列。显然，他认为这个陌生的犹太人是沙巴克的官员。加百列并没想澄清自己的身份。阿拉伯人带着加百列来到街上，比划了一阵就径自回屋去了。
那是村子里最大的一栋房子。很多孩子在满是尘土的小院子里嬉戏，看样子，阿勒·萨马拉家几代人一直都生活在那里。院子中央坐着一位老人，穿了一件灰色长袍，围着阿拉伯围巾，嘴上吸着烟斗。加百列和雅科夫站在院门口，等待他让他们进去。迪娜留在车里——加百列知道，那个老人决不会和一个没有裹头巾的犹太女人说话。
阿勒·萨马拉抬起头来，随意地挥了挥手，示意他们进去。他和最大的孩子说了几句话，不一会儿，孩子们就搬来两把椅子，然后一个女人端来了两杯茶，那可能是他的女儿。直到这时，加百列都还没有机会跟他解释自己的来意。他们沉默地坐了片刻，然后开始在院子里的蝉鸣声中喝起茶来，以化解尴尬。一头山羊闯进院子，脑袋轻轻顶了顶加百列的脚踝。一个穿着裙子光着脚的孩子把山羊轰了出去。在这里，时光仿佛是静止的。如果没有电灯的灯光和房顶上的卫星接收器，加百列会觉得巴勒斯坦依然在君士坦丁堡的统治之下。
“我做错了什么事吗？”那个老人用阿拉伯语问道。大多数阿拉伯人见到两个政府官员模样的大男人来到自己家，都可能会作出这样的反应。
“没有，”加百列说，“我们只是想和你聊聊。”
“聊什么？”
那个老人听到加百列的回答后，若有所思地抽了口水烟。他的灰眼睛看上去昏昏欲睡，胡子修剪得很整齐，穿着拖鞋的双脚很粗糙。
“你们是哪儿的人？”他问。
“耶斯列谷。”加百列回答说。
阿勒·萨马拉缓缓地点了点头：“在那之前呢？”
“我父母是德国人。”
那双灰眼睛从加百列转向了雅科夫。
“你呢？”
“哈德拉。”
“之前呢？”
“俄国。”
“德国人和俄国人，”阿勒·萨马拉摇了摇头，“如果没有德国人和俄国人，我应该还住在撒梅里亚，而不是阿勒马克。”
“村子被占那天你也在？”
“不完全是。我正在村子附近的田里。”他停了一下，又狡黠地加了一句，“和一个女孩在一起。”
“行动开始后呢？”
“我们躲在田里，看着村里的人都朝北走，去了黎巴嫩。我们一直等到第二天。天黑之后，我们走到了阿勒马克。我的家人——我的父母和兄弟姐妹——全都去了黎巴嫩。”
“和你在一起的那个女孩呢？”
“她嫁给了我。”他又抽了一口烟，“我也是个流亡者，只不过是在国内流亡而已。我依然有我父亲在撒梅里亚的地契，可是我回不去。犹太人没收了我们的土地，也从来没想过弥补我的损失。想象一下吧，大屠杀的幸存者在阿拉伯村庄的废墟上建了一座集体农场。”
加百列环视了一下房子的四周：“你现在过得还不错。”
“我比那些真正的流亡者过得好太多了。如果没有战争，我们都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但我并不怨你们，我怨的是阿拉伯的首领。如果哈吉·阿明和其他人接受了划分决定，那西加利利依然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但他们选择了战争，而且还输了。他们说阿拉伯人是受害者。阿拉法特在戴维营做了同样的事，对吧？他又放弃和平的机会，开始了另一场战争。犹太人一还击，他就声称自己是受害者。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接受教训呢？”
山羊又回来了。这一次，阿勒·萨马拉用水烟袋的烟嘴打了一下它的鼻子。
“不过你们来这儿肯定不是为了听我讲这些老故事的。”
“我们想找你们村里的一户人家，不过我们不知道他们姓什么。”
“我们大家都很熟。”阿勒·萨马拉说，“如果我们现在在撒梅里亚的废墟里，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家在哪儿，还有我朋友的家、我表兄弟的家。跟我说说这家人的事，我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
加百列把那个女孩在到巴黎之前讲给他的故事告诉了那个人——她的祖父是村里的长者，不是村长，但也是个非常重要的人，他有四十德南的土地，还有一大群羊。他至少有一个儿子。撒梅里亚被占以后，他们逃去了北边，到了黎巴嫩的艾因赫勒韦难民营。阿勒·萨马拉若有所思地听着加百列的描述，但样子好像很迷惑。他回头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女人出现了，和他年龄差不多，头上蒙着头巾。她和阿勒·萨马拉说了几句话，小心地避开了加百列和雅科夫的眼神。
“你确定他有四十德南的地？”他问，“不是三十，不是二十，是四十？”
“至少别人是这么告诉我的。”
他沉思着抽了一口烟。“你是对的，”他说，“这家人去了黎巴嫩的艾因赫勒韦。不过黎巴嫩内战后，事情就更糟了。男孩子们去打仗了，我听说他们都死了。”
“你知道他们叫什么吗？”
“他们姓阿勒·塔马里。如果你遇到他们，请帮我向他们问好，跟他们说我去过他们家。别告诉他们我在阿勒马克有房子，他们听了会难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