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姆斯特丹

    这是一幢典雅的临河建筑,就坐落在著名的绅士运河的黄金曲线上。建筑又高又宽,一扇扇大窗户俯视着运河,一侧的山形墙高高耸立。它的主人是大卫·摩根索,是一位富豪。由他担任主席的奥普提克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时尚眼镜制造商之一。他还是一名狂热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多年以来,他已经向以色列慈善机构贡献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又将同样多的美元投资给了以色列的企业。身为荷兰犹太人后裔的美国人,摩根索在纽约的几个犹太人组织的理事会里供职。在以色列的国家安全问题上,他是公认的鹰派。他的妻子辛西娅是纽约知名的室内设计师。他俩每年回阿姆斯特丹的家两次,如同候鸟一般准时——一次在夏季,途经此地再转去戛纳城外的别墅;另一次是在冬季的假期里。

    塔里克坐在运河对面的咖啡馆里,喝着温暖甜美的茶水。他还了解大卫·摩根索的其他一些事情——那些事情不会出现在社区报纸上,也不会登在世界商务杂志上。他知道,摩根索同以色列总理私交不浅;还为阿里·沙姆龙做过些事情;他还曾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政府之间充当过秘密中间人的角色。正因为所有这些,塔里克要杀了他。

    蕾拉在逗留阿姆斯特丹期间,已经完成了一份详尽的监控报告。大卫和辛西娅·摩根索会在每天早上离开家,去逛博物馆或去乡下溜冰。整个白天,房里留下的唯一一个人就是一名女佣,一名年轻的荷兰女孩子。

    这也太手到擒来了。

    一辆由专职司机驾驶的梅赛德斯奔驰呼啸着停在房外。塔里克看看表,下午四点,完全准点。一名高个子的灰发男子下了车。他身穿一件厚毛衣,一条厚灯芯绒裤子,手里提着两双溜冰鞋。片刻后,一名姿色诱人的女性出现了,穿着黑色紧身裤,上身穿一件套头衫。他们走进了临河豪宅。梅赛德斯开走了。

    塔里克在桌上留下几枚荷兰盾,走了出去。

    他缓缓地朝阿姆斯特河上的船屋走着,此时雪花开始飘起来,落在绅士运河上。一对自行车手无声地滑过,在新铺成的雪地上留下车辙,宛如—条黑丝带。异国城市的夜晚总是令他忧郁。灯火亮起来,写字楼空了,酒吧和咖啡馆渐渐客满起来。在沿着运河的一幢幢房舍里,隔着宽敞的窗户,他能看见父母回到儿女身边,夫妻相聚,情人相会,灯光里暖意融融。生活啊,他想着。属于别人的生活,属于别人的祖国。

    他想到了凯末尔在火车上告诉他的事。塔里克的老冤家,加百列·艾隆,已经被阿里·沙姆龙重新起用,为的就是找到他。这个消息并未引起他的重视。说真的,这是他巴不得的。这会使得今后的几周时光更加甜美。想象一下,一边毁掉他们的所谓和平进程,一边顺便收拾了加百列·艾隆,真是一石二鸟。

    杀死艾隆绝非易事,不过塔里克徜徉在绅士运河的岸边,心里已经有了三分笃定,因为他自认手里握有一个明显的优势。艾隆正在挖地三尺要找到他,就凭这个塔里克就掌握了主动。猎手必须向猎物靠拢,然后才谈得上猎杀。只要塔里克举措得当,就足以引诱艾隆自投罗网。然后,我会杀了他,就用他杀穆罕默德的手段。

    情报机构在力图抓捕恐怖分子的时候会采取两种基本的方法。一种是使用高超的技术截获恐怖分子的通讯联络,另一种是在对方组织里打入自己的卧底特工,或者策反对方组织里的特工为己所用。塔里克和凯末尔在通讯方面格外警惕。他们会尽一切可能避免打电话或使用互联网,尽量使用专人做信差。凯末尔派去萨莫斯岛的笨蛋就是其中之一!不,他们不可能靠截获他的通讯联络来确定他的行踪。因此,他们会尽力派特工来渗透进他们的组织。情报特工要想打入恐怖分子的组织,无论如何都是很难的。要想进入塔里克的组织就更是难上加难。他的组织规模小,组织严密,机动性高。他的成员们忘我投入,训练有素,而且极其忠诚。绝不会有谁背叛他而去投靠犹太人。

    这就是塔里克可资利用的优势。他已经知会过凯末尔,要他联络每一位特工,向他们发出一道简单的指令。一旦任何人发现任何异常,比如有受到陌生人监视的迹象,他们必须立即报告。如果塔里克可以据此判断有以色列特工介入,他就会立即变身,由猎物变为猎手。

    他想到自己执行的一次行动。当时他还同吉哈兹·埃尔·拉兹德在一起,属于巴解组织的情报部队。他当时认出了一位以色列“机构”的特工。该特工以外交人员的身份作掩护,藏身于以色列驻马德里的大使馆。此人已在巴解组织内部吸收了数名间谍,于是塔里克决定对他还以颜色。他派了一名巴勒斯坦人扮演成一名叛变者,去了马德里。巴勒斯坦人在马德里大使馆内同以色列官员会了面,向他承诺提供巴解组织领导人的敏感情报以及他们的个人习惯。起初以色列人拒绝接受。塔里克预料到了这个结果,于是他给了特工一些真实的信息作为诱饵,都是些无伤大雅的情报,以色列方面早已知晓。于是以色列方面相信他们面对的是一位真正的叛变者,同意和巴勒斯坦人第二次见面——一周之后,在一间咖啡店里。不过这一次,塔里克亲赴马德里。等到了约会时间,他走进咖啡店,朝以方官员的面部连射两枪,随即平静地离开了。

    他来到了阿姆斯特河边,沿着岸堤走了一小段,来到女孩的船屋前。这个地方让人沮丧,肮脏,充满毒品和性用品。不过他偏爱这样的地方,因为它们是筹划出击前最适合的藏身之所。他穿过甲板,走进船舱。天窗已被新雪覆盖,客厅非常之冷。塔里克扭亮一盏灯,然后打开一台小小的电暖气。他能听见那女孩正在卧室里,缩在毯子里折腾着。她是个可怜虫,坏女孩,同他在巴黎勾上的那位完全不同。送走了之前的那位后,谁也不会稀罕眼前这位的。

    她翻过身,隔着垂下的金色发绺凝视着他:“你去哪里了?我都为你担心了。”

    “我只是出去走走。我喜欢在城里走走,尤其是下雪天。”

    “现在几点?”

    “四点半。你是不是该起床了?”

    “我还有一个多小时才出门呢。”

    塔里克为她冲了一马克杯雀巢咖啡,端进卧室。英奇翻过身,一只手肘支起身体。毯子从身上滑下来,露出了乳房。塔里克把咖啡递给她,扭头看着别处。女孩喝着咖啡,眼睛隔着马克杯的边缘盯着他。她问道:“出什么事儿了?”

    “没事。”

    “你干吗不看我?”

    她坐起来,掀开毯子。他想说不要,又怕引起怀疑——一个法国男人面对姿色诱人的女性怎么会抗拒呢?于是他站在床边,任凭她替自己脱了衣服。一番云雨之后,他在她体内爆发了。他心里想着的,不是女孩,而是如何最终干掉加百列·艾隆。

    她走后,他久久地躺在床上,听着河上来来去去的船声。一小时后头痛袭来。如今它们来得更频繁了——每周三次,有时四次。大夫警告过,这是必然会发生的现象。疼痛渐渐加剧,直到后来他几乎要失明了。于是他将一块湿冷毛巾盖在脸上。他不要止痛药。痛可以使他的感觉麻木,让他睡得更沉,让他感觉似乎在向后跌落,直落进一个深渊里。于是他独自躺在荷兰女孩的床上,在阿姆斯特河上,在一艘船屋里,感受着痛楚——似乎有人正在将熔融的铅水灌进颅骨和眼窝。